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十年论战》 第六章 回顾与决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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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十年论战》第六章回顾与决策
吴冷西：
《十年论战》第六章回顾与决策
第六章回顾与决策
第一节避暑胜地
北戴河是华北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解放前主要是外国人夏天避暑的地方。
这里有一条半月形的、平坦的、长达十公里的海滩，是游泳、戏水、日光浴的好处所。
北洋军阀时期，首先是外国人在那里建了高矮不一、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别墅。
特别是英国人在唐山办开滦煤矿以后，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工程师每年都到这里避暑。
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节也在这里盖了很多别墅。
北洋军阀比较守旧，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但连夏天也不常到那里去。
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那里又盖了一些小别墅。
但总的说来，那里气候潮湿，一年可度假季节也短，许多别墅都很破旧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不多。
（近十多年来大兴土木，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
在50年代，中央同志夏天也偶尔到北戴河来度假，但很不经常。
因为那个时候进行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工作繁忙，中央同志难得有空闲休假。
从1958年夏起，中央经常在那里召集各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样北戴河才又逐渐热闹起来。
北戴河的十里长滩，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东面属于东山区，北京军区、河北省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基本上是河北省的。
中区是北戴河的市区，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镇，50年代和60年代也还是小镇。
国务院政府机关的各部和外国人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夏天休假的地方。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在那里也搞了比较简易的疗养所。
西区是属于中直机关的，由中央办公厅管。
再往西就是部队的，总参、总后、总政在那里有些别墅，但是不太多，当时还比较荒凉。
最热闹的是中区。
中央所在的西区比较安静，从中区到西区之间的路是隔离的，有警卫守着。
在西区的山坡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盖了一个礼堂。
文艺演出、看电影、娱乐活动都在那里。
礼堂的东面是毛主席住地，那是一排比较宽大的平房，东头是主席住的地方，西头是他会客的地方，中间是书房和饭厅。
少奇同志住在半山腰的别墅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都在围绕小礼堂周围的别墅里，多数都是平房，个别的是楼房。
只有周总理和董老住在靠近海边的马路旁，都是两层楼的别墅。
1958年我第一次到北戴河去的时候，是跟胡乔木住在小礼堂附近的一个平房别墅里。
1960年夏天，我到这里是第二次了。
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
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
我们住在中直的高干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西区的西头，离总后不远的地方，是两层旅馆式的楼房。
我、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这里。
每两人住一套。
每套房子都是东西各一间住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客厅，合起来是三间一套。
另外也还有秘书、工作人员住的单间房间。
在北京的时候，小平同志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北戴河去，在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当时我们简称为《答复书》。
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还有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
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楼房比较小，房子不多，所以他们都不跟我们住在一起，除乔冠华住在中区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外，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别的地方。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
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别编成了小册子。
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
同时也收集我们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当时主要是做这三部分工作。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
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
这个工作从长远来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章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主要人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高乐讲过什么话。
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
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据，针对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工作，因为他们同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握不少材料。
所以收集的材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摘录。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是40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
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
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
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
因为是夏天，太阳出来比较早，北戴河早晨的空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早上起得很早，起来后就分头起草，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就下海游泳。
这是一天中间最好的时间，海滩阳光很好，海面也比较风平浪静。
午饭后就休息一下，任务紧的时候，下午就再写，比较松的时候，下午又去游泳，或者在沙滩上商量问题。
晚饭后散步，一直散步到俱乐部小礼堂看戏或者看电影。
有时不愿意看就一直散步到中区的镇上吃点冷饮。
一般情况都是龚澎请客。
她自己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也请我们吃冰淇淋。
有时则到海边浴场休息室里喝茶，这是中央负责同志游泳时休息的处所，我们比较熟悉，去了就边喝茶边闲聊，我们戏称这是“废话俱乐部”。
礼堂里有好戏的时候，我们也去看。
因为看戏要凭票，而我们这些人并不都是参加会的，只有我是属于会议的成员，其他秀才都不属于会议成员，虽然也可以拿到票，但不是首长票，没有首长票就不能坐到前排。
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一个恶作剧了。
因为乔冠华个头高大，王力比较胖，头发又斑白，少年白头，像个“首长”，虽然他在我们中间比较年轻，比我还年轻。
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票给他俩中间的一个，其他人前呼后拥，好像是首长的秘书，跟在后面进去坐到前排看戏。
我因为经常到中南海开会，警卫对我很熟，不要票也会让我进去。
但是许立群经常给拦在门外，虽然当时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比较谨慎，进场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怕这怕那，经常被警卫拦住。
我们用了这个办法后，他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他长相少年英俊，像个首长秘书。
后来到1962年以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警卫对我们这些秀才比较熟了，他们是认人的。
但是1960年那个时候，警卫对他们还比较生疏，他们到毛主席、少奇同志那里开会较少，不像我从1956年起就经常接近中央领导核心。
我们一到北戴河就开始动手起草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改了几稿。
这个《答复书》的起草工作由小平同志直接抓，具体主持这个工作的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乔木，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康生。
陈伯达不大参与我们的活动，他惯于自己搞。
在小平同志主持开会的时候，他偶尔也参加。
但是我们这些秀才在起草过程中间，乔木、陆定一、康生同我们一起商量的时候，他是不参加的。
当时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慢慢搞清楚，他跟定一同志合不来。
定一同志在七大的时候当了宣传部长，而他只当个宣传部副部长。
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陆公当了部长以后架子大了，跟我们不大来往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来往不来往的问题，因为他俩经常在一起开会。
只是因为定一同志当了部长以后，没有单独找他谈过话，所以他就记恨在心。
这是后来1963年夏天在杭州的时候，他跟我说了此事后我才知道的。
在北戴河的时候，《答复书》基本上定稿了，小平同志也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过了，但是最后定稿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整个来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虽然我们有搞《答复书》的任务，但是多数时间是休息。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小平同志交代说，在北戴河你们要好好休息，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
他指的是后面还有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这之后还有26党起草委员会，最后才是81党大会。
在这一系列会谈和会议中，肯定发生激烈争论。
我们要为此做充分准备，所以小平同志说，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在北戴河先休息休息，松弛松弛，准备迎接连续战斗。
第二节布加勒斯特会议说明什么
北戴河会议是从7月5日到8月10日举行的。
会议的议题原定有两个。
一个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即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国内问题，当时中央已经感觉到，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工作中间一些“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严重了。
整个1960年上半年情况很不好，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得很差，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不好，而且农业又发生自然灾害，已经发生春荒，所以对1960年下半年的经济计划以及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调整。
原来会议是准备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充分讨论的。
但是，从会议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国际问题上，集中在中苏关系问题上。
从开始直到最后，中苏关系问题成了人家议论的中心。
本来中央也是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预先没有估计到大家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所以在会议正式开始的第二天（7月6日）就由彭真同志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过。
彭真同志在会上除了讲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外，还讲到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的几个问题。
大家就对这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过，前面已经讲到了，所以这里只讲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可以说大家的讨论是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
第一，这场斗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
彭真同志在汇报中提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归结为毛主席讲的两句话，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人民即资本主义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讲话里面讲到，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革命而反对人家革命。
这两句名言就是主席过去讲过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问题，所以，说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问题，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第二，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当前争论的焦点。
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战争马上就要发生，更不是不应提出为和平而斗争。
我们认为，只要战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还存在，那么总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说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而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去掉两个“不”字，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了。
我们在讲到战争的社会根源时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战争的社会根源，战争的危险就始终是存在的，不是可以避免的。
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修正主义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以牺牲三分之二世界人口的革命来换取帝国主义恩赐的和平。
我们是反对以牺牲革命换取和平的。
我们认为，革命力量越壮大、越发展，和平的保证就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赫鲁晓夫却认为，革命越发展，战争的危险性越大，和平的可能性越小。
我们和赫鲁晓夫在现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这样的分歧。
第三，由于我们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对我们又怕又恨。
他之所以对我们又怕又恨，是因为我们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打中了他的要害，我们批判的是南斯拉夫的观点，但赫鲁晓夫正是抄袭这些观点，而且还有所“发明”（如“三无”世界之类）。
所以他总想办法来整我们。
赫鲁晓夫这么想整我们，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原则，另一方面是美国人也坚持了原则，但它坚持的是帝国主义的原则。
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
它对赫鲁晓夫很不客气的。
虽然要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但它仍派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而且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飞机是他派的，以后还要派。
他的这个态度使赫鲁晓夫下不了台。
如果没有我们的批评，可能他还觉得好混一点。
我们一批评，他就非常难堪了，只好宣布拒绝参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虽然他已经到达巴黎。
赫鲁晓夫在我们发表三篇文章之后，特别是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恼羞成怒，把气出在中国党身上，对我们恨透了，于是准备发动一个反华运动。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6月21日开会之前就把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改成《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各兄弟党。
这封信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那个时候，苏共中央想采用高压的办法把我们党压服。
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看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下了决心要压服中国党的。
第四，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搞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的。
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他们事先不说要开什么会，甚至预先也说不讨论什么问题，只讨论开兄弟党会议的地点、日期和会议议题。
但是会议一开始，就搞突然袭击，组织对中国党进行倾盆大雨的围攻。
他们搞阴谋诡计，在会议之前纹丝不露。
虽然他们给我们中央的信署的日期是21日，但6月22日我们代表团会见赫鲁晓夫时，他也讳莫如深。
他对我代表团采取严密封锁，然后搞突然袭击。
这种办法不是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所应采取的方式，而是反常的，是搞阴谋的。
由此可以这样说，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可信赖的。
他是搞阴谋诡计的，不能用通常的党内斗争的办法来对待他，也不能用兄弟党之间商量问题、讨论问题以至争论问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来对待他。
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从他摘掉贝利亚，搞掉莫洛托夫，后来又摘掉朱可夫的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善于搞阴谋的。
他在党内既然这样做，那么在兄弟党之间也会这样做的。
布加勒斯特就是一个证明。
第五，大家认为，这个斗争是长期的。
好些同志指出，看来赫鲁晓夫是越走越远了，要他改变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他们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对他的修正主义进行有力的斗争。
这是主要的。
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坚持不跟他走，不听从他的指挥棒，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用批评的武器，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
还有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反面教员的作用，在一定情况下，比我们的斗争作用还要大。
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这个会议，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帝国主义立场非常坚定，他横蛮霸道，不但不道歉，而且说以后还要派飞机人侵苏联，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这对赫鲁晓夫来讲是迎头一棒，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教训，反过来恼羞成怒，说我们拆他的台。
这真是岂有此理。
第六，在会议讨论过程中间，大家都赞成中央采取的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的方针，就是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公开破裂的时间，力争拖下去，但是也不怕分裂，也要准备分裂。
如果他硬是要破裂，那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不怕。
无非是自力更生。
他不给援助，我们自己搞。
如果他连贸易也不做，我们就跟日本、西欧做生意。
美国封锁我们，做不成生意，但日本、西欧还是可以做生意的。
这样就逼得我们搞单干。
其实单干也是列宁和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下搞工业化时采取过的办法。
这是列宁的办法，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这样的国格，不怕封锁，不怕分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第七，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各兄弟党的《通知书》，也是他们6月21日给我们的信，要答复，要坚决进行反击。
在讨论彭真同志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他说，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
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
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
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
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要拿出来。
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
估计他还要压。
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
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毛主席又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
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
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
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
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
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
会议进入国内问题的讨论后我没有参加。
我和其他秀才一起起草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也就是起草我们的《答复书》。
第三节历史的回顾
北戴河会议从7月14日到16日连续三天，由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和苏共的关系。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谈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大家一面讨论国内问题，一面很想知道我们跟苏共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所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总理做一个系统的报告。
周总理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在7月14日开始做长篇发言，连续三天，每天一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了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和苏共的关系。
周总理的报告是分五个时期来讲的。
他首先说明，共产国际（1919——1943）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
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四年是正确的。
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
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毛主席说：
“两头好，中间差。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正确的。
它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各国共产党已成长壮大。
由一个中心来指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无利的。
从赫鲁晓夫上台到现在是七年半，开始一段还做了一些好事，从1958年起就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直到现在。
周总理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
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
在中国找到陈独秀、李大创，也找到戴季陶、王介民，通过他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他们也找了孙中山，甚至找过吴佩孚，觉得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起来了。
在1925一1927年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北伐，一直到占领武汉。
这一段还是对的，但是后来就问题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多了。
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叛变以后）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
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做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
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原来派到国民革命里里帮助孙中山、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伦已经回国，另外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
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是托派思想，结果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到处发动暴动，下令广州起义，但是没有讲起义以后队伍应该怎么办，根本没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这是1927年10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时，苏联人罗明纳兹提出的一套办法，根本反对部队转人农村，还是要攻打城市，所以牺牲了许多干部。
而且他还对我们党中央采取组织处理，进行干涉，把谭平山开除出政治局，警告毛主席和周恩来。
1928年，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0多人。
因为罗明纳兹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所以参加六大的代表，从国内去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代表，70多个代表中有40多个是工人。
后来革命困难时期叛变的代表有40多人，其中有10多个是工人。
向忠发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当了中央书记。
六大的代表到现在只剩下周恩来、邓小平、蔡畅和刘伯承四个人了。
当然还有王明，他现在住在莫斯科，不回国了，说是“治病”。
在六大期间，因为在苏联有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所以在六大代表中派别斗争也很厉害。
大体上瞿秋白同志是一派，张国焘是一派。
立三同志是站在瞿秋白同志一边的。
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布哈林领导，但是实际工作是由一个叫米夫的人负责，他也提出增加工人成分的中央委员。
王明就是这时被提拔为中央委员的。
这个时候王明非常活跃，搞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反对中共中央。
六大的主要功绩在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但具体的阶级分析和其他政策还有许多“左”的成分。
因为当时苏共在反对右倾，反对托洛茨基，后来又反对布哈林，所以也要在中国反右，在中国发展“左”倾路线。
李立三同志回国以后，在1930年6月间领导中央做出决议，要发动全国革命，要争取一省或少数省胜利，来推动世界革命，并要在各大城市中搞暴动，要打长沙，打南昌。
他错误地认为，现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但当时斯大林还比较冷静，他曾说过，不要让红军去打大城市，现在还不能打城市，打下来也守不住。
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
但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听斯大林的，李立三当然也不听。
所以在半年时间内仍然搞全国暴动，企图夺取大城市。
1930年9月，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立三同志。
但是国际代表是用共产国际六月决议来批评立三同志的，而六月决议恰恰是反右，认为立三同志“左”得还不够，认为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这个时候，王明、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大反中央，认为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要搞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王明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结果召开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是1931年初开的。
会议的决议完全是由米夫起草的。
决议指责中央，并且改组了中央。
王明和博古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博古路线从1931年到1935年为期四年多。
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张国烹、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
开始时上海还保留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中央指责毛泽东和刘少奇右倾。
后来博古到中央苏区夺权，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
在这四年多中，王明、博古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主要是城市地区，也包括农村）
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地方组织保存下来。
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第三个时期是共产国际后期，从1935年到1943年它解散的时候为止。
这个时期，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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