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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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

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

宁波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宁波文物古迹保护纪实

林士民

明州（宁波）建罗城以来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罗城周围长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许，计一十八里。

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唐末刺史黄晟所筑。

”这么几句话很难使人们对古城、特别是古城的变迁历史有所了解，而且构筑规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有到了明代才有较详细的记述。

因此要想了解唐、宋、元代城区的历史，只有靠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才能揭开千年古城之谜。

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宁波城区考古发掘工作，现将经过记述如下。

唐代城门遗址和龙舟的发现

1973年在“深挖洞”运动中，市里决定沿环城马路挖防空洞。

为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做好文物保护与发掘工作。

1972年下半年我在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期间，突然有一天办公室打电话要我回文管会，说东门口原文化用品商店与原新华书店之间的东门口马路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很大的木头。

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是唐代的东渡城门遗址。

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考古时间不能拖得太久，只是匆匆地作了清理，未能把全貌揭开，这是十分可惜的。

以后我与文管会老书记虞逸仲对和义路挖防空洞就特别注意。

所以，当甬江印刷厂工地出现宋代城门遗址时，我们都十分高兴，因为文献上虽有记述宋代城门，但只是寥寥几字。

一旦把宋城门面纱揭开后，再往下挖，五代城门的面貌也许会暴露出来；再往下挖或许能见到唐代城门的真面目。

后来，果然在此挖到了唐城门。

唐代城门称什么不知道，宋代称渔浦门，因此我们把唐代城门也称它为“渔浦门”。

渔浦城门发掘表明，它是在宁波筑罗城时就开辟的，是东渡门西北角的一个城门。

这个城门内是直接通向集市的渔浦巷，从出土的大量精美越窑青瓷残器证明，是一个陶瓷贸易和集散地，通过码头进入渔浦门内的仓库，另一方面也是渔类货运集散地，因此名为“渔浦门”。

我们在挖开的唐代地坪面上，清楚地看到城门是一次性构筑成的城门，方向为南偏西28度。

全部用长方形砖头砌筑。

城门分为东西两壁，东壁0.8米宽，西壁为1.22米宽。

当门道清出后，同志们都说开了眼界，因为在长江以南唐城与唐代城门还未见有考古资料发表。

该唐城建筑确实讲究，城的外壁全部包砖、门道地坪都经过加工，为5-10厘米的“三合土”硬地面。

因为唐渔浦城门紧靠姚江，土质比较软，所以墙基下打了成排的木桩，似梅花形排列，称为梅花桩。

每根桩长0.57-0.65米。

打下的木桩顶部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其上再砌砖，从发掘出来的城墙门道两侧砖壁测量表明，历唐、五代、宋三个朝代，城壁坚固，整齐，基础一点也没有变动。

唐代的城门道宽3.02米，门道深9.6米，城宽10米。

龙舟是在邮电局工地出土。

当时在发掘中出土了一条形似船的长木头，中间凹下去，因此人们都称它为“独木舟”。

它的发现，马上轰动了甬城，大批群众到工地来看。

为了保护古船，我们把发掘出的古船由16个民工抬到当时文管办院子内（即现天一阁）存放，为防止古船开裂断开，用清水把“独木舟”清洗干净。

同时我们发现在船舷上有等距离方小孔，在方小孔中尚有断木，在船底有小方孔、也有木塞，头、尾均有铜大钉和固定板。

该古船系一条独木制成，总长11.5米，宽0.95米，深0.35米，L/B=12.10，B/T=3.17，首部离基线高（前昂势）0.69米，后部离基线高（后翘势）0.46米，据此应为龙舟。

其依据是：

第一，据上列的L/B达到12.10的情况看，制作该木舟时，并不从装载量功能上考虑，而是从追求速度的角度来考虑设计的一艘比赛艇。

第二，在首部位置所开五孔中，其中间一孔应为篙孔；后四孔是龙舟上部安系龙首等装饰件部位的卯孔。

第三，在舟体的两侧，有17档间距为0.6米，相对位置为0.04×0.05米的长方孔，用长方形断面木贯穿其中，上置木板。

这个设施显然是竞渡者的位置，两舷伸出端当为划浆支托架安装处。

第四，排水量为1.862吨，舟体重量为0.711吨，载重量为1.1520吨。

每个竞渡者体重以50公斤计算，17名划桨手总重为1.05吨，龙舟安排17个位置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储备浮力。

根据龙舟与出土的越窑青瓷共存表明，这艘龙舟的年代应在唐大中年间（847-859），说明唐大中时明州在姚江已有划龙舟的习俗。

宋代码头的发掘

1978年8月，宁波市东门口的“交邮大楼”正在筹划施工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工程一拖再拖，这为我们考古发掘反而带来了方便。

当时办公室同志研究后，认为东渡城门口，地处余姚江、奉化与甬江汇合的“三江口”西测，这一带原为唐宋时代的国际海运码头，也是相当繁荣的江厦国际市场。

我们根据地形与所处位置，决定对交邮大楼范围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参加这次考古的有我和虞逸仲、杨国民、孙友清等。

我们发掘的主要目标是该楼的地下室，共挖5×5米的探方11个。

后因发掘到海运码头和宋代海船又把开挖的面积扩大，这一次共计发掘面积350余平方米。

在第一阶段发掘中，我们就发现了石砌的海运码头，当时我判断是码头，所以大家非常高兴，后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三座由西向东扩拓的码头，由此推理越靠近奉化江的码头，其建造时间越晚。

为了证实我们的判断，我还邀请正在论证宁波港口发展规划的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马裕祥等专家同至现场察看，他们认为从地质角度看是码头无疑。

这三座海运码头的位置作东西排列，这与奉化江岸的延伸相一致。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靠近现奉化江岸的古码头，编号为三号码头。

三号码头东西向，相距二号码头约8.4米，一号码头为最早，从出土的遗物表明均是北宋到南宋时代的码头。

三号码头距现奉化江岸70米左右，发掘长度为15米，残存宽度为2.8米，呈长方形。

转角清楚，仅存东北角“7”字部分，全部用长条石迭砌，残高0.68米。

这里因为是奉化江冲积层，土地形成时比较软，先民们在营造码头时为加固基础、防止码头倒塌，在石砌码头底部先打了成排的松木桩。

木桩直径为8-18厘米，长度66-251厘米，都削成尖头打入土内，最有意思的是有的木桩顶部还保留了打桩时的敲击痕迹。

木桩排成三角形，比较有规律。

在布桩范围内，还密布许多粗树枝，其目的也是为了加固基础。

砌迭的条石以100×40×80厘米的规格为多，都错缝迭筑，条石与条石之间用小石片衬平。

使人高兴的是在清理条石接缝时出土了北宋年间铸造的“大观通宝”和南宋的“绍兴元宝”等钱币。

三号石砌码头清理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二点：

在石砌码头同水平的临水面，堆砌了大量的木头，上下有3-5层，一根紧挨一根，从北向南延伸，木的直径0.2米，长3.4米，小的直径0.1米，长0.82米，多为松木，在这些木头两头凿有方形或长方形的卯眼，有的卯眼中还留有小木头，长者0.5?

.8米，钉住卯孔打入土内起固定木头的作用。

北向码头临水面也同样铺有木头，木头树皮也未削掉，大多为柏树一类硬木。

这批木头都铺在石砌码头底部，有的地方还铺着12-23厘米厚的木片和树枝，这些作法都是为了加固码头基础用。

第二，三号码头范围内，出土的古陶瓷等文化遗物特别丰富，典型的有南宋晚期的龙泉窑鱼耳瓶、炉、碗，江西景德镇的影青仕女卧枕、影青瓶以及黑釉器等等。

证明这座码头的时代是南宋晚期。

二号码头在清理中其东北部分伸延到现在马路处，从迹象表明一直向北伸展。

其基础部分有一层厚厚的瓦砾，还打有直径0.1-0.18米，长1.46-1.96米的尖头松木桩，布桩略有规律。

在木上置条石，规格多为110×42×21厘米，呈长方形。

码头残高110厘米，呈长方形。

在发掘中发现在石砌码头边相距7.50米处有加固地面，防止塌方的档土板，板两边均打了木桩以固定板墙，在石砌的码头中清出“熙宁祐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通宝”等钱币和宋代的青瓷器。

一号码头，也是最早的码头，与三号码头相距20米，离现奉化江岸90余米。

码头成长条形，全部用条石和块石筑成。

因码头伸入马路，我们只清理10米一段，残高1.24-1.68米，条石大者1.56×0.38×0.23米。

石砌的码头底部铺有光滑的鹅卵石一层。

码头地面部分用瓦砾、石片加以夯实，坚硬结实。

紧贴水面打有成排的木桩，均为松木，它们的直径为0.12-0.17米，长3.15-4.35米，分成四组排列，每组9根。

3根一排成一方形，每根间距16-74厘米。

组与组的间距，东西向为1.16-2.14米，南北向为4.55-4.86米。

在木桩四周还残留着长短不等的许多木板，厚度为5-8厘米。

有的木板与木桩捆扎在一起，有的紧靠木桩。

在这座码头中出土了越窑、龙泉窑的瓷器碎片和小长方形砖以及“太平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钱币。

三个石砌码头位置的逐步延伸，从年代看以一号码头为最早。

它靠近唐代的东渡城门，建筑在唐代的地坪（文化层）上，随着奉化江的发育和江泥堆积，江面变窄，使这个北宋时代的码头失去使用价值，终被废弃；于是又在淤积成陆的地上兴建起二号石砌码头，这个码头不是建在唐代地坪上，而是构筑在宋代淤积地坪上。

随着江岸的变迁，二号码头又被奉化江岸的淤积而埋没；到了南宋时又新筑了三号码头。

从出土的“绍兴通宝”等文物证明，这座码头建于南宋时期。

这三座海运码头都朝奉化江，位置基本平行。

由于施工范围所限，元明时期的海运码头这次没有发掘。

东门码头的发现和考古发掘，构划出了宋代江厦海运码头的具体位置、规模与构筑工艺以及重建、废弃的变迁历史。

尤其一号码头由于成陆时间早，基础结实，所以码头底部没有打桩。

二、三号码头不仅打有大批木桩，而且还布有大批木头和粗柴梢。

这种做法与宋李明仲著的《营造法式》所载“码头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长五尺钉桩一条”之制相似。

外海船的出土

1979年4月份，我们在发掘三号码头时发现了宋代一艘外海船。

该船离地表3.65米，底部龙骨距地表4.60米，船向北偏东64度。

在我们清理中碰到最棘手的问题是，出土时船的色泽灰黄，形态、构件都很清楚，但经阳光照射后，水分蒸发，收缩率很大，构件马上变形、断裂。

虽然我们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但也解决不了船体开裂变形等问题，求救于国家文物局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得请宁波船厂的李松盛工程师、武汉海运学院席龙飞教授等专家到清理现场作具体指导，边学边清理，终于对这条宋船较完整地做好了发掘资料的汇集，使该船得以科学复原。

该船残长9.30米，残高1.14米，宽以龙骨为中心一半是2.16米。

上部结构已腐毁，头部的艏柱，底部、船体壳板与抱梁肋骨、龙骨等结合在一起，保存较好。

船舱内的分隔木板的安装和舱板上圆形木塞补镶的痕迹十分清楚；头桅底座和中桅座制作讲究；在中桅座后隔舱板背部装有扶手长木一条，起加固舱板和中桅的作用；在船尾还发现了舵底座的残件。

它的主龙骨从子母口的接头榫位看，是三段木接合而成，从第三段接头榫位开始向上微翘。

根据残存的龙骨推断主龙骨总长应在10.5米以上。

全用松木制成。

在解剖主龙骨和艏榫位时，我们发现主龙骨有两个长方形的小孔，俗称“保寿孔”，孔径长3厘米，宽2.5厘米，深4厘米，孔内各埋藏钱币六枚，共12枝。

为“景德元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等北宋早期的铜钱。

这为我们判断该船制作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由于宋代海船在全国发现不多，因此新闻媒体十分关注这项考古的新发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均发布了“宁波出土宋代海船与海运码头”消息，一时影响很大，引起了考古界、造船界的关注，上海、大连、武汉等地造船专家纷纷来甬，对出土的宋船进行研究。

可惜限于当时条件无法把当时发现、清理、解剖的全过程用录像等先进设备记录下来。

宁波造船业在北宋时已跃居全国首位，达到了全盛时期，北宋出使高丽的“神舟”就是在镇海口招宝山下制造的。

这次出土的海船，为明州造的海船船型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

据该船的龙骨长度、壳板宽度等实例数据推算，此船水线长在13米以上，型宽4.5米，型深2.4米左右，排水量在40吨以上，它是尖头、尖底、方尾三桅外海船。

它的优点是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

除这些一般特点外，宁波海船还有它独特的护肋（舭龙骨），其作用是为了减缓船舶的左右摇摆，以增强船体的平稳。

另外在壳板联接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削斜接与子母口接法，以及龙骨采用榫卯接头的工艺，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提供了重要物证。

江厦街天后宫遗址的发掘

江夏街天后宫，又称灵慈宫、天妃庙，由闽粤商贾捐资修建，成为城东一座壮观的著名建筑。

1949年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而化为平地。

1982年下半年，因该地兴建宁波市地方产品展销大楼，据省文管会指示，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文管办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天后宫建筑的历史。

主持这次考古发掘的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我与陈元甫当副手，丁友甫、胡继根、梁宝根、王文华等参与。

这次考古发掘自8月22日动土开始，到11月底结束，历时三月余，发掘面积1340平方米。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我们以天后宫每个单体建筑为单位，分前殿（F1）、戏台（F2）、天井和正殿（F3）包括月台三个发掘区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发掘，揭开了天后宫建筑历史、规模和规格的原貌。

为重新书写宫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史料。

发掘表明：

第一次的殿宇建筑为三开间，面阔14米，进深10.1米，面积为141平方米。

第二次殿宇建筑与第一次同。

第三次建筑由大殿和前殿组成。

大殿为三开间，面阔14米，进深10.6米，面积148平方米；前殿三开间，面阔15米，进深被后其建筑挖月池时部分破坏，其残存进深7.6米。

天后宫历史上的三次建筑，以后出土的内涵物为我们断代提供了依据。

第一、第二次建筑中所出土的大量元代龙泉窑青瓷器物碗、盘、洗证明，其时代应为元代。

第三次建筑中的前殿、正殿出土的明代青花器与室内地坪铺设明代特征的小方砖和底部经过绿沙面加工的情况，其时代应为明代。

第四次建筑规模扩大，包括宫门、月池、前殿、戏台、正殿月台和正殿。

宫门：

基址已毁，仅存一角。

月池：

成月亮形，四周条石砌筑。

前殿：

由原明代的三开间扩为五开间，面阔23米，进深9.2米，面积211平方米。

戏台：

平面布局呈正方形，面阔6.5米，进深5.5米，面积36平方米。

正殿月台：

铺石板，阔11.2米，深3.5米，面积39.2平方米。

戏台至月台间设有甬道。

正殿：

平面布局由明代长方形三开间扩大为近似正方形的五开间，面阔18.3米，进深18.6米，面积330平方米。

从这一基址层中出土的“康熙年制”等青花款的小杯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重建敕赐宁波府灵慈宫记碑”，证明该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

第五次建筑，在轴线上布局与第四次相同，唯月台有扩大，扩大后的月台，面阔14米，进深4.2米，面积59平方米。

这次建筑采用了大量的砖饰和石雕龙柱，显得十分讲究。

从出土的龙柱上铭文和道光年间的一批青花瓷证明，建筑重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文献记载相符。

正殿东侧、东北角零星建筑均为清康熙以后所建。

在建筑基址中清理了灰坑四个，一个属于第一次建筑时代，三个属于第三次建筑时代。

这些灰坑中出土物对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出土遗物中，可以复原的器物共520余件，其中瓷器352件，有精美青釉的龙泉青瓷碗、盘、洗等制品。

陶器（包括建筑雕刻构件）183件，铜器31件，石器（包括碑志）35件。

其他文物8件。

出土器物以景德镇的青花瓷为主，计3000件（片），其中有“康熙年制”年号款，“大清丁未年制”干支款，有“玉石之堂”的堂名款，也有“宝鼎珍记”，“玉堂佳器”的题记和花押款等等。

龙泉窑青瓷占第二位，计1000余件（片），主要器形有葵瓣浅腹碗、盘、器盖、直腹三足炉、双鱼盘、洗、印菊花纹碗等，另外还有影青、白瓷及黑釉瓷等。

建筑构件中以人物、花草、动物、博古等为主的砖饰、石刻更是丰富多彩。

还有银薄片制的吉祥钱币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等。

通过这次天后宫遗址发掘，证明该遗址元代建有三开间的殿宇，到明代由前殿、正殿组成。

清康熙时扩建月池、戏台与月台。

清咸丰时对上述建筑进行重建和扩建。

这就是江厦天后宫建筑历史的演变经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州天妃宫的出现与海外贸易有关。

在古代，商人远行以前要祷神。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大臣上奏说：

“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明州定海（镇海）、昌国（舟山）两县之间建祠宇。

往来商旅听助营葺。

”“天妃宫”就是最早的一座航海保佑神庙。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在定海第一码头边又修建了一座天妃庙。

州城内最早的天妃宫，由福建船帮的船长沈长询舍宅为庙，可见当时殿宇不可能很大。

据《鄞县通志·舆地志》载，所祀之神乃福建莆田人林氏女子，信徒由船运业行会的成员组成，所以亦称福建会馆。

元代《重建天妃庙记略》亦云：

“鄞之有庙自绍熙二年”，此庙是同乡人岁时集会之舍。

到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随着通商贸易的兴旺，又建了数所“天妃宫”（天妃庙），规模最大的就是江夏街宫殿，成为宁波建筑之冠。

这座天后宫未毁前，画栋雕梁，殿内有蟠龙石柱八根，制作精美绝伦，堪称杰作。

不幸的是，1949年秋在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下，使这一建筑艺术杰作付之一炬。

罗城墙的考古发掘

1993年上半年，我们获悉华联集团第二期工程要上马，其位置又正处于古代东渡城门，即原东福园与新华书店坐落处到市舶司（务）城门北段。

我们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古城进行发掘。

9月初，市展博馆制订了考古发掘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就正式动土发掘。

为了确保发掘质量，除了本所周庆南、丁友甫、施祖青、贺宇红等考古人员外，还动员了鄞县钟祖霞、象山施久浩、北仑蒋勇等参加，他们均毕业于大学考古专业。

大家步调一致，效率很高，一下就开了28个“探方”，面积计700余平方米，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就揭露了长达100多米的古城墙基（探方内有35米以上）。

经确认，土城是唐代构筑物，五代、两宋到元代都延用了唐代的夯土城墙。

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常识，即从上到下，在没有人类扰乱的情况下，上面的遗物时代迟，下面则早。

所以我们在发掘中发现明清城墙部分，大多受到近现代建筑物的建造性破坏而荡然无存。

而在东渡路市舶司发掘出的元代城墙，则完全可以同唐宋城墙连接在一起，这一点从钻探资料也得到了证实。

众所周知，在元初时，元统治者下令拆毁天下所筑城池，明州（元代称庆元）的宋城也遭此厄运。

等元统治者意识到城池对防御的重要性时，又下令各地复筑城池。

庆元的城池也就在宋城的基础上重新复筑。

发掘表明：

元代城墙是在宋城墙基础部分进行加固，其方法是在宋城石砌基础的内壁，增加了大批的碎石块，排列紧密，经过夯实，厚度在0.2米左右，宽度在宋条石内达1.3米以上，在这个大石片上，再堆砌长条石与块石的加固层，条石排列紧密，有的施用了石灰和三合土，因此较牢固，这类石长1.1-1.3米，宽0.15-0.20米，厚0.22-0.30米，这一层加固层宽度达2.4米以上。

因此说，元代城基加固确实比唐宋时基础来得讲究，而城的宽度与宋时一致。

这类元代城墙在长江以南确实还未见于考古资料。

在发掘中最使人高兴的是在宋代城墙的西壁，偶然发现又一道石砌的城墙，通过剖析，发现了具有元代特征的柱础石和方孔石，我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后来重建的元代城墙。

因此决定扩大清理面积，出乎意料，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收获，在长江以南第一次发现了元代城墙边突出的一个台基，这个台基我们称它为“墩”，有同志称它为“窝墩”。

墩与城墙是连体，就墩而言，呈长方形，周边用条石错缝砌迭，与城墙基础联接，构筑牢固，中间填以石块，条石与条石砌筑中用石灰粘合，十分牢固。

一般在墩上构筑建筑物，也可能由此构筑上下的通道。

在墩的清理中，出土了高丽嵌镶青瓷及大批元代龙泉窑青瓷。

宋城的揭露，显示了城墙真容。

过去总认为宋代以土城为主，但从东渡城门到市舶司（务）城门段的城墙发掘证明，宋城基础部分，两侧全部用大量的条石砌迭，到一定高度后，城墙的两侧则包以砖，砖砌城墙规整、有序。

其内心大多利用唐城堆土。

我们在30多米长古城墙内，一丝不苟的将“地书”一页又一页的往下翻，终于把宋城面纱揭开。

清理表明：

（1）宋城的砖砌部分，整齐牢固，保存的块面也较大，说明宋城这种紧贴城墙填土包砖的工艺是十分讲究的。

所用砖头规格统一，交错相迭，有的地方石灰粘合也十分明显。

（2）在几十米长的宋城基础部，采用了包石结构。

包石从基础底部开始，高达一米以上，与砖头交接处，还做出一条沿，整齐而光滑。

（3）这些石砌的条石都经过加工，光面向外，并使用了大量的石灰粘合。

在发掘宋城中，大家都十分注意它们修理变迁的历史。

从发掘迹象表明，第一次建造宋城基时，使用了大量经过加工的条石砌迭，而第二次扩建维修时，因墙基向外拓宽了，因此原来石砌部分移动的痕迹，十分明显。

至此，宋城构筑工艺是：

下部包石，上部包砖，填土仍利用了唐代夯土城墙部分。

其工艺之讲究，牢固程度，远超唐代。

宋城宽10米左右，残高2.5米以上。

唐代明州城墙，保存最明显的是城墙内的填土部分，这些土城内芯的泥土，从剖析证明有的地方是经过夯筑，而且是在建城时从异地搬运来的，所以土色土质完全与唐代地坪面上的土色土质断然不一样。

填土中有时夹着黄褐色的粘土，从粘性、色泽来看完全与稻田里表土一样，无疑是取土于农田。

直接堆筑比较纯，没有什么包涵物。

从清理出来的唐城基部两边包砖证实了构筑的砖规格基本一致，砌筑规整，厚度均有一块直砖与一块横砖的宽度，外包城面。

所以平面平坦整齐，好的地方有20余米。

内芯填土有10米宽左右。

这段唐城构筑方法与和义路唐城，子城唐城的构筑工艺基本相同，城的宽度也基本接近。

至此，千年古城之谜，第一次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下揭开了。

这不仅为我们重新书写明州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而且大大丰富了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这次唐宋元古城的发掘，使我们对它的构筑史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从伴出的文物表明唐城始建于公元894-898年间是可信的。

对于唐城的走向，经过勘探基本上与文献记载相近，对于构筑工艺更为具体明确。

这次是宁波解放以来首次古城墙考古，发掘规模与收获是惊人的，因此市政府、文化局把这次发掘成果作为庆祝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五周年纪念活动之一。

1993年月12月8日，宁波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召开了“纪念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公布五周年兼东渡路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

会议由副市长、市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陈守义主持，由我发布古城考古成果。

陈副市长并向支持这次考古的华联集团颁发奖旗、赠送纪念品，会上还播放《东渡路古城考古》录像专辑，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参观了考古现场，并作了报道。

子城发掘的前前后后

1995年，市政府对公园路步行街实现改造，而公园路地块，正是《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六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即公园路街区。

因此中房宁波公司作为开发单位，曾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我作为文物工作者也多次参与。

在论证中，北京等地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保护、发掘唐宋子城的问题，特别是地下历史遗迹必须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遗址的大小，作适当的原地保护；对现存地面的文物要整修。

总之多数学者认为对该地块的改造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1995年下半年，市中房公司经过多次修改开发方案后，计划正式开发、改造，要求我们提供唐宋子城的历史资料，以便设计时考虑该地段的历史风貌与文物古迹的保护。

因为文献记载较少，我们就子城遗址着手调查。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以现唐宋子城的南城门鼓楼为突破口，搞清了鼓楼的护城河残迹与东西流向情况，并找到了子城的城墙早期堆积遗迹，再根据公园路西泥鳅弄与东府侧弄地平高差悬殊的情况进行了录像和实地察看，当时有的人认为是唐宋古城址。

在调查中我们也找到了子城护城河东段蔡家桥通向北段残迹和西头呼童街护城河的转弯部分。

但护城河位置与泥鳅弄、府侧弄都对不起来。

由此，只能用考古发掘来证明。

1997年1月，公园路唐宋子城实地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参加这次考古发掘的有丁友甫、傅亦民和奉化市文管办毛勇等。

这次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掘经费24万由市中房公司提供。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四个月时间内完成了预定的发掘目标。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在拆迁面积几十万平方米中，如何寻找唐宋子城墙遗迹，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步。

我们采用“由面到点，抓住要害，顺藤摸瓜，搞清为止”的发掘方法，终于在不同部位中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