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博览》重建教师的尊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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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博览》重建教师的尊严
《教师博览》：
重建教师的尊严
《教师博览》：
重建教师的尊严范维胜
重建教师的尊严
策划/本刊编辑部
主持/江湖一刀
尊严，每个人都应当有，但尊严又并非每个人都一定能够有——有些时候，它就像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
这个可以有，但这个真没有——当“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从总理口中说出，成为这个国家重要的努力方向和目标时，至少可以说明，国民现在的生活中，尊严感还不够，缺乏尊严、不够尊严的时刻，还多。
作为社会群体中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自然也避不开“尊严”这个词。
甚至，对教师而言，这个词语及其内涵，会比其他群体更为宽泛、丰富。
无论是过去所说的“师道尊严”，还是现在所说的“尊师爱生”，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也正是我们说它“特殊而重要”的原因——教师的尊严，上关教育的地位和影响，下涉学生的幸福和快乐。
没有教师的尊严，就不可能有教育的真正成熟和理性。
教师没有起码的尊严，也就不可能培育出真正有尊严感的学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
在今天做教师，你觉得有尊严吗？
你从哪些方面体会到了职业的尊严？
如果觉得尊严感不够，你认为应该如何得到？
或者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
本期，让我们共同关注“重建教师的尊严”。
教育的尊严与教师的尊严
福建
王木春
7年前，在《寻找教师职业的尊严感》的文章里，我真诚地鼓吹：
教师的尊严，来自教师自我心灵的解放，来自对自我的尊重、对人生的热爱、对自己的善待，还来自对待生活时表现出的丰富情趣等等。
直至两年前，全程参与某校的校庆后，我才恍然明白，以如此天真的方式寻找教师尊严，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一次校庆筹备会上，我亲耳听到学校某领导向县领导惴惴请示：
“庆典主席台上，还空余一些位置，能否多放几张椅子，让学校几位副校长到台上就坐……？
”那种请求，不，几乎是乞求乃至哀求的语气，让我感到无比悲哀与心酸。
庆典当日，主席台上近九十个席位，坐满校友和嘉宾，当然全是某行政级别以上的。
我目睹几位八十多岁的老教师，颤巍巍地瑟缩在台下草坪的椅子里，他们的脸被寒冷的秋风扫过，无一丝笑容。
即使在台下，他们也没资格享受前几排座位——那是留给有级别的其他部门领导的嘉宾席。
庆典开始了。
主持人是县领导——几个月前刚来上任的外地人。
自然，他的学生时代与校庆的这所学校扯不上任何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台上唱主角。
接着，一个个领导轮番做报告，台下数千名师生竖起耳朵听，然后奋力鼓掌。
听话与鼓掌，就是教师们参加校庆的“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当校庆演变成各级领导的“政绩表彰会”乃至“政治演唱会”，而其余普通校友和教师只配充当观众，人们不难从教育的异化中掂量出教师尊严的分量。
想起十几年前参加高考监考的事。
那天，刚好轮到我和几位老师当机动监考。
我们坐在教学楼台处随时等候调遣。
学校领导突然走过来，像教导小孩似的，紧张又严肃地对我们说：
“等会儿上级领导来巡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面带笑容打招呼……”当时，我还年轻，非常愣头青，不理解作为监考老师，为什么必须起立、面带笑容地迎接上级领导的巡视。
多年后，我从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教育部某个小司长，公然对着白发苍苍的大学教授颐指气使，如同教训孙子一般，同时也看到某老校长遭到三十来岁的教育部小处长的当众呵斥……诸如此类，我一下子懂了。
连堂堂正正的大学校长，在小官员面前尚且如此低三下四，我等普通中学老师站起来对人家领导强颜卖个笑，有啥了不起的？
换个角度看，能有机会瞻仰领导尊荣，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这两件小事，说到底也见怪不怪，可我忍不住想：
教育如此没有尊严，学校自然没有尊严，校长也没有尊严，等而下之的教师则更无尊严可谈了。
因此，若问教师的尊严在哪里，则须逆推上去寻求答案。
也就是说，教师要有尊严，必须首先要学校有尊严，教育有尊严。
那么，教育的尊严在哪里？
一句话，在于教育的独立性。
教育必须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附庸身份，“成为教育自己”。
人们津津乐道于民国时期那些校长和教授，敢于和当局叫板，一个个似乎“牛”得不得了。
这固然在于他们身上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底气，更由于那时“各派”都忙于抢夺地盘、搞外战内战，无暇顾及对教育的控制，教育赢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
今天，欧美一些国家的教师颇有尊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其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教育摆脱不了行政化，学校日甚一日衙门化，最终必然导致教师尊严的缺失。
我认识一位教师，因为课堂上言论有些“出格”，立即被校长“请”去警告。
当教师的一言一行必须谨守各种规则，否则随时有被清理出校的危险，当校长的权力可以凭一席言语而将一个教师拒之门外，教师的尊严则可想而知了。
所以，教师要活得有尊严，仅靠教育有尊严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合理的制度，并且实施到位，以确保教师各方面权益不受损害。
今天，我们也拥有《教师法》等等，里面的法律条文除了强化对教师的管理外，也能给予教师相应的利益保障。
这显示了时代的进步。
可惜，有些规定在现实中常常无法落到实处。
多年前不少地方有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教师法》不是早就有了教师“按时获取工资报酬”的明文规定？
当前好些地方的教师工资和公务员工资尚存在一定差距，可《教师法》早就明白写着：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教师法》的精神未获得强有力的执行，这也正是全社会对教育的轻视。
其解决途径，就不是教育本身能够做到的了。
当下，各级各类的教育检查，年复一年地繁衍起来。
许多学校应接不暇，最后不得不借助造假来敷衍。
面对铺天盖地的检查，学校是没有资格说“不”的，即便你校长乌纱帽可以不要，学校总得生存吧。
倘若违逆上级，校长被罢职事小，影响学校将来发展可是事大。
别忘了，学校的命根子，不掌握在全体教师的手里。
而更可怕的恶果是，为应付检查，学校屡屡逼老师造假，老师逼学生造假，或者干脆师生携手并肩大肆作假。
如此行径，既毒害下一代的心灵，又影响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践踏了教师的职业尊严。
再回到我开头所述的校庆事件吧。
当学生们看到一大帮莫名其妙的“领导”雄踞主席台，春风满面，指点江山，而他们的老师一个个只能屈居台下，只配和他们一道起立鼓掌欢呼，我不知道，此时学生们的心中，还能存留几分对教师的敬意、对校园的热爱、对教育的敬畏？
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当老师登上讲台，继续叽里呱啦地讲课，台下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们的眼睛还能像往日一样，敬意满满吗？
如果丧失了学生的起码尊重，教师的职业尊严感更岌岌可危矣。
诚然，作为教师个体，他完全可以经由个人的各种努力，获得一定的职业尊严，成为受尊敬的人。
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为某种职业身份，在人们的眼里，他依然难以求得真正的尊严。
另一方面，教育的尊严又不会凭空而降，它有赖于每位教师甚至一代代教师长期不懈的追求——提升和完善自我，坚守基本的教育伦理，坚守人类的良知，一点点争取教育的自主权，从而赢得教育的尊严，也就是教师自身的尊严。
改善教育，赢得尊严
辽宁
李伟言
尊严是一种内在感觉，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但通过调动相关感性的体验，我们也不难捕捉其意蕴。
教师的尊严是教师在教育领域各种关系之中，不被他人奴役也不奴役他人，尊重别人也被别人尊重，履行自己的责任也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即所有相关群体都能充分、恰当践履其职分，既不卸责、也不越位之时，所获得的从容、舒展的心理体验。
在这种积极的生命情态之下，教师感到工作在自己的掌控之内，有较高的职业幸福感。
教师的尊严与教师的自主、自愿、自我实现这样的词语联结在一起，是教师在教育生活中保持良好职业追求的动力，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是“屈辱”。
申说教师的尊严，其价值关键在于帮助教师摆脱种种外在束缚，创设积极自由的职业生活，在成就自身的同时成就美好的教育。
教师的尊严直接与教育的整体品质连在一起，当教育的真意退隐，教育不复为教育时，教师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而这正是我们当下的现实。
教育在目标上缺少对人整全存在的关照，对心智的启发和对生命的润泽被弃置一旁，分数成了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成了学校日常运的中轴，教师不得不与学生一起陷入茫茫题海和各种考试之中。
与大量时间堆积相伴随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耗损，焦虑和倦怠成为教师职业的寻常现象。
教师就像应试教育这台巨大战车的零部件，在整个工作生活中处于一种被裹挟、被卷入的状态。
按照我文章开头对尊严的理解，这种“身不由己”“所做非想做”的情形，表征的正是教师尊严的缺失。
重建教师的尊严内蕴于重建教育的尊严这一过程之中，其中宏观制度变革的视角不可或缺，我说的是办学制度的变革。
世界各国的教育都有考试，也都有选拔性考试，但只有中国的教育如此异化，应试氛围如此惨烈。
问题不在于教育中存在考试，也不在于存在选拔性考试，而在于政府垄断教育供给情况下选拔性考试的统一化。
在我国，高校招生考试从计划、命题，到考试、阅卷、录取，整个过程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在这种高度统一的高考制度下，一方面，考学机会单数化，考生“命悬一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使得家庭和学生本人不得不极度重视高考；另一方面，全国同一的考试内容、任何大学都使用同一张考卷、不管是谁都得在这一张考卷上胜出才能进入大学，使得“应试”成为可能。
换言之，这种“高考”它确实是可“应”的：
投入大量时间进行频繁的模拟考试、对历年试题进行分析、对高考命题进行揣测，是保证学生高考胜出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这样做也会得到升学率上的回报。
要想在体制上突破应试的桎梏，一个核心的宗旨是：
一定要考得不一样。
当选拔方式多样化和评价尺度多元化的时候，题海战术这种拙劣的训练对于大学入学就会失去效用，不同大学录用学生所需的考试在时间、内容和能力的标准上都有不同，这样的考试岂是大搞题海训练、分数排名所能应对得了的？
打破教育的政府垄断，尊重教育的私人举办权，建立起真正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使大学能够根据自身办学理念、专业特色来自行主持并决定录取学校认为适合的学生，从而建立起多元的高考制度，是整体教育摆脱应试桎梏，也是教师获得职业尊严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我们实在需要睁眼看世界，洞悉国际范围内宏观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向，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
在教育的政府垄断之下，教育评价的主体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应试成为必然，社会对教育的期待聚焦在升学率的情形下，作为教育评价的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实际上的评价标准必然是单一化的，那就是可量化的升学率。
事实上不仅是家长在追求升学率，教育官员同样在追求升学率。
于是，学校为升学而进行的打拼不仅是一种服从，更是一种迎合，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教育资源配置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不仅如此，教育的政府垄断也直接导致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日常生活的过多干预，学校要接待的视察、验收、抽检接连不断，要参加的会议、评比、竞赛多如牛毛，要开展的主题活动层出不穷，甚至像家访、写教案这样完全应在专业自主范围内的工作也纳入行政管理的轨道。
最后这一切都要体现为材料，以至于在中小学，材料建设成为一项需要专人来做的事情。
教师在繁重的教学、试题训练之外，还要将大量时间投入由上级行政部门下达的各种事务中。
学校和教师要为学生、为家长的升学欲求负责，更要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要求、指示负责。
教师所能施展的空间相当逼仄，并且极度劳累，这显然与我们所言的“尊严”相去甚远。
因此，当务之急是使教育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这是教师获得尊严的基础性条件。
在目前这一目标一时还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教育行政部门能尊重教育规律，收敛权限，尽可能地减少对学校教育的人为干预。
教师尊严的缺失还明显地表现在微观师生关系领域教师地位的弱势和角色的尴尬，这点更让人沉郁。
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假如师生之间发生冲突，错误就在教师，是教师爱心不够或者方法不对，所谓“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
人们在极力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关爱时，教师自身应有的权利却被无底线地淡化和搁置，教师因正当的惩戒行为而遭遇家长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控告的例子并不新鲜，而这种控告的结果，往往以教师的败北为终。
甚至有教师因为正当的说服教育而遭遇家长的殴打，更有触目惊心的学生“弑师”事件，有的教师仅仅是因为想去家访就遭致学生的杀害。
与面对学生自杀和学生权利被侵犯时社会和媒体对教师的指控甚至妖魔化教师形象、学校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人员对教师的批评甚至欲将之除名的强烈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教师的自杀和教师权利被践踏乃至被残忍杀害，媒体、社会、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
相当低调地回应甚至缄默。
教师已然成为实实在在的弱者，可谓腹背受敌，孤立无援。
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在教师身上寄托的双重期待：
教师既要实际上为升学率而战，同时又必须落实素质教育理念中那些被极力渲染的人权话语。
这种情况下的人权话语实际上只能是浪漫化的，也即虚假的（当然，理论素养的欠缺、思维方式的偏激，加上教育思考的懒惰也使得教育人权话语浪漫化）。
对学生的尊重于是成为对学生错误的迁就，对学生的关爱成为对学生的取悦。
本属于专业自主权的批评权、惩戒权就被轻而易举地牺牲掉了。
包括批评权、惩戒权在内的教育权是教师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当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得不到支持和保证，当教化变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可能因此丢失身家性命时，教师置身于职场中的无奈、沮丧和憋闷可想而知，对工作的失控感也滑到了极致。
教育部曾明确规定教师有批评学生的权利，实际上这恰好反衬了教师尊严的沦落已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
至此，教师赢取尊严的路径也大致浮现。
今日教育的恶化除了体制原因外，还与父母观念的陈旧、家庭教育的卸责、社会教育的缺位等息息相关。
当我们绕过致使教育异化的诸多因素，仅仅就教育谈教育地谋求教育境况的改善时，教师群体就很容易被视为学校各种负面事件的罪魁，是师生冲突中永远错误的那一方，沦为人们不满情绪的集中发泄口，承载着过于沉重的希望，也承受着过多的社会舆论的指责，而更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的因素却被遮蔽了。
教育改善也是教师尊严获求的路径，除了前面所言的宏观办学体制的变革以保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外，还需要持续的教育思想启蒙以扭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以及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教化责任的有效担负，需要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同情式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破除将师生二元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
学生的成长绝不可能建立在教师的纠结痛苦之上，学生要发展，教师的幸福请先行。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分析绝不意味着教师自身在重建职业尊严上是被动的和无所作为的。
恰恰相反，教师本人应是最值得倚重的力量。
有三点需要强调：
一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和专业能力的提升。
一般说来，有较高专业化素养的教师对工作也会有较强的掌控能力，能更从容、更舒展一些，工作会多一点自我实现的意味。
二是教师内在生活的开启。
这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外部劣质环境对教师发生负面影响的程度。
这其中又包含多重内容，比如教育信念的建立。
在欢笑和泪水之间，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对教育不言放弃的深深眷注还是会给很多教师以珍贵的馈赠，那就是不可能被剥夺殆尽的职业幸福感，它微弱地持续或者偶尔在一瞬间乍现，像致密夜色中幽暗的星火，虽明灭不定，但仍然温暖了教师自己。
比如灵魂的觉醒和自我润泽以及对意义感的追寻。
教师只有自己努力站立起来成为一个人，才能减轻在职业生活中沦为物性存在的危险。
而这特别依赖于教师的阅读和写作，阅读使人免于绝望，使心灵得到滋养，拥有更多弹性和明亮，而写作则能使教师内心积累的委屈、怨恨、无力感等负面的心理体验得到舒缓，它们实际上是教师赋予自我精神本质的过程，是教师在恶劣的教育生态中对自身病痛的自我疗治和自我救赎。
三是各种身心养护的知识和技巧的掌握。
一些心理学书籍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里面列举的诸多针对广谱人群的抗压、抗抑郁、抗疲劳的常识和方法，自然也适用于教师。
也有为数不多的相关主题的教育著述，诸如《教师的幸福感——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及职业发展》这样的书籍，对教师缓解压力提升幸福感会有助益。
同行沟通、圈的远程交流，也能够为教师提供相关的支持，此外，教师也应该学会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获取必要的援助。
人格独立，才有尊严
浙江
茅卫东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XX了一下，获得如下解释：
尊严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
简而言之，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
从这个概念出发，考量教师现在有没有尊严，很容易得出官方与民间不同的结论。
从官方的角度看，现在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了。
挂一块“教师之家”的牌子可以防盗，鼓励教师好好干“回头我提拔你当售货员”，这些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现在教师有“教师节”，有“教师法”，收入也不错，自然应该说是有尊严的。
可是如果从教师的生活体验来说，至少我就会时常产生没有尊严的感觉。
比如，社会上不少人羡慕教师有寒暑假，实际情况如何呢？
这学期，我要值周四次，每次半周，等于12个晚上在学校了，而且按学校规定，值周教师必须睡在学生寝室楼的值班室；周日晚上是班主任例会，一学期下来至少又有20个晚上在学校；双周二晚上我要下班辅导，就是坐在教室里管理学生晚自习，又是10个晚上。
加上学期初、学期末强化管理至少各3天，又是6个晚上；听说下个月新生要入学了，全校又会有几天强化管理，班主任自然又得到位。
扣除其中几个晚上的重复，这学期我大概有50个晚上在学校（睡在学校至少有12个晚上）。
以一个晚上顶半天工作时间，等于多了25个工作日，也就是至少多出了近5周的工作时间。
这还只是一个学期，要知道，每个学期基本如此。
而现在教师的寒暑假，有各种培训任务，家访要求，并不是实打实能够放假的。
这样算一算，其实教师和其他行业放假也差不多，只是放假时间集中了一点而已。
如果考虑到教师下班后还时不时需要与家长联系，双休日要补课等因素，8小时工作时间的规定，是不适合教师的。
换言之，教师工作似乎不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列。
再说教师收入。
本县每年都有“慈善一日捐”活动，说是捐，其实捐给谁、捐多少、什么时候捐都不用我们操心。
上面发个文，我们签个字（不签的后果，你懂的），然后钱就从我们账户上扣除了。
虽然这点钱不足以影响我的生活，但大大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这让我很没有尊严感。
上面是我以个人生活体验为依据的一点想法。
但我总觉得，说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很有道理，却似乎并不充分。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八路军独立团骑兵连为了掩护全团突围，明知寡不敌众，却一次次向日军骑兵联队发起冲锋，直至全体阵亡，日军骑兵联队指挥官示意部下向阵亡的对手表示敬意。
据说，这样的情境并非影视作品虚构，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真实历史场景的再现。
夺取了对手的生命，又向对手表示敬意，我们或许还可以说那是“鳄鱼的眼泪”。
明知不是敌人的对手，狭路相逢却挺身而上勇于亮剑，这是勇士对自己名誉的珍惜。
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他们也是有尊严的。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监狱里度过27年的铁窗岁月。
一个黑人囚徒，在盛行种族歧视的国度，可以想象他在监狱里的日子不会好过。
曾有一个白人狱警多次迫害曼德拉，有一次他又嘲笑曼德拉，曼德拉对他说：
除了你身上的制服让我尊重以外，你就没什么值得我尊重的了。
那个狱警听了哑口无言……后来的情节发展颇有些戏剧性，这个狱警改变了对曼德拉的歧视和迫害，两人成为了朋友。
这个狱警在退休时真诚地向曼德拉道歉，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曼德拉原谅了他，直到曼德拉做了总统他们还保持往来。
被对手夺去生命的人，被囚禁的犯人，他们都有尊严，甚至能获得对手的尊敬，他们靠的是什么？
我想，他们靠的是信念。
这份信念，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根植于他们内心的。
他们靠的是行动，不是为了获得谁的认可，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信念。
这样的信念与行动，可能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不难看到，许多老师为了职称、为了先进，拉关系，走后门，四处求人，请客送礼，有何尊严可言？
事情办成，春风得意；希望落空，黯然神伤。
还有人说怪话，骂大街，与同事过不去，拿学生出气，甚至做出更为过激的举动。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末位淘汰，我们教师无力拒绝，但是各种荣誉和奖金，绝不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
为了一些虚名，为了一点小利，我们扭曲了自己、伤害了学生，甚至用生命去争取，这样做值得吗？
我们为什么不想开点，重新体验教育的真正乐趣呢？
”还可以补充一句，想开一点，也能够重新获得为师的尊严感。
或许，想开一点，太难。
很多老师认为，事业成功无非就是得到名优教师的称号，得到各种荣誉和奖金。
也有人就希望教师这个群体把奋斗的动力集中在职称、名利的追求上，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定位在获得领导和体制的认可与赏识上。
对很多老师来说，“教书是一个良心活”这句话，现在只是成了自己不突破底线的一个理由；学生的认同与感谢，也只是无奈中的一个安慰，真正让大多数教师兴奋并为之努力奋斗的，还是来自上级的表扬、奖金和荣誉。
在很多教师的心里，校长、局长——更不要提更高级别的领导了——永远是高高在上。
在领导面前，这些老师永远摆脱不了一种自卑甚至自贱的心态。
这让我想起了李世民。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皇帝很开心，很多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皇帝开心，只要皇帝开心，这些人就开心了。
那个让皇帝站到一边以免妨碍自己晒太阳的第欧根尼，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只能是一个传奇。
只是这样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是尊严。
不知他们能否听得进这句话：
已经衣食无忧，何必“卖身”求荣？
尊严来自高贵的心灵
四川
李镇西
没查过词典，但我以为我对“尊严”一词的理解不会太离谱——所谓“尊严”，通俗地说，是一种被人尊重的权利。
既然是“权利”，那就人人拥有，教师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拥有权利和权利的实现是两码事。
一次在飞机上，和邻座一名医生闲聊。
当他得知我是教师后，说：
“我俩的职业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和人打交道；第二，社会声誉都不佳。
”我笑了，心想“都和人打交道”并不准确，我每天面对的“人”充满活力，你每天面对的“人”能和我比吗？
但他说医生和教师的社会声誉都不佳，我是同意的。
平时听听周围人的议论，打开报纸看看那些负面新闻，真是没几个说医生好老师好的。
相反有人把医生、警察和教师相提并论，比作不同的蛇——“白蛇”“黑蛇”“眼镜蛇”！
这说法当然既片面又偏激，但这三类职业的社会声誉远不如过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门职业要受人尊重至少有三个原因：
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个人素养。
现在有的教师不被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地位，也不是因为经济待遇，而是因为个人素质——最近读《南渡北归》，我实在震惊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学识。
我一边读一边想，当代知识分子和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
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
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
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
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做“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
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
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
“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
”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
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
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
“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虽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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