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联考管理学复习要点58例MPA考试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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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联考管理学复习要点58例MPA考试doc
2014MPA联考管理学复习要点58例，供考生备考学习！
1.中国，两千多年前《左传》中，有“行其政事”、“行其政令”的记载。
三百多年前撰写的《纲鉴易知录》中，也有“召公、周公行政”的记载。
2.国外，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就使用过“行政”一词。
现今国际普遍采用的《社会科学大辞典》，对“行政”（Administration）的解释就是：
管理国家事务。
3.西方学者对“行政”概念的界定四种角度及观点：
（1）小政府（即行政部门）的角度——魏劳毕;
（2）国家职能的角度——古德诺;（3）管理的角度——怀特;（4）公共政策的角度——戈德特纳。
4.西方，最早论述政治与行政的区别，从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角度来解释行政的是美国的威尔逊和古德诺，蕴涵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的观点。
5.从管理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行政的学者认为，一切管理都是行政，国家管理机关、一切营利与非营利的公共管理机关、私人企业管理机构及其活动，毫无例外地都属于行政。
特别是20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革命，使一般管理与行政机关的管理相互融合。
6.毛泽东倡导并为实践证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7.行政学诞生于美国，以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为标志。
8.“行政国家”的出现，以在法制基础上行政机关规模的扩大、行政人员队伍的增长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发展为标志。
9.19世纪末，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直接推动了行政学的研究。
10.形成时期，又称科学管理时期。
这个时期大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如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管理学之研究》、1900年古德诺出版的《政治与行政》、1912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26年怀特的《行政管理学导论》和魏劳毕的《公共行政原理》。
11.成长时期，又称行为科学时期。
这个时期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梅奥的著名的“霍桑实验”、以巴纳德为代表的动态平衡理论、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以麦格雷戈为代表的X—Y理论、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
12.发展时期，又称现代科学管理理论时期或新公共行政管理时期。
这个时期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
最有影响和最有成就的流派，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逊与德姆塞茨等，主要理论贡献有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制度创新理论等;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提出的每个组织系统分为决策、管理和技术三个层次;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斯等强调行政环境的重要性。
13.古典管理理论学派的泰罗提出的工作定额管理，开了科学管理的先河。
14.法约尔把管理活动概括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
15.古利克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
16.梅奥等人的“霍桑实验”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开创了行为科学管理的新阶段。
他们强调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激励因素等。
1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管理思想和流派又大量涌现，以至于被孔德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出现了。
18.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召开了建国以来由政府主持的第一次研究行政学的会议——行政科学研讨会，标志着行政学在我国的重建，并成为行政学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19.行政学的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的几件事：
一是1982年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呼吁“要把行政学研究提到议事日程”。
二是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全国政治学培训班，行政学是培训的主要课程之一。
三是1984年8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与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市召开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
这是一次关于建立我国行政学的研讨会。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提出来。
20.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其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五职能论。
21.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与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则在《行政管理科学论文集》中将古典管理学派有关管理职能的理论加以系统化，进一步提出了有名“POSDCRB”，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的七职能论。
22.决策职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如著名管理学家西蒙就特别强调指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始终。
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极力推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干预得少的政府。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
2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要全面增强国家的作用，政府不应该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且还应该是社会秩序与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由此形成了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
这一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管理，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万恶之源，资源也会遭到毁灭和破坏。
25.1988年美国兰德公司，查·沃尔夫主持完成的报告《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对此作了探讨。
沃尔夫的结论是：
既要使政府在改善和扩展市场中发挥作用，又要利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功能。
也就是说，利用政府弥补市场缺陷，同时利用市场克服政府失败。
26.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认为，为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政府活动也必然随之增加。
城市化与高居住密度将产生外部性，拥挤又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与调节。
这一切都使政府活动的加强成为必需。
他的这一论断被称为“国家活动不断增加的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
27.在当代西方行政理论中，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起源于霍桑实验。
霍桑实验奠定了非正式组织理论的基础。
28.首次提出非正式组织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巴纳德。
他在《经理的职能》一书中指出：
“非正式组织应是在正式组织中，由于个人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自由结合体，它不具有特定的目的，而是具有偶发性或自然形成的。
”
29.古典行政组织理论，这是西方早期的行政组织理论1）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组织理论，把组织成员看做机械性组织中的一个部件，主张对他们的生活机能和工作行为进行分解和合成，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效率。
2）以法约尔、古利克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组织理论，着重研究组织要素和原则，提出了分工协作、权责一致、命令统一、指挥统一、集权与分权适当、强化纪律和秩序等14项原则和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的管理7种职能理论;3）以韦伯为代表的科层组织理论，主张依法管理、权责一致、分层定等、专业分工、竞考录用人员、以职定薪等，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想的组织。
30.新古典组织理论，又称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1）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组织理论，主张建立一个“和谐有效率”的组织。
2）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组织平衡理论，重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个体与群体的平衡;3）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过程组织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
31.现代组织理论：
重视从社会整体联系、环境影响、发展变化等方面研究行政组织。
1）以卡斯特、罗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分析组织理论，认为行政组织是一个”结构的社会技术系统”，由许多分系统组成;2）以劳伦斯、洛西、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组织理论，主张“如果……那么”这一权变关系。
32.组织设计理论。
认为，组织设计作为有效知识管理的杠杆力量，在知识密集型经济中取得成功的思想观念将逐渐增强。
33.马克思、恩格斯的组织理论1）随时撤换和罢免由普选产生的代表。
2）建立“廉价政府”。
3）“议行合一”。
（4）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官僚。
34.列宁的组织理论：
罢免制。
35.邓小平的行政组织理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
36.人事管理多元模式：
人力资源体系的3D检测系统[Dorightthings（做正确的事），Dothingsright（把事做正确），Doarightresult（得出正确的结果）];3P模式[核心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中的职位与岗位分析（POSITION），绩效分析（PERFORMANCE），工资分配方案设计（PAYMENT）];全视角考核（也叫360度反馈系统）。
37.西方公务员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而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文官制度。
1870年，英国公务员制度因此而正式诞生。
美国，1883年确立。
38.1980年8月，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我国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拉开了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39.20世纪初，泰罗提出计划（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的科学管理，开创了人类社会管理的新纪元。
40.20世纪中期美国，以领导管理为职业的“软专家”便应运而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领导管理工作专业化，美国的泰罗和法国的法约尔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理论开创者。
41.毛泽东同志说：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
42.美国学者罗伯特·卡茨认为领导者必备三种技能：
技术技能（专业业务能力）、人际技能（处理人际关系能力）、概念技能（分析和决策能力）。
如果把领导者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那么三种技能的结构比例依次为：
低阶层——47：
35：
18，中阶层——27：
42：
31，高阶层——18：
35：
47。
43.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决策”一词，例如，在《韩非子·孤愤》中有“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之说;楚汉相争时代，韩信就战争战略问题提出过有名的“决策向东，争权天下”的思想。
44.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决策”一词及其理论的形成，则是在20世纪中叶发轫于美国。
45.黄达强，刘怡昌。
“行政沟通是行政组织及其个人对共同任务和问题获得统一认识的方法和程序，也是交流思想，互通信息，统一认识的过程。
”
46.H.孔茨/H.韦克里。
“信息沟通就是把社会各种输入信号注入社会系统的手段。
它也是一种改变行为、实现变革、使信息发挥积极作用和达到目标的手段。
”
47.《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
“行政沟通是行政组织之间、行政组织与公务人员之间以及公务人员之间，为实现共同的行政目标，彼此交换意见，相互了解，求得共识的过程。
”
48.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孔茨的说法，噪音指“妨碍信息沟通的任何因素”。
49.英国学者斯坦耶尔和史密斯指出：
协调是“组织作出决定时必不可少的，它贯穿于整个行政过程中……几乎与管理同义。
”
50.黄达强把控制和监督区分开来，他认为：
“所谓控制，是指行政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为保证实际工作能和计划相一致而采取的管理活动，和协调不同，它不是对各组织之间、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一个组织中实际执行过程中与计划的差距或背离，进而采取纠正的行动，使各项活动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达到预期目标”;而“行政监督是指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察和督促活动。
在我国是指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根据法律规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活动，实施全面而系统的严格监督。
”
51.美国等国的年度预算从上年10月1日起到次年9月30日止，英国等国从上年4月1日起到次年3月31日止。
5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3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53.1994年，我国推行分税制。
1999年，财政部正式明确提出实施公共财政管理。
2000年起我国在县级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54.网络规划源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甘特创制的甘特图表，也叫条影图。
20世纪40年代，这种方法曾发展为横条图形规划法，50年代后期才正式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络规划方法。
55.美国统计学家戴明首创“戴明循环”方法（又称PDCA循环方法）。
P、D、C、A分别是英语PLAN（计划）、DO（实施）、CHECK（检查）、ACTION（处置）的缩写。
56.“帕累托分析法”又称ABC重点管理方法，其原型是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所创的库存理论。
0—80%的那些因素称为A类因素，是主要因素;80%～90%的为B类，是次要因素;90%～100%的为C类，最次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这种理论被引入经济领域，形成ABC管理方法，最早是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使用。
57.美国公共行政自威尔逊以来，一直视效率为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1）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与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2）怀特指出，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在官员和雇员的处置下，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能地利用，使公共计划得以最迅速、最经济、最圆满地完成。
3）古利克曾说，行政科学中，无论是公或私，基本的善就是效率。
58.科学管理理论的效率原则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不亚于早期公共行政学者。
由于效率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国家私营管理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古典管理理论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效率至上的烙印。
1）泰罗管理理论之所以被冠以“科学”二字，主要是由于他对于效率的研究并把效率作为基础。
泰罗意识到当时美国制造业，“那么工人和经理人员双方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个工人的才子，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2）官僚制理论，等级森严的体制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乃是为了使行政机关更有效率地工作。
在韦伯看来，上下服从、命令统一本身就是效率的保障。
12
今天，美国社会中恼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贫穷，低劣的教育质量，种族、性别及财富的不平等，犯罪与暴力，森林、农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毁灭以及空气、水资源的污染，等等。
这些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原因之一是公众缺乏知识和政治影响力来迫使行政管理当局解决它们。
前进的路上障碍重重：
利益集团和经济精英们控制着信息和决策过程，官僚机构的行动迟缓，“专家”对民主性治理的抵制等。
其结果是，人们潜在的愿望与社会现状脱节。
我们认为，按照私人部门的愿望来塑造公共部门可能恶化民主。
在分析了民主的历史与状况后，我们将探讨当今政府“改革”潮流的实质。
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改革努力总体上避开了民主问题，削弱了公众与更广泛的社区之间的联系。
接着，我们讨论了“社区”与“民主”的当代含义，我们发现，把市场模式（marketmode1）强加给公民和管理者并不能支持民主性的自我管理行为。
在结束讨论民主的状况后，我们将分析公共行政的内涵以及公共行政向合作的（collaborative）而非市场化模式发展的可能性。
实质性民主再认识在20世纪，美国人已基本上接受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联系的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de—mocracy），这种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根植于个人主义的两种孪生观点——消极自由、对政府的不信任——之中。
根据这一理论，任何一种东西和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民主都处于次要的地位。
在自由民主中，公民的角色就是选举代表来代表选民活动。
当社会公正、贫富不均、资本主义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实质性问题变得非常严重而危害社会稳定与安全时，它们被放置在“公共领域”内进行讨论。
把民主中程序性与实质性的（substantive）范畴分离开来，就会使得社会效果、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全体民众政治潜能的实现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影响全体民众的事务通常采取自由民主的形式加以解决，公众被牢牢控制而无法通过政府机构采取任何行动。
当代民主的特点就是程序与实质的分离，而且公共领域也基本局限于程序性问题。
在19世纪后叶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公众把公共部门决策与实施的权利让给了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建立一个行政国家来满足自益壮大的民族、战争、萧条等需求过程中，这一点更加明显，但是现在人们不再信任公共部门，他们认为政客都是腐败分子，公职人员自私自利、缺乏效率，管理是行政官员与私人利益在政府部门中所进行的幕后交易。
这种悲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实质性民主思想的反击，代表人物是反联邦党人和建国时期托马斯·杰弗逊这样的伟人。
杰弗逊的民主观点既具有古典自由模式民主的特征，又具有古希腊人和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共和特征。
共和哲学包含这样的观点：
自由就是参政，因而就是自治。
杰弗逊的“激进民主”要求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财富绝对平均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定义。
这种公民自治的观念也同样存在于2O世纪。
约翰·杜威认为，未来的民主应包括政治与经济，它应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使公民逐渐参与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共同管理。
学者们出言谨慎，他们并不认为一种更加积极、实质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会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他们也同时注意到一个纯粹古典的共和社会可能会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威胁。
然而，我们根本不必抛弃多元主义、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来之不易的进步，来为实质性民主寻求支撑。
同时，实质性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我们现在所了解和感受到的一切合理的东西。
由于当代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因此公共行政在努力重新认识实质性民主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创造公共讨论与实现政策目标的新形式，都需要关注行政机构以及政策形成与实施间的相互作用。
但是近三十多年来，经济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使得重新认识实质性民主变得更加困难。
在近一、二十年的公共管理领域，经济理论在管理公共组织以及它与广泛的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结果，新公共管理（NPM）的主要内容便成为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公共机构的期望的行为模式。
这种基于市场的模式的内容包括众所熟知的精简政府以及通过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和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
它鼓励对待公民就象对待消费者一样，把公务员与政策制定相分离，政府只不过是公共部门之内的一家公司。
这一模式假定，人是理性的最大限度自我满足者，他们相互竞争，并主要是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
当一个人这样做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效率很高，但也可能对民主治理构成威胁。
这是后工业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与公共服务的问题。
在这个社会中，民主就等于法律程序与个人权利平等，而在处置经济财产权方面则无民主可言。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与美国的民主理想不相吻合，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某种虚假的民主。
当美国人建立了专业的、官僚的行政性国家时，自由资本主义和程序性民主便取代了早期的共和模式。
今天，由于公共生活的范围日益受到个人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的行为和观念的统治，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它对公共行政的影响是，理想的公共部门应是小型的、高效的、服务性的，但同时又能提供广泛而有效的专业服务。
这似乎自相矛盾，但若考虑到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对新公共管理的不同看法在很多方面新公共管理具有以往的，特别是2O世纪行政改革的特征。
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运动包括市政经理政府模式的兴起、目标管理以及项目、规划和预算体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效果与改善业绩，这也正是新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
然而，早期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优秀的政府，而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
有人认为这些改革者主要是提高服务和行政效率，但如何保护民主价值无疑是这些努力的焦点论题，而效率只是帮助取得民主责任的一种手段。
塔夫特和胡佛委员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是以保护民主价值为基准的。
他们指出，在保护民主价值方面有两种关键因素：
增加行政官员及其决策的透明度、制定决策的官僚特权阶层要受到更广泛的和上层官员的监督。
管理主义与新公共管理已成为全世界的发展趋势。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民主政体已经完成与新公共管理相吻合的一系列改革。
马耳他、奥地利也已经完成与新公共管理相关的重要改革。
这些初步的改革措施包括：
削减费用、成立独立机构或“商业企业”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使商品的购买者与商品的提供者相分离、引入市场机制、权力分散、引入目标管理机制、由任期制向合同制和有偿制的人事制度转变、不断引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业绩管理体制等。
若以新公共管理的要素作为衡量的标准，这场运动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
传统政府功能的私有化在新西兰已经广泛展开。
此外，在公共服务管理者和政策决策者之间的责任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
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在特权阶层、责任僵化和功能集中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
然而，若把成功定义为公民实质性参与影响其生活的政策制定过程，那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有过这样的参与。
新公共管理所取得的所谓的成功只是注重短期效应与效率。
现在评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新公共管理的长期影响可能为时尚早，民主责任与公民参与的进程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人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至此，我们已经表明：
新公共管理中显而易见的市场模式阻碍了所有回归到实质民主的努力，限制了公民有效影响政策和行政的可能。
新公共管理声称可以使政府做到以顾客为中心，因而能在服务供给过程中具有更多的回应性（responsive），但我们认为，新近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地理解民主实践中公共行政的根本基础。
如伯格曼（Bongmann）指出的那样，当公民被视为顾客时，他们是在一种虚弱的民主形式中活动。
不过，我们的讨论涉及“人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公共行政的市场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现代福利国家的觉醒，它象征性地把社会从提供公共服务的官僚制中解救出来，为混乱无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看起来非政治化的解决方案。
虽然批评福利国家的许多论调依旧甚嚣尘上，但坚持诸如公民身份、公共利益、社会责任和对话机制这样一些似乎过时的思想仍不无价值。
换言之，我们再次表明，公共行政、治理和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由技术推动的社会，这个社会公共行政的市场模式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公共生活的消失，而公共管理者又反过来更多地关注对以业绩为基础的合同管理，而不是与公民面对面的接触。
克拉克和纽曼（ClarkeandNewman）认为，这意味着公共组织与管理过程解决公共服务所面临的要害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些问题被命名为“邪恶问题”，内容包括犯罪、贫困、社区安全、照料老人和残疾人、经济振兴、环境保护、交通、儿童保护及其他一系列事项。
孜孜以求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务，正如组织或政府部门那样追求一些由他们核心功能所决定的狭隘的议题和项目，只会淡化而不是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事务和问题。
权力分散引起的管理和政策缺陷制约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它们被顽固地说成仅仅是管理问题（managerialproblems）。
当人们不再指望运用民主实践的各种模式来解决公共问题的时候，公共行政陷入了一种有趣的境地：
我们使用管理学的辞藻，就等于降格使用技术手段来代表官僚制和民主制冲突中的民主这一极。
这时，公共行政市场模式主要工作就是使官僚化国家实现转型，泛泛地求助于公众以及那些政府内部的人，希望他们让政府“运转得更好”而“花费得更少”。
对于我们而言，这种解决方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市场模式假定我们能够回到的是一个拥有非常稳定的制度结构的同质社会，但这种社会已不复存在。
市场模式所能做的就是抹杀社会和政治领域整整一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揭示了社会中制度化的差异和不平等，如阶级、性别、种族、人种、“能力”，等等。
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将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事务简化为同一层次上单个组织的管理差异问题。
我们要提请人们注意，管理性国家（managerialstate）也即公共行政市场模式不愿意解决那些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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