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楼继伟到底说了啥155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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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楼继伟到底说了啥1554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楼继伟到底说了啥？
（15.5.4）
4月30日，被市场热烈讨论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所做的演讲全文终于公布了。
尽管此番讲话发生在4月24日，此后读者也只能从各大媒体知晓楼继伟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但对此讲话内容的争议和讨论却持续至今。
为方便读者思考和评判，华尔街见闻全文转载上述楼继伟讲话稿，内容如下：
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
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
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
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
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
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
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
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我想讲四个方面。
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
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
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
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
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
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
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
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
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
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
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
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
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
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
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
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
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
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
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
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
“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
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
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
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
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
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
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
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
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
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一是高杠杆率。
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
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
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
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
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
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
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
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
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
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
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
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
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
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
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
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
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
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
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
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
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
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
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
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
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
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
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
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
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
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
还有一个一般规律：
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
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
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
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
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
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
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
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
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
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
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
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途径就是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
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
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
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
那怎么释放人口呢？
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
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
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
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
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
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
怎么办呢？
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
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
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
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
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
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
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
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
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
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
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
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
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
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
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
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
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
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
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
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
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
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
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
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
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
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
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
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
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
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
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
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
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
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
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
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
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
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
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
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
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
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
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
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
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
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
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
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
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
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
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
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
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
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
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
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
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
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
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
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
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
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
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
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
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
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
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
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
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
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
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
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
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
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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