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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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四 结语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
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
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
就地貌来说，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①。
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
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考古学文化上的辽西②。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
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
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③。
在这个意义上，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
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④；
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最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目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比较清楚，考古材料的积累也相当丰富。
在文化谱系的研究之外，聚落形态⑤、经济形态⑥、精神意识层面的研究方兴未艾⑦。
但是，考古学材料通常是零碎甚至扭曲的。
因此，考古学家在判断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能依据单方面的材料，必须进行多途径的推理，把各方面的证据汇合起来建立可靠的判断⑧。
本文之所以选择“适应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是鉴于单方面考古材料的欠缺与偏颇，它有助于我们统合各方面的材料与证据，通过多途径推理说明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
生态交错带作为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关系紧密，生态交错带的变化与人类适应方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
简单地罗列环境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足以得到说明，而且常常给人一种错觉：
环境变迁决定了人类适应方式的变化。
实际上，史前人类的适应方式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策略，甚至在同一文化生态区内也是复杂和多样的。
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
生态交错带（ecotone），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特征相似的区域）的交汇地带。
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
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
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态交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性⑨。
但即便如此，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在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同的生态带迁徙。
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⑩。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猎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强。
生态交错带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
与此同时，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这尤其表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
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年降水变率在20%左右，连续旱年不断发生（11），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响是不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
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1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13）。
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
再者，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区别。
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首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最后才会考虑强化。
提高流动性最简单，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
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带地区（14）。
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如捕鱼的工具（渔舟、渔叉、渔网等）。
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
最后，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
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
因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
比如农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除非扩大生产规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
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物生产；
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
扩大资源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
一是交换，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猎物、皮毛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
同样，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业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的；
劫掠者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
当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成本。
因此，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同时，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
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
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来减少风险。
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的机会。
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礼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
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装饰主题发生兴趣；
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来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此。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种缺乏。
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
比如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动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5）；
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16）。
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译考古材料（17），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
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
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18）。
图一 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
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目前还不能肯定。
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关适应方式的材料。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前人群的划分，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划分不能对等。
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9），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适应辐射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随之收缩（20），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
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及小孤山模式。
和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后两种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
相比而言，小孤山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渔叉，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21）。
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趋向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22）。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燕山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文化遗物可以拼合，地层中还保存有树叶；
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
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遗迹，在其周围发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
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和鱼，既有林缘动物，也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
石器组合中工具所占比例为4%（共计46件），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业类型；
另有411件碎骨被鉴定为骨制品，其中64件被定为工具（23）。
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没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
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标准化的长石片，体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24）。
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主要以野马、野驴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208个个体，野驴的乳齿还有400余枚）的动物遗存（25）。
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适应是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四测年距今27880±
510年）（26）和喀左的鸽子洞（27），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有玉田孟家泉、昌黎淳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
细石叶技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28），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以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
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华北地区，因为末次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生（29）。
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人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应。
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工具组合。
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淳泗涧（30）、东灰山（31）出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用作渔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的范围，和小孤山的渔叉相比（32），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
这种格外细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西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它和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
应该指出，末次盛冰期前后，生态交错带的位置并不在燕山—长城一线。
按周廷儒等对虎头梁融冻褶皱、冰楔的研究，华北末次盛冰期，当地降温幅度10-11℃，比欧美同纬度地区大（33）。
吴海斌等研究认为，北方末次盛冰期时沙漠向南扩展至北纬36度，向东达到东经125度地区（34）。
把这些研究结果和现在气候相对比，可以推断出生态交错带的范围大概在秦岭—淮河一线，现在这个地区年均气温15℃，而燕山—长城地区北部边界年平均气温大约5℃，与周廷儒等的推断大体吻合。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秦岭—淮河一线同时也是细石叶工艺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布的南界，同时还是末次冰期时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分布南界，也正是这个生态交错带的南移，因此推断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腹地（35）。
简而言之，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交错带。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温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气温已和现在差不多（36），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逐步形成。
这个升温过程对史前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像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Dryas）这种迅速的气候波动（37）、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38）、植物的替代（39）、动物的绝灭（40）、季节性的增强（41）等。
与此同时，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后段已经扩展到美洲，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已为人类占领，人类无法再以人口扩散来降低人口的压力。
再者，由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有一定的限度，即人类在没有畜力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步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人类需要新的适应策略来应对生存的压力。
文化系统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致的，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这样的生态交错带受到的压力最为明显，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比较清楚。
北京地区东胡林和转年遗址的发现印证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人类开始强化利用一些资源。
当然，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强化并不是晚更新世末独有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42），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43），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和利用小动物一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
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
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转向食物生产。
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费时的植物，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44），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
陶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设计，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不划算的（45）。
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人类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46）。
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
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艺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农的瓦皮顿（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47）。
如果东胡林、转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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