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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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
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已经过去了260多年，在这26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参差不齐，有的极大富裕有的却陷入极度贫困的沼泽。
发展经济学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国经济能够逐渐摆脱贫困的羁绊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历了初期繁荣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又很快陷入徘徊状态，而迟迟不能成为发达国家？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各国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结合宏观经济理论对这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浅析，重点将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状况下谋取进一步增长的宏观发展战略。
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与发展模式
国民总收入GN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
人类发展指数HDI则能够更全面地衡量一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
表1列出了2021年世界排前60名的各主要经济体人均GNI、GDP和HDI。
（一）各国经济发展现状浅析
从表1的数据可见，美、日、英、德、法、意、加西方七大工业国以及欧盟等国家，牢牢占据着发达国家的地位。
2021年西方7大工业国人均GNI是*****美元，HDI大都超过了0.85。
而像中东一些依靠能源输出发展的大国，因经济结构的缺陷等因素，虽人均GDP很高，却不能列入发达国家行列。
许多东欧国家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转型之后，在过去10年间逐渐走出低谷，经济增长强劲。
例如，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加入了发达国家“预备队”。
金砖四国巴西、俄联邦、印度和中国以及墨西哥、南非、印尼、阿根廷等这些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约占世界的二分之一，人均GNI基本上都在3000-*****美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产业升级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
以中国为例，历经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的发展，成功地摆脱了极度贫困的羁绊。
人均GNI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426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同样位于东亚的韩国，1980年人均GNI仅有1646美元，而到2021年已经是*****美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成功转型的典范。
此外，亚洲的越南、新加坡、香港和欧洲的波兰、匈牙利、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近些年都以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标领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8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由于自身和外部的各种原因，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经济发展缓慢。
表2列出了10个发展较缓慢的国家。
以墨西哥为例，该国1980年人均GNI已经达到2781美元，高于韩国当时的1846美元，但到了2021年，其人均GNI仅有9330美元，年仅增长4.12%。
综合以上对各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简要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国经济虽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从人均指标上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突破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尽快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看，需要着力解决所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腐败多发、社会稳定、老龄化、外储贬值、信仰缺失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
这也是事关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一道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观点
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生产力要素增长的机制和运行原则，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
历史上，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持续地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和发达程度的原因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受到特定时期和地点的限制，虽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对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做一般性的解释，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例如，气候地理说假定由于发达国家都位于地球的温带地区，而落后国家大多在非洲的热带，因而经济能否发达是气候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文化假说则认为民俗习惯和宗教伦理道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决策说指出，当一国经济受既得利益集团或垄断寡头势力左右，阻碍社会和经济变革时，该国决策机构力量被削弱，经济上就会开始衰落；鼓吹闭关锁国的学者则狭隘地认为，抑制外国货、只用本国货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
针对发展模式问题，“趋同假说”强调经济发展的国际衔接关系，即经济原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市场，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学到更高效的生产技术，汲取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吸收大量的外来资本，利用经济上的“趋同现象”，能够更快地向发达国家“靠拢”。
例如，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等国利用靠近欧洲发达国家的地理优势，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各国的稳态增长水平不同，而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生产函数的性质以及政府政策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上的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巨大差异。
最新流行的“开放市场”观点认为，建立外向型市场导向机制是加速一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出口贸易通过刺激技术进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获取规模经济收益、推动制度创新以及“知识外溢”等渠道对经济增长起到间接效应，出口扩张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其主要内容包括：
采取开放的贸易政策、尽量减低关税壁垒、鼓励中小企业竞争和创新、遵守合同、清晰产权、对“市场不灵”的领域政府集中管理并适当地干预资源的配置等。
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规模经济和国际化专业分工增加了就业并有效地利用了内部资源，成功地跻身到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经济在发展探索中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
经过前30年（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中间14年（1978-1992年）转轨经济为主和最近20年（1993-202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当前正面临着转变增长机制、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
1978-1992年的经济史可以总结为“转重点、改体制”时期，中央确定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步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鼓励私营、合资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1978年以前国有经济成分占比为78%，集体经济成分占比21%，个体和其他经济成分几乎为0，而到了1992年，国营经济成分下降到了50%左右，逐步退出了绝对的市场主体地位。
与此同时，商品定价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控制为辅的格局。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商品由1978年的97%降至5.9%。
在此期间，通过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破除了“大锅饭”，初步理顺了经济收入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变化。
在工业领域，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改为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为主。
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9.6%，其主要增长因素可以归结为体制转换所引发的潜在的巨大生产力的释放。
1992年以后，中央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包括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一时期，股份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持续扩大。
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国有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在此期间，投资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3年非金融领域外商直接投资275.15亿美元，至2021年已达590亿美元。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
2021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外贸依存度徘徊在40%-60%之间。
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调收入分配中的激励机制，使得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扭曲现象得到了纠正。
总结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历程，可以概括为：
依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形成产品制造的成本优势，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通过持续地降低居民相对消费支出并加大各行业投资力度，成功地保证了GDP年均9.9%的高速增长；通过市场换技术的大力招商引资，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成功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改造，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表3列出了过去30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在世界的排名变化。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指出，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四个“车轮”的驱动，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的投入以及技术变革与创新。
但是如何做到这几个“车轮”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一国经济的发展又好又快，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制度因素（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所有制、市场制度等）、人文因素（国民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社会稳定程度、区域经济效应、人均自然资源、人口规模与结构、地理位置、气候、自然灾害频度等）。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而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在新的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央政府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五个坚持”。
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这“五个坚持”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线所做出的宏观战略决策，关键是要把行动落到实处。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增长效率，推动经济向集约型发展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维持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质”取胜，依靠科技进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
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生产制造的大宗原材料，如铁矿石等的需求量逐年上升，每年进口石油超过3亿吨、进口铁矿石超过5亿吨，外贸依存度均超过了60%。
这一方面督促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可行手段，在国际范围内继续获取更多的紧缺战略性资源，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必须通过节能降耗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伴随着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我国制造业成本日益攀升、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以外需拉动GDP增长的模式将会越来越困难。
此外，由于粗放型增长模式以“量”取胜，同质化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
企业为了有利可图除了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之外（而这将会越来越困难），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很少。
以我国金属和纺织生产工业污水排放总量为例，这两项指标分别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和5倍，我国能源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约9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7倍。
粗放型的无序发展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较大破坏。
从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来看。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21年之后开始下降，2035年基本结束，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避免。
因此有必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统筹考虑人口的数量、质量、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的发展依靠拼人口数量难以奏效。
例如，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每年却能够创造出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
因此，靠“多生孩子”来支撑经济增长不是最佳选择，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依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和文化水平来实现。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
2021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为29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24%。
按照国际口径，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成为人力资源大国。
但是，在培养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足，下一步需要在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学校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上做出更大的改革。
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的角度来考虑。
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我国许多企业“大而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附加值等重要指标方面差距较大。
不少企业依靠政府赋予的自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回报，存在着高存款、高贷款、高财务成本的“三高”问题，缺乏完善的资金管理体系和科学的决策机制；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高投入、低产出、规模效益低等现象。
加之从资金投入到资金收回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企业内部筹资效率较低，资金流通成本提升并加剧了流动资金的紧张。
因此，为了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高投资和资产使用效率应该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
科技进步和创新应该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根本的要素来考虑。
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其资本存量增加的速度远大于人口和就业量增长的速度，并导致资本深化，但在资本产出比率呈缓慢下降过程中，国民产值却保持了较平稳的增长，而且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和资源投入的增长，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十分稳定，这表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明确指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从概念上来说，此处的科技创新并非专指国际知名水平的重大发明和发现，许多渐进式的技术改进、技术发明和技术专利的涓涓细流，往往最终汇成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
科技创新是一种具有正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代价昂贵，但复制却很便宜。
因此，政府除了重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之外，更应该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研发成果的激励，让研发者有足够的动力继续下去。
总之，在积极推进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只要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福利改善和环境的保护都是可取的。
同时，要继续开辟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便更多地吸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
（二）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和消费，推动各项产业向知识经济演变
从表3的数据可知，中国的许多经济指标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如果继续延续过去满足于占据“全球低端加工制造”这个领域，继续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把关键的经济政策和有限的资源继续部署到落后的生产要素上，中国就很难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的提升并永远沦为“打工国”。
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能再一味追求无序地招商引资，扩大工业区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要把调整经济结构、节能降耗、提升拥有自主创新产品、高科技产品和知名品牌的比率以及提高产品的质量放在首要地位。
应该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利用专利和知识产权许可制度控制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并在WTO框架下给出了许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所谓“规则”。
在通过跨国公司向全球市场提供技术、品牌、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条款、知识产权条约等等，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对地球的责任”。
中国要突破这些重重壁垒，就必须立足于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盾和剑，而这正是调整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的重点之一。
为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建立经济全球化模式下的竞争规则，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如市场优势、规模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推动各项产业向知识经济演变。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且分配不公等原因，抑制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投资重点向民生方向倾斜、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控制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实施有利于扩大消费的信贷政策等措施，实现扩大内需、转变增长方式的目的。
（三）深化转变政府职能，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早在9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央政府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主张。
通过“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改变强势政府的模式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公权力不能直接干预市场行为的要求。
宏观上看，政府的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几个方面。
政治上要求政府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对外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职能；经济上要求政府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保持市场稳定和保证公平竞争秩序的职能；文化上要求政府发挥促进科技进步、发展教育、文化娱乐、卫生和体育事业的职能；社会发展职能上政府要起到调节社会分配、组织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的作用。
新时期深化转变政府职能任务十分繁重，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条件。
深化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解决政府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的公权力被滥用、政府支出不透明、腐败现象蔓延的现象；其次，要解决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微观化”、盲目追求GDP指标、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以批代管”、“以罚代管”的现象；再其次，要解决政府行政问责不得力、政府官员个人财产不申报、放任制度化垄断特权等问题。
为了实现深化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首先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上，与此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深化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现行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
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通常会影响到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化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大。
目前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主要存在着几种思想倾向：
一是较保守的观点，不赞成改革，担心政治改革的风险，会引起社会混乱，影响经济发展大计；二是担心失去现实既得利益，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三是赞成划定一个框架，在借鉴先行民主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搞“试验田”，让参与者进行探索，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四是主张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逐步完善，比如放开舆论对执政机关公权力的监督、进一步分清和理顺党政关系等；五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到了必须要做的关头，要有紧迫感，要负起历史责任，否则会失去机遇，成为历史罪人等。
但是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明确，步骤要稳妥，要遵守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公平、和谐和社会正义的弘扬；有利于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破除权力的过分集中、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从目前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可操作的内容包括：
充分放开舆论监督、基层县乡一级人民代表采用直选产生、确立国家行政机关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独立制度、允许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有识之士做进一步的探索等。
四、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时代应该及早结束了，转变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面对各种棘手的国内外矛盾，面对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如何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把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这四大经济增长要素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起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羁绊，建立和维持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
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除了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许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事实上，无论这种转型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中国都不是第一个尝试经济转型的国家。
在这方面，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邻国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二战废墟上崛起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了30多年的时间；韩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升格为发达国家也用了30多年的时间。
我们还需要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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