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史料集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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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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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注释
大生纱厂
材料一
通海产棉丰盛，冠绝亚洲，清季洋纱，内灌日广。
而日本纺厂，则以通棉制成之纱，转而售我，利权外溢，年盛一年。
县人张绅謇，怒焉忧之。
适江督张之洞属苏通绅士，相商集股设机厂造土货，张绅謇与焉。
因倡就通，组织纺厂，图塞漏卮，择比唐闸，禀案纠股。
自光绪二十一年冬议办，二十五年秋，阅四十四月，始克有成，中经困呃周折历史甚长，另著有说。
其时商部未设，商律未颁，一切自拟章程察办。
光绪三十三年开股东会，始遵公司律，定名有限公司，案部立案注册。
初仅用张之洞督鄂时购入而搁于沪滩数年之纱机二万八百锭，作价银二十五万两，盖以商股银二十五万两。
嗣设新厂，增二万八百锭，作价如前，商股则溢出二十五万两之外，前后合共计资本银一百十三万两。
集股办事各项章程，另有单行印本（原议官商合办）。
领用官机价银五十万两作为股本，第一次正式股东会，官股代表、商股股东公同议决，官股按银填给股票，与商股一律。
其建设所费，则原领官机，全部银五十万两，补购轨花车等银二万二千五百十七两。
嗣增购粗纱车等银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三两，各种机器备件银四万八千二百两，灭火机银一万八千九百八十八两，全厂建筑工程银三十一万零三百八十一两，电灯机器银三万四千六百六十五两，全厂地价银一万九千二百十一两，共银一百零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两。
自光绪二十五年迄至民国二年止，其间凡阅十五年，获利共计二百九十万两有余。
所谓公积、存余、折旧、股分余利、地方公差、花红等，尚不在内。
此十五年中，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为最巨，入民国以来，营业上之比较，尚不亚于前云。
——《南通大生纱厂调查记》
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193-194页。
材料二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自胡适：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解读】甲午中日战争后，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与张謇商议设厂事宜，要求在南通老家守制的张謇邀集当地绅商“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厂。
1895年张之洞奏准朝廷，由张謇试办纱厂。
但张謇在当地招商股并不顺利。
1896年，张謇通过刘坤一将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机两万余锭领回，作价25万两。
1897年，盛宣怀又认股25万，即所谓“绅领商办”，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1899年正式开始生产棉纱。
厂区周围是产棉区，原料价廉。
工人工资较低，正杂各税也较轻。
当地发达的土法织布业，为棉纱提供了市场。
大生纱厂从筹办到开始生产历时五年，历经坎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民族工业所处的艰难环境。
1903年，张謇筹划建立分厂。
该厂于1904年招股，1907年开始生产。
1921年大生纱厂又设立了大生副厂。
不久改称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
但1922年中国棉纺业发生了严重的行业性危机，大生纱厂也未能幸免于难，出现亏损和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
1924年爆发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令大生企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1925年，银行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张謇虽然保留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已转入江浙财团手中。
在大生纱厂的发展过程中，张謇还投资了农垦事业、职业教育事业、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这些新兴事业使南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这些事业均依靠大生纱厂的大量投资和垫款。
在大生纱厂陷入危机以后，张謇苦心经营三十年的自治事业也宣告失败。
“实业救国”
材料一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九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
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
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杈。
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
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
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
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选经饬办，均以经费不充，税厘太重，相率观望，久无成议。
——李鸿章：
《试办织布局折》（1882年4月23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奏议（十）》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材料二
然窃就此事而有所省焉，则以实业之兴衰，关于国势之存亡是也。
吾因是而悟列强之用心，凡欲颠覆人国者，非有所甚利于已，则断不亟亟图之；而其所利者，乃必不在于其占籍之人民，而在于其自然之地利，举凡所谓农、工、商、矿之事，无一而不启其觊觎，而染指之念既殷，则窥伺之心愈切，盖不啻举全国公共之产，而皆为负乘致寇之媒。
此等事例，见于中国者，几于书不胜书，而以承揽工程、测勘矿山二者为最夥，主权之丧，恒必由之，固不独羧我脂膏已也。
而推其致此之故，则皆起于实业之不兴。
盖外人虽有涎我利益之情，而万无縿臂夺食之理，果使一国之民，皆能振兴实业，举所谓农、工、商、矿诸事者，开拓经营，不致货弃于地，则彼外人者，虽有攘取之心，更无著手之处，亦只可为临渊之羡耳。
惟我既不能自辟其利，则已自弃其为地主之资格，而后旁观者乃得为越俎之谋，即为地主者，亦竟无辞以间执其口，前者之愿方偿，后来之徒益众，地利去而国势随之以去，古人所以有石田千里，谓之无地之言也。
——佚名：
《论实业所以救亡》（1904年6月4日）
戴逸主编，戴鞍钢注译：
《近代实业文选》
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79-90页。
材料三
吾国今日之困难，莫不知为实业不振，商战失败。
二三十年以来，外货之人口超于土货之出口，每年常在二万万以上。
此为中国之最大漏卮，无法弥补，遂至民穷财尽，举国枯涸，号为病夫。
爱国之士，悚然忧之，莫不以发展实业为挽救之方矣。
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
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其〔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
其次则注重于移我〔民〕垦荒、冶铁炼钢。
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
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
且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
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出产之多少可知也。
美国为今日世界实业最发达之国，而其所炼之钢，每年四千余万吨，所冶之铁，每年亦四千余万吨，共计所产钢铁八九千万吨。
以我国较之，所产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相差远矣。
我国实业欲与美国之实业并驾，实非有如现在汉冶萍之铁厂三四百所不为功。
然汉冶萍一厂，成本已千余万矣。
今欲多建三四百厂，非有资本三四十万万不可。
如此巨资，我国万难自集，则非借之外人不可，或有疑外人又安得如许之资本？
不知所谓资本者机器也。
我欲说〔设〕大规模之钢铁厂，所需者皆机器与建筑之物料而巳。
我有所需，则外国机器厂加工造作而已。
如战时所需之物料每日数万万，而各国之机器厂亦能供之。
如是，则我国若以战时工作以开发我国实业，所需资本材料，无论至何程度，各国之机器厂无不足以给之也。
且我所需者全在机器，我只先得一批之大炼钢铸铁机器，聘就相当之人才，以人才而运用机器，则我之机器亦可以生出无量之资本也。
此所谓有者益有，其机器发达国之谓欤！
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
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
防之道为何？
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
如是，则凡现行之种种苛捐杂税，概当免除。
而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
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
凡欲达真正国利民福之目的者，非行此不可也。
——孙中山：
《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年10月10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135页。
【解读】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他注意到在中外贸易中，“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民间争相购用”洋布，因此提倡购买西方机器，开办织布局进行仿制。
当时企业的经营形式为“官督商办”，即由官方垫借官款，再物色商界中有影响的绅商充当承办人，并吸收民间资本，企业获利后逐步归还官款并偿付利息。
上海机器织布局即以此方法开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立宪派人士、部分革命派人士和开明官僚，都积极提倡“振兴实业”。
实业救国论者认为，实业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东方杂志》第8期转载的文章《论实业所以救亡》指出，“实业之兴衰，关于国势之存亡”，应发展民族经济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孙中山曾立志为中国修十万里铁路。
就中国实业发展而言，孙中山也认为修建铁路为首要任务。
孙中山也强调了要注意农业与矿业，以之为实业发展的基础。
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国家经营的观念，希望能以此解决工业发展后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
官僚资本主义
材料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
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
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
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
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
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
——毛泽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四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535页。
【解读】瞿秋白在1923年提出了“官僚资本”一词，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的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的第二种。
1947年毛泽东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词，大体所指为与官方和官僚关系密切的资本体系，与民间资本有所区别。
南京国民政府时，“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银行资本的垄断体系。
到1935年，资本主义经济再度出现衰落，同时官僚主义恢复，此后出现了官僚与资产阶级共生的景象。
卢作孚
材料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
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迁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国家社会。
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在谈到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应忘记：
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作孚先生受到这样的赞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作孚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地方和农村建设事业。
重庆北碚就是他一手筹划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卢子英，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现在更成为国内闻名的旅游胜地。
——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
金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材料二
民生公司的意义是在三个运动上：
第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生产是适应需要的，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状况之下，其结果是非常惨[残]酷，如果生产不足，则竭力压迫需要者，如果生产过剩，则又为需要者所竭力压迫，永远没有供求相应的时候，如果要办到供求相应，必须作整个的生产运动。
其一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为全部的联合，其意义在消极方面避免同类事业的惨[残]酷竞争，积极方面，促成社会的供求适应。
……其二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全部的联络…其联络愈广，其帮助亦愈广。
这是我们的事业所含意义之一，不但要十分明了它，而且要努力实现它。
第二是集团的生活运动，现代文明因为有了科学方法，适用在社会上，便有了科学的组织方法。
社会愈进化，便是组织愈扩大。
一个组织形成一个集团。
凡在现代文明当中成功的人群，都是有了组织的训练的，亦都是有了集团生活的习惯的。
中国人亦未尝不习惯于集团的生活，但只限于一个家庭当中，一出家庭便只有个人的活动。
从修养身心到学问事业都以个人为中心。
在若干年以前中国自成一个天下的时候，这未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方法。
可是在现代文明的前进当中则不容许这种生活的存在。
谁无集团的训练谁就失败。
成功绝非个人只有集团。
民生公司便是一个集团。
我们在这个集团当中应该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
不但我们的工作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办公室或工场去；我们的学问亦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图书室或讲演会场去；我们的游戏亦是集团的，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和球队去。
但是我们的生产是集团的，有事务所、有工厂、有轮船；我们的消费亦是集团的，最短期间将要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医院、我们子女的学校、我们乃至于家属的娱乐场或运动场，个人都去解决集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
这是一个集团运动不是两个，不是两个冲突的，如象般流行话，一是资方，一是劳方，是由两方相互帮助以成一个集团——最后都不至于失败的集团。
不但一桩事业成一个集团，若干事业又是联成集团的，他们都相互帮助、共同工作、共同讲学、共同娱乐或运动——有如聚兴诚与民生近来提倡的生活。
这亦是我们的事业所含意义之一，不但要十分明了它，而且要努力实现它。
第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我们只帮助社会，帮助个人亦只是因为他要帮助社会。
这是我们的事业最后所含的意义，不但要十分明了它，而更要努力实现它。
——卢作孚：
《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1933年4月15日）
凌耀伦、熊甫编：
《卢作孚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184页。
【解读】卢作孚（1893-1952年），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合川人。
他有感于长江航运事业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遂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航线。
卢作孚对于当时的乡村建设思想深有同情。
他在重庆北碚建设了实验区，并开创了北川铁路、西部科学院、北温泉公园、北碚图书馆等公共事业。
他不仅将北碚建设为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而且希望通过在北碚的建设养成国人重视集体、互帮互助的品格。
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改变
材料
这一年三月下旬，正值天气睛和，每日出西直门的游人，络绎于途。
什么汽车马车人力车驴子，来来往往，极是热闹。
但是有些阔公子，马车人力车当然是不爱坐。
汽车又坐得腻了。
驴子呢，嫌它瘦小。
先有一项不愿受的，就是驴夫送来的那条鞭子太脏，教人不敢接着。
有班公子哥儿，家里喂了几头好马，偶然高兴出城来跑上一趟马。
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轻衫侧帽，扬鞭花间柳下，目击马嘶芳草的景况，那是多么快活呢！
……
……
金燕西口里虽这般说，心里自是欢喜。
他也等不到次日，马上换了一套西装，配上一个大红的领结，又拣了一双乌亮的皮鞋穿了。
手上拿着一根柔软藤条手杖，正要往外去忽然记起来，还没戴帽子。
身上穿的是一套墨绿色的衣服，应该也戴一顶墨绿色的帽子。
……
燕西抬头不见凤举，也各自回房。
一回房，便想起落花胡同那个女孩子，心想，老大的话，果然不错。
若说交女朋友，自然是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
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主持家事，又是朴实些的好。
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了回来，我想她的爱情，一定是纯一的，人也是很温和的，决不象交际场中的女子，不但不能干涉她的行动，她还要干涉你的行动啦。
……
二人走到露台上，拣了一副座头。
燕西便叫西崽递了菜牌子过来，转交给清秋看。
清秋道：
“我实在不吃。
”燕西道：
“不能吃，你就静坐在这里看我吗？
”清秋道：
“也罢，我吃一点果子冻。
”燕西道：
“不可，刚吃饱饭，不宜吃凉的。
”于是叫西崽另送来一杯咖啡，放在她面前，自己一面自吃大莱。
莱都吃完了，西崽送了一碟果子冻上来。
燕西刚拿了茶匙，将那块冻下的半片桃子一拨，只觉一个沸热的东西，按在手背上。
低头看时，乃是清秋将喝咖啡的那个小茶匙伸了过来。
她笑道：
“刚才你不要我吃冷的，为什么你自己吃起冷的来？
”燕西笑道：
“吃西餐是不忌生冷的。
但是你不让我吃，我就不吃。
——张恨水：
《金粉世家》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21、38、160、161页。
【解读】民国时期，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已经传入中国，但同时马车等传统的交通工具仍然在使用。
衣着方面也是中西混杂，西装与马褂兼有。
在某些大城市，西餐已经成为了时髦人士的家常便饭。
男女社交日趋公开，甚至婚恋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对这些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改变，都有所表现。
近代中国的城市
材料一
当时的南京建设极差，市容不盛，到处是莱园竹园，到处是瓦砾。
靠近玄武湖的南高师附近，除学校及少数住家外，几乎没有商店。
最繁华的区域在南门外，商店最多，流动小贩，卖莱卖柴的也最多。
天刚破晓，乡下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用骡子拖米拖柴（小树枝、野草之类）来市场兜售，此时最为热闹。
到了午后卖的买的才各自散了。
市内交通不便，普通交通工具是驿马及马车，没有公共汽车（民国十一年才有经狮子庙、一排楼到东南大学——即南高——附近的唯一公共汽车），唯一的大马路由下关经兴中门（即仪风门）到城中的大街，然亦仅容两马车迎面而过而已。
其他通路狭窄，较好的系由鹅卵石或石板铺成，但仍崎岖不平，其他更不堪问。
至于堿内铁道，由下关经金川门入城，穿过农场经督署以迄中正街——其间有三牌楼、丁家桥、无量庵、将军府等站—一其最大用途是运江水及运兵。
北路运江水入城供应城内最好的水。
南京水的供应有河、池、井、江等四种，然均有缺点，河水池水多属死水，又脏又臭，妇女就在岸旁洗菜洗马桶，我曾取池水洗脸，浑浊已极，且见小虫蠕动，极不卫生。
比较干净的是井水，唯提水的、洗菜的拥集井边，水质并不如江水。
江水装桶由火车载至督军署站供应，但需付款购买——一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才有自来水供应。
——《郭廷以口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年版，第7071页。
材料二
然而，即使在1941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
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
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
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
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
——[美]罗兹·墨菲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解读】虽然中国近代的城市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主要集中在租界地区；其他城市市政建设的发展较为缓慢。
广大的乡村区域发展则更为缓慢，社会生活的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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