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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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精
2006/9
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刘大禹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热情参与政治论争,形成了以《独立评论》等刊物为中心的论政场所,完成了由学术到政治的转变,并实现了与政府的人事结合。
此举加快了国民政府独裁体制的形成,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施政方式带来一些新变化。
但是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由于受制于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大环境之局限,注定其殊难施展宏图。
关键词:
自由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
文章编号:
（9217-05
作 者:
、湖南科技大学教师;江苏,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
本文属于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中期成果（03JZD009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政制变化的新现象,一是集权政体逐渐形成,二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被延揽于政府之中,出现了“专家治国”的景观。
关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已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但自由知识分子如何与国民政府相结合及结合的程度,并对国民政府政治或行政产生何种影响,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自由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参与的实践,并由此评价其对国民政府的施政所产生的影响,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背景
1.自由知识分子有对国家政治评论的主观愿望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实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而这种传入主要反映的是“体制概念”而不是其“思想性”。
①故而,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热衷于对政治制度层面的批评,有对国家现实以关注并试图参与政治之意。
从国民政府的现实观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在肯定政府前提下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
换言之,他们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受道德热情驱使而试图“澄清政治的迷雾”,不自觉卷入了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特殊的学术或生存背景下实现了团体的聚集,表达共同的观感。
“新文化运动”后,人们把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如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即试图以超越政治的诸般文化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是典型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崇尚的缩写。
而当胡适完成了由超然独立到国民政府的“诤友”“诤臣”的转变后,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乃显得更为鲜明,更自由的表达政治观点,“言论干政”。
②蒋廷黻在谈到知识分子的使命时,他认为在英美社会里学者和专家并没有,“,故意采老百姓,”
”,教育官、,,靠公家薪津吃饭是一致的,所以”。
③故而,自由知识分子、权利或宪政的向往或愿望,他们表达观念时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自由的“论述空间”,否则其思想行为必受诸多限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内忧外患之国家政治环境为知识分子在政论上的活跃提供了机会。
针对南京国民政府训政阶段的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政治诉求。
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如孙科等人亦有类似的主张。
一二八事变后,孙科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表示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虽然孙科有借宪政之名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应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自由知识分子对政治关注的热情。
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国民政府政制改革成为了国难时期舆论界最流行的话语。
2.国难期间国民政府政治权威人物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断示好
自由知识分子除了主观上有改造国家政治的愿望外,国民政府政治权威所抛出的橄榄枝亦为其政治热情高涨的重要因素。
国难期间,不论是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还是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均对自由知识分子施有意拉拢之举。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出于与蒋介石争权之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对自由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拉拢的表示。
如汪屡次邀请胡适出任政府职务,胡并未应允,但推荐王士杰为教育部长,为汪兆铭所接受,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
④不过此后胡适由于对汪氏“困蒋待援”之对日政策不满,胡提出的观点是“苦撑待变”。
汪、胡的意见分歧也昭示着汪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有下降之趋势。
除此,汪也常常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如蒋廷黻等人。
1932年秋之前,汪与蒋廷黻相见了三次,一次是汪在南开演讲,一次是在汪主持召开的国难会议期间,第三次是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汪精卫约蒋廷黻到南京见面,询问关于外交的问题,因为蒋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颇有心得。
⑤而国难会议,更是汪精卫试图与自由知识分子拉近距离的重要尝试。
1932年4月在洛阳举712
行国难会议,先后四次延聘会员359人,绝大多数为非国民党员,乃至北洋系军人,即前北京政府高级官吏,旧国会议员,工商金融巨子,与乎素来反对党治而又反共最早之中国青年党人,具在包容被邀之列。
⑥不过蒋廷黻认为“政府对国难会议的态度完全不一致,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的报告为标准,显然是无诚意的”。
⑦可见汪精卫对国难会议只是作出了一些姿态而已,但他的一些哗众语言确实蒙蔽了相当多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致于他们认为可以在国难时期大展宏图。
与此同时,蒋介石重新出山后出于政治目的,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不断取得了进展。
1931年10月,蒋介石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
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
⑧据翁文灏所记,“1932年初,蒋君（介石叠电邀余,往谈国事。
余与蒋君虽同生甬郡,但余素志学术,与蒋从未往返”,在牯岭与蒋见面时,蒋表示“愿以三日时间由余面为陈说”。
⑨蒋通过直隶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了大批人才亦有试图与自由知识分子关系融洽的意图
前后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
据钱昌照回忆,“1932年春,
、周览、胡适、张其昀、吴鼎昌、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
”按照钱昌照的解释,“我为蒋介石延揽了许多知识分子,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由于“蒋介石与知识分子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有一段时间,他的声誉渐渐好了起来,说他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等等”。
⑩
国民政府最重要的两大权威人物对自由知识分子的示好,加速了自由知识分子与政界人际网络的扩大,成为了国难时期自由知识分子与政治结合的必要条件。
有论者认为,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个人与团体利益得到当局的某种认同,则可能转化为体制的拥护者。
事实上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权力核心趋于稳定以后,似乎也乐于接纳这部分人到政府行政职能部门从事行政事务方而的管理工作。
瑏瑡正是在特殊时期,国民党及政府高层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重视,使其在现有政治体制内有了相对自由评论并参政的可能。
二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过程
由于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关注焦点在于政治体制或制度层面,以其发展的历程而言,他们往往对近代政治腐败产生厌恶而欲远离政治,但对国家的一种现实关怀又不得不卷入政治之中。
在留学欧美所形成的民主理念之基础上,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办理报刊杂志的方式而达到了论政场所的形成,并以此形成了与官方的“权势网络”,其政治主张亦得到部分实现。
1.自由知识分子政论场所的形成与政争
就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论,他们有较多的使命感,有更多的热忱愿意发表意见,讨论国事,参与政治。
从民初开始,自由知识分子就积极发表政见,如胡适虽然在《新青年》时代表示“不谈政治”,但到《努力周报》时期却大谈政治,初步完成了从学术到政治的转变。
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出版的一年半之中,写了123篇文章,约十万字。
瑏瑢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评价及提出见解,平津的《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逐渐成为论政阵地。
京沪地区的《时代公论》、《国衡》、《政治评论》、《行政效率》等刊物亦刊有许多政论性的文章。
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前景极为担忧,他们通过办刊物的方式表现其政治主张,《独立评论》即在此环境下面世。
翁文灏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为国局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其时在平友人,多此同感。
因与胡适、丁文江、周炳琳（北京大学、蒋廷黻、吴景超（清华大学、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吴宪（协和医院、竹垚生（浙江银行诸君印行《独立评论》周刊”。
瑏瑣1932年5月22日,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出版第一期,至1937年7月25日出最后一期,合计244期。
该刊主要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在于研究学术。
有关于《独立评论》,瑏瑤本文
:
,而第二阶段关。
瑏瑥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最受外界所关注的独裁论者就是蒋廷黻、丁文江与钱端升等自由知识分子。
有关于争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许多注意,本文在此不再累叙。
在以《独立评论》为论政场所的文章中,争论焦点是面临国难期间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应施行民主还是独裁的问题。
虽然《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见解不一,但从国难背景而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独裁派,如钱端升、蒋廷黻、丁文江、张弘伯、徐道邻、胡道维、陈之迈、萧公权等都不反对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巩固中枢。
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主要撰稿人中不少人先后从议政走上从政道路。
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背景是以清华、北大教授为主,虽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都是当时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但于非常时期加入了政府,改变了知识分子所谓的不谈政治,而成为了整日专谈政治的专家,由早期的民主政治的信仰者转变成了独裁政治的支持者。
至于由中央大学的几名教授杨公达、张其昀、梅思平、何浩若、萨孟武等人所创办的《时代公论》,虽然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有一些批评,但大多数文章均表示出了对中央政府的拥护。
由此,实难判断学术与政治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
在此,并非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落后,而是在国难期间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要求通过政治上的变革以拯救国家的目的。
自由知识分子在强烈救亡意识的基础上对政治论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符合世界集权政体潮流的需要,他们对国民政府集权体制的不反对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独裁体制的形成。
2.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专家政治的内涵
自由知识分子在论政之时,指出了国民政府政制的弊端,对国民政府的治国方式提出了一些见解。
随着现代行政事务的增加以及国难时期危局的应对,国家更需要在各行业拥有出色的技术人员即专家,专家意味着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中有着出色技能的人士。
实际上,自由知识分子与专家殊难区分,盖论政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不单纯是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亦有经济学、地质学等各学科的专门人才。
不论出身文理或工科,他们大多拥有出色的政论水准。
如论政较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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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中的学科背景,胡适、蒋廷黻、陈之迈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吴景超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何廉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周炳琳为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翁文灏为比利时卢汶大学物理学及地质学博士。
可以认为,他们本身即为专家的代表。
应该说《新月》杂志是专家政治论的最早倡导者。
罗隆基在《新月》第2卷第2号发表了《专家政治》一文,指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专家政治”意味着“只问行政,不管主义”。
20世纪政治上的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行政的管理标准是经济和能率,管理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行政人员也要有专门知识。
瑏瑦而丁文江所主张的“专家治国”更有利于国民政府所主张的治国方略。
丁乃格纳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士,任职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
丁文江的“专家治国”主张带有封建时代“士大夫”政治的底色。
其所倡导的“专家”,主要是指那些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主要职业、游离于现实政治边缘的知识份子群体。
丁认为专家身份应该是“智囊团”,“独裁的首领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瑏瑧当然,
相同的,
”,并不是指,而是指那些具有较。
陈之迈所谓的“行政专家”主要是指“事务官”一类,他所谓“专家治国”也主要指国家政治活动中技术性和程式化的日常行政工作。
专家政治上的专家应该是行政管理上的现代化,专家是“成千上万的官吏”。
瑏瑨而陈的专家政治的主张更符合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的要求。
由此可以观之,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对政治改造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国难时期实行“专家政治”,实际上它是一种在肯定国民政府政制的基本前提下所提出的政治改良。
这种政治主张实现的条件是在赞成政府当局集权体制下通过设立议政、咨询机构或援引专家进入政府,从而实现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自由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此种方式使其政治主张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3.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实践
如前所述,自由知识分子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国家政治进行了较多的争论,知识分子论政本身亦标示着其参与政治的期待。
这些论者中,大多留学欧美,在各个领域都很出色,尤其是出身于政治或历史的学者,当其参与政治后,本着对世界各国政治的纯熟,必定在政治参与中体现自己的对政治改造的主张。
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事政治的活动主要表现为:
其一,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
自由知识分子论政及鼓吹专家治国最繁荣时期当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所面临的国难时期,此时的对日问题无疑成为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工作。
胡适即为在此背景下论政与参政的典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关于对日问题,当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时胡适属于“低调俱乐部”的人。
钱昌照与王士杰建议蒋介石派胡适到欧美去解释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
蒋约见了胡适,对他说:
“你是懂政策的,毋需我多讲”。
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昌照亦推荐了钱端升与周鲠生随行。
胡适到了美国,负起了蒋介石的使命,就只得放弃他的低调。
瑏瑩胡适此举即为自由知识分子常常在特定时期不再自由评论政治的现象,同时也与政府当局的结合较为紧密,以致全面抗战后胡适做了驻美大使,周鲠生做了参赞。
随着时局的变化,自由知识分子在政治的网络中不断延伸,并在国民政府大政方针上对当权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1933年3月3号,当热河危急之时,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三人会商,即拟了一个电报,用密码打给了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
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次日,翁文灏即收到了蒋介石复电说将于3月5日北上。
3月10日,张学良约了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胡适谈话,张说他已见蒋,蒋要他辞职,他已辞了,特邀几位来告别。
3月13日,丁、翁、胡三人又同到保定去看蒋介石。
瑐瑠
。
或许受中国传统士,
且以北大、清华教授为主,纷纷参与政治。
如1932年11月29日国防设计委员会秘密成立时,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最初有委员39人,该机构就是延揽专家入政府的最直接表现。
如《独立评论》主要的撰稿人中,大多数人虽为大学教授,但都不同程度参与于政治之中,其中行政院延揽了其中的大多数人。
譬如,曾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做了驻美大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做了行政院政务处长;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则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及经济部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景超做了行政院秘书及经济部秘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廉做了行政院政务处长及经济部次长;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则做了行政院参事及驻美大使馆参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做了教育部常务次长;燕京大学代校长周诒春做了实业部常务次长;此外如张奚若、陶希圣、傅斯年等则做了国民政府参政员;还有受蒋介石器重的丁文江亦准备拟为行政院铁道部长。
此外还有诸多自由知识分子与政治进行了较为密切的结合。
可以推论,以清华为代表的学人被延入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其对政治改制的抱负。
此后,国民政府高层人物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亦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三 自由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绩效评价
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后,究竟对国民政府的政制变迁产生了多大影响,或其绩效如何,此乃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
邓丽兰通过对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的探讨,认为南京政府一定程度地吸收专家参政,在行政技术化、立法科学化等方面有一定改进,但未改变蒋介石专制政权的性质。
瑐瑡指望自由知识分子通过“权势网络”的加大而完全改变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未免希冀太高。
自由知识分子虽然赞成民主,试图走宪政道路,但在国难时期,残酷的现实使其更趋于理性思量,他们不但不会主动要求改变国民政府的根本性质,而更赞成在现有体制之下的政治改良,甚至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集权政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国际集权思潮的冲击下,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断鼓噪与推动的结果。
他们在国难时期对912
政治的关注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政治之中,无疑会给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及执政方式带来一些变化。
1.推动国民政府执政方式的某些改革
蒋廷黻、陈之迈等人所主张的改组政府、加强集权,本就符合当时国民党政府形式的需要,其政治主张乃对原有体制的维护与行政效率提高之意图。
自由知识分子不只是跟从政府,而是在一种良好愿望的基础上对政府进行批判。
虽然有些言词颇为激烈,他们的主张和蒋介石试图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密切相关的。
尽管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不意味着能给政府带来全新的变化,但对行政院执政方式的效率与实践影响较大。
当翁文灏得知自己将任为行政院秘书长,其在日记里写道“誓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波流坠俗尘”,以自策勉。
瑐瑢拳拳报国之心可表,保持独立之意可昭。
如蒋廷黻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甫入政坛即期望能给政府运行带来太多变化难免强人所难,但其对行政机构运行的洞察力足可对执政方式产生震动。
蒋廷黻在进入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
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
相摩擦。
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
瑐瑣虽然蒋廷黻等人在行政院内的专家政治理念遇到了不少阻力,此后国民政府的政治改革及人事改制仍然具有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某些痕迹,如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机构裁并、人员精简等行政改革就是其重要体现之一。
2.更多自由知识分子卷入政治之中,充当了政治民主化的某些装饰
无疑,自由知识分子是人才的象征。
当自由知识分子卷入政治之后,更多专门人才被卷入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之中,充当了政治民主化的某些装饰。
如蒋介石多次表示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对人才的重视,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就是人的问题。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人事之藏否,即效能之高下与政治之成败所系,而制度之优劣犹居次要。
用人之道,必先知人,知人之先,必重考察。
考察之法,应以办事实为第一标准。
大抵以言行一致多实事而寡虚文者是也。
再则为主官者,必须精勤笃实,以身作则,所有部属,不可使一人有一刻之闲。
故即或公务有余,亦当责其修学术,或从事调查考察等类工作,此又磨练与培养人才之要道也”。
瑐瑤于此可以看出,随着蒋地位的稳固,他也需要作出更多姿态来安抚知识界,以争取有利舆论。
当然,蒋介石本人似乎也无意要这类技术型官员（如蒋廷黻、翁文灏、蒋梦麟等过多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而专做具体行政事务。
但是专家政治的理念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逐步加强,以致于1940年1月20日创刊的《行政评论》在刊前献词中谈到:
“近代政治的进展,已逐渐注重到专家政治,尤其是中国在抗战建国的伟大工程中,更在与专家行政发生密切联系作用……”。
瑐瑥专门研究行政问题的机构不断增加。
即便是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一定程度上亦为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专家政治的一种表现。
在国民参政员中,很大部分来自于学界,如湖南省的八个参政员中,其中五人曾为大学教授或研究员。
其余如杭立武、傅斯年、周鲠生、杨端六、钱端升、周炳琳、张其昀、张奚若、萨孟武等参政员均为专家的代表。
瑐瑦不难发现,更多知识分子卷入政治之中,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表征就更为明显。
3.受制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大环境殊难有所作为
尽管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论政逐步扩大影响,并达到与政治的结合,然而其所主张的专家政治受到整个国民政府的施政环境和国际态势的限制。
尽管诸多参与政治的自由知识分子或专家不辞辛劳工作,实际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自由知识分子虽然本着对国家前景的担忧而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中,或完成了从学术到政治的转变,但大部分由于其自身的清高以及孤傲,不愿同流合污。
李敖在《蒋廷黻选集》的序言中谈到所写的《蒋廷黻和他走的路》中的结论:
“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
瑐瑧自由,即是从政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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