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基于政治文明的角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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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基于政治文明的角度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基于政治文明的角度
【内容提要】政治文明是一种有序的人类合作机制，真正的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所独有的内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我们应以民主来实现人类合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化解各种利益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机制
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的背景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很大的改变。
平均主义的阴影已经消融，而两极分化的现象正在扩展，这使得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加剧。
一系列社会矛盾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
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具体举措，强调必须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由此可见，民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从政治文明的角度阐释民主对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是一种有序的人类合作机制
“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
一般而言，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
从外延上看，文明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
从内涵上看，它有着多方面的含义。
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程度的加深以及控制自然力的加强；而如果就人类本身之间的交往而言，文明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socialorder）的存在，它与社会现象中的失范和无序相对。
社会秩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稳定的、规则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另一个是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
两者相互关联，而不完全等同。
（注：
JonElster,TheCementofSociety:
AstudyofSocialOrder,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政治文明主要是指公共领域里的政治秩序，它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普遍合作。
传统政治学家，像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等政治哲学家，用自然状态来描述人类社会不存在合作的情形。
在他们看来，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如何从缺乏合作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中走出来，建立政治领域里利益联系的冲突解决的有秩序的制度，亦即建立政治文明。
人类如何才能合作呢?
在政治领域内，普遍存在着种种利益矛盾，这些矛盾使得人类的合作发生困难。
因此，有必要设计种种机制来促成人类之间的合作。
目前存在许多种合作机制，但每种合作机制都各有其优势与缺点。
比如就命令来说，其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决策成本的低廉，但就事件涉及各方的利益而言，其外部成本又过于高昂。
如果是在公共危急事件中，就必须存在一种命令的安排。
私人安排（privateordering）也是一种合作方式，它指双方进行合作时所进行的权利的自愿转让。
市场上双方交换就是一个简单的事例。
工人与资本家订立契约，将其劳动力的部分权利转让给设备所有者。
在公共领域内，也存在类似的权利转让的机制，比如招聘公务员。
民主也是其中的一种，它主要指合作双方以平等独立的身份进行共同选择。
从抽象的意义上看，任何一种机制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文明的主导性机制。
民主并不必然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而且在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一种非民主式的合作机制作为政治文明的核心的。
到了现代，民主才真正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的合作机制与利益矛盾的解决机制。
二、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在政治领域内的各种合作机制中，民主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古代，除了在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等存在一段短暂时间外，它并不是一种占优势的合作机制。
直至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国家的诞生以后，民主才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合作机制。
为什么在进入现代以来，民主能够占有优势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溯到人类社会的利益矛盾的形态上去。
在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各种利益是相当分散的，它们之间的利益联系以及相应的利益冲突都是零散的、不经常的。
在以农业社会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文明中，农民基本上没有商品活动，“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7页，第78页，第277页。
）。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7页，第78页，第277页。
）
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众多，分工发达，由商品经济与分工导致职业分化，造成了人的异质性。
人的异质性与社会地位和角色相结合，促进了社会的分层与分化，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利益联系增多，随之也增加了利益冲突。
现代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由此必须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7页，第78页，第277页。
）在这种统一的要求下，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或者说人类的合作机制也开始发生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变化。
人民都要求表达自己的利益与偏好，民主政治本身即渊源于人们的利益需要，是不同人们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物。
只有在现代性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民主才有必要。
列宁在论述宪法的本质时曾经指出：
“宪法的实质在于：
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系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
”（注：
《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309页。
）就此而言，真正的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所独有的内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三、以民主来实现人类合作
民主在解决利益冲突、实现人类合作方面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民主意味着一种稳定的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
稳定性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
民主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机制来协调不同利益的。
它首先是一种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那些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总和，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总体。
它包括法律、规章以及政治政策等等。
一种制度作为一整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视为特定利益关系的凝固化。
也就是说，制度既是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的可能性规定。
制度具有全局性。
相对于其他手段来说，制度的影响不在于一时一地的事件或利益，而在于长期的整体的规范的作用。
作为一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解决制度，民主的根本作用在于让人们自愿地表达其利益，综合各种不同的利益，并以人们的偏好来自愿地作出裁决。
作为一种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民主的稳定性是其重要的内容。
参与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将会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偏好所决定，这种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偏好与专制者的利益与偏好相比，后者更具有任意性，对于参与人来说，更难预测。
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伴君如伴虎，人们难料君主的喜怒哀乐，因此也难以选择对自己来说具有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而且很有可能君主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背，从而造成一种不稳定的局面。
而在民主制度中，个人的利益虽然未必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但毕竟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可以预测的，对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来说，民主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
其次，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的利益。
平等是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民主并不承认某种利益天然就比另一种利益更重要。
民主在权衡各种利益来取得平衡时，所依据的不是某种利益的本性，而是对人的尊重。
民主要求每个人一票，就此而言，民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它要求参与方在表达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尊重他人的利益。
在利益的权衡过程中每个人的利益是以参与人的平等身份来表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就利益的内容而言，民主的平等意义并不在于实质内容上的平等，而基本上指一种形式的平等；而就利益的综合过程而言，民主的平等意义并不在于结果的平等，而是过程的平等。
第三，民主还意味着宽容与理性的妥协。
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因而也必然是一个冲突频率大为增加的社会。
如果一种利益坚持不肯妥协，必须与对方达到你死我活的结果方肯罢休，这将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而民主要求利益对立各方尽可能理性地思考合作的后果，而不是不顾后果地坚持一己利益。
如果对立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目标、原则、要求是绝对正确的、绝对合理的和公正的，并认为对方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应该全部抛弃的，这样他们往往会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要求，可以想像其结果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合作无法达成。
因此，在民主这样一种利益协调机制里，参与各方必须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在承认对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使双方各自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从而解决冲突，形成一种文明的秩序。
宽容而理性的妥协是民主的合作机制的基本精神。
四、利益冲突的加剧呼唤民主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利益平均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
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利益的多样化发展趋向上，而且还表现在利益分配上。
从利益均等到利益分化，进而发展到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的“突变”而出现了利益失衡。
其利益格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需求和获得途径逐渐多样化和复杂性。
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单一所有结构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全国人民的利益凝结成铁板一块，当时过分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和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利益格局，放权让利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使不同群体的人们的利益需求得以表达，并在利益调查的过程中进行分化和重构，形成一个个群体特征和形态较为明显的不同利益群体。
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带来了人们利益需求的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不一样的，如农业群体的利益需求更多地表现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切实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上；工人群体的最主要需求表现为提高工资、增加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党政干部群体的需求除了保证收入增加等物质利益以外，还需要职务的晋升和政治上的成就。
这种利益的多样化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够高、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会造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甚至会产生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利益冲突的状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明朗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封闭僵化的体制下，平均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除工农差别较大以外，其他各个领域的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目标和多元化的分配体制的实行使人们由于职业分工、能力、机会等因素的差别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由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利益矛盾也逐渐由暗变明，由小变大。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农民群体得到了较大实惠，有的甚至富裕起来，但与其他利益群体相比，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工人群体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与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等群体相比，收入差距也很悬殊。
在改革中得益最大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群体，他们的收入往往是其他利益群体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治安困难、经济犯罪、社会价值观念倾斜等等。
世纪之交，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相当一部分家庭呈现减收趋向。
这种社会利益格局使得改革要取得坚实的社会基础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第三，社会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由小变大，群体意识和利益观念强化。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进一步深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正在由小到大地不断加强。
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往往是各个利益群体甚至单个利益群体作用的结果。
如以往多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失败主要就是因为未能恰当协调、处理好干部群体的利益及其在改革中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群体利益的作用和影响之大已今非昔比。
在改革中，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正在不断淡化，但群体利益、群体意识的观念却在不断加强。
每个群体都逐渐习惯于从各自特殊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和改革中的一切事物，人们评判一项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与群体或个人的利益相联系，并且有更多地考虑群体利益的倾向。
这是因为，由共同的职业分工、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联结起来的利益群体，必然产生共同的利益感受、共同的利益要求甚至共同的荣辱观和共同的社会地位，这种共性使每个群体的成员既受这种意义的支配，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维护群体利益的倾向。
群体意识和利益观念的强化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而民主的合作机制的重要性随之凸显。
只有切切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实现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
五、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从政治文明的内涵来看，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逐步扩大民主范围。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党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
发展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扩大民主的范围，包括人们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利益表达与聚合的代表性的增加。
从纯粹的理论上来看，扩大民主范围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就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扩大民主范围也是不可阻挡的。
但是扩大民主的范围决不可等同于急剧地民主化。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扩大民主范围意味着参与人的人数增加，利益的平衡点将会改变，而在急剧扩大民主的情况下，参与人有可能无法达成合作。
因此，民主范围的扩大必须是有步骤的，以免利益冲突失去控制。
其次，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促成权力运用的规范化。
从利益以及权力的关系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权力运用的规范化。
对于利益博弈的参与人来说，其最重要的作用是给各方提供了一种讨价还价的边界，给参与人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
）。
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其迫切。
许多学者对此有论述，此处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一种公共权力的规范化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一种权力运用的规范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一种利益冲突，勿宁说，它只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前提。
当然，一种不规范的权力也可能会达成某种合作解，但就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冲突的复杂性远超过一般社会的情况来讲，权力运用的规范化尤其重要。
第三，健全有效的协商机制。
如果说一种规范的权力对于利益冲突的解决来说规定了解决的边界，那么有效的协商（或者说讨价还价）机制则有助于确定在大的秩序范围内，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合作解。
（注：
这一问题事实上涉及到讨价还价的外部选择与内部选择的问题。
理论上的说明参见JonElster,TheCementofSociety:
AStudyofSocialOrder,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96.）而协商机制，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正式的制度，在更多的意义上它还包括各种非正式的规范，而这涉及到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
因为什么样的协商机制才有效并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它关系到参与博弈的行动者对于策略的选择。
此处无法详尽论述适应中国的协商机制，只能简要提及其中一个因素，即在当前中国迅速变化的利益冲突情况下，在协商过程中要比较重视团体的自主性。
一个在适当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团体并不意味着与政府的对抗，反过来还可能是对政府管理功能的一种弥补。
最后，培养宽容精神与理性妥协精神。
宽容精神与理性妥协精神是现代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精神，其意义自不待说。
但培养这种精神需要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就公共权力而言，需要有步骤地放开言论自由。
这种宽容是推动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社会已日渐宽容，这应当说是一种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好势头。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种利益冲突中相关的参与人，都必须抱着一种尊重体制、尊重他人利益的理性妥协精神。
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不计后果，每一句话都会有它的后果。
从理论上讲，言论既然自由，那就什么话都能说。
但是民主中妥协的精神要求，利益冲突的参与人必须是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要求（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是讨价还价中的出价），他在提出要求时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后果，否则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
如果只有言论自由，而没有理性讨论的精神，那仅是有了个民主的空壳，毫无民主的实质，人类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终将无法得以实现。
这种理论讨论、妥协合作的精神，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抑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无关体制的利益冲突方面，都要求我们把它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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