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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X年4月，上海大场，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看不出有过丝毫的战争痕迹。
华西都市报记者通过多日寻访，昔日川军血战过的顿悟寺、王爷庙等建筑，早已没了踪影。
当地居民也大都不清楚，在这里曾发生过大场保卫战。
尽管如此，不难看出，这里是一片江河冲击形成的平原，四周地势十分开阔，无险可守。
淞沪会战唯一健在的川军老兵、96岁的张文治回忆说，1937年10月13日，杨森率领川军20军防守上海桥亭宅、顿悟寺、蕰藻浜、陈家行一线阵地，迎战日军第3师团、第9师团和近卫师团。
“那时的大场是芦苇荡连着棉花地，根本没有什么掩护。
此前退下的友军部队，修筑的工事也十分简陋。
”张文治说，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日军战术级作战使用的“侦察气球”，“鬼子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打进我们阵地。
不少士兵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炸死了。
后来，张文治才知道，让川军吃大亏的奇怪气球，是日军放飞的侦察气球。
通过热气球，带动吊篮里的观察兵升空，可以俯瞰整个川军的阵地部署，并通过无线电等方式告知炮兵攻击位置。
资料记载，二战期间，这种军用气球分为预警侦察气球、宣传气球、防空气球和轰炸气球。
《申报》曾报道，南京、石家庄等战役时，日军利用侦察气球先观察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再进行攻击。
张文治说，抗战初期，这种赤裸裸探知情报的方式，往往让中国军队失去先机，“尤其是在空旷地带，所有的埋伏，都被鬼子识破，我们只能被动还击。
”闪电战迂回战中国军队吃大亏
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大都擅长闪电战，凭借飞机、坦克，以机动性极高的作战部队，发动迅速而猛烈的袭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力量。
“日军不仅使用闪电战，更擅长使用迂回战。
”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专家何允中说，抗战时期，日军一般都会先以飞机、坦克、重炮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企图快速吞并。
一旦出现僵持情况，日军立刻会使用迂回战，“类似于声东击西，猛烈攻击中国守军一侧，再派一支部队迂回绕后，攻击防守薄弱地方，打开突破口。
这种“升级版”的闪电战，一度让中国军队损失重大。
何允中说，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以猛烈的火力攻击上海北面，试图快速吞并上海，快速灭亡中国。
但令日军没料到的是，中国军队死守上海，喋血疆场，抵挡住了日军的疯狂攻击。
僵持两月后，日军偷偷调集一支舰队，迂回绕道上海南面。
乘中国守军支援北面战场时，看准时机，在杭州湾迅速登陆，对上海进行夹击。
此后，上海沦陷，日本宣布死伤4万多人，而中国军队则伤亡了近30万人。
“不只是淞沪会战，山西东阳关战役、娘子关战役等，日军变着花样使用闪电战、迂回战，各种战术紧密配合，攻击中国军队。
”何允中感叹，抗战初期，缺乏战斗经验的川军，面对的是一支能快速进行战术转换、训练有素的日军。
可想而知，这需要付出多大牺牲才能阻挡鬼子的铁蹄。
补给篇
物资空前匮乏几个月没米面吃
201X年，华西都市报记者在成都永丰路附近，采访了90岁的八路军老战士张文辉。
张文辉说，他14岁那年，日军占领山西长治，他被迫离开家乡，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战。
后来，他跟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个战役。
但他提得最多的是，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的艰苦。
“部队在太岳山化整为零打游击，分散在沁水县、阳城县、长子县等一带山区，发动群众抗日，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常和扫荡的日伪军战斗。
”张文辉说，
物资补给空前匮乏，困难时期，有时好几个月吃不上米面，尽吃高粱、黑豆，干粮是糠窝窝的炒面。
“连这些粗粮，都要靠武装掩护，到四五十公里以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背回来。
”
张文辉说，有一段时间，鞋袜供应成了问题，干部就号召大家打草鞋，赤脚走路。
也是在那时，张文辉学会了打草鞋的手艺。
川军装备奇差劫阎锡山军火库
1937年9月，邓锡侯率领川军22集团军自筹路费，奔赴前线抗战。
粗布衣服、斗笠草鞋，外加一支川造或汉阳造步枪，就是他们的“标配”装备。
此外，每个师也只有数门迫击炮，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步枪也是打两下就哑火的清朝“古董”。
邓锡侯曾告诉部下，他们是抗日队伍，领饷的事就暂时别提。
部队刚到山西，邓锡侯就接到上峰指示，奔赴娘子关阻击日军，但对日军的兵力等情况，丝毫不知。
出川打国仗的川军，第一次遭遇飞机、坦克、重炮的疯狂打击，连日军人影还没见到，就已损失惨重。
打了几仗后，邓锡侯一部粮草告急，只能吃喂马的胡豆。
他拿着蒋介石的手令，找过中央军蒋鼎文，想领装备、换棉衣，但蒋鼎文不认。
后来，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只给了一点破旧装备打发他们。
没得装备、粮草补给，还要随时准备与日军对战。
迫不得已，邓锡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手下人劫了阎锡山的军火库。
阎锡山怒火中烧，立即将这支川军部队赶走。
战斗力篇
日军单兵厉害协同作战能力强
篇二：
访问抗日老兵活动采访文稿
长沙师范学院
访问抗日老兵活动
采
访
文
稿
访问老兵：
徐明辉
访问人：
李傲、王媛、戴诗意、李金栋
访问时间：
201X年7月25日-26日
一、活动目的
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帮助学生了解抗战历史，牢记国耻，同时也为了宣扬老兵抗日事迹，帮助老兵解决困难。
二、活动时间
三、活动地点
长沙市望城区恒大名都小区
四、老兵档案
徐明辉，1923年生，江西人。
国民革命军第14军94师步兵，1944年入伍，曾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正面交锋。
1950年当做“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1960年下放至江西，后到湖北监利人民大院农场做工。
五、老兵事迹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
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的原则对年满18岁至45岁的兵役适龄男子登记于册。
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
徐明辉一家，有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的。
1944年，他应征入伍，编入国民革命军第14军94师。
徐老记忆最为深刻的便是在上海的作战经历。
据徐老回忆，当时日本鬼子乘炮艇登岸后，便与其展开游击战。
那个时候几乎是天天打仗，一遇到日本鬼子就打，战斗激烈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人，人只能躲在壕沟里。
徐老跟老伴对当年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却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徐老的老伴情不自禁的唱起了当年的歌曲《难民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哪一年哪一月才回到自己的老家?
”经过多少次的浴血奋战，经过多少回的斩将刈旗，1945年日本鬼子终于无条件投降了。
徐老于1948年结婚，然而还没享受到儿子降生带来的喜悦，就在1950年，被莫须有的原因贴上了“反革命”的政治标签。
“当时枪毙了好多人，我们吓得
要死，还好他没做什么坏事，就判了四年刑。
”徐老的老伴回忆道。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徐老又被下放到江西老家，在老家做工两年不到便到湖北监利人民大院农场做砖，这一干便长达二十年之久。
在农场做工的二十年时间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赶到长沙与家人团聚。
当时在长沙生活的妻子跟儿子，生活也是十分艰苦。
徐老的老伴说：
“当时街道办了一个砂石厂，我就在砂石厂做挑沙之类的工作。
”“白天的时候，我大儿子跟二儿子就出去捡烂布头之类的换钱贴补家用。
但是他们不在家附近捡，怕别人认出来丢了家人的面子。
徐老的老伴还回忆说，当时儿子们出去捡烂布头，就在腰间挂一个竹筒，在竹筒里装些米饭，中午的时候就吃又冷又硬的饭。
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就吃一些野外挖来的诸如马齿苋之类的野菜。
谈起儿子，徐老仍然显得有些愧疚。
因为自己的历史和身世问题，使得儿子们都没有分到好的工作单位。
大儿子跟二儿子高中还没读完便辍学打工了。
说起现在的抗日“神剧”，徐老说：
“那都是做的，不是真的，实际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问起当年参军是否后悔，徐老说：
“这没什么，国家当时正是危难之际，我们必须站出来保家卫国。
几十年风风雨雨，满是艰辛困苦，满是凄风楚雨。
当年英勇抗战的抗日英雄，如今只留下一副消瘦的身躯和不太方便的腿脚。
现在生活终于安稳平静下来，可是徐老却也终归到了耄耋之年。
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无论他们是何身份、是何党派，只要他们曾经参与过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付出过，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值得敬佩的人！
主撰稿：
李金栋
六、采访心得
（一）
访问抗日老兵徐明辉老人，实属偶然。
因为当时学校提供的老兵信息中并没有徐老的信息而只有一位郭姓老人的信息，7月25日，我们去到恒大名都小区访问郭老的时候没有找到。
在物业的帮助下，我们便找到了另外一位抗战老兵徐明辉。
我们马不停蹄的赶到徐老的家，开门的是徐老的老伴，当时徐老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见到我们来徐老立即起身，我们也十分高兴的同徐老握手。
我向徐老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给他看了我们的学生证和资料，他十分高兴的连连点头。
首先，我们问了徐老姓名、年龄、入伍时间、部队番号等基本的信息。
慢慢的，开始尴尬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们也放开来，耐心地听着徐老和老伴讲述他们的抗战经历和当时的生活条件。
或许是事情太过久远因而记得不是太清楚，又或许是因为往事太过酸楚，不忍回忆，徐老对于抗战的经历谈的不算多，我们也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去感受当时的情景，去体会那是的苦楚。
我们为了进一步的了解情况，第二天又带着果篮去到了徐老的家中。
这一次我们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写好了采访提纲和问题，问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和具体。
徐老跟老伴仍然热情耐心的为我们讲述。
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访问，我们还拍摄了视频。
后来，我为了写好采访文稿，把视频反复看了十余遍，对于当年的情况和老人们说得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上网找资料进行了补充。
我想：
当年的抗战老兵现在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没有他们当年同日本鬼子殊死搏斗，浴血奋战，没有他们当年为了国家，挺身而出，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现在美好和平的生活。
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感谢他们，学习他们。
我们也要时刻谨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自不易，要好好珍惜并且为之不断努力奋斗。
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13计控301班李金栋
（二）
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
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将近70周年。
岁月荏苒七十载，黑白影像中的年轻军人们如今已是白发如雪，满面沧桑；
抗日战争，这是一段因为历史原因而长期模糊不清的历史；
抗战老兵，这是一群曾经浴血卫国却长年不为人知的英雄群体。
今年暑假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寻访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说过一句十分有名的话——“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其实每个老兵都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记忆，然而相对美国而言，我们抗战老兵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因起步晚、志愿者
不足等因素显得更加困难和艰巨。
如今抗战老兵平均年龄皆在90岁以上，而每一个位老兵的离世，都代表着一段“国家记忆”的消失。
70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慨然从军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几十年来，他们的抗战历史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身份也不为人所敬。
在这里我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寻访抗战老兵途中的种种经历与感想。
201X年7月25日，我来到了抗日战争老兵徐明辉的家里，对他进行访问，他今年92岁，身体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腿脚不便，不能走太远，所以平常他主要是呆在家里看看电视，他是来自国民党第14军94师，主要是在上海作战，连长是钱锡光，而他是一名步兵，老人有三个儿子，听了老人讲诉的生平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是来自国民党军，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被下放，下放出来之后就去了人民大院农场，与家人两地分离20几年，期间老人的大儿子还不幸被饿死了，老人的妻子今年83岁，每每回忆起那段记忆总是会难过不已，我问老人：
“后悔参加战争吗？
”老人说：
“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那时每家必须出一个，家中儿子多。
但是现在生活安定了，每月也有国家的抗战老兵补贴。
通过采访我更加深刻的了解到抗战老兵的不易，如果不是他们，哪有如今太平的生活，我真的十分钦佩他们，老人们沉浮的一生，折射出了老人所在时代的人情冷暖。
在民族大义，国家存亡之际，不管是被卷入战争还是投笔从戎亦或是愤而从军，他们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保护这个民族、保卫这个民族所生存的土地，他们的行为不需要政治来为他们标签。
我们看向他们的目光也不需要隔着一层政治的有色眼镜。
如果说人有其魂，那么他们就是中国人的魂，就是中华民族的魂。
正因如此，我也非常赞同孙春龙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对抗战最好的纪念，就是丢掉内战的包袱。
最后，真的很庆幸自己能有一次与老兵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很有收获，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同学行动起来，一同加入到发现英雄、记录历史、感恩老兵的志愿者队伍中来。
我们的民族英雄就在身边，无论他们是何身份、是何党派，只要他们曾经参与过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付出过，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值得敬佩的人！
初等教育系
13小教403班王媛
篇三：
“远征军老兵,我带你们回家”（组图）
[导读]缅甸，还有数万名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遗骸，不知所终。
战争结束66年了，没有人知道，在深山老林里面，是否还有幸存的老兵，在等待着，等待着我们接他回家。
转播到腾讯微博
9位流落缅甸的老兵回国，受到一路礼遇（杨涛摄）
战争结束66年了，没有人知道，吞噬了数万勇士的野人山，到底是什么模样；
没有人知道，胡康河上的白骨，是否有人精心拾起；
没有人知道，那些没有回家的孩子，到底身藏何处；
没有人知道，在深山老林里面，是否还有幸存的老兵，在等待着，等待着我们接他回家?
201X年4月10日，孙春龙在他的微博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缅甸作战》记载，日军在缅甸投入兵力308501人，战死185149人，回国118352人。
同样一场战争，中国战死在缅甸的军人的数量，目前还只能精确到“万”，而且说法不一，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孙春龙，1976年出生，陕西铜川人，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
从201X年开始，他持续关注、报道并帮助中国远征军老兵。
他刚刚从缅甸回来，历时月余，总共访问了25位老兵，包括新发现的4名老兵；
杭州的一个朋友托他带去了5.5万元，给老兵们每人发了两三千元的慰问金；
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联系当地华侨，以重建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我想做的，就是让那些真正的英雄，在迟暮之年，能感受到这个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庇护过的国家的子民，对于他们的礼遇和尊重。
回家后，老兵王子安在姐姐的墓碑前长跪不起（张朋摄）刘召回凭早已作废的外侨证，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孙春龙摄）
请宽恕我的无知
请宽恕我的无知！
在我出版的《异域1945》以及公开演讲中，我开头都说了这句话。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201X年的夏天，我去缅甸“金三角”采访，偶尔碰到一位国民党老兵。
他得知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时，突然异常激动地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无所适从。
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回应他，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回事也一无所知。
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荡然无存。
之后，是沉默。
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绝望，但意识不到其中隐含着的震撼。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国殇墓园，伫立在满山遍野的墓碑前时，那种震撼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李锡全是我采访的第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
他的远征，直到201X年10月才结束。
201X年3月，我在缅甸密支那采访了他。
抗战结束后，李锡全流落于此，再也没有回过湖南常德的老家。
得知他竟然70年来和家人没有一丝联系时，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等我回国后帮他找家。
回国后，根据李锡全写下的有关家乡记忆的信息，我在博客上发了一个贴子。
5月9日下午，仅仅一天时间，李锡全老人的家就找到了。
他的侄子李谷伯得知叔父还在世时，在电话里激动得不能言语。
孙春龙
我一定要接你回家
我立即托缅甸华侨董宝印将这消息转告李锡全。
次日，董宝印告诉我，李锡全在听到消息后痛哭不止。
这并不是我想像中的激动和高兴。
董宝印说：
“他哪敢再去想回家的事啊，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但找不到，也不敢回，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攒下钱，不去想这事了，死心了，家却找到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
听了这话，我终于明白当初我告诉李锡全要为他找家时，为什么他神情漠然。
年迈的李锡全靠卖柴火为生，每捆柴火卖1000缅币，仅仅相当于6元人民币。
我坚定地告诉董宝印，请他转告李锡全，我来帮他回家。
就在准备帮助李锡全回家的准备过程中，汶川地震发生了，我又去了灾区采访。
有一天，手机响了，传来李锡全颤抖而又急切的声音，“祖国发生地震了，我还能回得了家吗？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我一定要接你回家，一定！
始料未及的是，帮助李锡全回家的困难远远大于我的预想。
筹集资金是第一道槛，屡遭挫折之后，我将预算压缩到两万元钱，依然没有人愿意资助。
甚至有两家企业的老板，开始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听完我的讲述，得知李锡全是国民党的老兵时，气愤地对我说：
“你到底想做什么？
在缅甸，中文写着的“日本人墓地”（孙春龙摄）
母亲，我回来晚了
幸运的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潇湘晨报》的帮助下，李锡全回家一事终于募到了路费。
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李锡全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护照，入境最多按边民身份对待，只能在云南省内活动。
要想抵达他的老家湖南，政策是不允许的。
无奈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在无法办妥合法证件的情况下，大家为李锡全买了从昆明到长沙的火车票。
10月19日17:
45，李锡全乘坐的K472次列车抵达长沙火车站。
虽然晚点4个多小时，但在长沙火车站，依然有上百人自发地打出“热烈欢迎中国远征军英雄李锡全荣归故里”等横幅，欢迎这位英雄回家。
李锡全走出火车站的时候，人们突然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参加过国际维和部队的国防科技大学教员李洪乾，上前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李锡全随身所带物品中，有一本上个世纪80年代买于密支那的中国地图册，装订已经开胶，页码散开。
见到我们，他拿出这本地图册，一页页地翻，在湖南那一页停下来说：
“我的家就在这里，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
”那一页，被翻得最烂。
回到家乡的次日，小雨中、母亲墓前，李锡全长跪道：
“母亲，我回来晚了，我回来晚了！
国殇墓园，漫山遍野的远征军墓碑（孙春龙摄）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李锡全的回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他也入选当年的感动中国候选人。
有一天，一位朋友忽然问我：
“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老人？
”我知道，自己又该启程了。
201X年2月，我即将启程再次前往缅甸的时候，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热播。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成为剧中经典的台词。
有点神经质的伪团长龙文章，就是利用这句话，给了那群溃兵一个希望，让溃不成军的败兵走在了一起。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路上，我就不停地默念着这句话。
篇四：
英国二战老兵：
日本右倾世界不能熟视无睹
今年初，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批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思悔改，决意将日本带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错误行径。
今年98岁的二战北大西洋战队老兵弗瑞德·
塞克，曾被日军强征修建泰缅铁路，是一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摧残的西方幸存者，他看到文章后与中国大使互致信件，共批日本军国主义行径。
1月28日，塞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痛苦地回忆了自己二战期间作为远东战俘的经历，他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提醒世人永不忘历史，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安倍等人企图漂白侵略历史和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不能熟视无睹。
“中国站在道义、公正和真理的一边”
环球时报：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的日本必将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一文后，您为什么想到要写信给他？
刘大使与您往来书信，共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这是您预料到的吗？
塞克：
我家里订有《每日电讯报》，我每天都按时阅读这份在英国很有影响的报纸。
今年1月2日，我在《每日电讯报》上看到中国大使刘晓明的这篇文章。
大使在文章中有力批驳了日本首相安倍不思悔改，决意将日本带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错误行径。
我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随即给大使写信，表达我的心情。
同时，我还附上我作为泰缅铁路工幸存者写下的《永远不能忘记》一书。
随后，中国大使回了信，长达3页，进一步批驳了日本军国主义，这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文件。
接到信后，我又给大使回了信，以表示感谢。
您预期，中方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否定历史的舆论战将会有哪些收效？
您还有什么建议？
中国站在道义、公正和真理的一边，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通过舆论战，人们更加看清了日本政客的野心。
我告诫世人不能忘记，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不会忘记受日本欺压的过去。
这是由中国人的个性和民族性所决定的。
而且，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中国强大了，不再惧怕日本。
回忆修建“死亡铁路”时泣不成声
能讲讲您在二战期间，特别是您提到的作为远东战俘的经历吗？
二战爆发后，我应征入伍，先是北大西洋战队的一名战士，后来成为战俘，被拉到远东，帮日本人修建泰缅铁路，也叫“死亡铁路”（日本在二战期间为占领缅甸修的铁路，参与修路的盟军俘虏6万多人，其中有6000多名英国人——编者注）。
我与十多万从事这一艰巨工程建设的战俘和当地劳工一样，受尽非人的待遇。
从早到晚，在日军皮鞭和枪口的威逼下，你只能一刻不停地埋头干活，干活，再干活，稍有一点懈怠，便会遭到鞭子抽、枪托砸，或者被拉去上刑、毒打。
哦，吃什么？
哪也叫吃的，简直连猪狗的食物都不如。
我们总是吃日本人不吃的东西。
我在《永远不能忘记》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轮到我去厨房找食物，有些食物是红十字会交托日军供给战俘的，却被日军据为己有。
我拿了一个罐头，在回营的路上被日军发现，结果就是一通狠揍，打得我动弹不得。
日本兵把我双臂双脚反绑在树上，继续打我的脸。
他们说偷皇军的东西就是冒犯了日本天皇，是要被砍头的。
在工地上，只要你不倒下，你就只能干重活，直到你干不动，一命呜呼拉倒。
一天晚上，我们从桂河大桥收工回来，收工总是结束得很晚，睡在我旁边的约翰对我说，弗瑞德，我今天晚上感觉不好。
我说没事，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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