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习资料8企业法律历史实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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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习资料8企业法律历史实例
经济法学习资料八
企业法律形态是企业自然形态的制度化产物，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学习现行的公司法等企业立法，是必不可少的预备资料。
只知企业形态法定主义之果而不知其由来之因，则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和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
如果把企业形态问题联系于民生事业，则该问题之意义巨大。
故这里推荐下述资料，务希弟子们仔细揣读其内。
1.年广久：
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2.姜维：
中国私营第一人
3．清末福建官脑局兴办始末/屈春海著：
《清宫档案解读》，华文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年广久：
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年广久简历
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
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此人并收人《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
“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Z叫、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赚了100万元。
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
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会咧开嘴，像孩子般烂漫地笑，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
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又没有班上，我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穷了，当然国家也穷了，国家再大，没有经济不行，人家美国，靠的就是经济，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那能搞来钱、搞来财富吗?
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工厂、农田都是那样，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也不干活。
“文革”来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6年，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
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开始卖水果。
我卖水果的时候，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
老头点炉子炒瓜子，点不着火，我就说，我来生（火），他炒的时候气闷，喘不过气，我就说我来帮你炒，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又教我怎么包瓜子，一毛钱一包，一下子就卖光了。
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
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10斤瓜子我卖了8斤，比他卖得还快。
老头就说，我看准你的人了，我们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20斤瓜子，炉子不够大了。
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我卖瓜子卖得多，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儿，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时间一长，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
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发展个体。
我站出来了，站出来是有风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风波，老婆不同意，必须离婚，我离了婚。
老婆同意，我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我拉着板车出来了。
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其实我有不少钱，都全部留给她了。
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傻子瓜子”畅销的窍门
我自个儿没本钱再做生意，就讨饭，讨到扬州。
我一个姓许的亲戚，到扬州去玩碰到我，让我回来，我不回去，到1980年8月5日，我回到了芜湖，母亲年纪大了，我回来时已经立秋了。
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
我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在我后头，学!
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
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
我就决定降价，（价格）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说，你这不折本吗?
我说，你不懂，怎么叫经济学呢?
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
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
这样100包就是（赚）千把块钱。
如果你两块四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到底哪个利润大?
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
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他怎么不干呢?
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
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
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
后来我大儿子（年金宝）跟我学到了，还有二儿子（年强），他们自个儿单干了，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为我实力大。
我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我就讲了，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过路人到芜湖来用车票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10斤瓜子不排队；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军人不排队。
结果越做越大，从1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1斤，多得吓人，20万斤多少钱，两万一天，这是薄利多销。
钱多得都发霉，拿出来晒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炒瓜子，家里来了4个人，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
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
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
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
“口味很好。
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
”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
《光明日报》在1982年12月20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
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r傻子”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点报道，我的“傻子瓜子”越做越大。
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
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元，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元呢?
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
（笑）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我就晒给你看。
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
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我从（雇用）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个人。
大概是1982年，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
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
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
为什么垮呢?
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
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元，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
他们说：
“‘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
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
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
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
他们出资30万元，我以商标权和技术人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
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块，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
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块，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
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贪污案却判了流氓罪
接着麻烦也来了，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
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我哪里是贪污呢?
我去市委里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请儿子吃饭，我讲，你们的财产赶快转移，爸爸最多两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
但没判我刑，我还在派出所蹲着，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贪污我怕啥呢?
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就把我推出来了。
除了贪污罪，又说我犯了流氓罪，说我强奸厂里10个妇女。
我说好，那我干脆给你凑够一打吧，我说那就算12个吧1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关于流氓罪，1997年新刑法已经取消该罪名），就跟没坐牢一样，回去算了!
他们就是想整我嘛!
我抗诉，一直抗诉到中央。
小平南巡再次谈到“傻子”
接着是邓小平南行，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
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一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南巡”讲话，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为在那儿的更多的改革家讲话的。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我被宣告无罪释放。
我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些，但是我晓得外面发生了变化。
一个企业家是会“算命”的，不会“算命”怎么能发得了财呢?
哪个项目能卖钱，哪个门面旺不旺，都要心里明白。
店面设在哪里，还有怎么设计门面，都是学问。
比如你门面就要比别人伸到外面来，醒目，摆设要美观漂亮，才能吸引人，我最大的店面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不管南边来的人还是东边来的人，看到都会说，哦，“傻子瓜子”，来几斤带上。
出狱之后，市委书记领着一帮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我，握着我的手说：
“老年，你吃苦了!
”我知道了邓小平为我讲了话，我和儿子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绝不服输的老人
但我出来以后，“傻子瓜子”情况不好了，瓜子也卖不掉了，我又离了婚，就到蚌埠我的徒弟那里，帮他做生意，1994年11月我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孩子不听话，出了事（指2005年11月，43岁的大儿子年金宝离奇死亡，警方查明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也是他自己有错。
我“傻子”年广久重新出山了，收回了商标跟肖像权（2001年，年广久曾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以后再选接班人。
这些年，“傻子”的影响力小了，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起码这些年，我从未缺过钱花。
我还有67个徒弟，我现在抽的中华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们送给我的。
至于我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
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回首我这一辈子，可谓三起三落，我觉得自己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人市场冲浪。
我多次说过，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
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
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没有运动了。
姜维：
中国私营第一人
1984年，在经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企业之后，新中国重新诞生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这家私营企业的诞生十分艰难，它的浮出需要顶破深厚的制度坚冰，最终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特例批准才结束了争执，可谓惊世骇俗。
这家私营企业叫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创办人是当时的大连著名的个体户姜维。
创办私营企业是为了与港商合资。
如今，24年过去了，当时第一个“闯天宫”的姜维依然健在，从当年的毛头小伙变为今天的皓发长者，虽然他当时创办的公司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改革大潮中显得不再起眼，但依然在日本东京最昂贵的银座运营，姜维本人也依然活跃在社会公众的视线里。
去年11月，他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初，他又在北京注册创办了新公司，打算再回国内发展。
今年3月、4月，他又先后在北京和江西等地进行演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总是充满深情回忆当时那段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千个体辛酸备尝，耀邦讲话指引道路
1980年，30岁的姜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等待安排工作，但是，文化局当时本身就已经超编400多人，根本没有岗位再接纳新人，所以姜维等了8个月还没有安排，让这个30岁的小伙子感到烦躁。
他决心靠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底子，做点小生意，在一个公园门口开始摆地摊照相。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姜维很激动：
“当时做个体户也没有思想准备，当时社会对个体户是歧视的，根本没有社会地位。
”人们眼中的个体户都是“两劳”释放人员和无业游民。
姜维说，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得不到尊重和理解。
他还记得，有一回，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让他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然后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
甚至，1983年严打的时候，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一样被清出营业场所。
“最关键还是社会瞧不起个体户，国营照相馆照坏了，没人挑毛病，可个体户就有了说法；一些执法部门视个体户为洪水猛兽，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市容管理部门将个体户与草木垃圾等归于一类，也属于清理的内容。
”
姜维回忆说：
“在我们比较困难和迷茫的时候，1983年中央高层领导在接见城市集体和个体经营者代表时表示，国家需要百废待兴，但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自食其力、扔掉铁饭碗，为国家分忧，他们是光彩的。
”
1983年8月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收音机中忽然传来了胡耀邦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
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姜维说，那一刻，泪水一下冲出了他的眼眶。
第二天，在动物园门口照相的几个人都买了当天的《大连日报》，上面登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姜维说，当时他们七个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一边读一边哭。
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七个人抬起头，说：
“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激动万分地活着，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姜维说。
个体户不得与外商合资姜维进京求援
耀邦讲话给姜维鼓足了劲头，他在经营上不断进取，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做告，第一个开拍彩色照片，“照照看”摄影摊亭升格成“姜维影书社”，生一派兴隆，以至于香港商人廖志强到大连视察时专门要求见见姜维，就是这次面将姜维推向了历史舞台。
廖志强愿意以成本价19．8万元转给姜维一台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这可使姜维摆脱对国营照相馆的依附。
虽然姜维挣钱不少，但19．8万元这笔钱在时是一笔天文数字，姜维拿不出，于是提出由对方提供设备人股合资的方案，于对姜维的信任，对方爽快允诺。
大连市领导也十分重视。
但就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他：
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
原来，政府工作人员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和中外合资法，都不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
虽说这位廖姓商人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知名人士廖承志的侄子。
但是在国家当时的政策规定面前也没有办法。
但姜维不肯放弃，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姜维为了寻找政策支持，乘飞机来到了北京。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单单为了坐趟飞机，就跑了一天找七个有关部门来盖章。
1984年3月，姜维终于执著地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的日子，他跑了多个国家机关，但都因为他是个体户而被拒之门外。
姜维说，在北京的3个月时间里，他先后借住在20几个亲戚朋友家里，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他还是坚持着，就是想把自己的事业办成。
姜维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他都已经记不清了，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他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一个叔叔告诉他，人民大会堂将举办一个青年的联欢会。
姜维抱着哪怕是拍两张照也行的想法混进了联欢会。
在那里，姜维遇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
之后，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分别听取了姜维的意见。
姜维说，他的一位战友把他介绍给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的女儿。
王任重在家里和他谈了4个多小时后，说会把这件事反映给胡耀邦，并且写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任仲林。
姜维依然记得那封信的内容：
“兹介绍大连市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姜维，到你那去谈一谈，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待，哪怕是几分钟，此致敬礼，王任重。
”
中央各部首长激烈争论，耀邦说：
“让他试一下嘛!
”
第二天，在国家工商总局，四位司局长和姜维展开了一场讨论。
姜维问：
“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
“那只有将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说：
“那就变呗。
”
任仲林严肃地说：
“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变，我可说不好。
”
又一位司长说：
“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规定，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
姜维急了，质问这位司长：
“凭什么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
”司长说，“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依据。
”
姜维说：
“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
任仲林笑了，说：
“小同志不要着急，正是耀邦同志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
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
初夏，姜维借住的友人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
当来人自我介绍后，姜维惊呆了。
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另一位，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一席交谈后，胡德平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蹬着一辆旧自行车走了。
不到1个月，他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公司能不能成立的问题。
“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20多名代表。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争议得十分激烈。
开了多长时间我已经忘记了，但我知道为了我要办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
”姜维告诉记者，没想到自己把事情“捅”大了。
这次讨论，让姜维看到由于历史原因，涉及的政策性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当我知道这个结果时，感到了压力和害怕。
不过，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同志安慰我，不要怕，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
”
1984年11月9日，时任中央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
“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
”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出来了。
多年后，姜维才知道，是胡耀邦过问使他得到特批。
许多年后，姜维在深圳遇到了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李灏告诉姜维：
“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
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
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
1985年4月13日，受国家工商总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姜维早就想好了，要用“光彩”二字作为公司名。
那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到了大连市工商局，不料，工商局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国家消灭私营经济，今天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生证”。
老局长坚持不肯发，别扭了半天之后，姜维才终于拿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新华社发了通稿，许多国家报纸也都报道此事并做了评论。
“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
4年后的1988年8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
从1984年到现在，姜维一步步见证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最开始时的“谈私色变”，到后来又被定位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再到“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光彩”二字来之不易姜维珍惜
“因为有国务院的特批，所以我是一个特例。
”姜维说，正因为这样，他很清楚自身所处的位置，一直谨慎行事。
因为他知道“光彩”二字来之不易。
1990年，娶了日本籍太太的姜维移居日本，把事业的大部分也移到了日本，但仍然活跃在光彩事业的舞台上。
自1990年他移居日本以来，不断回国参加公益活动，先后作了100多场光彩事业的报告来推动光彩事业，1998年他获得全国光彩事业奖章，目前他担任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不断为中日经济交流合作牵线搭桥；今年初，他又在北京注册创办了新公司，打算再回国内发展。
作为中国私企第一人，他给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如今，他说：
“要给这个‘第一’一个圆满的结局，也要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个圆满的句号，以报答共和国的领袖们。
”
光彩实业公司的成立，对于姜维来说，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小步，对整个中国来说，却是社会发展的一大步，它标志着中国私营企业又得到国家承认并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
清末福建官脑局兴办始末/屈春海著：
《清宫档案解读》，华文出版社，2007年4月版
清末福建官脑局在福建近代工业的兴起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企业性质、资金来源、经营方式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都有自身特点，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典型事例之一。
一
樟脑（古称龙脑）曾是福建林业的一项重要产品，五代时就已经成为贡品【徐晓望：
《闽国史》第五章，第321页，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7年】。
清末，樟脑因其特殊的化学价值，特别是在火药上的特殊用途，逐渐受到重视，它的销售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也不断看涨。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中国出口的樟脑每年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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