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千年 遗响不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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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千年遗响不息

蹉跎千年遗响不息

　　咸丰十一年“功牌”　　　　功牌，是清代总督、巡抚部堂及统兵官用以颁给属下的奖牌。

功牌分为多种等级，按功论赏，得几品功牌，就可用几品顶戴，最高褒功为五品。

获得功牌顶戴为科举正途之外的―种从仕途径。

这件功牌，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赏给富阳县团董茅元贵的军功八品顶戴执照（图20）。

王有龄，字英九，号雪轩，侯官人。

咸丰十年，太平军长驱直入，杭州城陷，浙江巡抚罗遵殿殉难，同年，王有龄因收复杭州有功，擢为浙江巡抚。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富阳县人茅元贵因办团练有功得赏巡抚王有龄所颁八品功牌。

这件功牌借用“杭嘉湖道关防”颁发，是因前任巡抚罗遵殿在城破时殉难，巡抚关防丢失所致。

这一年，江南战局愈紧，杭嘉胡一带战事不断，王有龄受命兼顾江苏太湖军务，太平军迭陷苏州、常州、嘉兴、诸暨等城后，杭州城被围，王有龄“一身撑挂，百计补苴”，十月，余杭、绍兴等地亦被攻占，杭州城饷源断绝，援师阻隔，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杭州城再次被攻破，王有龄战死。

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素闻其清誉，为其厚殓并遣其残兵护送棺木回乡。

清廷谥“壮愍”。

　　一个武秀才的连升十级

　　清代官员的品级，沿用明制，把职官品级分为九品，每品又有正从之别，所以又称“九品十八级”。

除了科举入仕，以战功或捐输得功入仕也是一种捷径。

余姚人蔡福灏，出身武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接二连三地得到上头发来的奖札，先是大名鼎鼎的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李鸿章，然后是省城代办顺直推广赈捐总局的道台老爷，奖札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把蔡福灏的顶戴从六品换成五品。

这场赈捐案，功牌发了4道、奖札发了22件（图21）。

在光绪十八年时，蔡福灏刚刚由浙江巡抚崧骏褒奖了六品功牌（图22），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个不入流的武秀才。

按清代官制，一个知县为正七品，蔡福灏所得顶戴相当于府通判的品级，这说明他当时得到了很高的抬举。

仅过了一年多时间，李中堂又褒奖给他五品顶戴，可以说是青云得路。

从不入流到戴上五品顶戴，蔡福灏刚好是连升了十级。

　　道光六年吏员执照

　　图23为道光六年（1826年）山西布政使司为吏员闫先耀颁发的赴缺执照，上印：

“山西布政使司钦奉恩诏敬陈管见事，康熙二十六年内蒙巡抚马案验准户部咨内开吏攒纳银……今天下升平日久，钱粮足用，应照户部所议，嗣后停其纳银，各衙门照所出缺召募着役具题，奉旨钦遵在案，又蒙本院案验准吏部咨同前事……五年役满，保送考职……吏部咨内开嗣后各衙门经制书吏在于现充书职内拣择，不得徇私挂名。

”由此可知，闫先耀并不是捐纳所得的吏员资格，而是在地方短暂停止捐纳时按吏员循例选拔的，属不入流吏目。

闫先耀若要入流获得考职，则需要在衙门从吏五年，期满则可保送考职。

　　“例捐授国学”与“正实收”

　　图24为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生员张宣在江西藩库捐输白银88两后得到的“正实收”与“例捐授国学”证书，分别由江西省布政使司与江西驻省提塘颁发。

在清朝，“正实收”也称作“实收”，是官府收到捐输者的银钱后，发给纳捐人的一种官方凭据。

　　同治四年（侣65年），正是湘军攻克太平军天京的第二年，时左宗棠率部在西南与太平军残部交战正酣，曾国藩则北上剿灭捻军，节制各路攻捻大军，湘、淮军在江南江北战事不断，清廷需要大量的军饷以供支配。

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清政府国库空虚，内外交困，只好广开输纳之门，所得银两一部分拨纳入藩库由军方支配。

据资料记载：

咸丰六年十二月，曾国藩在江西撤销粮台，一切军饷由江西藩库供应。

由此可知，金溪县生员张寅所捐银两，悉数进入了曾国藩的军库。

　　图25这张正实收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由四川布政使司所发，其主人为绍兴府诸暨县人陈福胜。

一个诸暨人，怎么会去四川捐输银两呢?

正实收上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川省被旱、被雹、被水者九十余属……藏民多菜色，前蒙圣恩发帑三十万两已经匀拨……然冬赈春抚为日方长，灾广赈繁尚需钜款”，由此可知，光绪二十八年川北藏区发生灾害，虽然清政府拨款救灾，但因灾情严重，藏民生活困苦，署理总督部堂岑春煊奏请开办赈捐，所有虚衔、封典、贡监等项按筹饷例以四成实银上兑，应试监生仍收十成实银。

陈福胜因只捐监而并不打算应试，所以他得到了打折优惠，按照赈捐条例他以银两四十三两二钱，得到了川字第“6019”号正实收，捐得了监生头衔。

对陈福胜来说，本来要百余两白银才能捐得的监生，到四川捐就可以便宜一大半，还做了慈善，救助了藏民，何乐而不为?

　　“户部执照”与“监照”

　　清咸丰之后，吏治已呈崩坏之势，朝廷中靠科举正途被任用的官员骤然减少，而靠捐输提拔的官吏却由原先的二成多猛增到五成以上；更有甚者，各地方还经常借赈灾或募饷等名目，降价出售官职。

朝廷为了维持政局，需要大量的银两填充，所以早把捐官将得的钱款，列入财政的正项收入之中，卖官鬻爵之风泛滥成灾，到最后甚至发展为无官不可捐、无人不可捐的局面。

“户部执照”与“监照”便是清代公开捐官的一个佐证。

生员向纳捐部门交纳银两之后，纳捐部门造册报批，户部与国子监依各地册报发给相应执照。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十六日，余姚人施丽祥通过捐输拿到户部执照与监照后，就成为了监生。

户部执照上印有“户部为筹饷事，御使何其仁奏请将部监空名印照颁发，各由收捐并酌减银数……由顺天府暨各藩司将照均散各厅州县，协同绅士劝输收捐，该捐生一面缴银，立给户部执照并监照各一张……准其一体乡试…一奉旨：

依议，钦此”（图26）。

由此可知，这样的收捐卖官政策是经过皇帝御批的。

　　“合举乡饮宾”执照

　　乡饮宾，即乡饮酒礼的宾介。

明清时期，地方上每年要举行一次乡饮酒礼仪，用以表示盛世“引年尚齿而尊德”。

礼仪例举三人：

宾一，取诸缙绅；介一，取诸文学；耆一，取诸韦布（指韦带布衣，即没有做官而隐居在野之人），每岁一行，无敢懈怠。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遂下令废止。

之后，每岁由各州县遴访年高望重的士绅，―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

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

这种相当于现代“终身成就奖”的封典，到清中后期基本延化为一种例行封赏的仪式。

图27为临汾县人马忠礼在72岁时被合举乡饮宾时的执照，由平阳府儒学正堂李、副堂曹所颁。

　　“选拔京报”与迟到的“省塘发照”

　　《捷报》：

京报，贵府大老爷叶廷桢，奉旨选授山西省泽州府阳城县正堂。

此京报为叶廷桢经朝考选拔为知县后，衙门递送的报捷京报。

叶廷桢，慈溪县人，光绪年间选为阳城县正堂。

清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阳城令叶廷桢简雅工书画，而短于吏材，民习拳者日多，?

\（you）助棘矜，时时至城下，袖手而已。

或倡言闭门登陴，廷桢遽从之，拳益横行。

”可知叶廷桢在掌阳城县事时，正是义和团起事之初，而叶廷桢为文人出身，对治理义和团束手无策。

此京报是叶廷桢出仕阳城前的“选拔京报”（图28）。

　　另一件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理浙闽全省塘务守府何发给生员毛?

]的捐监执照（图29）。

提塘，是指管理塘务之官员，由兵部统一管辖。

各省提塘与本省的信息往来均有专门线路，是在驿站、铺递之外的塘递专线。

这种塘递专线沿途设立塘拨，多以各省督抚标兵充任。

提塘除了负责递送中央各部院与各省之间的部分公文往来、印发邸报外，还负责一些重要礼制事宜的传递。

余姚人毛?

]输银捐纳时想必科举尚未废止，但等到毛?

]拿到这张迟到的“省塘发照”时，科举制度早在旧年七月份废止了这样的捐监执照对他来说实际上已无多大的意义，毛?

]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清末时期的学堂与私塾改良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改本省书院为大学堂，遍设中学堂与蒙学堂，教读“四书”“五经”，兼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全国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第二年，清政府公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张之洞在主持修订《奏定学堂章程》时还专门制定了《各学堂奖励章程》，给予各级学堂毕业生以科举功名，提倡“学校仕进并合为一”，由此可见洋务派废科举、兴学堂的决心（图30）。

　　科举废除后，私塾成为普及文化基础教育的场所，清末新政多次提倡改良私塾。

光绪三十一年，余姚县设立私塾改良会。

同年，余姚县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组织东山、开元、兰风三乡私塾发起成立三乡蒙学改良会，入会各塾议照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酌定课程教授，使当地的高等小学堂教育归于统一（图31）。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所颁《私塾改良章程》规定：

“各教员各自收徒传授，馆室照旧，修金照旧，惟教授用新法，重讲解，不重背诵。

先讲求蒙学新书，然后授以‘四书一五经’。

”宣统二年，余姚县共创设简易识字学塾六所，即为私塾改良之产物。

　　带有慈禧懿旨的毕业文凭

　　图32为湖南民立经正中学堂颁发给中学毕业优等学生朱应嘉的毕业文凭。

文凭上刊录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上谕：

“朕钦奉皇太后懿旨：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

钦此。

”科举废止后，地方上广设新式中小学堂，这张带有慈禧懿旨的毕业文凭，为湖南民立经正中学堂奉谕恭录，全文共有857字。

　　宣统二年浙江法政学堂修业文凭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浙江省巡抚增韫向清廷奏请变通“禁止私立学堂专习法政”的规定，并转奏了陈敬第等人所拟准办浙江私立法政学堂的呈请。

同年五月，学部议复《浙抚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准许“各省会地方经费充裕及课程完备者私立法政学堂”。

是年，浙江私立法政学堂维持会选举光绪戊戌科（1898年）进士许邓起枢为学堂监督，校址设于杭州西大街旧铜元局内，设有教员21人，职员6人。

法政学堂招收各府县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及师范、中学堂之毕业生，课以政治、法律，以“培养立宪人才”。

图33是浙江法政学堂所发第贰拾壹号文凭，是山阴县附生莫本凤在浙江法政学堂第三班别科第一学期经考试列入优等后给发的修业文凭，莫本凤平均分数为75分83，他还因勤学加了4分，考试科目以人伦道德（加入品行）排为第一，另有“宪法”“政治学”“刑法总论”“民法总论”“行政法”等十―项，可谓科目繁多。

　　自隋至清，文科科举共考选出了800多名状元，10多万名进士，100多万名举人，这些人才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科举制度1300年的历程来看，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积极进步的一面。

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以科举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他认为“科举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是中国的良制”。

的确，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庶民子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

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当时的时代：

凿景下还是具有其合理性与科学型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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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