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65 王恒 《法篇》中的混合政体理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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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5王恒《法篇》中的混合政体理论研究
No.265王恒《法篇》中的混合政体理论研究
王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一、《法篇》与混合政体理论正如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代议制是西方现代政体理论的顶峰或集大成一样，混合政体理论通常被视为古代政体理论的顶峰。
在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史上，柏拉图第一次系统地对混合政体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思考，对其后的古代作家如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和西塞罗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柏拉图雕像
柏拉图关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思考和阐发主要集中在《法篇》，混合政体理论也由此成为《法篇》最重要的主题和贡献之一。
[1]尽管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国》发出了猛烈的批判，但对《法篇》称许颇多，其中尤其对《法篇》中的混合政体理论评价较高。
在《政治学》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
“他所拟的整个政体既不是民主（平民）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而趋向于那种称为共和政体的中间型式，这种政体中的公民以具有重装备的甲兵为限。
……凡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
”[2]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恩斯特·巴克也把混合政体视为柏拉图《法篇》的核心思想：
“各种要素如此地结合在整个国家中，以至于似乎难以说它是一个民主制，一个贵族制，还是一个寡头制。
柏拉图，作为第一个论述那种混合形式的哲学家，看来也是最彻底的一个。
”[3]
在柏拉图之前，某些希腊作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政体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伊利亚特》第二卷，奥德修斯提到了一个人的统治和多人的统治，并认为一个人的统治最好，因为是宙斯授予他统治人民的王杖和特权。
[4]在《历史》第三卷中，希罗多德记述了玛哥斯僧的篡权被大流士等人推翻之后，在波斯宫廷中发生的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关乎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本性及其优劣。
[5]修昔底德在史书中记述了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制的赞美、庇西斯特拉图僭政以及公元前411年的政变，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探究混合政体问题。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政体分为五种，即王政、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并研究了这几种政体的衰败和演变，但苏格拉底也没有提及混合政体理论，更没有把混合政体作为克服政体衰变和中止政体循环的办法。
《政治家》更详尽地讨论了政体的分类，并且在结尾提到勇敢和节制两种美德的混合，但《政治家》仍没有明确地对混合政体进行探究。
《理想国》，柏拉图著，商务印书馆
直到《法篇》，柏拉图才详尽地探究了混合政体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柏拉图的35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唯一缺席的对话。
这一细节似乎在暗示我们，混合政体的问题与“苏格拉底问题”有着隐秘的关联。
[6]然而，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柏拉图在《法篇》中对混合政体的探讨颇为怪异，这一怪异的方式迫使我们进一步深思柏拉图探究混合政体理论的更深意图。
这种怪异体现为：
柏拉图在《法篇》中三次探讨了混合政体问题，并且观点和结论随着探讨方式和对话情节的变化而不同。
尽管《法篇》的戏剧性没有《理想国》那么明显，但《法篇》的对话情节却更加复杂。
《理想国》只有一次对话的高潮，即第五卷到第七卷关于“哲人-王”的谈论；而《法篇》却有三次对话的高潮，即第三卷、第七卷和第十二卷。
对混合政体的讨论，恰好就分别位于这三次高潮之间。
因此，在研究《法篇》中的混合政体理论时，必须充分重视对话的语境、情节和方式。
摩罗和巴克尽管都把混合政体理论作为《法篇》的核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充分重视《法篇》的写作风格和对话情节，以至于无法解释《法篇》三次讨论混合政体问题的差异，反而轻率地把这一差异视为柏拉图前后矛盾，[7]从而无法准确地把握柏拉图探究混合政体理论的真正意图。
《法篇》对混合政体的第一次探讨在第三卷，雅典陌生人赞美了斯巴达政体的混合特征。
随后，雅典陌生人分析了波斯和雅典的政体，把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视为两种“母制”（motherregime），认为二者的混合将产生最好的政体。
然而，雅典陌生人并没有告诉我们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如何混合，而是应克里尼亚的邀请，转而在“言辞”（speech）中为新殖民地“马格尼西亚”立法。
在第五卷和第六卷中，雅典陌生人为“马格尼西亚”建立了一种混合政体，这一政体既非对斯巴达混合政体的模仿，也非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度混合，而是对雅典“先祖政制”的模仿和修正。
柏拉图为什么要如此繁复曲折地探讨混合政体问题呢？
柏拉图究竟赞成什么样的混合方式？
混合政体理论与《法篇》的写作意图又是什么关系？
这需要我们对斯巴达、波斯、雅典和“马格尼西亚”的政体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斯巴达：
混合政体的典范？
《法篇》第一卷和第二卷从美德的角度对斯巴达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了批判，反对斯巴达把勇敢置于美德的最高位置，把战争视为立法的唯一目标。
在第三卷中，雅典陌生人又从历史的角度，对斯巴达政体进行了探究。
借助于荷马的诗歌，雅典陌生人讲述了从大洪水时代到特洛伊战争，从前政治社会到政治社会的发展，试图通过政体的起源和变革，来探求立法的真正目标和原则。
特洛伊战争之后，多利斯人入侵并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三个国家，即阿尔戈斯、斯巴达和美塞尼亚。
这三个国家还形成了一个同盟并相互发誓约定：
国王们不强化他们的统治权力，大众也不推翻国王的统治，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破坏了这一誓言时，其他两个国家就要向它开战（684a-b）。
然而，这个联盟很快就破裂了，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也很快就衰落了下去。
三个城邦最初都由多利斯人建立，并有相似的政体和法律，为什么只有斯巴达能够保持稳定和强盛，而其他两个城邦却衰落下去呢？
雅典陌生人把原因归结为斯巴达政制的优良。
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都是由一个国王进行统治，由于他们权力过大，所以很快就由于统治者的堕落而衰落了。
而斯巴达则不同，雅典陌生人对麦吉卢说：
“有位关心你们的神洞察力未来，并通过双胞胎国王的出生，使得事情对于你们更为均衡。
在这之后，混合了某种神圣权力的某种人类本性，看到你们的治理体制仍然存在巨大的缺陷，继续在你们家庭门第的任性中混入了老年人的节制：
二十八个老人组成的议事会被创建了出来，在最重要的事务方面，他们的建议与国王的权力相等。
你们的第三位拯救者，看到你们的统治方式仍然膨胀并在精神方面躁动不安，于是通过监察官的权力为它们套上了某种缰绳。
并把监察官的权力置于某种抽签上。
通过这样的叙述，你们的君主制已经变成了不同事物的一种混合，并获得了某种正当标准，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成为城邦其他方面安全的原因所在。
”（691e-692a）。
由此可知，与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不同，斯巴达后来改革了政体，弱化了王权，通过设立28人的元老院引入了贵族制的因素，通过设立5个监察官引入了民主制度因素，使得斯巴达的政体摆脱了单一政体的缺陷，同时兼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度特征。
正是这样的“混合政体”使斯巴达免除了与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同样的命运，得以长期保持稳定和强盛，成为最强大的希腊城邦。
学者们通常认为，《法篇》第三卷关于斯巴达“混合政体”的讨论表达了柏拉图对斯巴达政体的倾慕，斯巴达的政体也成为古代混合政体的典范。
[8]柏拉图自己是否也把斯巴达视为混合政体的典范呢？
这需要我们更细致地分析对话的情节和语境。
尽管从表面上看雅典陌生人赞美了斯巴达的“混合政制”，但是，雅典陌生人赞美的方式却让我们对其感到怀疑。
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法篇》是对话（dialogue）而不是论文（treatise），雅典陌生人的对话同伴是一个斯巴达老人，这使得雅典陌生人在批判斯巴达政体时采取非常隐晦的方式。
从前面的引文中我们注意到，雅典陌生人反复强调了神对斯巴达政体的形成的关键作用。
然而，根据史家们的记述，斯巴达政体的建立与神意并无关联。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巴达双王制的产生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并非神的旨意。
而且，斯巴达国王的两个支系经常不和，是斯巴达政制的一个危害。
[9]此外，由于斯巴达国王的权力被限制在军事和祭祀，导致了斯巴达的国王为了扩大权力都较为好战。
普鲁塔克认为吕库古在改革斯巴达政体时创建了元老院和监察官，但吕库古到德尔斐求取神谕时，改革已经完成，吕库古不过是借助于神谕的权威来使自己的立法得到更好的遵从。
[10]监察官制度也没有雅典陌生人描述的那么美妙，亚里士多德指出：
“斯巴达监察官对于城邦重要事务具有决定权力；但他们既然由全体平民中选任，常常有很穷乏的人当选了这个职务，这种人由于急需金钱，就容易开放贿赂之门。
”此外，“监察官既属平民，却具有决断军政大事的权力，这就不该[像他们现在所作的那样]凭私意随便决定可否，而应凭法律上成文的条规慎重处理一切案件。
又，监察官的生活也不符合斯巴达政体的基本精神，对于他们，一切都很放任。
”[11]因此，监察官的制度，对于斯巴达实在是利大于弊。
有的学者在看到柏拉图关于斯巴达政制产生的历史与希罗多德不相符合时，感到非常困惑，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柏拉图写作的是哲学，而希罗多德写作的历史，所以柏拉图可以自由地篡改史实来服务于自己的哲学目的。
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雅典陌生人对话的是一个斯巴达老人，其言辞受到了限制，将斯巴达政体中丑恶的地方都隐去了。
阿尔戈斯，尤其是美塞尼亚的衰落，实际上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国王权力过大而堕落，而是因为斯巴达的征服，作为斯巴达政制基础的希洛人，就是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
雅典陌生人没有直白地说明这点，而仅仅是点到为止。
[12]
最后，雅典陌生人既没有把斯巴达政体视为混合政体的“母制”，也没有把斯巴达政体视为“马格尼西亚”的楷模。
由此可知，柏拉图并没有把斯巴达政体当作混合政体的典范。
尽管斯巴达政体在柏拉图生活和写作的时代被视为最好的政体，但柏拉图对它的致命缺陷心知肚明。
只有深入地批判斯巴达政体，才能洞察良好政体的构成要素，以及混合的方式，从而为“马格尼西亚”的立法提供恰当的指引。
三、波斯与雅典：
混合政体的两种“母制”隐微地批判了斯巴达政体后，雅典陌生人对克里尼亚说：
有两种“母制”，几乎所有政体都是由这两种政体编织（woven）而成。
一种以波斯君主制为代表，另一种以雅典民主制为代表。
如果要享有自由、友爱和审慎，就必须综合这两种政体（693d-e）。
接下来雅典陌生人就详尽地分析了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的历史经验教训，试图由此找出建立最好的城邦的方法。
为什么雅典陌生人在讨论立法的目标、原则和技艺时不满足于斯巴达的政体，而是要转向波斯和雅典的政体呢？
波斯和雅典的政体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克服了斯巴达政体的缺陷？
为什么要将波斯和雅典的政体进行混合？
这种混合能产生现实中或者希腊历史语境中最好的政体吗？
或者说，这种混合能够获得成功吗？
混合后的政体是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呢？
抑或一种具有民主外观的君主政体还是一种具有君主外观的民主政体？
最关键性的问题是：
其后雅典陌生人为“马格尼西亚”的立法贯彻了这种混合了吗？
如果没有贯彻，那么，雅典陌生人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放弃了这种混合？
“马格尼西亚”的政体的实质又是什么？
雅典陌生人指出，当波斯人在居鲁士和大流士时代混合了自由和专制时，他们成为了其他民族的主人。
在希腊与波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对峙中，雅典陌生人清楚地认识到波斯君主制的力量所在，但这种力量却像阿喀琉斯一样脆弱，“阿喀琉斯之踵”就在于波斯的“君主教育”。
在评论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时，马基雅维里曾经感叹：
“只消看看罗慕路斯、努马和图鲁斯这三位罗马最初君主的德行和做事方式，便可知罗马真是撞了大运，它的第一个君主骁勇善战，第二个君主性情平和而虔敬，第三位君主的勇武与罗慕路斯不相上下，热爱战争更甚于和平。
所以我们能看到，德行稍逊于开国之君的继任者，也能维护前者创立的国家，享用他的果实。
然而，如果他恰好长寿，而又没有继承开国之君的德行，这个王国便在劫难逃了。
相反，如果相继出现的两个人都有了不起的德行，则往往可以看到他们成就非凡的大业，偕同个人的英名一道升入天国。
”[13]波斯“君主教育”的失败使得他们无法像罗马那样连续产生一流的国王。
波斯的幸运在于居鲁士之后，尽管冈比西斯德行羸弱，但随即出现了大流士这样杰出的人物，使得波斯不仅保存了居鲁士的帝国基业，而且在大流士时代有了新的扩展。
然而，大流士之后，数代波斯君主都是平庸之辈，波斯帝国再也无力向外扩张。
除了“君主教育”的失败，雅典陌生人还洞察到波斯君主制更深层的问题，即波斯君主制的专制倾向。
这种专制倾向导致民众自由的匮乏，破坏了作为国家基础的友爱和共同精神，助长了臣民的奴性。
实际上，正是自由和专制这一问题，使希腊城邦与东方专制帝国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出来。
雅典陌生人希望混合波斯的君主制，但肯定不愿看到雅典由于混合导致的东方化。
混合必须以城邦自由为基础，实质是对城邦自由的改进，混合的方式是使希腊的民主城邦能够接受和认可君主制的要素，使得拥有君主式权力的城邦领导人能够成为民主和法律的保卫者。
但是，这样一种王权或君主制的权力能在希腊获得成功吗？
柏拉图似乎对此比较悲观，在第四卷中，雅典陌生人谈到了一个年轻僭主和立法者的合作（709e-710a），道出了柏拉图难言的苦衷。
正是由于僭政的阴影，导致了晚期王政在希腊中的不可能。
但柏拉图希望从波斯君主制中寻求雅典民主政体的解毒剂，在那一时代，已经是最有想象力和深度的思考。
雅典陌生人认为，与波斯“君主教育”的失败不同，雅典的缺陷在于“公民教育”的失败。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民主制就败坏了，一种“剧场政府”取代了祖传的或雅典早期的“音乐贤人政体”。
雅典陌生人对麦吉卢说，希波战争时，雅典人有一种古代政体（ancientregime），这种政体以四个财产等级的划分为基础，大多数公职都是根据财产等级选举确定的。
雅典陌生人还强调了这一政体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698b）。
正是这两点，使得雅典人在波斯入侵时能够发挥惊人的爱国热情，团结一致，以少胜多击溃了波斯人。
雅典陌生人提及的这种古代政体，主要就是从梭伦立法开始，中经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僭政，到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起来的政体。
将城邦公民划分为四个财产等级，是梭伦立法中最著名的部分，而雅典人对法律的虔诚和尊重的精神，则主要是在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僭政时期培养起来的，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则削弱了雅典部落的地方势力，使雅典城邦成为一个整体，增强了公民对城邦的热情和荣誉感。
萨拉米海战后，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改变了雅典的政治结构。
在船舰上服务的水手主要从第四财产等级即日佣级中招募，海战的胜利以及其后雅典帝国的扩张对海军的依赖使得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作为重装步兵主体的阿提卡小农对雅典帝国的扩张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持续不断的战争将使他们的农业受到损害，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对阿提卡的入侵，更是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土地。
此外，在海军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商业和贸易，受益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在雅典的外邦人。
地米斯托克利对比雷埃夫斯港的特别关爱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比雷埃夫斯成为了商人、手工业者和外邦人的大本营。
这些人没有土地，但雅典的海军力量却依靠他们。
为了保证这部分人利益，必须把他们纳入到政治结构中去。
伯里克利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了雅典民主的范围和基础。
伯里克利的这些做法给雅典的政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首先，推翻战神山议事会，将权力全部交给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之后，由于古代直接民主的政治组织方式，隐含了民主的暴政的巨大危险。
在人民素质还比较好，传统的各种习俗和法律能够得到遵守的时候，这种危险尚可避免，一旦人民的道德水准由于巨大的物质利益而败坏，则滑向极端民主制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伯里克利利用盟国的贡款，给陪审法庭的人支付薪水，更是开了一个坏的口子，使得人民的胃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导致了克里昂这样的“民众煽动家”（Demagogues）的产生，彻底败坏了民主制度。
其次，过于重视海军，忽视了重装步兵的重要作用，雅典又不享有岛国的地理优势，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处于战略劣势。
尽管伯里克利在执政后期也试图约束雅典民众，但已经太迟了，而且，这种约束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仅依赖于伯里克利的个人魅力和权威。
因此，在伯里克利在世的时候，雅典的民主制还能够顺利和健康地运行，一旦他去世，极端民主制以及党争就成为了雅典政体的梦魇和毒瘤。
雅典陌生人深刻地描述了民主制败坏的状态：
“接下来这种自由将变得不愿意服从统治者；而后又拒绝服从自己的父母和长辈的指导；下一个阶段则试图逃避法律的统治；此后，当他们不再看重任何誓言、许诺以及诸神相关的事务时，就达到了最极端的自由。
”[14]
雅典古城堡
在批判了雅典政体之后，雅典陌生人对麦吉卢说：
为了自由、友爱和审慎这三个目标，我们探究了最专制和最自由的政体，现在我们正在探究哪种才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当它们被限制在标准之中时，情况非常良好，反之，如果它们都趋于极端——不管是是奴役还是自由——则在任何事情上都毫无优势（701e）。
然而，雅典陌生人并没有告诉我们二者应该如何混合，应该如何保持在自己的限度之内，而是将话题转向了在“言辞”中建立一个名叫“马格尼西亚”的新殖民地。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马格尼西亚”的政体并不是波斯君主制和雅典民主制度混合，而是模仿并修正了雅典的先祖政制。
雅典陌生人为什么要放弃波斯君主制呢？
让我们转向雅典陌生人关于混合政体的第三次探讨。
四、“马格尼西亚”的混合政制从第四卷开始，雅典陌生人在“言辞”中为“马格尼西亚”立法。
在探究立法者时，亚里士多德指出：
“这些实际立法家[又可分为两类，]有些只为某一城邦拟订法典，另一些则既订法典（律例），又兼定政制。
”[15]雅典陌生人不仅为“马格尼西亚”制订了一套法典，对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也确定了“马格尼西亚”的政体。
在探讨了“马格尼西亚”的城址和公民构成后，雅典陌生人制定了对“马格尼西亚”政体最为紧要的土地法。
雅典陌生人认为5040是合适的公民人数，并建议把土地和房屋分为5040份，每个公民都拥有均等的一份。
雅典陌生人延续了希腊世界的土地均分制度，每个公民都拥有小块的地产，大致能够自给自足。
公民权与土地相关联，只有拥有土地的人才能获得公民权，才能参与城邦的各种政治活动。
但是，土地同时也意味着各种义务，比如说从事军事服役和其他各种城邦的活动。
希腊的土地均分制度最重要的意义是产生了公民相互间的平等，而且，只有拥有土地的人才是自由人。
这样的立法规定能够广泛地激起公民对于城邦的感情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将城邦的公共利益与个人的私人利益紧密地连在一起。
此外，作为希腊城邦发展的转折点的重装步兵制度，也与土地均分制度相关，根据当时的经济水平，只有拥有一定土地的人才有能力自备重装步兵的装备。
当然，要维持这样的土地均分状况是比较困难的。
雅典陌生人规定土地不得买卖（741b），以防止由于土地丧失而导致的贫富分化以及公民人数的减少。
这两点都是困扰古代城邦的大难题。
一方面，贫富分化使得城邦难以团结一致，富人和穷人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内战，导致政体不断地在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之间摇摆。
另一方面，公民人数的减少将威胁城邦的安全，斯巴达的衰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雅典陌生人尽管试图通过土地均分制度来确保城邦公民之间的平等和团结，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财产的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有害的。
好的做法是设定不同的财产等级，使得官职、税赋都以财产等级为基础。
为此，雅典陌生人模仿梭伦的做法，设立了四个不同的财产等级，并规定最高等级的财产不允许超过最低等级的四倍。
此外，雅典陌生人还模仿克里斯提尼的立法，把土地划分为12个区，并把5040分地产一分为二，一块靠近城市而另一块靠近边境。
克里斯提尼把旧的四个部落改造为十个部落，并根据山地、沿海和城市把十个部落划分为30个德莫区。
这一做法进一步限制了传统贵族的权力，扩大民主的基础。
雅典陌生人改进了克里斯提尼的立法，进一步避免了党争的危险。
在处理完土地问题后，雅典陌生人设立了37个法律守护者（theguardiansofthelaws）。
在雅典陌生人的立法中，法律守护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选举的过程也特别庄重和复杂。
雅典陌生人尤其强调法律守护者的年龄，当选者所必需的苍老保证了法律守护者的德性、智慧和权威。
雅典陌生人在选择法律守护者时，其实是选择了传统型的统治：
古老的就是好的。
对于一个刚建立的，缺乏传统的城邦而言，确立传统的权威尤为重要。
[16]摩罗认为，雅典陌生人关于法律守护者的立法意在模仿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
在雅典政制史上，战神山议事会被推翻是极端民主制产生的重要标志。
雅典陌生人在确立“马格尼西亚”的政体时，首要的做法就是恢复法律守护者的地位和尊严，显然意图克服伯里克利时代的极端民主制。
此外，雅典陌生人赋予了法律守护者比战神山议事会更多的职能，却免除了战神山议事会所承担的审判功能。
除了37法律守护者，雅典陌生人还从四个财产等级中选出360个人组成议事会，每个财产等级选出90个人。
议事会是“马格尼西亚”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首先我们注意到，议事会的选举方式与法律守护者不同，前者主要通过举手投票，而后者除了举手投票，而加入了抽签。
而且，法律守护者的候选人被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其年龄，而年龄并不是议事会成员的必要条件。
此外，法律守护者的选举没有提及财产等级，而这恰是议事会成员选举的最重要特征。
这样的安排使第一和第二财产等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尽管抽签也得到了运用，但由于以财产等级为基础，抽签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大大降低了，不会像斯巴达抽签选举监察官那样。
雅典陌生人设计的议事会介于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立法之间。
一方面，雅典陌生人根据四个财产等级而不是四个部落进行选举，使得贵族控制议事会的局面很难出现，因此要比梭伦立法民主得多。
另一方面，雅典陌生人并没有按照十二个区来进行选举，从而使第一和第二财产等级在议事会中占有优势，克服了克里斯提尼立法中隐含的向极端民主制发展的倾向。
最后，雅典陌生人克服极端民主制的努力还体现了一个关键性的方面：
他大大降低了公民大会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取消了梭伦赋予雅典公民大会的裁判权，使得“马格尼西亚”不可能被民主煽动家所控制。
除了模仿和修正雅典的先祖政制之外，“马格尼西亚”的政体中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结尾时提及的“夜间议事会”。
第十卷关于“公民宗教”的神学讨论已经彻底背离了希腊的传统，“夜间议事会”这一机构更是惊世骇俗，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或许只有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才能与之媲美。
雅典陌生人认为应该为“马格尼西亚”设置一个机构，以保证“马格尼西亚”的政体永垂后世，这个机构就是“夜间议事会”。
“夜间议事会”由十个最年长的法律守护者和城邦特派到其他城邦考察的人构成，每个成员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具有卓越的天赋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年龄不低于30岁（961a）。
“夜间议事会”成员的任务是研究美德的统一性和辩证关系，以及天文学和数学。
在《法篇》第三卷中，雅典陌生人曾讨论了七种不同的统治资格，即父母统治孩子；出身高贵者统治出身卑贱者；老年人统治年轻人；奴隶服从主人；强者统治弱者；聪明人统治无知者；抽签（690a-c）。
从雅典陌生人关于土地分配、法律守护者、议事会等的立法来看，“马格尼西亚”的政体混合了除“聪明人统治无知者”之外的六种统治资格。
“夜间议事会”则体现了“聪明人对无知者”的统治，然而，雅典陌生人并没有像培根的《新大西岛》那样安排一场演讲，详尽介绍“所罗门宫”的构造、运行和目标，在稍微让我们瞥见到“夜间议事会”的影像之后，雅典陌生人突兀地结束了《法篇》。
五、结语如果说《法篇》是苏格拉底缺席的唯一对话，《苏格拉底的申辩》则是苏格拉底出现在标题中的唯一对话。
[17]苏格拉底以“不虔敬和败坏青年”被雅典公民大会处死，施特劳斯由此认为，《法篇》是柏拉图“最虔敬也最关乎政治”的对话。
[18]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面对已经败坏的雅典人，苏格拉底无力为自己申辩，只能慷慨就义。
布鲁姆指出：
“《理想国》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申辩》，因为只有在《理想国》中，他才对由于雅典对他的指控而强加于他的主题给予充分的处理。
那一主题是哲学家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19]在现实的城邦中，哲学家是被告，在完美的城邦中，哲学家却是王。
“苏格拉底之死”让柏拉图深刻地知道，如果后世哲人不想重蹈苏格拉底的命运，只有改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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