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总工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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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市总工会

民国16年（1927年）4月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此后上海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但斗争并没有止息。

这期间相继发生了法电工人57天罢工、美亚绸厂工人坚持50天的罢工斗争。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深，上海工人发动了一连串抗日斗争。

从民国21年（1932年）的沪西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到民国25年（1936年）的全市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表明上海工人一开始就站在抗日救亡斗争前列。

一、民国16年沪东纱厂工人罢工

民国16年（1927年）10月6日，沪东恒丰纺织厂3000余名工人，因资本家延付工人工资和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

工人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

厂方开始时态度强硬，经工人坚持斗争后，表示愿意谈判。

当时已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工人运动处于低潮，能迫使资方愿坐下来谈判，已属不易，多数工人也有复工要求。

但是中共沪东区委及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却要恒丰厂工人拒绝谈判，坚持罢工，并且要发动沪东各纱厂工人加以声援，扩大斗争范围，进而形成上海市工人总同盟罢工，举行第4次武装暴动，以便和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宜兴、无锡的农民暴动遥相呼

应。

11月1日，永安纱厂部分工人开始罢工。

罢工领头人人被捕。

上海总工会组织积极分子冲厂，迫使全厂1

800余名工人都参加罢工。

11月7日，厚生、同兴两纱厂工人亦加入罢工行列。

10日，纬通纱厂1

600名工人亦罢工响应。

申新五厂因工会受工统会控制，拒绝罢工。

上海总工会组织四五十名红色恐怖队员，持枪冲厂。

14日，申新五厂也实现了罢工。

日商东华一、二厂的工头怕人去冲厂，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工人斗争，3000多名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至此，沪东纱厂罢工工人总人数达1.3万多人。

由于发动罢工的指导思想是要达到暴动，将经济要求仅作为一种手段，脱离了工人的实际要求与利益。

后来虽由罢工委员会制定了25条罢工总要求，印发给罢工工人，但是内容繁复，中心不明确，使罢工工人无所适从。

在当局的高压下，上海总工会已被打入地下，无法公开活动，而工人群众生活困难，本身又没有组织，罢工难以坚持。

同时，沪东中外各厂厂主联合起来对付罢工，一致拒绝工人的要求。

捕房和工统会四出捕人，指名缉拿罢工领导人，到工人家中强拉工人上工。

24日，各工厂复工，这次罢工失败。

事后，被开除工人有百余人。

二、法电57天罢工

民国19年（1930年）6月18日~8月13日，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法电）工人举行57天大罢工。

工人团结在徐阿梅为首的工会周围，利用矛盾，争取合法，灵活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成为在上海工运处于低潮时取得罢工胜利的一个典型。

当年5月19日，因工人生活困难，提出加薪要求。

工会根据机务部全体代表大会的决定，向资方提出每日工作8小时、普加工资每人每月8元、公司年终发给赏工2个月、工友死亡发给治丧和抚恤费等6项要求。

资方加以拒绝，并将徐阿梅开除出厂。

经工人斗争，徐阿梅复职。

6月14日，工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限资方3日内对上述6项要求作出圆满答复，否则即怠工。

资方态度蛮横，拒不接受。

18日，机务部工人不顾法租界捕房的威胁，实行怠工，旋转为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推派徐阿梅等向国民党市党部及社会局交涉，并致函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青帮头子杜月笙，要求进行调解。

20日，法捕房和华界警方将三名工人捕去。

厂方宣布“招添新工人恢复工作”。

进厂新工人只有数十名。

罢工工人分头向他们进行劝导，使厂方用招收新工人来破坏罢工的图谋并未完全得逞。

杜月笙则以调解人的身份，先将法捕房扣押的两名工人保释出来，并口头答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增加工资等3条。

后因法资方不辞退新工人，而且杜月笙答应的3条也未实现，工人们拒绝复工。

经过机务部工会的争取和车务部共产党员的努力，7月18日罢工扩大到车务工人。

21日，罢工工人200多人到由法电资方操纵的、设在马浪路（今马当路）的“车务部同人俱乐部”，责问其为什么要破坏罢工时，遭法租界捕房的装甲车和100多武装巡捕的镇压，30多名工人受伤，24名工人被捕，附近一泥水工人被流弹击中死亡，造成“马浪路惨案”。

惨案发生后，法电职工更加团结，罢工队伍进一步扩大，实现了法电历史上第一次全体职工联合一致的大罢工，1600名职工中参加罢工的达1500余人。

马浪路惨案引起全市各界人民的义愤，纷纷声援法电工人。

上海工会联合会于7月23日召集各业工会代表开会，出席会议的还有上海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

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等团体代表。

会议决议组织法电惨案后援会。

当时共产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企图把这场罢工引向全市总罢工和武装暴动。

但是徐阿梅为首的法电工会没有受此影响，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领导这次罢工斗争。

全市各界人士纷纷到法电工会慰问，表示同情和援助。

国民党当局控制下的一些工会，也成立了法商水电工会后援会，声援法电罢工。

甚至法租界华人纳税会、国民党市党部、市社会局也指责法电资方。

法租界当局和法电资方感到事态严重，而且受到因罢工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压力，开始表示愿在经济上让步，但一定要开除为首的罢工工人徐阿梅等40名工人。

工人们原来不愿接受开除40人这一条，尤其反对将工会领导人徐阿梅开除出厂。

后来经徐阿梅说明道理，如果40人工资和将来复工有确实保证，则不要为少数而影响众人，罢工要适可而止，再坚持下去反而不利。

8月12日下午，劳方代表7人、国民党市党部代表以及法总领事代表等经过谈判，取得6条协议：

（1）罢工期间工资照给；

（2）一律每人每月增加工资2元4角；（3）被捕工友全体释放；（4）40名退出公司之工友工资照给，其待遇与在厂工友同；（5）抚恤金、退职金、年赏金原则接受，其办法另议；（6）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友及职员。

后来第4条未列入正式协议，只是写明由杜月笙负责解决（6个月后复职，工资照发）。

全体职工于8月13日在工会门前空地上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工人高呼“罢工胜利万岁”等口号，然后整队往公司复工。

三、30年代初上海工人反日斗争

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沈阳北大营，发生九一八事变。

消息传来，激起上海工人和人民愤慨。

当年9月26日，工商学各界800余团体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数万人出席。

大会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向日本政府提出限期撤军，否则绝交宣战。

是日，全市停工、停市、停学1天。

27日，日商码头工人集会，决定停止工作，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

日商轮船、驳船上的中国船员也先后停工罢运。

其他各业各厂职工群众纷纷自动组织抗日救国会、义勇军、日货检查队和宣传队。

9月下旬起，以工人为主体的反日示威集会不断举行。

国民党控制的一些工会，也在10月2日召开全市工界代表大会，通电全国工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组织义勇军，并电请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发给义勇军枪械等。

10月1日下午，闸北宝山路值岗警察阻止铁道炮队炮兵张贴反日标语，双方发生争执，扭打至五区警署。

附近工厂工人和市民闻讯后大为愤慨，千余人群集在警署门前抗议，该区区长游伯麓竟下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装订工人和军服工人各1名，伤5人，造成宝山路惨案。

当夜，装订业工会和军服业工会联合发起组织宝山路惨案后援会，要求枪毙主犯游伯麓，抚恤死者家属，赔偿伤者医药费等。

由于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游伯麓被撤职，送法院审判。

10月中旬，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进行退工斗争，并影响到其他行业。

10月14日，日商日、丰田纱厂电焊工人400多人，一致自动罢工，退出工厂。

接着，日商宝山玻璃厂、浦东瑞和梗片厂等厂工人相继罢工退厂。

11月间，同兴二厂2000余工人退出工厂，由新开的申新六厂加以容纳。

接着，日商公大纱厂、泰山橡胶厂、中国橡皮印刷公司、中华金属制罐厂工人，均转入华商工厂。

当年12月26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

民众反日会组织领导了多次群众大会

和示威游行。

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爆发一二八

淞沪抗战。

民众反日会发动工人组织民反义勇军，参加

的有2

000余人，编为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小分队。

他们奔赴前线救护、运送伤兵，帮助筑工事、挖战壕，慰劳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国。

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总工会和所属工会，也组织消防救护队、邮工义勇军、水木业义勇军、商会童子军团等，开展战地服务工作。

京沪、沪杭甬铁路工人冒着日军的轰炸扫射，坚持开车，保持铁路交通畅通，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

与此同时，各业工人还节衣缩食，纷纷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两个月内各业职工捐献的慰劳金3万余元，捐献的衣服、食品不计其数。

在淞沪抗战期间，日本货轮上的中国船员离船罢工，船厂、铁厂工人拒绝修理被击伤的日舰。

在日本机关、商店、住宅工作的中国服务人员，纷纷离职，拒绝为日人服务，各业工人用各种方式为支援一二八抗战作贡献。

四、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罢工

民国21年（1932年）1月初，全市日商纱厂决定取消月赏（工人做满全月的赏金，少则赏

4工、多则8工）。

1月8日，沪西同兴第一纱厂首先发动罢工，反对取消月赏。

12日，沪西的喜和、日华，上海绢丝一、二厂及公大三厂等相继罢工，参加者万余人。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全市日商工厂停业，停业工厂的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斗争声势更为浩大。

终于形成4万余工人参加、历时近4个月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这场斗争已从反对资本家取消月赏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政治罢工。

1月30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召开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为主体的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建立总罢工委员会。

随后成立沪西区反日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斗争。

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直接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

区罢委发动、组织罢工工人参加抗日义勇军，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罢工工人爱国热情高涨，一时被称为“赤色沪西”。

与此同时，区罢委开展募捐工作，争取社会各界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援。

宋庆龄得悉罢工工人吃饭有困难，立即筹集经费，捐助2万元。

何香凝也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义卖中，抽一部分捐助。

2月中旬，经过罢委会的工作，市社会局同意拨放大米600担、款项3000元。

区罢委在沪西石灰窑一带盖了简易草棚，供无家可归的工人居住。

3月1日，十九路军撤离上海，罢工工人面临着国民党、租界当局和日本资方的破坏与镇压。

日本厂主指使工头利用工人生活困难，诱骗工人复工。

同时收买工贼走狗，从内部进行破坏，并从难民和失业工人中招收工人进厂开工。

市社会局也以发给回乡路费为名，遣散罢工工人回乡。

国民党和租界当局还派出警察、巡捕、密探监视罢工工人的行动，封闭罢工委员会，逮捕、拘留罢工工人，威逼工人复工。

沪西日商纱厂罢工工人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

这时，刘少奇已被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撤去党和工会的领导职务，罢工后期实行一些“左”的做法，斗争更陷入困境。

工人经过长时期的罢工，生活极其困难，多数有复工要求。

区罢委提出了过高的10项复工条件，同时，在工厂附近拦阻工人复工。

在工人聚居地区开设大锅饭，免费供给罢工工人。

区罢委特地发表《为大锅饭运动告各厂工友书》说明大锅饭的钱是苏维埃工农政府和人民捐来的，号召工人武装保护大锅饭，以扩大大锅饭运动，坚持罢工斗争。

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以武力捣毁、没收大锅饭的一切设备，逮捕大批工人，将罢工工人逐出工房，挨房搜索强迫工人上工，罢工组织、纠察队等均被破坏。

5月初，日商纱厂工人大部复工，以后厂方又将罢工积极分子一律开除。

大罢工于5月上旬基本结束。

五、美亚绸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美亚织绸厂有限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绸厂，有总、

分厂10家和艺徒学艺所等辅助工厂，共有男女工人000余人。

由于丝绸销路不振，开工不足，资方企图将困难转嫁于工人，于民国22年（1933年）7月宣布工人工资自当月起一律打9折，各厂工人闻讯哗然。

美亚十厂工人在共青团员邢子陶带领下罢工。

罢工在坚持四五天后失败，邢子陶被开除出厂。

民国23年（1934年）3月2日上午，厂方贴出布告，从3月1日起工人工资在已打9折的基础上，按工种分别再减低20~30％。

3月3日，美亚六厂工人在共青团员张祺等人发动下首先起来罢工，并提出3项要求：

（1）反对减工资，恢复民国22年（1933年）7月前的工资；

（2）反对罚工资；（3）学徒按期转为正式工人。

7日，美亚11个单位4500余名工人实现了全厂同盟大罢工。

8日，在共青团法南区委帮助下，美亚各厂选出代表，成立总同盟罢工委员会。

总罢秀发表罢工宣言，提出：

恢复原有工资；取消罚、扣工资；女工工资与男工平等；不得任意开除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给等条件。

11日下午，工人代表偕同纠察队、交通队共200余人前往总厂，与资本家进行谈判。

总经理蔡声白避不出见，还在代表进入总厂后下令关闭厂门，法租界当局派来大批巡捕准备逮捕代表。

纠察队员和闻讯赶来声援的各厂工人高呼“誓死保卫代表”等口号，冲前相救。

巡捕举棒殴打工人并开枪射击，工人奋力抗争，冲突达2小时之久。

厂方害怕事态扩大，被迫放出代表。

这次事件中，有百余工人被打

伤，其中重伤10多人，酿成三一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3月13日总罢委组织工人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游行，要求恢复原工资，惩凶赔偿等。

各业工人和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声援，并捐款支持。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后发表宣言，号召各业工人支援美亚工人斗争。

3月17日，国民党特务将总罢委总务处负责人柳金生绑架拘押。

18日，总罢委召开群众大会。

会后4000多工人到二区警察局门口请愿要求放人。

沪南、沪东绸厂及震旦、大同等大学学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

这次请愿历时28小时，到第2天中午警察局不得不释放柳金生。

3月20日，资方宣布关厂停业，停止膳宿供给。

4月6日，蒋介石向江苏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发出通令，声称“国难期间工人不得以怠工罢工为要挟致使发生工潮”。

国民党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调解，由于资方坚持宣布停业，调解无结果。

4月10日，社会局再次召开调解会议，资方拒不到会。

当天下午，4000名工人先后赶到江湾国民党市政府，向社会局请愿，要求维持工人食宿。

罢工工人将社会局和同在一幢楼的教育局、卫生局团团围住，不准出入。

11日上午8时，国民党政府调动大批警察和800名保安队员，用竹棍、刺刀和高压水龙向工人冲击。

当场打伤百余人，其中重伤10多人，被捕30多人，继三一一惨案后又一次造成了四一一惨案。

接着，国民党当局查封美亚总罢委，逮捕总罢委10多名工人代表，限令工人无条件复工，并派武装军警进驻美亚各厂。

局势发展对继续罢工极为不利，工人们要求总罢委先复工后谈判。

此时，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却相继发表声明，号召美亚工人坚持斗争，扩大罢工，企图从美亚扩大到全市的总同盟罢工。

上海40多家绸厂5

000多工人一度举行同盟罢工，但都被镇压下去。

全市总同盟罢工，更不可能实现。

4月21日，重新成立的总罢委再次组织1000多名工人去国民党市党部请愿。

市党部提出先复工后调解，被捕工人复工后释放，食宿由厂方即日供应。

总罢委至此声明于22日复工。

复工后，资方要复工工人重新登记，按刚进厂的新工人计算工资；同时开除了143名罢工积极分子。

这样坚持了50天的美亚工人大罢工以失败告终。

六、全市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在民国25年（1936年）掀起的抗日救国热潮中，11月上海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发动了一场大罢工，并获得了罢工胜利。

毛泽东曾经指出，这次罢工是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第一阶段中的一个重大事变，“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要求的”。

一二八抗战后，上海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压迫工人。

工人们出于民族仇恨和生活要求，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民国25年（1936年）9月，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成立的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纱委）决定“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工会工作与当前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准备在日本纱厂中发动大罢工，并进行各项具体工作。

11月8日，沪东日商上海四厂首先起来罢工。

到当晚，上海二厂、三厂、五厂、九厂、同兴二厂、东华等7个厂共1．5万多人投入罢工。

纱委集中工人呼声，提出5项要求：

增加工资10％；吃饭时停车1小时；不准开除工人；不准拷打工人；反对礼拜天延长工时。

并号召全市日本纱厂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取上述条件的实施。

10、11日两天，大康纱厂、裕丰、上海六厂和公大二厂共6000余名工人先后参加罢工。

至此，实现了沪东日商纱厂的总罢工。

日本资本家一面要军警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分驻各厂，出动装甲车和摩托车在罢工区巡行，一面到工人家中进行威胁利诱。

但是工人坚持斗争。

当时纱价骤涨，罢工对厂方不利，厂方答应增加工资5％，其他条件复工后再议。

鉴于当时工人未领工资生活困难，罢工指挥部决定13日起暂时复工。

正当沪东开始复工时，沪西掀起新的罢工浪潮。

12日，内外棉六厂800余名工人因反对日本人打人，举行罢工。

经国民党政府调解，一度复工。

17日，丰田一、二厂5000多工人举行罢工。

接着内外棉一、二、五、六、七厂等

工厂先后加入罢工。

19日起，又有内外棉十、十四厂，喜和

一、二、三厂等相继罢工。

沪西形成总罢工。

与此同时，沪东同兴二厂和上海日商纺织株式会社所属各工厂再度罢工，沪东其他各厂接踵而起，相继罢工。

此时，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万多人，形成全市日商纱厂的同盟罢工。

这次罢工得到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支持。

11月12日，在上海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大会

上，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发表演说，对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表示声援。

罢工工人代表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揭露日本资方暴行，呼吁各界支持。

会上成立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并印发《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呼吁书。

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赠物，支援罢工工人。

国民党控制的市总工会也组织会员参加罢工工人大会，声援反日大罢工，并组织上海市纱厂工人请愿团到市政府请愿。

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使日商受到沉重打击。

日商要求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和上海地

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出面调解。

纱委鉴于这是利用合法手段争取罢工胜利的有利时机，同意接受调解谈判。

11月24日上午，内外棉一至九厂，日华三、四厂，同兴一、二厂，丰田纱厂等工人代表40余人与杜月笙会晤，提出释放被捕工人并以原来5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调解。

杜月笙表示同意。

接着被捕工人均获保释。

25日下午，杜月笙与日本纺织业公会会长船津辰一郎就工人所提条件进行磋商，商定：

（1）工资增加5％；

（2）每月赏工制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薪；（3）不准无故开除工人；（4）不得打骂工人；（5）每日工作12小时，礼拜日工作14小时，增加2小时的工作另给工资；（6）吃饭停车30分钟。

纱委认为虽然第1条只增加5％工资，但其他条件基本达到，本着适可而止的精神，决定结束罢工，发表复工宣言。

11月27日各厂全部复工。

民国25年（1936年）全市日商纱厂大罢工至此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