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一定要有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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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一定要有文化
文化产品一定要有文化
柯罗
日前，广电总局表示，近期不再批准“四大名著”翻拍题材立项。
被广电总局示警的还有“穿越”、克隆和涉案题材。
电视剧市场的乱象一言难尽，跟风成瘾、克隆成性已是痼疾，“对历史表现得太随意”的“穿越”则代表了荒诞闹剧趋热的新愁。
虽然拍的电视剧数量不可谓不多——广电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电视剧产量1.4万集，为五年来最高，稳居世界第一，但却高度雷同，不少质量很差。
相比电视剧，电影市场的境况好点，但好得不多。
2010年，我国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26部，进入世界前三甲，票房过百亿。
可对于文化产品而言，产量、票房并不是衡量精品和经典的标准。
一片花团锦簇的热闹背后，是观众对多数影片文化内涵缺失、艺术品质低劣的不满。
一切的一切，似乎还要归于那一声叹息：
没有好本子！
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大，许多看到个中经济效益的企业和个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在以追求投资收益为指导思想，自身又缺乏经验和能力的情况下，翻拍、跟风成了生产捷径，“拉明星”成了销售保障，谁还会为寻找、修改好剧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呢。
可另一方面，好剧本匮乏也确是现实问题。
如今影视创作已上了标准化流水线，进入规模化量产，没给十年磨一剑、坚持个性的编剧留下太多空间。
尊重和待遇问题没能得到解决，编剧为了生存只能让自己的脑袋跟着投资者的屁股走。
连高度个性化的小说创作也未能置身事外，有些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前为改编成影视剧打好了基础。
当编剧、小说家们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码字机器，那些感动我们、影响我们的传世之作便渐行渐远了。
文化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正在于其文化属性。
在我们忙于强调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忙于收获产量时，却遗失了文化产品最精华的内核——文化。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
作为文化产业重要一环的影视创作，以什么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是穿越剧还是翻拍剧？
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
今天的我们缺少的不是产量，而是高度与深度，是深入骨髓的思想性、历久弥新的艺术品质。
文化产品可以少一点，但一定要有文化。
严准入严监管乳业才有未来
梁凤鸣
对国内大大小小的乳制品企业来说，悬在头上半年之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
按照去年9月国务院的部署，全国乳企生产许可重新审核，而截至3月31日这个审核大限，全国1176家乳企中，有426家未通过审核。
被淘汰企业比例高达45%，大大超出此前的预计。
近一半乳企被淘汰，充分说明了乳制品行业内存在着乱象。
两年多前的“三鹿”事件重创国内乳制品行业，使全行业跌落谷底。
现在看来，“三鹿”事件其实不过是整个行业极度混乱的一个集中爆发点。
一个行业充斥着如此众多连生产许可条件都不具备的企业，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乳制品属于食品范畴，市场准入制度按理说应该十分严格。
但在“三鹿”踩下“急刹车”前，国内乳制品行业超速发展，一些地方见有利可图，便放松了原本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致使不少并不具备生产许可条件的企业进入市场，造成整个行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直至酿成惨痛的“三鹿”事件。
这次将近乎一半的不合格企业清理出去，充分说明政府汲取了“三鹿”事件的教训，下了大决心重新严格市场准入制度，整顿乳制品行业。
这让人看到了中国乳制品行业重生的曙光。
乳制品是个大市场，聚集了上千家的企业。
企业数量多，大家还都要有饭吃，看似行业内竞争激烈，但长期以来这种竞争其实一直是诸如原料争夺这样低水平的竞争，除了加剧行业内的混乱外，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并没有促进和提高。
因此，当一个“三鹿”事件出现后，就好像推倒了一副多米诺骨牌，如此之大的一个行业瞬间便由盛转衰，将偌大的一个市场拱手让给洋品牌。
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行业再以数量规模来支撑发展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必须要向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变。
淘汰掉近一半的乳企，实质上也是政府对这种转变的一种引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先后解决了吃得饱和吃得好的问题，但吃得放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从近年来乳制品行业和肉类加工行业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食品安全问题要得到大的改观，重在制度的建立和落实。
换句话说，监管制度、措施落实不到位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
以乳制品行业为例，如果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日常各项监管措施及时到位、不留死角和漏洞，出现问题有可以追溯责任的制度，那么影响恶劣的“三鹿”事件是应该可以避免的。
淘汰近半的企业，乳制品业断尾求生迈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还必须切实加强后续的监管工作。
比如，要对通过重新审核的企业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对未通过审核的企业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依法严厉查处无证生产行为，等等。
这些后续的监管工作落实了，乳制品行业的重生才可能有一个好的开端。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
毛颖颖
岁末年初，盘点性数据一一出炉并引发热议。
先来看“国”。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增速2倍于GDP。
有媒体随之算出：
如再加上非税收入——国土资源部官员不久前曾披露，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去年一年，我国政府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再来看“民”。
本周，央视财经频道发布“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报告，称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11.1%的人感到不幸福和很不幸福。
而让大家感觉“不幸福”的因素颇有普遍性，即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财政收入增长、国力日益增强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当“国富”再一次得到有力印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4.7%的“国民幸福率”。
这个数字虽然依旧未必十分契合人们的感受，但较之此前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当地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操作出的所谓幸福指数，多少还是客观了一些，至少调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儿上、说到了多数人心里，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说了才算”。
今时今日，“幸福感”已经成为民意的出口，而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富”数据最终也几乎会导向同样的话题：
做大的蛋糕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缓解普通国人对生活保障与自身权利的焦虑？
在社会资源与资金出现向政府集中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让利于民？
在“不差钱”的情况下，政府又当如何更正义、更透明地“收钱”、“花钱”，巨大的社会财富能否避免成为楼堂馆所、落后项目乃至少数人的津贴福利？
正如对幸福越来越敏感一样，今天，面对巨大的“国富”，普通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社会舆论对普惠性减税、化税为薪的呼声高涨，在车船税法草案征求意见中，54.62%的网民要求修改草案、降低税负就是最好证明。
但值得忧虑的是，“让利”、“减税”说之频频，动之却殊为不易。
比如日前就传出消息，酝酿十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最终结果还是“小步慎行”，在物价上涨显著加剧的情况下，起征点之争依然被淡化处理，代之以减少纳税层级的方式“软性减税”。
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那么无疑给普惠性减税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
而比相关改革进展缓慢更值得忧虑的是，某些不公平的社会规则进一步阻隔了“国富”化为国民幸福的路径，相对的剥夺感和弱势感既成了激化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催化剂，也成了加剧不幸福感受、扭曲社会心理的原因。
可以说，因为“上大学被顶替”、“公务员住保障房”、“机关事业单位量身招聘”等事件引发的许多人精神上的贫穷感、无助感与不安全感，以及许多人对“关系”与“门路”的追逐与迷信，比少数人暂时的不幸福、不富裕更危险，更值得警惕。
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增进国民的福祉，而“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已成为社会共识。
“国富”化为国民幸福如何能落在更多、更大、更积极的行动上，政府又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建立更公平公正的规则，这比单纯的承诺和纸面上的目标重要得多。
反腐取信于民关键要“三问于民”
毛晓刚
观点提要：
在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来自实践，来自走群众路线的实践。
只有多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可能做到取信于民。
执政者不妨把“反腐无效论、无用论”当作一记警告、一种鞭策，多在发生信任危机的地方下功夫，多从民意民声中寻找症结、寻求办法。
1月11日，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在京闭幕。
会议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总书记的讲话和全会公报，再次表明了执政党深入持久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出了部署。
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已经被实践所证实，也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空前加快，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空前开放多元，反腐败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既有外部环境不断变化、日益复杂所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也有各方面政策法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所累积的滋生腐败的空间和漏洞，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回避。
从根本上看，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能否继续扎实推进并取得实效，在于能否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贯彻落实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具体而形象地让群众看得着、感受得到这种理念，光喊口号、开会下文件绝对不行，眉毛胡子一把抓、逮着什么干什么恐怕也不行，应该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优先回应和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关键是，只有多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可能做到取信于民。
比如，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近些年腐败现象呈多发易发势头，大案要案频现，被群众批为“前腐后继”，同时也成为“反腐无用论、无效论”等舆论经常引用的佐证。
应该看到，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变化和利益资源划分在不断改换，而且由于以往一些案件的恶劣示范，滋生腐败的领域和岗位范围还在扩大。
除了以往较为集中普遍的工程建设、国土资源、交通、公务接待、干部选拔等领域和项目审批、规划调整、拆迁征地、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工程监管、公务消费、提拔升迁等环节之外，在住房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多有侵害私权、与民争利、失职渎职等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滋长。
另外，随着近年来涉案金额不断攀高、腐败情节愈发恶劣，不少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同时也出现了见怪不怪的心态。
这种信心损耗及其带来的恶劣后果值得重视，需要以更为有力的措施和切实的反腐败成果加以扭转。
腐败的产生，有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试想，如今哪个领域不重要？
哪个岗位不关键？
哪个环节不要紧？
因此，预防和惩治腐败，最核心也是源头性的就是要做好选人用人工作，完善监督体系和制度约束，确保少出事，出了事严惩不贷。
实际上，现在群众对于腐败问题的意见和怨气，包括对反腐成效的一些质疑和抨击，最终往往都会归结到对选人用人的不信任上。
对此，执政者不妨把“反腐无效论、无用论”当作一记警告、一种鞭策，多在发生信任危机的地方下功夫，多从民意民声中寻找症结、寻求办法。
反腐败要以实效取信于民，而实效来自实践，来自走群众路线的实践。
反腐倡廉工作，不能光靠在办公室里传达传达精神、开开会、看看材料、听听汇报，必须要走出去、走下去，到基层去，到群众中间去，问问领导干部施政干事的利弊得失，问问群众对官治吏治、扶正祛邪有什么需求，问问老百姓对预防和惩治腐败有什么高招良策。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对当地官员的操行业绩表现最有发言权，对腐败问题的滋生最有敏感度，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最有积极性。
只有充分地掌握基层和群众对腐败问题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举措，把以往民意失分的地方尽快弥补回来。
媒体是反映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在如今各种媒体竞合争鸣的时代，民意比以往展示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实、更为全面。
反腐败离不开媒体监督和舆论监督，工作成效也无法忽视舆论的评价，因此，反腐败要“三问于民”，尤其要重视媒体的作用和价值。
在这方面，同样需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XX版权纠纷凸显立法短板
梁凤鸣
XX文库开始删除未授权的文学作品，版权合作平台也正式上线。
但无论这些所谓的“最新进展”意味着什么，这次作家联名声讨XX的版权纠纷，一半会儿恐怕还很难画上句号。
因为版权问题遭遇联名抗议和侵权投诉，对XX来说不是第一次，但XX似乎每次都做到了岿然不动，让维权者无可奈何，不得不慨叹：
维权是个长期的过程。
这次作家集体声讨，尽管势头猛，影响大，但XX是否会就此一改前非目前还很难断言。
谁敢保证雷声大、雨点小一定不会成为这次版权纠纷的结局？
声讨XX的作家指责XX偷走了他们的作品，侵害了他们的权益；XX文库是一个“贼赃市场”。
XX则认为，自己只是为网民提供了信息储存空间、一个文档分享平台，完全适用所谓的避风港原则。
言外之意，就是不承认侵权。
不难看出，双方之争虽没有对簿公堂，但实质上已经是有关互联网上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之争。
而互联网立法恰恰是一个软肋。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适用，难以厘清当事方的责任关系，是互联网上很多纠纷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以XX文库版权纠纷为例。
因为知名作家集体声讨，这一事件广受关注，甚至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
但真实情况是，侵权行为在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发生，早已成为常态。
作家集体声讨XX影响再大，充其量也只是互联网众多侵权案件中的一个个案。
何以至此？
原因就在于近10年来，互联网发展迅猛，但相关立法却没能跟上。
法律规范滞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当下的一些“无法无天”的网上行为缺少法律约束。
互联网上乱象频仍，各种纠纷不断，这应该是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次或几次集体抗议、投诉，治标也许可以，治本则希望不大。
因此，此次作家与XX的版权纠纷，双方辩论、交锋，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后会分出怎样的高低上下，而在于能不能在促进、甚至于加快完善互联网立法工作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催生作用。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虚拟的社会。
与现实社会一样，在这个虚拟社会里，不仅有各种矛盾、纠纷，也充斥着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披露，仅在去年，就有45.8%的网民遭受过网络病毒的攻击；21.8%的网民被盗取过网络账号或密码。
可以说，整治网络环境，杜绝“黑客”、肆意侵权等网络乱象，现在同样需要类似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著作权法》等有关互联网的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作家与XX的版权纠纷中，出版商代表曾表示，他们的根本目的，最终的诉求是要推动立法和司法，让立法和司法界能听到产业界的声音，而不是一帮法学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拍脑门子瞎写。
这样的话，既是对当前互联网立法状态的一种不满，也表达了社会对完善互联网立法的期待。
思想自由”不是放水流舟
木木
近日，北京大学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消息引发广泛争议。
面对批评，北大学工部负责人回应称，“会商”并不是管制学生，而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原本是要“会商”学生的制度，倒遭到社会舆论“会商”。
那么，炒得如此热闹的“会商”究竟是什么？
据报道，大部分北大学生其实压根没有听说过“会商”，他们自然无法给出感性说明。
而按北大学工部负责人的说法，所谓“会商”就是“学院牵头组织教学、教务、心理咨询等各方老师甚至校外专家，对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有针对性地实施帮扶”。
“会商”对象主要是学业困难学生，也兼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网络成瘾、经济困难等类型。
至于何为“思想偏激”，这位负责人还举了一例：
有些学生常夸大学校工作的细微漏洞，“比如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话说到这里，我们已基本找到了“会商”制度在北大校内波澜不惊而在校外不受待见的原因。
在师生眼里，“会商”不过是心理辅导、学业帮扶等传统学生工作的升级，最多算是小小的制度创新。
但在不少媒体和公众眼里，北大承载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更是令人神往，于是，原本并非重点内容的“思想偏激”成了媒体突出呈现、公众分外关心的对象，加之相关负责人“批评学校即思想偏激”的说法太过雷人，更让人坐实了北大打算“禁锢思想”的猜想。
可以说，是因为北大对“思想偏激”界定不清、解释不明，才让好端端的学业帮扶变了味儿，而社会舆论由此对北大的密集“会商”则更像是一场鸡同鸭讲的闹剧，显示出的是在大学精神日渐缺失的今天，公众对名校一举一动的高度敏感，以及其间夹杂的失望情绪。
背负“自由”盛名，北大现在似乎也有些讳谈“学生管理”。
事实上，没有哪所世界名校不是校规严格、学业艰苦，“思想自由”绝不意味着放水流舟，不意味着学校放弃育人的职责。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大学失之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提供得太少，而不是精神层面管得太多。
当我们看到大批学生因常常挂科而被劝退，更多学生把大学单纯当成就业服务站，华丽的大学校园里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的时候，也许我们更该想想，到底是什么让大学与大学生渐渐流于世俗，这比盯住少数名校，抓住一星半点儿就上纲上线有意义得多。
消除“谣盐”现象有赖于文化矫正
毛晓刚
自16日开始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抢购食盐、供应紧张情况，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企业紧急响应，一边加强市场供给和监管，一边通过权威渠道辟谣，“谣盐”事态很快得到了有效遏制。
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我们反观历年来的各种抢购风波，无视常识、失去理性的谣言总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很有必要进行认真反思。
不可否认，此次来去匆匆的抢盐事件有一定的特殊背景。
日本9.0级大地震和海啸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次生灾害，经过媒体轰炸式的传播之后，给邻近的我们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
再加上日本福岛核电站状况不断，一度情势危急，更加重了部分国人对核泄漏后果的深深担忧。
应该看到，在这样罕见的综合性巨灾面前，人类的恐慌情绪普遍存在，身处日本的人大量囤积水、食物、日用品，而在日本之外，不独中国，美国、韩国、俄罗斯甚至欧洲一些国家也都发生了抢购风潮。
面对大灾，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预防、躲避或者抵挡，不管怎样总要干点什么，或许是人类长期与自然界博弈所累积的一种条件反射心理。
除了人类的普遍情绪，国内的抢盐风波却更带有一些中国特色，尤其是谣言四起、抢购成风，很多人不知就里被裹挟其中，闹出了不少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笑话。
有媒体就报道，武汉一男子一下子抢购了13000斤高价盐，令人啼笑皆非。
可一想到近年来我国多次发生抢购风潮，我们就笑不出来。
一些缺乏常识、没有科学根据的谣言总能迷惑一些人，而一小部分人的非理性行为又很快传染给更多的人，直至扩散成普遍性的人心浮动。
听见风就是雨，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人挑头便可能一哄而上，社会心理的敏感性、脆弱性、盲目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实力、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显著改变，这种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大国之大，在于国民。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离不开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在面临紧急情况、异常状况或灾难境况时，尤为需要公众遇事不慌、处乱不惊。
多少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消除谣言，光靠堵漏、“救火”不行，必须扭转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让公众习惯于独立思考、科学认识、理性判断，而不是热衷于忽悠起哄、盲从跟风。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个文化矫正的过程。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从众心理浓厚的社会里，要实现这种文化矫正恐怕不易，但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塑造健全的社会心理意义重大，必须为之。
这其中，离不开国民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整体提高，离不开全社会日常信息发布传播、判断分析、纠错问责系统的有效运行；特别是政府部门，必须在公信力建设、舆情监测、市场监管、应急反应等方面能力有大幅提高。
通过法规制度，通过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和舆论引导，通过公众的自我教育和总结，让“谣盐”现象不再上演，我们要补的功课还有很多。
在社会心理的文化矫正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
此次抢盐风波，在先进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口口相传的威力愈发强大，公信力损耗的现实也更为明显，部分公众、企业商户和专家学者的表现固然令人遗憾，但一些媒体的表现同样应该批评。
在社会心理波动时，不跟风、不炒作，讲科学、有理性，媒体应当表现得更好才行。
双汇损害的不仅仅是公众健康
梁凤鸣
尽管已经被口诛笔伐了一个多星期，双汇“瘦肉精”事件却仍未能从社会关注中淡出。
人们持续聚焦这一事件，因为它触及的是当下最敏感的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问题。
双汇给公众健康造成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损害的不仅仅是公众健康。
龙头企业曝出“瘦肉精”丑闻，给中国整个肉类制品加工产业的信誉蒙上了一层阴影，造成一定程度的损毁。
只是目前双汇“瘦肉精”事件还在发展中，这种产业性的信誉损毁究竟有多大，还有待最后的评估。
“瘦肉精”只是一剂小药儿。
一包小药儿放倒一个民族产业却并不是危言耸听。
2008年，当时的国内龙头乳企河北三鹿集团被发现在婴幼儿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就是这剂小药儿让三鹿成为千夫所指，最终土崩瓦解。
三鹿事件到今天，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可环顾国内奶粉市场，早已是洋品牌的天下。
一包三聚氰胺便将一个民族产业、一个民族品牌推进了谷底，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三鹿事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企业，特别是业内标志性企业，对民族产业的健康发展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必须讲诚信、重信誉，严格守法自律。
否则，就会像三鹿一样，将民族产业原本偌大的市场空间拱手让予他人。
现在看，双汇并没有汲取三鹿的教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才有了今天企业遭受重创，出现生存危机的结果。
做大一个企业很难，创出一个品牌更是殊为不易。
拿双汇来说，从一家小肉联厂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品牌家喻户晓，经历了几十年、几代人的艰苦创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但一包“瘦肉精”就能在一夜之间给多年的努力和投入打一个大折扣，甚至于将企业推到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前有三鹿，后有双汇，国内的企业如果仍不汲取教训，加强自律，那么，企业栽跟斗并拖累一个产业的事就还会发生。
在这次的双汇“瘦肉精”事件中，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饱受批评和指责。
的确，企业要做到讲诚信，一方面要靠企业自身的严格自觉自律，同时，社会监督、政府监管也不可缺失。
企业靠市场生存、发展，有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冲动，监管与监督要做的就是将企业的这种冲动始终约束在合法的范围内。
从三鹿和双汇的事例看，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还有不小的作为空间，需要尽快加以改进和完善。
双汇“瘦肉精”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目前尚不可知。
但对双汇来说，伤筋动骨，失去一大块市场份额是肯定的了。
现在让人有些担心的是，“瘦肉精”这剂小药儿会不会像三聚氰胺放倒三鹿那样，最终也把双汇放倒。
笔者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毕竟，作为行业翘楚，双汇的命运对又一个国内大产业的信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治国理政步入新阶段
毛晓刚
观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民主法制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开始走向成熟，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也随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法律体系牢牢扎根于中国现实国情之上，基于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创新实践，独树一帜、有别于西方那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更好地沿着民主法制的轨道推进，国家的执政方式和治理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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