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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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

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

史晋川黄良浩

（二）需求结构特征与经济效益提升

效益提升是投资扩大的根本动力。

如果经济效益保持稳定或者下降，投资率不可能持续提高。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较好，可以解释1978-1995年18年间增长的30%一58%。

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TFP增长持续下滑，与1995年之前年均增长3.2%～4.5%相比，1995年之后每年仅增长0.6%一2.8%，TFP增长对GDP增长的相对贡献下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投资增长拉动，投资增长与TFP增长偏离程度不断加大。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并未过度。

其理由是：

第一，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很低。

2008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3928.4元，相当于美国的7.5%，远低于实际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18.1%）。

第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

2008年全国还有乡村人口7.2亿，占总人口的54.3%，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为11.3%，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只有持续加大公共设施投资，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通过估测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等9个系列指标，指出近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持续的增长，表明中国产业投资还存在很大空间。

第三，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消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还很大，但为什么TFP增长还持续减缓？

这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发展生产，生产经营比较粗放，没有形成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联动机制。

国内低端市场饱和后，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于是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

国际低端市场十分广阔，从而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陷入低端锁定状况。

一些学者发现出口与生产率增长关系不显著，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投资率提升，主要是出口带动下的粗放式扩张，不是消费升级和产业创新带动下的集约式扩张。

粗放式扩张增加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出现“资本过剩”假象，导致TFP增长减缓。

（三）需求结构特征与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10.5个百分点，除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补足性发展以外，随后形态基本符合规律走势。

在加入WTO之前，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基本符合规律走势，1978-2001年，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13.7个百分点，但加入WTO后，第三产业占比出现了从提升到下降的逆转，2002-2008年持续下降1.4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占比在4个转型周期出现了下降和上升的反复，特别是2002年，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逆转，6年提高3.8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加入WTO后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出现了逆转（见图8）。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

近五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平均为4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7个百分点，分别高出东亚、东南亚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和12.7个百分点。

中国服务业占比明显偏小，基本上比东亚、东南亚地区低14个百分点左右，比西欧地区低20个百分点左右，比北美地区低30个百分点左右。

1970-2008年，世界各区域服务业比重都稳步提升，只有中国服务业比重波动频繁，2008年服务业比重还不及北美、西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区域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

从经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拉力。

一是消费需求升级拉动。

不同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随着居民收入增加，需求弹性高的行业增长较快，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是产业技术升级拉动。

不同行业技术进步快慢不同，技术进步越快、劳动生产率越高的行业规模扩张越快，它们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贡献度便不断提升，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技术升级不可能逆转，因此导致产业结构升级逆转的主要因素只能是消费需求调整。

史晋川认为，从“九五”规划后期开始，中国消费结构就开始从“吃穿（用）”向“住行”转变，但大多数企业并未顺势调整产业结构，而是抓住中国加入WTO的契机发展出口，采取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

这一发展策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脱离了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带动，更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形成低端锁定，从而导致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持续较快增长，但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的格局。

（四）需求结构特征与收入分配失衡

收入分配失衡是当前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从图9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69.5%，比1978年下降了2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21.0%，比1978年下降了14.1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2.6倍扩大到3.3倍，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城乡总体差距倍数要远大于这一数值。

从基尼系数来看，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世界银行测算的0.47，逼近基尼系数超0.5的收入差距悬殊阶段，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收入分配失衡对需求结构有明显影响。

根据1978-2008年数据绘制的散点图（见图10）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率与消费率正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负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与消费率负相关，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正相关。

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外贸顺差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三过现象”，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均。

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资金有限；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愿强，因此导致投资消费比例失调。

从拉美等国发展经验看，收入分配失衡是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转型缓慢的根源，是经济发展动力衰竭和社会矛盾多发的根源。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指出，收入分配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再改善呈“倒U”型变化。

但这种理论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

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从“大压缩”转向“扩大”，并指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

”收入分配失衡固然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并不能自发实现，其根源在于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加强资本积累，中国形成了“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企业用工等制度建设滞后，财政支出等制度偏好经济建设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投入，金融证券等制度偏好促进企业融资而非增进投资者权益等，这一切制度安排都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居民消费。

随着经济改革发展逐步深入，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收入分配制度有所转变，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安排日趋完善，但或明或暗的“资本偏向”型特征还远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四、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新结构主义解释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需求结构演变存在一般性规律，但政府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安排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会阻碍需求结构的自然演变，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讲，需求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它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系统属性和弊病，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特征和问题。

需求结构失衡是一个症状，病根在于发展战略和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一）需求结构失衡的内在机理

综上分析，可以初步认为近十年来中国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结构与“资本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简单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特征相互支持，形成“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

这就是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内核架构（见图11）。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形成这种低层次均衡有一定的必然性。

要素禀赋是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起点。

在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加强资本积累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关键。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相对劳动力日益丰富，加强先进技术应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关键。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消费结构升级，这时，加强知识创新，发展知识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成为关键。

为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实现突破，就需要制定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

比如，为加强资本积累，需要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资本集中和投入；为加强知识创新，需要采取“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尽可能促进更多劳动者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

然而，采取的收入分配制度又会影响要素禀赋升级。

比如，采取“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不利于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消费，可能导致低收入、低人力资本积累和低消费的不良循环。

在封闭经济体中，随着产业投资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收入分配制度将开始转变。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内生机制的作用大为减弱。

产业发展遭遇消费需求约束时，通过水平式拓展国际市场，也可以削弱消费需求约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均衡锁定状态。

从上述“三位一体”的动态演变框架中可以看出，制约需求结构转型的内生机制主要有供需两个方面。

（1）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有效消费需求抑制效应”。

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不足。

2008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649.2美元（1990年不变价），只有美国同期的3.1%，远低于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GDP在美国所占比重，这跟中国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小是密切相关的。

居民消费不足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居民消费滞后，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大致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10年左右。

这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密切相关。

（2）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不匹配导致的“有效消费供给不足效应”。

一方面是低附加值产品供给相对过剩，需要出口市场消化；另一方面是适应国内消费升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

比如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终端消费领域的中高档汽车、高品质文化产品、医药保健品等，需要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中国之所以不能提供这些市场需求明显的中高端投资品和终端消费品，又跟要素禀赋结构中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知识贡献率低等密切相关。

“有效消费需求抑制”和“有效消费供给不足”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需求结构失衡。

从深层次看，问题的核心是广泛存在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二元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足是需求结构失衡的核心。

要打破“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调整需求结构，关键要实施“中间突破”策略，以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禀赋升级。

来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