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部分.docx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部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部分.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部分
第1章哲人智慧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文化载体，都在追寻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哲学，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也是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
古代儿童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
孩子识字用《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流，但各有侧重互有长短。
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教育理论等方面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道家思想则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特别是哲学方面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儒家、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且长久的影响。
本篇主要论述儒家的政治智慧和道家的人生智慧。
第一节：
儒家的政治智慧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主干。
儒家学派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研究分析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基本内容，有助于了解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影响，也有利于我们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思想发展概述
（一）．儒家的产生
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周礼》有：
“儒，有六艺以教民者”。
所以儒和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六艺”：
礼、乐、御、射、书、数。
儒者是否按“六艺”从事教育活动，目前尚无其他佐证。
孔子是以“六经”为教本，“六经”大约是孔子对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后选编的教本。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经中没有《乐》，所以又称“五经”。
儒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的。
儒除从事于教育外，还从事于相礼的活动。
周人特别讲究礼，人们的一行一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
一般人有时弄不清楚礼的仪式和程序，于是有专门的人来掌礼，儒便是专门从事掌礼的人。
孔子在成名之后仍从事相礼的活动，墨子曾挖苦儒者：
“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
‘此衣食之端也。
’”由此可知儒者掌相礼之事。
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官吏中的一种成员，后来逐渐流散在社会上，以教育和相礼为业。
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子以儒为业，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循者，他在儒这个职业上作了特殊的表演，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弟子。
学在官府这种局面到春秋时逐渐走向衰败，应运而起的是私人招收生徒。
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猛将，他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不拘一格广招弟子。
孔子收纳弟子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有教无类”。
另一条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招收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很富，有的很穷，有犯过罪的，有做过强盗的，还有流浪汉等等，多达三千人，这是一个奇迹。
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多又杂，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
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孔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孔子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教学又需要一定的教本，于是对西周以来的传统文献进行了整理，选编。
后世所说的“六经”，大约是孔子选编的教本。
选编和整理文献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其中有删存的标准问题，孔子的标准与他的思想理论显然有密切关系。
如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保存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
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没有偏颇。
第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这是自谦。
就实而论，孔子不仅述中有作，而且创造出了成系统的理论。
一种事物在自发状态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的，只有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才能使人们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由于孔子做了以上三方面的事情，创立学派就是必然之事了。
这个学派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以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加之以孔子深邃的哲理，所以一诞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这个学派所以称之为儒，显然与儒这种职业有关。
不过孔子以后的儒与以前的儒大不相同了。
除了职业以外，主要表现为理论派别。
另外，儒者在外表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服装，称之为“儒服”，一望便知是儒生。
（二）.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及思想
1．孔子、孟子与荀子——奠基者
孔子,（前551——前479），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思想家与教育家。
孔子是儒家主要典籍的著作者。
提出儒家思想的主要模型，“仁”、“礼”、“孝”，主张仁政政治。
仁之思想在仁者爱人、厉行恕道、克己复礼、孝道治国。
孟子，名轲，邹人，字子舆，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289），终年84岁。
邹、鲁相近，孟子对孔子应该说比较了解，也十分敬服。
曾云：
“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亦云：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
孟轲祖上乃鲁国贵族孟孙氏，是鲁桓公三庶子之一，有“三桓”之称（另二是叔孙、季孙氏）。
孟孙嫡系称孟孙氏，其余支子则称孟氏。
春秋以后，三桓子孙均已衰微，孟轲之祖即从鲁迁邹。
孟轲一生境遇与孔子相似，“讲道德，说仁义”。
壮年以后从事教学，弟子很多，中年以后游说齐、梁各国诸侯，“王之师”，20多年不见重用，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与著述，成就非凡。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生前名气很大，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十分显赫。
但却学说却被时人讥为不合时宜的“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论，更有斥他为“守旧术，不知世务”的老叟。
孟子死后虽门徒甚众，但经秦始皇“焚灭经书，坑杀儒生”，徒党几尽。
汉武帝罢黜百家，《孟子》博士位亦被取谛，至唐中叶，均未受到特别的尊崇。
及至韩愈、宋王安石，《孟子》才入官场大雅之堂，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与《论语》并列。
后更将“亚圣”位专供，成为儒生须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孟轲所处时代，奴隶制崩溃，封建制逐渐建立，已是不争的事实。
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百余国家，经长期战乱，已逐渐融合为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
魏李悝、楚吴起、秦商鞅变法，均在此前后蓬勃发生，成就斐然。
孟子面对战祸频仍、急剧分裂的社会现实，开始提出其“仁政”学说。
同时，诸子百家，并起争鸣，学说空前活跃。
墨家、杨朱、儒学三足鼎立，成为“显学。
”
孟子提出“人性善论”，解决哲学、思想形而上最重要命题，心性修养论，将儒学归入道德天定的先验论，以之为与禽兽的分界；提出“王道政治论”、民贵君轻论、先知觉后知的精英治国论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
儒学再度中兴成为显学的核心人物，争议颇多，民本主义的最重要人物。
荀子，名况，赵郇人人。
本姓孙。
约生于前325——235年间。
早年在齐度过，曾三度为稷下学宫的“祭洒”。
后一度应聘入秦，不见用，复至楚，春申君委为兰陵令，至死。
战国四公子：
齐孟尝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
“荀卿嫉浊世之故，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不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
“今之学者，得孙卿子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
观其善行，孔子弗过。
”
学生中有两大法家：
韩非和李斯。
处于战国未期，天下一统、君主专制之势已成。
荀子并非独守儒家，兼放并蓄，自成一派。
学者品质：
“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期，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
”
讲求胜道，礼法并用，子夏传人。
解决性情分离的困境，以人性本恶及可以向善以圆其说；礼法之国思想以解决孝治不足，制度与道德的结合；王道与霸道的治国路线，企图调解力与德的矛盾；明分使群的社会观，儒学异数。
2．董仲舒与韩愈——承继者
董仲舒（前179—104），广川人，汉初《春秋》公羊学大师。
曾为江都王相、胶西王相，后辞官家居。
是一位国师式人物。
有《春秋繁露》问世，其《举贤良对策》为汉武帝治国哲学基础。
董之思想，以儒学为主，揉以阴阳五行、法、墨诸家，形成天人合一政治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极重要地位。
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讲求天人相与之际、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措行。
董之时代，郡国争雄，天下正趋于大一统，武帝有为，遂建立汉武之治。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德主刑辅理论；君权神授理论；三纲五常理论；独尊儒学理论；奉天法古理论；性分三品、三统循环的人性论与历史论。
董仲舒是儒学一代宗师，是汉一代思想文化模式的设计者，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奠基人。
后世治国者与知识阶层行动的圭臬。
韩愈，河南孟县人（768—824），“非三代西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排佛树儒、谏阴唐宪宗、被贬潮州。
仿照禅宗佛学世系，建立儒家道统。
代表作：
《原道》、《谏迎佛骨表》。
儒学道统，儒家传道的统系，相对于道家的祖统、佛家的法统，排斥佛道之“谱系”。
3．新儒学——理学与心学
程朱理学，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
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位：
程颢，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北宋河南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
朱熹，南宋人，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
理学的集大成者。
什么是理学家笔下的“理”呢？
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
“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
方法是“格物致知”。
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
当然，它的最终目并非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探索。
程朱理学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言论。
陆王心学,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
主要代表人物为陆九渊，江西金溪人，世称象山先生；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
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
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
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
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
2、儒家政治智慧
（1）.儒家的政治观——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础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是指个人内在修养与完善的道德历程。
在儒家为知识分子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路中，个人的修养、修身养性始终是全部社会问题的的中心和出发点。
儒家要求知识分子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直至圣人的境界。
这涉及道儒家的人性论、伦理学和认识论诸领域。
“外王”是指在“内圣”的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这个治国平天下之道的“道”，是指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王道政治”。
王道指古圣王之道，是依王者之道从事的政治，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孟子认为王道政治的对立面是霸道政治，前者以义服人，后者以力服人，所以孟子又称王道政治为“仁政”，要点在于保民、爱民，行德和服民心。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儒家经典《尚书》，其言曰：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其义是指王道政治大公无私，正直无偏。
孔子作《春秋》为专明王道之经，《春秋》之公羊学为专明王道之学。
两千多年来，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影响至巨，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传统，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有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政治思想。
王道政治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荀子说：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董仲舒说：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立王以为民也”。
为民众的利益的标志是得民心，即天下人心所向。
故儒家多用“音训”的方式解释“王”字，即“天下归往”为王道。
如：
“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养生人者也，故人尊之。
”
“王者，民之所往。
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
为民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形态上，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仁政”思想。
仁政的核心是“以道得民”、“以德服民”、“民贵君轻”、“保民而王”。
孟子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
……
故依儒教，政治秩序欲合法，必须以民意为根本——人心所向为合法，人心背向为不合法。
林肯在他的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中，说过一句关于民主特征的所有概括中最令人难忘的话：
“government0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
”这句话似乎需要准确的分析。
仔细分析起来，对于“governmentofthepeople”这个成分应当提醒说，“0f”这个介词既可以用来指一个行为的主体，也可以用来指它的客体。
就此而言，所有下列设想都是可以允许的：
（1）government0fthepeople是指自治的人民，即直接民主；
（2）相反，人民是统治的对象，人民是被统治者；（3）从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这个意义上说，统治源于人民；（4）统治是经人民选择的；（5）统治受人民的指导。
由此可见，这第一个概括涵盖了或能够涵盖政治的全部范围；它不但可以指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民主形式，而且可以指同民主毫不相干的对人民的统治。
第二个因素“governmentbythepeople”（民治），则有着相反的缺陷，它过于笼统，以至不允许作具体的设想。
从什么意义上说人民在统治呢?
这种说法缺少精确的所指。
只有第三个因素“governmentforthe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确地是指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祉。
但过去有许多政权从不自称民主制度，却宣布自己是“民享”的政府。
第二，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
依王道政治，政治秩序不仅需要民意的合法性，还需要超越的合法性，因民意的合法性只是一种世俗的合法性，不足以充分证成一种政治权力合法存在的理由，故需要以神圣的、超越的合法性证成之。
儒教通过对“王”字进行“行训”来表达这种思想。
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划而连其中者谓之王。
三划者，天地与人也；连中者，通其道也。
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
”
按：
王者必须参通天地人，此为天人合一思想。
天覆育化生养成万物，具有最高之仁，故具有最高的权威，王者必须法天而王以实现王道理想，即必须在人的政治活动中贯彻天道的神圣性，将人道与天道打通，才能赋予政治秩序以超越的合法性，那才能充分证成政治权力合法存在的理由。
法天而王的思想是儒教的通说，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唯天唯大，唯尧则之。
”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
第三，大一统的尊王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
儒家有“大一统”说。
《春秋》首书记隐公元年：
“元年春，正王月”。
传文说：
“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春秋》隐公元年的“正王月”表明鲁国记时仍然遵用周王正朔，《公羊传》作者就此阐发他们的政治主张。
大，作动词解，是“张大”的意思。
“大一统”不仅表明传文作者认为历法应当统一，悉遵周王而且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以周天子代表的王权政治为摹本，向往实现一个单一权力主宰的一统天下，即王权大一统。
大一统的核心是尊王，而尊王是尊王者所代表的文化。
儒家正是通过尊王（尊王者文化）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又一基础。
依儒教，《春秋》所尊之王非俗王亦非时王，而是文王，此文王又非实指周文王（周昌），而是代表人类历史文化之王的孔子，因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即儒教所言之“文统”，堪称人类“人文化成”之文王。
大一统思想尊王，是尊孔子为王；尊孔子为王，是尊孔子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王。
故大一统思想尊孔子为王实是尊中国文化为王，即确立中国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主体性、权威性和不可取代性，从而奠定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历史文化基础。
也既是说，凡中国的政治秩序，依中国文化传统为合法，不依中国文化传统为不合法，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则是继承王道文统的儒家文化。
那么，依儒家文化为合法，不以儒家文化为不合法。
故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背离中国文化的政治秩序，儒者必依“废弃周孔之教”判其为不合法；凡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政治秩序，儒者必依“尊奉周孔之教”许其为合法。
这种“依历史文化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思想为儒家文化所特有。
（二）.儒家的法律观——无讼去刑的法律思想与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
儒家的法律观，有两个层面，从最终的目的而言，儒家追求“无讼”的法律思想。
“无讼”是指通过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社会理想。
其实，孔子并不反对统治者用刑，他曾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也说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曰：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
王符释之曰：
“上圣故不务法民事，而务法民心。
故曰：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
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
”
儒家之所以提出“无讼”的法律思想，是因为儒家认为治世必须“和为贵”，为人必须“温良恭俭让”，故儒家认为“讼”本质上是“凶”，是“险”，此即《易经·讼卦》所谓“讼，终凶”与“讼，上刚下险”之意。
正因为“讼”本质上是“凶”是“险”，故“讼不可成”，“讼不可长也。
”
另外，儒家还提出了“以德去刑”的治国观点，其核心是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
孔子曰：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
又据《论语》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曰”孔子曰：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
儒家的思想可以理解为：
儒家并非一般地反对法律，而是反对弃德教专任法律。
儒家强调治国必须以德教为主，法律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鉴于此，儒家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
孔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按：
导民以德，齐民以礼，民知耻不犯，故治国当以德礼之治为上为主；反之，导民以政，齐民以刑，民虽不犯然不知耻，故治国当以政刑之治为下为辅。
孔子认为以法律治国是使人无耻不能向善，不能实现德化社会。
故孔子不满足于法律，明察法律的局限性，自觉追求德礼治国的根本原则。
（三）.德治与礼治
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最重视人的因素，即所谓“为政在人”。
他不仅注重对小民的道德教化，更注重对统治者自身道德礼制的培养与规范，提出统治者要以德治国即所谓“德治”，以礼治国即所谓“礼治”。
其中德治是核心，要求统治者遵循道德观念，使之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强调对统治者的内在控制；礼治是对统治者提出以礼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是德治的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治国的重要手段。
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认为如果统治者本身具备了良好的道德修养，那政事就能不治而平。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他认为，如果统治者用德来统治，不但能使本国人民服从，而且能使远方的人归附。
“叶公问政，子曰：
‘近者说，远者来。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如此，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当然，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意义是不同的。
以德治国，首先要举贤才。
孔子学生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这种举贤，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拔举”。
孔子认为应当先学习礼乐，然后才能做官，“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不能先做官再去学习礼乐。
《论语》又载，哀公问政于孔子，何为民服？
孔子回答说：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直”与“贤”是同义词，民的“服”与“不服”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举贤能使民服，足见举贤的重要。
所以臧文仲当政时不用贤人柳下惠，孔子便怒斥他：
“臧文仲其窃位者与！
”这种举贤思想是当时形势的反映，也反映了孔子的开明思想，这与殷商以来的世卿世禄制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当然，孔子强调贤人的“才”，尚着重在道德品质方面，而非知识与才能。
以德治国，孔子主张“均无贫”。
他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朱熹解释说：
“均，谓各得其分；安，上下相安。
”这就是说，各级贵族占有土地等财产，应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安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不能互相侵夺，这样上下也就相安无事。
均，不是平均的意思，而是按照等级名分去占有相应数量的财产。
这表明，孔子力图在礼制的规范下，消弭各级贵族争夺土地等财产的情况，从而达到经界既正、天下相安的局面。
这种思想无疑有悖于时代，是保守的。
孔子是一个较有远见的思想家。
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他初步觉察到了民众的力量，因此很重视民众的作用。
孔子曾向鲁哀公说：
“丘闻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复舟。
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为了避免“复舟”的危险，孔子主张减轻对庶人的剥削与压迫，提出“敛从其薄”，反对统治者聚敛财富。
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敛财，孔子说：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还主张不能滥使民力，应当“使民以时”，“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应如祭祀那样慎重、那样有时间规定。
同时，统治者还必须“节用”，少奢侈浪费，而节用就是爱民。
再次，孔子主张对小民实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称为“民”、“小人”，认为他们“困而不学”，属于“下愚”的行列，而作为统治者的“君子”所要学的是治“民”的方法，因此，小人只能“食力”，君子则可以“谋道不谋食”。
这种论点，目的在于使统治者易于实行对民众的统治。
孔子反对战争，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和发挥。
以上是德治。
孔子还主张，统治者不仅要以德治国，而且还要以礼治国。
他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有关礼的思想，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只有“为国以礼”，以礼治国，国家才能稳固。
首先，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首先要知礼、懂礼、守礼，“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礼，就不能当好一个统治者；相反，知礼，懂礼，就容易治政，“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因此，孔子所说的礼完全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
其次，孔子面对春秋末期动荡的社会、名存实亡的社会等级秩序，提出通过“正名”来建立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日：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曰：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名，指名分，即周礼的规定；正名就是指名实相副，其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臣、父、子之“实”要符合君、臣、父、子之“名”。
而在当时社会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