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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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
2000年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
（第一季度）
第一部分：
Finternet关注
第三次浪潮·第一次危机
从2000年开始，随着具有分餐特色的主流经济网络化速度的急剧加快，中国迎来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但也迎来了第一次最为严峻的调整甚至危机。
2000年，中国互联网公司面临四路夹击。
必将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
也必定会有全行业范围内的调整、波动甚至剧烈震荡发生。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倒闭的相对比例有多大，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
最终倒在地上将是没有竞争力的网络公司而不是互联网或者网络经济本身。
网络经济也有经济周期。
问题是调整何时到来，业界如何以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热潮的涨落。
经济基本面、“第二波”��“新网络概念股”将是维持投资者信心于不倒的关键因素。
在.com经济与网络经济之间，存在平滑过渡的可能。
而中国网络业会不会崩溃，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两个与中国国情紧密相关的因素。
1995年��1997年，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初始阶段，最初的浪潮普及了一种概念，建成了一些基础设施体系。
1999年��1999年，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浪潮，所谓“网络产业”开始成行成市，商业模型进一步多元化的背后是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游离走向融合。
从2000年开始，随着具有分餐特色的主流经济网络化速度的急剧加快，以及电子商务、高度垂直、无线、宽带真正成为企业发展核心要义和产业主题，中国迎来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从浪潮的宽度与广度讲，第三次热潮的社会基础要远远超过前两次浪潮。
除了上述特征，第三次浪潮的几个标志是：
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层面，互联网开始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
其中的表现不仅仅在于代表自由市场经济和新生产力的互联网力量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更在于互联网力量（或者打着互联网旗号的其他社会力量）开始从资本、资源等层面全面介入洗牌游戏��体制内存量的大胆切分和体制外增量的热切追逐。
种种迹象表明，掌控主要社会资源的主流经济、决定经济改革走向的传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变革的操盘者管理决策层的阵营已经开始分化。
从促进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产关系围绕市场、资本、新技术大幅度调整，实现体制内存量、增量与体制外存量、增量之间的对接与盘活，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等意义上讲，互联网开始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
发展互联网是另一种改革开放。
互联网将与WTO一起，成为改变中国走向的两种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驱动力量。
然而，从边缘进入中心并非一蹴而就，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但也始终摆脱不了“边缘的宿命”。
必须承认，网络经济背后的生产关系变革需求、制度调整因素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将持续存在。
1999年中国网民队伍由200万（小众）激增至790万（大众）的同时，自身的一大质变就是由小社区走向大社会。
2000年，互联网商业发展的一些崭新规律与传统产业管理观念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大。
互联网内在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冲击和破坏甚至颠覆性力量将会充分显现。
网络不再是网虫、少数网络科技精英、热心媒体以及IT业内的事情，因此其发展也不再只由纯粹的科技、商业规律所决定。
安全等层面的网际冲突空前加剧，围绕互联网的发展，传统与现代之间，获利者与出局者之间，资本与权力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乃至非主流出于对网络经济不同判断的力量主体之间，在学术、舆论、管理等各个层面的交锋全面展开。
从时间的跨度讲，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距离非常之近，几乎难分你我。
两者之间内涵与外延的边界有点模糊不清，以致于许多大众媒体、产业媒体，在竟相报道、剖析这场热潮时，常常将许多问题混为一谈。
然而，这恰恰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目前的成长曲线已经进入加速上行状态，二是网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入相对模糊的“融合”地带；三是网络经济本身的新陈代谢速度进入2000年前后空前加快，许多企业还没有开张其商业模式就已经处于淘汰境地。
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浪潮有所不同的另一个特征是，随着网络成为一种经济，以及网络力量向社会中心地带的迈进，大量资本、权力的介入以及涌动在创业者中间的普遍的盲动心理，使这场热潮蒙上了前所未有的非理性色彩和不可预测的悬念，其情其景与过去的的房地产热、股票热有着惊人的相似。
大方向没错，现实有点问题，一个健康的成长基础最为重要。
悬崖边上的中国网络产业，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战国年代绕开发展陷阱，是摆在业界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为互联网担忧，最担忧的恐怕是：
眼前的热潮会不会对今后的成长产生破坏性后果？
网络引发的社会风暴会不会成为网络经济自身在中国的发展陷阱。
2000年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面临四路夹击。
一是管制压缩生存空间，部分网站不得不做好短期内上不了市的准备，由此可能错失不少发展机遇；二是网络经济加速转型，传统互联网公司如果不能及时“落地”，在与网络化了的产业巨头的竞争中将会失去明星地位，滑落到产业边缘。
三是资本市场挤除.com泡沫的运动已经开始，处于继续融资阶段的.com公司尤其是骨子里仍然比较传统的“新生代”有可能面临断奶威胁，最终被淘汰出局。
四是伴随正在到来的股市调整，以及投资者商业模型评估体系的质变，正在酝酿IPO的.com公司如果不能赶在资本市场调整到位之前上市，将有可能永远失去“兑现”的机会。
2000年，网络经济将迎来诞生以来第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
国内互联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既有“不尽长江滚滚来”，又有“无边落木萧萧下”。
起起落落之间，必将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
也必定会有全行业范围内的调整、波动甚至剧烈震荡发生。
但是我们也许更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死亡与动荡，用平常的心态去解析一个又一个挥之不去的产业“原问题”。
在所谓网络企业谁先死这样的讨论当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会不会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倒闭，而在于这种倒闭的相对比例有多大，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
倒在地上的到底是谁？
是没有竞争力而应该被淘汰的一些网络公司还是网络经济本身？
不必过于恐慌，不会有毁灭性的风暴到来。
目前在基本面上有两个较为有利的因素。
一是风暴即使要发生，源头肯定也在网络经济的源头��美国那里，而美国经济迄今仍然非常稳健。
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在2000年第一个季度的增长率保持在7．3％的速度上，这是16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此前政府预计的增长速度是6．9％，而一些经济学家的预计是7％。
官方的说法是：
“现在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显示基本面良好，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根据股市在一天或甚至一个月内的表现来判断经济基本面的好坏。
”第二种支撑力量来自网络经济的转型本身。
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所谓互联网产业就已经开始悄悄转型，只不过进入2000年以后步伐大大加快了而已，其中的关键在于传统产业纷纷借网转型��不是去另外做一个.com公司，而是真正用互联网来提高效率、节省费用、开辟业务、扩大市场。
我们把主流经济网络化称作internet发展潮流的“第二波”。
在由互联网公司掀起的“第一波”发展曲线，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第一波”internet发展曲线，已经明显表现出颓势，开始下坠的时候，“第二波”悄悄跟进，并且从去年起“浮出水面”，给予整体存在下滑危险internet曲线以有力的支撑。
“新网络概念股”的出现无论从眼前还是从长远而言，都将是维持投资者信心于不倒的关键因素。
因此，在.com经济与网络经济之间，存在平滑过渡的可能。
传统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句话值得参考：
企业的倒闭无非是资源的重新组合。
企业的倒闭在传统经济当中司空见惯，在网络经济中更是不可避免。
随着热潮宽度、广度急剧加大，泡沫的绝对数量肯定会直线上升，所以企业倒闭的数量比之传统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倍速的增长极有可能伴随着十倍速的倒闭。
调整势在难免，问题的关键是调整最终将以何种形式出现：
是以将泡沫逐渐内部消化的和平形式实现软着陆，还是以全面崩溃的形式硬着陆。
网络产业、网络经济的发展也有经济周期，前一次的崩溃将是下一个增长与繁荣的开始。
倒闭对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来说并不一定是灭顶之灾，传统互联网企业在竞赛中落后、倒下，商业模型合乎网络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兴互联网公司以及由传统产业改造而来的网络化企业纷纷站立起来，互联网的故事从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新陈代谢的故事。
挤除1995年以来第一波发展热潮的泡沫，通过主流经济网络化，承接、支撑internet发展曲线继续上扬，这就是今天应该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
对于社会各界而言，怀疑的目光应该具体到某些企业的商业模型、发展能力，而不是网络经济本身。
因为不可置疑，网络经济已经到来，网络背后的社会变革也已经开始。
对于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信息经济在中国这个不发达国家的落地生根，必将经历多次涨落、反复震荡、剧烈冲突，时间以50年、100年计，而不是以5年、10年计。
Internet潮流属于历史，无人能够阻挡，但正因为是潮流，internet必将与历史大潮一样经历反复涨落。
不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国情”。
国情决定了中国网络经济发展进程的整体滞后，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第三次浪潮与大洋彼岸的第三次浪潮有所不同，国情也决定了我们的“第二波”与别人的“第二波”有所不同，国情更决定了我们的互联网与社会、经济、资本之间关系的不同。
前面所说的决定不会有毁灭性的风暴到来的两个较为有利的因素，说的都是美国那边的情况。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只能构成“发展背景”，最多也只是“基本保障”。
中国网络业会不会崩溃，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如果目前的非理性狂热状态短期内不调整，大量资源、力量继续涌入，.com概念的实际商业价值含量过低，始终难以进入国民经济大循环，资金需求又远远超出资本市场支撑能力，产业完全有可能通过市场进行强行淘汰，所谓强行淘汰，就是经济组织的大面积坏死。
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淘汰并不一定严格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进行。
一些机制健康、有前途的企业不仅有可能受到连累，为萧条付出代价，甚至也有可能成为网络乱世的牺牲品。
第二，萌芽中的中国网络经济的命运，还将取决于畸形的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的未来走向。
在2000年前后“妖气冲天”的网络科技股热潮当中，我们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在1994、1995年中央压缩经济泡沫背景下陷于股灾、楼灾泥潭而不能逃生的极具炒作色彩的那股资本，通过楼市的复苏、去年政府发动的“5·19行情”以及今年以来的新一轮牛市，不仅成功脱逃，而且又开始在各个领域兴风作浪。
今年的网络股炒作明显可以看到借用美国概念进行虚假炒作的这股恶性投机资本的影子。
要是单就这股资本倒也罢了，问题是在“资本运营”方面，上市公司、利益集团与恶性投机资本目前有一种合流倾向。
与股市内国有资本的不良表现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累积在资本市场的扭曲性因素越来越多，一旦美国股市风吹草动，恶性投机资本的再次脱逃极有可能酿成股灾。
股市的崩溃不仅会导致中小投资者大面积倒下，引发社会信任危机，而且从根本上使一切重归于萧条，造成经济甚至社会动荡。
那时侯网络业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第二部分：
Finternet视点
一、互联网：
中国改革新动力
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意味着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通道、接口。
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制发展，代价惨重。
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信息经济的形成，而信息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
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
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
无数事例表明，想要绕开管理、绕开国情、绕开制度、绕开阻碍发展的种种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没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最终难以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或者主流经济。
互联网将与WTO一起，成为改变中国走向的两种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驱动力量。
从目前最热门的词汇“融合”谈起。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对于美国和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有些层面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民间、市场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与国家、权力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之间的资源、资本第一次有了产业意义上的高度畅通的双向流动通道，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接口。
最最关键的是，无论是以增量还是以存量形式存在的体制内财富、资源，现在有了非常清楚的流向：
新兴产业、自由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毫无疑问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下一个阶段的产业、经济走向。
所以，传统产业、社会力量纷纷介入互联网，只用“分餐”二字来概括显然非常片面。
正是因为“主流”的参与，主流经济网络化才凸现为2000年网络经济的重大发展主题。
深度结合已经开始
有人把1995年以来商业internet在中国的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为蒙昧时代（拓荒）、劝说时代（孤独的启蒙）和今天的众声喧哗时代。
从接入为王、内容为王、应用为王、服务为王到商务为王，中国互联网服务业在不同阶段有过一些不同的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发展热点、舆论焦点，以及业界对互联网认识由表及里的变化。
另一方面，也动态的反映了互联网逐步成行成市，成为产业、经济的全过程。
从互联网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1995年到2000年，网络是一部在传统IT产业中孕育，在IT与社会之间的边缘地带爆炸式成长，又最终与其他产业走向深度融合的三步曲。
现在，这种带有分餐色彩的融合已经开始。
互联网走出IT，与整个社会经济进行深度结合的过程，既是网络经济进一步分蘖、走向纵深的过程，也是逐步消除泡末、安全落地的过程。
从网络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也是这样一种趋势。
将来并不会有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会有脱离网络经济的经济网络。
网络经济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对于美国和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有些层面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民间、市场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与国家、权力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之间的资源、资本第一次有了产业意义上的高度畅通的双向流动通道，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接口。
最最关键的是，无论是以增量还是以存量形式存在的体制内财富、资源，现在有了非常清楚的流向：
新兴产业、自由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毫无疑问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下一个阶段的产业、经济走向。
整合体制内存量资源
时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公司总裁的温元凯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副总裁李建光日前在某媒体有一个谈话，主题叫做“资本整合中国互联网”，温元凯认为：
“目前在北京、上海每天有几十家互联网公司诞生，都希望来抢互联网这块蛋糕。
总的来说应当从正面看，社会上关于互联网是泡沫的说法，不足以成为阻碍我们发展互联网的理由。
因为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经济最强有力的增长点，是真正的产业化而不是在“作秀”给别人看。
我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核心之一的调整产业结构问题，而我们现在最困难的也正是调整产业结构”。
其实，温元凯的谈话说出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没有讲清楚问题的实质。
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源重新配置、存量重新分配的过程。
在今天就是用网络经济这一时代赋予的概念之“壳”，用来自资本市场的支持和投票，重新洗体制内存量资源这张大牌。
温元凯的谈话内容总结、提升一下，用另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更为准确“互联网整合中国存量资源”，或者“互联网整合中国产业结构”。
从存量与增量，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度来分析2000年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我们会发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已经开始发生。
而且从演变趋向来看，重组、盘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分餐。
割裂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围绕体制内存量盘活，曾经出台过无数决策，然而收效都不是很大。
股份制改革曾经是所有努力当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但是最终因为内部人控制等因素，没有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操作，也没有和资本市场实现纯市场意义上的对接，加之资本市场本身发育不良，产权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所以成效并不是很明显。
到现在为止，计划体制的僵化与分割依旧存在，让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
表面上处于一个大市场，是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但是实际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活动始终处于相对割裂状态。
割裂的具体表现是：
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始终难以通过市场充分流动起来，在两种经济组织之间自由交易、自由配置。
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一直到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通过建立公平、统一的交易规则，塑造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通过不同层次的市场发展与保障体系的建立，为资源通过市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塑造顺畅的通道。
目前的现实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当中，存在着两种经济主体：
国有与非国有，二者在产业资源的占有、从资本市场那里享受的待遇方面处境完全不同。
比之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不一致造成的市场混乱更为严重。
由于社会保障等制度依然严重偏重于体制内经济组织，体制内产业萎缩甩出来的劳动力资源在体制外就业缺乏保障，再就业因此困难重重。
也由于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有限，体制外经济的发展速度有限（20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三资企业），因此对从体制内甩出来的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
据统计占国民经济75%比例的体制外经济组织，与占25%比例的国有经济组织相比，前者每年能够得到的财政、金融支持不到后者的5%。
但是国家金融、财政部门向经济领域投放的资金需要好的企业、好的项目，体制内经济组织承接能力明显有限，而资金大量改投到体制外又不可能。
在这方面，资本的不合理配置、恶性循环所产生的后果，与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的后果是一样的：
储蓄居高不下，民间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启动，资本介入国民经济大循环通路受阻，效率低下。
可以说，只要产业不开放、市场不准入、经营不特许、资本不自由、规则不平等的割裂体制不改变，民间资本的拒斥心态就不会改变，国家资本自拉自唱、恶性循环的现状就不会改变。
市场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气候，长期资本市场始终发育不良，民间投资迟迟难以启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就会严重受限。
最终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
网络经济：
开放自由的经济
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社会舆论当中出现了许多与信息产业相关的空前激烈的讨论。
福州陈氏兄弟私设IP电话被查处一案，各地媒体持续声援达一年多时间。
山东沈洪嘉教授抨击资费问题，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电信批评热潮。
民营ISP行业全行业死亡，业界集体声讨电信垄断。
广电涉足数据通信业务，电信全力反击，双方地方部门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高速互联网挑战中国电信，“网通”一出各界纷纷给予厚望。
第四媒体转载、自采新闻，有关部门及传统新闻媒体合力“规范”。
中美WTO谈判前后，吴基传声称要处理境内违规外资ICP、ISP。
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大卸八块还是免不了一波三折。
表面上看，这些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新闻话题，实际上则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观念、利益主体之间的激烈交锋。
这些交锋，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交锋，是信息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两种社会之间的交锋。
垄断与自由、封闭与开放、改革与保守、权力与资本构成了这场交锋的两个阵营。
具体到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沿，目前表现为以下多种矛盾。
在网络经济的自由开放与官方决策的保守封闭之间，在重新洗牌的全球化浪潮与民族国家的安全、独立之间，在资源、产业的横向整合要求与目前产业的行政分割体制之间，在网络文化的多元、发散、创新、颠覆特质与现存文化一元、权威、集中、继承特质之间，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本的国家管制之间，在资本市场的强烈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在传统产业渐进增长下形成的管理机制与网络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客观要求之间，在政府主管、主抓甚至主办的习惯与网络经济的市场驱动、自由扩张特质之间，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意识形态的信息管制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冲突，原因在于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络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相关产业的高度融合、传统产业的改头换面、经济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市场的快速发育、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以及体制的深层次调整。
从技术的角度讲，网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三网合一，三C合一，从产业角度看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存量的流动、盘活与增量的切分。
资源的大范围重新配置在此天经地义。
此外，网络经济还要求教育产业全面改革，要求传统媒体成为促进信息自由、充分传播的现代媒体乃至知识产业。
互联网，一个存量盘活与增量切分的千年神话。
对于主流经济网络化而言，存量盘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增量切分，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说：
网络这支增量意义上的概念股，前期最大的价值在于将体制内僵化的、沉淀在夕阳产业的诸多存量盘活，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组织在资源、资本等层面的对接、流动。
从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当中主流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止发展，代价惨重。
如何变堵为导，化势能为动能，打通体制内外的资源通道应该是眼下首先应该着手的问题。
否则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
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空泛、危险，关键在于如何顺应潮流、因势利导、为我所用。
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
网络对中国经济的战略重组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到来。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是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角度来讲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迄今依然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
如果把网络经济比作一枚金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便是这枚金币的此面与彼面（注：
不是正面与反面）。
网络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便密不可分。
3月底以来，发生在姜奇平与吴敬链之间的一场“泡沫与制度之辩”，表面上双方观点分歧严重，交锋空前激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只不过彼此对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结论才有所不同。
吴敬链先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网络产业、新经济的意思，只是说目前的热潮当中有许多泡沫，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所不同，中国股市上正在爆炒的许多网络股与美国的网络股不是一回事。
“当前的美国经济的确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觉得美国经济界人士对泡沫成份的警惕很有道理……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份。
”
吴敬链认为，中国当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
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这样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
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人才（包括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市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等等。
我希望我国官、产、学三界都要为此作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这就是我在答记者问时所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含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飚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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