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的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docx
《国家统一的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家统一的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国家统一的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
国家统一的动力：
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
推动实现国家统一不仅要研究国家统一的方案和模式，更需要研究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
顺应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调动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才能使国家结构与制度朝最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方向演化。
本文在综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框架，分析自愿力量和非自愿力量在国家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辩证关系。
一、规模与规则
早期国家产生的动力主要是生存的需要，对内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生产并防止人们互相伤害，对外有利于调动集体力量抵御外患。
原始社会人类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会不断聚集，虽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加，但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人类需要通过某种组织方式来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类社会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进，从而降低合作成本，增加合作效能，于是产生了政权和国家。
国家的出现使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国家越大，发挥集体力量的能力也越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先后在大河流域出现并进行复杂建设是人类合作效率提高的例证。
理论上国家规模优势可以增加合作效率：
经济层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市场版图，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国力和民众生活福祉；军事层面可以集中和整合更多资源增强整体国防实力，并在空间上扩大国防的完整性和纵深性；政治层面有助于凝聚国内信心，提高国际声望，优化人才培养与供给，增强制度创新；社会层面有益于增加民众居住、生活、就业、旅游、求学、商务、事业等活动的机会和自由度。
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过规模大到全球一体的国家，即使存在过一些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制度统一的大国，在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些大国往往会分裂成若干国家，无法保持最强盛时期的国家规模。
国家的规模扩张虽然受追求效率的驱动，但同时还受到成本的制约，国家规模越大内部交易成本越高。
尤其在古代社会，领土越大的国家内部传递命令和信息、人事选拔与考核、以及调动军队和后勤供应越是不便，就越有可能出现“天高皇帝远”的脱序现象，国家规模就会出现成长的极限。
超大规模国家往往迅速发生分裂，这有点类似细胞分裂的功能：
细胞通过它的表面不断地与周围环境或邻近细胞进行物质交换，细胞必须有足够的表面积才能正常进行代谢作用，但细胞体积逐渐生长增大时，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物质交换适应不了細胞的需要，于是发生细胞分裂以恢复适宜的比例。
同样道理，国家过大造成代谢运转不畅时会自动分裂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
那么，假如技术水平发展到很高程度，譬如当今社会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使信息传递和交通运输覆盖全球，是否意味着随着技术约束条件的放松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国家规模可以大到全球成为一个国家？
如果不考虑民族与文化的差异因素，理论上是可以的，也许联合国可以视为世界一国的早期雏形，不过目前这种国际组织与国家形式还是差别很大的，欧共体都离国家形式相距甚远。
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单位，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全面合作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现实中，国家规模没有随技术突破而出现急剧扩大的倾向，除了民族与文化的阻隔外——虽然世界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约国家规模的决定力量已经由古代的自然力量转变为现代的观念力量。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其合法性的国家开始出现。
现代国家体系更强调主权和民族的特点不同于此前分别以封建（feudal）原则和宗主权（suzerainty）原则构成的西方国家体系与东方国家体系。
在古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政权出于对荣誉、权力、财富与人口的追求，通过以武力征服为主的方式进行国家规模的扩张，受到交易成本的技术制约而停止扩张或收缩规模，这是一种自然力量决定的状态。
当今国际社会，制约国家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技术，而是观念。
即使一个国家政权具备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运用武力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不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举动。
这里关键是主权观念。
国家的形成原本是人类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
当一群人在某个固定的地域生活中产生具有对内对外治理功能的政权的时候，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就产生了。
从人口、领土、政权三要素看，国家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只是这些要素的内涵在不断发展：
人口被逐渐定义为永久居住的具有共同语言文化的人民，领土由领陆扩展为固定的领陆、领海和领空，政权明确界定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政府。
随着国家构成要素内涵的变化，特别是主权观念的产生，人们对国家概念的理解由古代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对国家自身的功能及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则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国家之间的互动规则主要靠实力说话，因此实力强大的周朝可以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可以灭六国平天下，罗马可以征服地中海沿岸各国使地中海成为内海，普鲁士可以通过一系列战争建立起排除奥地利的独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然而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视角，人们就会质疑：
周王凭什么可以分封全天下的土地并统治全天下的百姓？
谁赋予秦始皇可以统一六国将其土地人口纳入自己统治之下的权力？
罗马仅仅依靠国力强盛和人员素质技术装备先进就有权力征服各国掠夺人口和财富？
普鲁士通过普丹、普奥、普法等战争成功统一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是否拥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合理性和依据？
总之，现代国际社会不再允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国家不分大小主权平等的观念下，即使具有可以对全球进行国家治理的能力，也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全球统一的国家，这是由当前人们的观念所决定的。
二、动力与方式
国家统一不同于国家扩张。
国家统一是在某地域内恢复曾经同属一个权力中心的状态，国家扩张则是原本不是一个权力中心合并成一个权力中心。
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还原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地理版图。
二者的相似性在于推动和制约的力量与方式大体相同：
在古代是自然力量，在现代是观念力量。
在古代，当政权的执政效率高时，领导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于是通过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而当政权的执政效率低时，往往伴随着政治势力内斗，贪污腐败盛行，民众道德沦丧，国家祸起萧墙，直至出现国家分裂。
在现代主权观念下，国家统一不是只要具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就可以恢复固有疆域，国家历史疆域或分裂状态的形成有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原因，恢复国家统一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要么未统一各方自愿合并，要么某一方政权不具备主权地位被武力统一。
一个国家的分裂部分如果已经具备完整主权且拒绝合并，武力统一就不是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
1990年萨达姆以“伊拉克与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为由出兵科威特控制全境，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击下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全部撤出科威特。
在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里，各地区的历史文化固然需要得到尊重，但运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吞并一个具有主权的国家以恢复历史上的曾经疆域并不是正当的。
但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绝对排斥武力，例如朝鲜、越南、也门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都尝试使用武力解决，即使是20XX年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离乌克兰独立、并重新加入俄罗斯，也是在俄罗斯军队的进驻下完成的。
毕竟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是人类最高的权力单位，国家之上并没有更高的强制约束。
现实中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还从未存在过彻底排除武力方式解决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争端的时期，包括当前世界上虽有20几个国家不设军队，但基本上都是内部有警察武装，外部有其他国家军队保护，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国际国内争端对人类来说还只是一种追求。
主权观念的约束仍然是有限的，如果某一政权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在国际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有动力推动国家统一或分裂，因为它可以凭借军事力量使其他的博弈政权屈服。
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军事力量的强大本身会成为政治行为的动力。
如果我们根据现代社会主权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作出不能使用武力手段推动国家统一的理论假设，会发现国家统一的实现难度远大于国家分裂。
假设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法的保护下，任何分裂政权的生存都不存在外部威胁且国家分裂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政权和民众出于对独立权力和自由民主的追逐，国家将出现不断分裂的小型化倾向。
而在同样假设下，国家统一则缺乏足够的动力。
国家政权本身就是权力斗争与整合的场域，合并国家政权是权力的减法，而不像国家分裂一样由于官僚职位的增加是权力的加法，强势一方的政权可能有意愿推进统一，弱势政权就很难愿意配合，尤其在双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弱势政权的政治人物如果看不到在统一后的新政权中有施展空间，要求其做到自愿响应国家统一，即实现国家最高权力唯一化，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国家是个群体的概念，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是群体的行为，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权的行為。
国家的统一或分裂不单单是政权之间的博弈，还有国民的因素，尤其是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国民与政权的意愿是互相影响的。
如果国民有强大的统一动力也可能迫使其选举出的政权接受国家统一。
但在没有军事威胁的假设前提下，国民往往不愿意负担更多的公共事务支出费用，从而倾向于较小规模国家。
因此一般说来，除经济政治等利益的诉求可能产生对国家统一的不稳定意愿外，国民的统一动力主要来自历史的惯性：
国家统一的历史、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国民之间的感情，这三者均来自民众对历史的认知。
而所有这些出于理性的、感性的、物质的、精神的国家统一意愿，都是国家统一的自愿力量。
可见，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动力实际上有两种：
自愿力量和非自愿力量，前者是引力，后者是推力，对应于政权的资源禀赋，就是政权具备的软实力和硬实力①。
政权如何合理运用这两种力量推动实现国家统一，形成了学术界在该问题上的三个流派：
一是现实主义观点，强调非自愿力量，主张通过政权硬实力不断增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主导国家统一；二是自由主义观点，强调自愿力量，主张通过利益诱导加强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以自愿方式推动国家逐步走向统一；三是建构主义观点，也是强调自愿力量，主张通过双方接触互动，建构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连接，诱致未统一各方自动走向统一。
这三个学术流派的已有研究虽在理论构建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现实主义从主导方的角度，强调硬实力增长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对方政权及其国际支持势力的硬实力也在增长，在具备压倒优势以前如果对方民意出现重大不利变化诱发冲突提前到来怎么办，以及即使凭借强大硬实力实现国家统一后是否有令人信服的论述维护局势稳定；自由主义从被主导方的角度，强调利益诱导的作用，却无法提供从利益共同体过渡到政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也缺乏由利益连接转向政治认同的有效手段，反倒是不同领域的学者证明了经济利益联系密切并不会必然诱致政治一体化；建构主义强调双方互动以谋求国家认同，却忽略了国家认同与政权认同之间的差异性与矛盾性，倾向分裂的一方即使认同双方同属一国，却常常通过强调己方政权具有主权而使国家认同在国家统一斗争中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这三种学术观点应用在现实政策中遇到的困境往往是：
号召国家统一的软实力不足以吸引对方政权与民众自愿响应；运用非自愿力量的军事手段又面临国际舆论的反对和国际强权的制约，两种动力都不足以实现统一，那么这种僵局该如何打破？
本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引入了复杂性思维。
三、复杂性思维
复杂性思维是基于复杂性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认识复杂事物的一种新的思维范式。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s）②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甚至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
复杂性科学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互不来往的界限，揭示系统演化机制的结构和过程的自组织现象。
与传统科学思维相比，复杂性思维最值得借鉴的特点是自组织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复杂性思维的基本特点来重新思考国家统一的动力问题。
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学者研究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统一当然也可能自己实现，这就是系统的自组织性。
国家是一个系统。
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系统无所不在，从基本粒子到河外星系，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人类社会到人的思维，从无机界到有机界，系统在宇宙间普遍存在。
系统分层次，国家系统上面还有国际大系统，国家系统内部还有未统一政权子系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子系统。
系统不断演化。
演化的方向可能是越来越复杂有序的进化，也可能是越来越单调无序的退化，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演化方向，进化和退化也相互作用，进化中可能有退化，退化中也可能有进化。
国家演化的方向既可能是统一也可能是分裂，或者交替出现。
国家在发生这些演化时并没有一个居高临下的神来主宰安排，国家统一或分裂是在并无外界特定指令就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自主地形成有序结构的系统变化过程。
这种无需外界控制和干扰、通过系统自身的调节和演化达到有序的特性称为自组织性。
国家统一或分裂是如何通过系统的自组织性完成的？
未统一国家内的多个政权各有各的盘算，出发点是维持和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或影响力。
如果国家统一有利于扩大政权影响力，或因统一符合民众要求有利于维护政权执政基础，政权就会推动国家统一。
相反，如果统一可能使自身政治权力受到削弱或剥夺，而且没有来自民众要求统一的内部压力，政权更可能倾向于谋求分裂。
政权资源禀赋不同，软硬实力强弱有异，对国家统一后的前景预期不同，基本立场存在分歧。
无论是主张统一的政权还是谋求分裂的政权，都想充分调动自愿力量与非自愿力量引导国家系统向自己期望的目标演变，政权之间的博弈及其主导的集体运动方式的竞争形成国家系统演化的原动力。
协同学认为，系统形成新的整体结构的演化规律是序参量之间的协同竞争。
序参量是决定演化进程与系统最终结构的变量，支配子系统行为。
自愿力量和非自愿力量都是重要的序参量，在不同时期各自扮演主导力量的角色。
政权通过塑造、强化或改变民众对历史的认知而推动国家统一，实质上就是政权通过舆论将自愿力量向统一引导，当这种认同统一的自愿力量成为主流民意之后，就会出现系统的“对称破缺”，自愿力量将以绝对优势统领整个系统的深化方向和运动模式，完成国家统一的自组织过程。
当然，分裂政权也可以通过同样方式将国家系统引向分裂。
追求统一的政权与谋求分裂的政权谁能主导民意取决于各自的软实力，双方在竞争合作的过程中也在取长补短，不断改进自身软实力。
如果国际局势突变，由和平转向冲突，也就是国际大系统发生转变，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非自愿力量可能趋向主导地位，成为系统演化的决定性序参量，此时政权的硬实力就成为子系统之间力量博弈的关键因素。
以上这两种协同竞争决定国家系统演化方向的序参量可简称之为“力”。
不同的“力”在国家系统演化的进程中发生竞争与协同的非线性作用，完成国家系统的自组织功能。
究竟哪一种“力”会在国家系统演化过程中扮演主导序参量，往往是由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决定的。
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动力和机制正是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竞争与协同。
线性思维的基础是还原论，非线性思维的基础是系统论。
系统具有涌现性，而涌现性的机制是非线性的，正是通过微观元素的非线性才可能出现整体的涌现性。
国家向统一或分裂演化的系统动力在于政权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作用。
线性作用下，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缺乏关联，政权之间相互隔绝无法产生竞争合作；但在非线性作用下，国家系统中政权子系统间交流合作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出强烈的整体行为，通过涨落可能引起系统的整体自组织③。
从方法论角度看，线性思维认为非线性一般都可以简化为线性来认识和处理，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提高认识的效率，但常常为了追求简单性和便捷性而抛弃事物的复杂性，会得到一种“假象式”的认识结果。
任何政权一厢情愿地试图推动单一力量改变国家结构状态都是线性思维方式，非线性思维要求根据国家系统的横向与纵向的非线性作用背景决定施政重点。
系统的非线性作用表现在系统与母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
现实中的系统基本都是开放的，系统向高层开放，使系统与环境发生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向低层开放，使系统内部发生多层次的、多水平的协同作用。
在国家系统与国际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国际形势对国家演化的主导序参量有关键性影响。
例如，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借助中苏抗衡美国，打了20年的统一战争，最终迫使美国撤出越南并放弃对南越政权的军事支持，北越政权在非自愿力量方面明显占优，又没有了国际制约力量，因此在1976年凭借军事力量实现了国家统一。
而德国实现国家统一的1990年，正值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的前夜，苏联当时已无力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对抗，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节节后退，主导德国国家系统演化的非自愿力量迅速让位于自愿力量，西德推动国家统一顺应了两德人民的主流民意。
决定国家系统序参量作用的国际环境可称之为“势”。
当国家的统一与分裂不再能够像古代社会那样简单由政权之间军事力量对比来决定的时候，我们称其为“势”的改变，即国际大系统的演化改变了国家系统的演化规则。
在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势”决定了哪种力量会成为系统演化的主导序参量，“力”的对比决定了该序参量向哪个方向运动，“策”决定了国家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的方式和途径，或者说系统如何优化。
政权旨在对国家结构进行系统优化而针对民意及其他政权采取的政策方案选择简称为“策”。
在自愿力量处于主导序参量的地位时，“策”的核心是通过向国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赢取国民的信任进而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
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信任感，有了信任才能使权力、制度、社会和政治机构持续运作。
政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在维护掌权党派利益的同时，要让国民相信其政策或政策主张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未来能够提供国民更多、更优、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以更好满足国民生存和生活的福利需求。
对推动统一的政权来说，要尊重和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塑造和强化民众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认知，充分凝聚和调动国民的群体性自愿力量，在现有的国际格局背景下使国家统一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系统自愿力量通过自催化向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倾斜，使系统能够逐渐进入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点后利用系统的漲落和正反馈发生相变。
在非自愿力量处于主导序参量的地位时，“策”的运用包括政权军事力量的不均衡增长、政权对国家结构演化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为实现目标采取的战术行动。
“策”的运用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系统演化的结果，无论是哪种力量居主导，力量强的一方并不必然会战胜力量弱的一方而使国家结构进入预期状态，历史上的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战争中以弱胜强的案例不胜枚举。
即使通过军事力量改变了国家系统结构，“策”的失当也会使该结构不具有稳定性。
例如汉武帝时期曾在朝鲜半岛设置汉四郡进行有效管辖，唐高宗时期灭亡高句丽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国家统一，后来唐朝对新罗胜而退兵，册封新罗国王，并没有维持统一结构。
再如汉武帝时期曾在越南北部设置汉三郡统治，越南在中国版图内经历1000多年的国家统一状态后才独立建国，明成祖时期曾因越南内乱应邀出兵平叛，因原来的陈朝宗室后继无人而取消册封，将越南重新归入统一状态，设为交趾布政使司，但不久以“交趾荒远”为由重新许其独立。
国家结构并不完全由博弈各方的力量大小所决定，因为系统演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自然科学向人们描绘了一幅确定性的世界愿景，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系统科学中关于混沌现象的研究，却用大量客观事实和实验表明，正是由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
世界的万物变化充满着随机性和偶然性，由此决定了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基本的，确定性是它的特例。
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国家结构前景是多样化的，既可能统一也可能分裂，统一形式既可能是古代的朝贡制，也可能是现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还可能是其他尚未出现的创新的制度。
系统发展的本质是非线性作用，要素间的线性作用只是加法，非线性作用却类似于乘法，可以引发“蝴蝶效应”。
国家系统的微小演化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国际大系统的随机涨落也可能对国家系统的演化方向起到关键作用。
正因为非线性作用可以产生巨大的前景不确定性，执政者在推动国家统一时需要审时度势，重视政权博弈中的每一个涨落，对系统发展前景过于确定从而听之任之、只讲“定力”而无有效对策是不负责任的盲目乐观。
非线性系统的本性是混沌或潜在的混沌，非线性系统中初始条件的一个微小改变都可能造成系统在往后时刻行为的巨大差异，从而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不可预测。
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世界中，坚持一种有限的预测观来灵活运用“策”的变化是引导国家系统向期望状态演化的正确方法。
系统演化方向可能是趋向国家统一的更为复杂有序的系统进化，也可能是趋向国家分裂的退化，优劣判断其实是人的价值判断。
系统优化是对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是以复杂性思维研究系统演化的目的。
国家系统优化应该是由不统一的结构演进到统一结构。
国家不统一，内部各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无序的，即使分裂了，如果各政权之间互不承认，系统仍然是无序的不稳定的。
系统向复杂稳定有序的多层次国家系统演化是进化的过程。
根据系统自组织理论所揭示的系统演化过程，能否形成耗散结构，即远离平衡下动态的稳定化的有序结构，是一个新系统能否诞生和进化的关键。
耗散结构的形成条件为：
开放、非平衡、涨落和非线性。
主张国家统一的政权通过“策”的运用使未统一国家系统满足耗散结构条件，系统就可以通过自组织功能恢复稳定有序的国家统一状态，完成从分裂或分离到统一的非平衡相变。
这个变化过程只是国家系统向统一状态演化的一般性规律，正如前面所说，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巨系统面前，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策”的运用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系统是否能够向人们希望的目的点演进。
注释：
①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对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划分是：
前者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运用军事实力的主要手段有威胁和武力，政策选择有强制性外交、战争和结盟，运用经济实力的手段有交易和制裁，政策选择有援助、贿赂和制裁；后者主要在价值观、文化、政策及制度四个方面，政策选择有公共外交、双边或多边外交等。
[美]约瑟夫·奈著，马娟娟译，《软实力》，中信出版社，20XX年，第41页。
②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探究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
到目前为止，尽管人们关于“复杂性”还没有一个严格、精确的定义，但人们一般认为，整体性、非线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是复杂性的重要特征。
从这些特征来看，社会的发展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
③“线性律和非线性律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叠加性质有效还是无效：
在一个线性系统里，两个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只是每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简单叠加。
但在非线性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因素能导致用它的幅值无法衡量的戏剧性结果。
”[比]尼科里斯、普利高津著，罗久里、陈奎宁译，《探索复杂性》，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XX年，63-64页。
Abstract：
Nationistheproductofhumansocialcooperation.Nationalunificationisconducivetogivingfullplaytotheadvantageofscale.Theself-organizationsystemcanhelpachievetheorderedmultilevelstructureofnationalunification.Nationalunificationpowersincludevoluntaryandnon-voluntaryfactors，inotherwords，gravityandthrust，whichar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