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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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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是如何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态的社会工程项目中遭到致命性的挫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一系列以“美好”初衷为表征的运动何以使世界愈发混乱和背离了和谐的发展轨道？

作者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它的根源。

斯科特说：

“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在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

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在前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

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

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越可能失败。

”

　　本书反复出现两个关键词汇：

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

哈维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现代主义引起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

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

极端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科学的机械化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它科学所界定的简约公式、模式是最纯粹和崇高的真理。

而关于米提斯，斯科特指出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它以不易言传和经验为核心特征，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他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

”极端现代主义是控制和规划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工程项目的典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米提斯则是作者崇尚的解决问题之关键，二者相互交融与对比，贯穿本书始终。

　　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指导，所谓规律，只能谨慎地利用和遵循，同时拒绝忽略与改变。

人类的“Naive”中又多出一层暗含的意味：

无知，愚昧。

想要成为主宰者，最终的结果只是“被宰”而已。

有时想，在自然面前，人类如此渺小和无助，那无形的自然之力总在带着些许暧昧和讽刺地观望着我们的自妄，然后不失时机地给予刺激，提醒我们人类本身只是灵长类演进的一个阶段，在宇宙浩淼的时空尺度内是无限接近于零的虚无，可是这些刺激仍然不够强大，因为可怜的我们未曾停止犯错误，于是，我居然开始企盼一种接近毁灭性的灾难，只有经历足够痛苦的浩劫，也许才会有一个重生般崭新的开始，也许才会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良性循环。

人的“理智”和本性居然显露出尖锐的矛盾，或者，我们已经在自己垒筑的工业化围城中变得愚钝和麻木不仁，在不断追逐利益和所谓更高质量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属于自然、扎根于土地的本性？

我不相信，即使有这样的怀疑，但因为还有希望，那些纯真的孩童还在和着泥土，保留着对自然最原始和纯真的直觉。

　　也许，适当的时机，人类应当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保持漠视的态度，看看生命的奇迹将如何引导我们，如果这种引导使我们愉悦、松弛和产生安全感，这便是正确的方向。

　　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管理者欣赏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坚守的完美城市以网格状或呈几何状的定居模式为核心特征，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

历史演变自然形成的非规则“杂乱”布局在极端现代主义者眼中毫无美感可言，是完全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因此是不能被容忍存在的。

这里谈到逻辑，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逻辑似乎有强烈的教条主义倾

　　向，而教条主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看似相仿的个体之间细微的区别，统一、僵化的培养、孕育模式无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自然的魅力正源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引导人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用不同的手段对待它，前提是尊重，这对于以清晰化、规模生产为前提妄图创造巨额利益的统治者往往是恼人、混乱以及不合逻辑的，而逻辑又是什么？

无非是麻痹的程序，机械的工业化时代之产物而已，我们只知人类的逻辑，却忽视更为重要的自然之逻辑，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本能的反应则是坚守前者，无视后者，因为前者的合理性在某些偶然因素作用导致的二者和谐存在的那一刻被无限放大了，更因为它符合我们日渐“成熟”的审美情趣和日益膨胀的自负，这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本能倾向。

　　从国家的视角，人不再是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和需求的个体，而成为为了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在国家认为是最高效、理性的编制程序和运转模式下机械地劳作与生产的零部件。

正如作者对于集体化的评论：

“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最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化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

”“除了列宁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使农村的生产者被再农奴化，解除他们自己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以及采取野蛮的方式征收。

”然而国家机器施加于人民的强制力就如同施加于弹簧的力，压得越紧，反抗就越强烈。

或者说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总体）存在一种使自身回归平衡状态的趋势，“越要求与官方制定的微观秩序内在一致，那么要维持这个神话就需要越多不符合要求的实践。

”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正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损失。

本书最后，斯科特深入分析了农业、林业、邻里规划中米提斯的真正科学性。

农业种植的多样化可以增强农业系统的抵抗突变不良因素的能力；轮作尽可能少地打扰景观和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模仿植物的共生关系以适应环境的逻辑，体现了生态上的谨慎。

农

　　民依据长期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而获得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适合自然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并非一切简单、明显、概括化的公式都能解释自然，从而被利用来改造自然，任何大型过程或有机系统的运作都是复杂和微妙的，更多的是人类尚未发现和理解的，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智能的界限，而不是掌握了些许的真理就以为掌控了世界。

谦虚，尤其在自然面前。

　　篇二：

《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作者从宏观的视角即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为使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推行的大型社会工程的背后含义——使国家的管理简单化和清晰化。

　　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就已经给出了结论：

一、“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二、“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1，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2，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强烈而固执的自信；3，独裁主义的国家，有愿望也有能力使用强制力；4，软弱的公民社会”。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叙述了近代以来一些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

　　1、科学林业。

　　移植能够快速增长和大量产出的单一树种，将林业管理纳入到国家管理的范畴，仅仅关注有限的几个关键要素，而忽视与之相关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生态平衡等相关要素。

短视的最终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实际产量的持续下降。

　　2、统一的度量标准。

　　各个地方不同的度量标准不仅使得交易、税收和统计混乱和复杂，更导致了国家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冲突，度量的地方标准体现的是地方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地方的掌权者会联合地方的居民欺骗中央以保护地方的利益。

国家统一度量衡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

但是，地方度量的标准是在交易的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地方对中央税收的反抗反而是地方可以保持稳定的条件之一。

　　3、土地清册。

　　土地清册是国家希望能清晰的掌握全国范围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使之有更高的生产力的手段。

现代化的土地制度将土地赋予个人从而打破了长久以来地方土地继承的习惯，但是现代化的土地制度并不为村庄中的农民所知晓，掌握这门知识的只是少数几个地方的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了新的权力转移——政府的权力更大了。

　　4、城市地图的绘制以及城市的规划。

　　早期城市的内部空间是相当复杂的，一个外人想要在城市中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建筑需要一个当地的向导。

城市布局的地方性特点给城市带来了安全和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的权力。

国家为了使城市更加清晰以便于管理和控制为城市绘制地图，但这并不能满足国家的野心，

　　规划城市即按照简单和可重复逻辑建造的城市可以方便管理者和警察，这使得城市在外人眼中也能变得“透明”。

　　作者在其中举了巴黎的城市重建和规划作为例子。

规划者意欲将巴黎建设得宏伟博大以展示中央的强大、简单和清晰的街道便于军队镇压革命和反抗、交通中心使得巴黎可以在表面上看起来能够掌控全国、分成不同的区域以建立秩序。

但是实际上居住区域的划分却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5、姓氏的创造。

　　国家创造姓氏同样是为了更简单和方便的管理国家，创造正式和清晰的个体公民。

　　接着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变中的视野》。

　　作者认为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1、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2、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的地工具；3、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人类文明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相信人类可以创造社会，产生了一种极端盲目的自信也就是极端现代主义。

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即认为平整划一的方才是现代的、理性的。

极端现代主义的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而这也恰恰符合统治者希望通过对社会的计划或者规划以扩大国家实力的愿望。

　　极端现代主义思想的产生是以对社会的发现为前提的，即对社会的统计事实被加工为社会规律，从简单地描述社会到以完善为目的意图设计和操纵社会认为可以通过人类理性的规划使得社会取得在自然科学领域般的进步。

而启蒙主义思想关于人类自我进步的信念逐步成为社会秩序完善性的信念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

　　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完全否定历史和过去，认为之前的社会都是非理性的产物，是神话、迷信、和宗教偏见的产物。

现代的社会理应是经过科学设计的。

科学设计意味着只有那些掌握了科学知识并被公认为有能力进行设计的人成为新时代的掌权者，也就意味着独裁，是专家和官员规划了这个社会，普通民众只能被迫接受。

而科学设计的施行是需要靠大型的社会工程来实现的，这些社会工程规模宏大，需要大量资金，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可以协调各方的国家则完美地契合了极端现代主义者的要求。

大型的国家社会工程不可能不是独裁的，

　　因为它意味着单一的计划权威取代了多个变化和发明的源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关于极端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建设社会的分析。

当这些知识分子自以为自己的责任是将先进和科学带给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人们的时候，他们自我认定为人民的教育者的角色就会愈发膨胀，并能够相互团结甚至牺牲自己。

可是对未来的伟大幻想和现实的混乱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对比，也就导致他们只能通过以来与对未来的空想和有着巨大进步的视觉幻想来麻醉自己和人民。

　　在《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一节中，作者向我们举了连个例子——德国和俄国，并陈述了导致这两个国家走向极端现代主义的原因。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社会革命或危机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蓝图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在这样的悲景下，对生产力的追求是没有政治偏好的，对生产力的追求是最高的目标。

而制约极端现代主义的关键要数主要有以下三点：

1、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2、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3代议机构的存在。

其中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选举自由保证了选举的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得不关注民众的利益，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也要与地方的利益相互吻合才可以避免在选举中失败。

　　接着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

试验与批评》。

毫无疑问，极端现代主义城市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尽管其出发点是改善现行的居住状况并建设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及进步的城市，但是规划者是站在是提高城市生产力的角度思考城市的规划的，而且他们追求的是巨大的视觉美学，也即是城市的整齐划一、按照功能划分城市区域。

他们对单一目标的关注使得他们忽视了城市的其他重要的功能，邻里互助的社区关系网络、非正式的社会功能以及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的街道都被忽视了，城市是有众多偶然性聚合而成的，将城市完全物质化的设计而忽视城市的其他社会功能导致了极端现代主义城市的失败。

　　作者进而对列宁的革命政党进行了批判。

在列宁所设想的党的功能和角色中，革命者被赋予了理论家、宣传家、鼓动员以及组织者的多重身份，与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相类比，就是说党和党员应当是现代社会规划者，这实际上意味党领导群众，而群众只能是一群追随者的角色。

换句话说，这依旧是一个独裁的阶级社会，党以上帝的视角审查着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指明方向，群众只能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叙述中，党被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的领导者并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加强了党的合法性和内聚力。

　　第三部分是《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

　　现代国家对极力追求对本国人民的控制和土地状况的掌握，无论是新社区的建立还是大型现代农场的建立的是为了契合国家简单化和清晰化的追求，其本质都是税收和政治控制。

　　苏维埃俄国的集体化运动毫无疑问是失败的，国家规定了每片区域应该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和数量，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复杂性，无视农民的地方实践，抹杀了农民的自主性。

“指挥这些巨大变迁的官员在实际的操作中相对忽视了决定农村经济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安排。

他们在盲目地飞行”。

结果就是农民对国家的憎恨和生产的急速下滑。

而正是那些非正式的行动、灰色市场、物物交换的灵活性使得苏联的农村不至于崩溃。

　　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行动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开展的，国家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农民享受现代社会的成果，包括教育和医疗。

但是实际的操作者为了符合上级的期待而把村庄化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整齐划一的符合视觉美学的村庄被大量建设，全不顾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现代农业技术的盲目推广（化肥、农药）而忽视实际的土壤条件也导致农业产出的大幅度下降。

这些都是简单化的恶果。

　　科学农业在非洲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四个：

1、现代科学农业的原理都起源于温和的、工业化的西方，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完全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

2、由于现代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

3、导致特定形式失败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本身系统和独眼巨人般的短视。

4、科学农业简单化的假设，以及他将某一个变量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影响分离出来的能力——不可能适当地处理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

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向我们讲述了米提斯的重要意义。

　　米提斯，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的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

“米提斯”带有偶然性，并且是模糊的科学，但不可否认，它可以被看作科学解释之前的有效实践，即地方性的科学序曲。

这种实践技能知识的获得过程来自于对环境非常敏锐的观察，来自于地位低下的贫困小农小心谨慎地观察与实验，更来自于致命威胁的推动。

可是在“国家的知识”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米提斯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当中消失。

作者警醒人们应当重视地方知识实践，否者也会带来上述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的失败。

　　篇三：

名著导读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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