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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论语派的理论主张在当时曾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的猛烈攻击，使论语派的文学主张长期受到质疑。

因此，在文学日益回归自身，文学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论语派是非常有意义的。

３Ｏ年代，国民党实施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并对异已文化人进行暴力镇压，试图以这种强有力的异化手段，以思想专制和舆论控制来制止知识分子的大逆不道。

左翼文学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专制政体，从政治革命实践的层面回应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救亡主题，当时主流文学着力于“启蒙”“救亡”，并以表现理想的人性与揭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及病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参与社会革命的自党性。

而林语堂等论语派的作家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的先锋，面对

【篇二：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论语派是因林语堂等创办《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论语派通过提倡小品文笔调来进一步推进文学改革，主张以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言立志，因此，在其题材选择、内容表现上有着迥异于主流的话语。

论语派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为内容，以平易近情的谈话风为格调，消解“载道”文学的宏大叙事，打破封建传统理性对人感性生命的重重压制，以“说自己的话”追求文学的自我表现，追求个性的真与诚为目标。

而身边琐事和个人情感的抒写为小品文的繁荣赢得了广阔的空间。

他们对闲适性散文的美学原则、思维方式的建构，对现代散文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论语派散文；

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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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派是因林语堂等创办《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

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主要代表，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以编辑陶亢德、徐讠于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倾向相似的章克标、邵洵美、全增嘏等人组成，老向、姚颖等时常为论语派刊物撰文。

论语派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后又提倡小品文，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论语派通过提倡小品文笔调来进一步推进文学改革，主张以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言立志，他们对闲适性散文的美学原则、思维方式的建构，对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但论语派的理论主张在当时曾受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的猛烈攻击，使论语派的文学主张长期受到质疑。

因此，在文学日益回归自身，文学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论语派是非常有意义的。

年代，国民党实施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并对异已文化人进行暴力镇压，试图以这种强有力的异化手段，以思想专制和舆论控制来制止知识分子的大逆不道。

左翼文学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专制政体，从政治革命实践的层面回应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救亡主题，当时主流文学着力于“启蒙”“救亡”，并以表现理想的人性与揭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及病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参与社会革命的自觉性。

而林语堂等论语派的作家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的先锋，面对民族的屈辱与灾难，林语堂曾一度投入到五四新文学的阵营。

但林语堂和他的同仁们拒绝极端暴力革命，推崇渐进改良，他们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主张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并以“全盘西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文化策略。

但即使在最激进的时期，林语堂也不时流露出基于西方人性精神与自由主义主张的中庸，他响应周作人“不打落水狗”的论调，试图对北洋反动当局讲“费厄泼赖”，特别是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使林语堂深深感到政治斗争与他所向往的人性精神的对立。

与周作人对现实清醒而痛苦的理性洞察不同，林语堂实论大众化初始阶段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456*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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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作者简介〕沈艺虹.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难于理解国共双方的殊死搏斗，他终于开始收敛政治思想的锋芒，认为“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随之而消灭”。

“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可以不必招的”。

于是他逐渐转向“幽默闲适”清谈人生的论语时代。

由对民族忧患的关注，复归于对个体人性精神的追求。

在严酷现实中，林语堂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

正如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序》中所分析的：

在一个社会变革期中，由于黑暗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有三条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在新文学中，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

二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失望，感觉无事可为，事不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户读书”，即使肚里也有愤慨。

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为代表；

三是“幽默主义”，这些作家打硬仗没有这样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幽默”一途。

阿英对高压下作家的分析确实十分深刻，林语堂正是阿英所剖析的第三种出路的作家，他选择幽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如林语堂自己解释的：

“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

-“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

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所以林语堂转向幽默是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急剧社会变化，政治严峻的现实中所作出的无奈选择。

张中行先生在《〈明清文人清言集〉序》中说：

“有知见的常人常走的路是理想为儒，实行用道。

……对‘达则兼善天下‘绝了望，只好‘穷则独善其身’。

……人生之道是多，我的想法，让人人学陈胜、吴广总是不现实，因而只要不损人，自己闭门却扫，以自己的所信所喜为根据，建造个既心又物的小天地，以求活得有意义，总当比狗苟蝇营，甘心充当有权势者鹰犬好得多吧。

”之于林语堂，我们也不能一定要求他像鲁迅先生那样荷戟操戈，鲁迅先生也未曾这样勉强过林语堂。

由此看来，有着个人性情和独特文化修养的林语堂在社会大变乱，需要发扬蹈厉的精神时期，更多注重对人生、文化中的优美的赞颂，表现出“市民知识分子”的近情适意。

林语堂提倡清俊清新的小品文是因为看到了年代以来的杂文体所受到的攻讦，也因为自身对文学散文现有写作状况的极其不满。

他认为首先由于文人受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文章酸辣苦涩味兼具，表明在专制面前“不敢直言，乃趋入歧途”，失去了文学所应有的清淡隽永甘美的风味。

其次，是高阔的议论盛行，一般报刊充斥的是官方的社论和各种空虚矫情的文章。

“十二三岁的学生起码就要做‘救国策’，破题就是‘今乎天下’的烂调，而“因为大学研究经济政治的人太多，书本上的学问既深，主义名词信手拈来就是一大套”，“政客军人，一发宣言通电，又篇篇言之成理，可诵可从上到下，举国文章或以政治性的口号令人生厌，或自认为是以尖锐，严肃的面目教训别人，由此丧失了对生活真相的反应能力，丧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

在林语堂看来，文如其人，文章的空虚高蹈就是国体政体患病的体现，这些政治性的文字，在林语堂的眼里，就是缺乏文学的审美性。

因此论语派提出“无所为”小品文，削弱小品文的社会功用价值，提出以近情的文字，写出人生的真相。

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观和小品文笔调带有明显的解构意味，它一开始是作为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对立面出现的。

《论语》创刊时，林语堂在《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中说过，该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随后论语派又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提倡小品文，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而这两者是相辅而行，互相灌溉的。

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

”由此看来，林语堂是以提倡幽默文学为己任的。

林语堂在谈及《论语》刊载幽默文字时指出：

“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

”里提出幽默文学要求具有性灵与闲适的特点。

性灵，可谓幽默文学的命脉，林语堂说：

“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渗透，而求得幽默。

”“性灵就是自我”，或者是“个人之观感，”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认为性灵即是要说自己所要说的话，所要表示的自己的意，不受“物质环境”所制。

这样才能“思想自由”，幽默文章才能出现。

而打破了格套就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另一种文体，那就是小品文笔调。

他认为小品文与一本正经学理文绝然对立：

“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

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

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此，林语堂试图以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志立言，在以抒情为主的现代白话散文之外，另创说理议论为主却又不威严，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现代散文。

而这种新的散文文体，无论在当时为纠正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文体缺点，还是为以后的新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都是有创意性的。

“它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文学的表现手法，让文学更多的回到文学自身。

论语派的创作实践是以它的幽默文学理论为依据的。

因此，在其题材选择、内容表现上有着迥异于主流的话语。

（一）论语派散文题材方面大多无涉宇宙而只关乎“苍蝇”，大多清浅有趣却不追求深刻的思想。

林语堂曾论述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

林语堂的不少作品以轻松笔调抒写个人感受，充满闲适气味，如：

《我怎样买牙刷》，《论握手》、《烟屑》、《谈螺丝钉》等属“苍蝇之微”作品。

林语堂自己也承认写作信手拈来，“西装也谈，再启也谈，甚至牙刷也谈，颇有走入牛角类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

”（《行素集》序》），林语堂甚至直接以《烟屑》、《谈螺丝钉》为自己栏目命名。

论语派善于从那些琐碎渺小的感官细节，探讨生活意义与精髓，体味关照人情物理，从而通达永恒的人类意识与更彻底的宇宙意识。

比如林语堂仔细地比较雪茄和香烟的不同吸法，想象鸦片烟烧着的情形，细品其中的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秋天的况味》+刘大杰感叹酒的好处“就是心的微醉，在那里就有诗，就有艺术的精致。

若大醉时，则一切妙处全失去矣。

”（《喝酒》）；

何容在“西化的理发”的搔痒难耐与“中国本位的剃头”的疼痛难忍间比较体会理发（《理发》）；

甘永柏在“牙痛中”发觉拥着温衾的人也突然感到了一点冰寒（《牙痛》）。

……论语派作家对各种“沉重”——现代生活的压力，道德伦理的挤兑，时代巨轮的碾压，集团与政治话语——纷纷逃离，只余“生存感觉”之轻，在睡眠，醉酒，谈鬼等“轻”，“小”话题里，真切地藏匿着种种切肤的痛感，痒感，快感，哀感，恐惧感，以此证明个人实体的存在，也暗示了中心话语权威的失落。

在主流话语多注目于中国现实的苦难，倾心于社会革命的拯救或抗争的主题，论语派却以其“小”来消解“载道”文学的宏大叙事，打破封建传统理性对人感性生命的重重压制，以“说自己的话”追求文学的自我表现，追求个性的真与诚。

而身边琐事和个人情感的抒写为小品文的繁荣赢得了广阔的空间。

（二）大力提倡幽默文字。

《论语》草创初期，大力倡导幽默文字，其幽默文字的芒刺还是比较尖锐的，“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是众所周知的谑而不虐的典型例子。

《梳、篦、剃、剥及其它》由四川童谣引申出：

“搜括本领，匪不如兵，兵不如将，将又不如官。

中国之官，只是读书土匪”等对现实生活中盘剥百姓的官僚进行有利抨击。

所以论语派中人说：

《论语》的目的只在说“真话”，而不在说“笑话”。

林语堂也说他所提倡的幽默是“专说实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沈艺虹：

论语派散文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界”（《答平凡书》）。

他的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庄谐结合自然的，如《脸与法治》中记述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重过重的行李，机师碍于市长的脸而只好同意，不料飞机碰着船桅而跌落，文章嘲弄道：

“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去了一条腿。

”这里生动地刻画市长依靠权势及其下场的丑态，可谓庄谐融合。

《得体文章》谈及国民党三中大会闭会宣言时说：

“说它好，是说它拟得很得体，面面俱到。

”人说它不好，“因为应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读者读了犹如未读。

”作者以幽默的笔调嘲弄宣言八股味太重。

这些文章把幽默色彩同社会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文章富有艺术感染力。

因此，论语派作家不是不谈时事和政治，而是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站在较为严正的立场来谈。

他们之提倡幽默，固然标志着他们在血泪面前已开始采用鸵鸟战术，针对统治者的惩罚机制利用“笑笑”建立起了自己的防御机制，但同时，带刺的笑里分明又隐藏了这些经过现代自由民主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曲折反抗。

林语堂倡导性灵，幽默其目的在于打破文以载道的枷锁，试图通过寓庄于谐，打破庄谐界限，以会心的微笑变板面孔的训话式笔调为谈话式笔调，希望不仅散文家学用它写散文，而且大学教授用它写学术论文，大主笔用它来写社论的。

（三）、提倡谈话风小品文。

谈话风的散文（又称絮语散文，言情散文，言志散文，闲适体散文，娓语体散文，家常体教文），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家借鉴了西洋的/00）1并融合了中国古代小品文特别是公安派小品文无拘无束，无伪无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传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散文文体。

胡适，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对谈话风散文进行论述，五四以后提倡并创作谈话风小品文最为有力的是论语派作家。

论语派作家之所以特别青睐于谈话风散文，是同他们的生活理想，文学理想及谈话风散文的文体特征分不开的。

林语堂说，理想的小品文文字应该“认读者为亲熟的故交，作文时略始良朋话旧，私房娓语。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也就是说谈话风小品文提倡推崇的小品文，是将日常生活中任心闲话移到纸上的小品文，是能够还原“良朋话旧，私房娓语”等日常语境的小品文，是从内容到格调都尽可能同日常谈话，私房娓语达成同构的小品文，它无论写什么还是怎么写，都无范围，不拘格套，唯认读者为朋，语言亲切有味，幽默自然。

论语派推崇谈话风小品文，首先是标志着他们对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生活之境和创作之境的憧憬。

在一个缺乏自由的时代和社会，人们往往更渴慕自由地说话和自由地写作。

经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身为自由派作家的林语堂在这方面本来就更敏感些。

他们都倾心于同友人闲谈的境界，林语堂在《大学与小品文笔调》、《论小品文笔调》、《论谈话》里，陈炼青在《论读书与谈话》里，王颖在《谈闲话》里，均一往情深于“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均无碍目人”的闲话境界。

他们都强调闲扯中的体式自由，它完全统一于某种温和的情调，而不是某种严谨的格式；

至于话题，更是自由，或大或小，甚至中途转换，思路也时断时续，突兀也无妨，如若其中有作者费尽心力的组织与安排，也必掩于看似漫不经心的行文里。

可是，你说“你知道”之类向吴尔芙学来的文章开头的句式，便多次被林语堂学用。

徐讠于《谈美丽病》且不说题目就很有吸引人处，开头即用“那么，为什么不叫病态美？

偏要叫美丽病呢？

”这里有着迷人的亲切口吻和悠闲气度；

林语堂《谈螺丝钉》文白杂糅中显出纵意，放达和闲适，时时露出英国随笔模子铸出的色彩和线条。

论语派作品行文“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可谓信笔写来，随意而谈，又是顺理成章，如林语堂的论说体《论政治病》，抒情体《上海之歌》，书信体《答平凡书》，杂文体如章克标的《谈风月》，陶亢德的《国难不难》，记事体如老向的《换一换年头儿吧》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固定格局，各有特色。

论语派所倡导的谈话风小品文是与庄严的“大话”和整一性体系的思路判然有别的。

在这样的散文中，要排除的是严肃刻板，中规中矩的人生教条，而追求每一句话都是通达人情世故，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随随便便又富有藻韵的情趣文字。

而这不仅体现了其倡导者对此类文体发自内心的钟爱及其浓厚的理想化色彩，而且体现了论语派作家们个人自由的发现与呼唤，“在看似乘兴而作的对生活的悠然而恬淡的娓娓叙述中，却往往加入对社会生活的评判和诘问，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中，渗透一种对“意义”的追求和具有现代性的深度。

$这样的小品文不仅标志着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而且最为贴近散文的本性。

总之，论语派在其小品文的理念中，突出了现代散文发达的主因，即卸下文章载道的重负，退居边缘，以个人笔调为主心骨，即自成表现和言志为最高宗旨，以现代人文思想支撑起散文主体的内在精神，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为内容，以平易近情的谈话风为格调，这就是论语派所进行的散文理论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规定了小品文从载道的中心向边缘的转型。

’（年代的散文发展与论语派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总结是分不开的。

经过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的努力，使得’（年代的小品文与鲁迅杂文文体并立于世，并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两大潮流。

在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里，小品文表达了现代意识觉醒后的个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而显得弥足珍贵。

在言志小品文中所蕴含的智慧及真实、自然的人生况味的描写，更是得到了半个世纪后读者的喜爱，实现了一位学者所说的：

“确实是类似于新月派文学，现代作品更容易为半个世纪以来的读者所接受”。

其原因在于“它们所负载的时代因素较为稀少，体现的人性的通感颇为强烈。

”论语派的散文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绚丽缤纷的艺术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