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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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
魏公子列传的取材及撰写
提要：
把《史记·魏公子列传》和《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荀子·臣道》有关材料进行对照，可知：
以“窃符救赵”为中心的有关故事当出于有关文字记载。
到大梁的考察，即让司马迁了解了一些重要的有关信息，也深化激活了司马迁对有关的文字材料的了解，影响了本传的立意和构思。
关键词：
魏公子；取材；文字材料；非文字材料
《信陵君列传》中的主要事迹不见于今本《战国策》，也不见于其他先秦典籍。
对此，学者多有说法。
本文试图从有关材料出发，利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理论，对《史记》中魏公子的有关材料来源作一点探讨。
一、有关文字材料的推断
《史记》材料的来源往往在《史记》传赞中有交待，研究《史记》传赞中的有关信息对于探讨《史记》取材往往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司马迁在《信陵君列传·赞》中说：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
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
名冠诸侯，不虚耳。
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1]
这段话主要说信陵君以至诚之心待客。
细绎文意，大意是说信陵君待客的事迹司马迁早已知悉，到了大梁更加印证了有关说法，同时也解释了心中有关“夷门”的疑惑。
司马迁为什么要搞清楚“夷门”？
因为有个“夷门侯生”的故事，“夷门”和侯生有关，知道“夷门”是“城之东门”，就知道七十岁的侯生是大梁城东门的一个守关者，地位极低下，但信陵君却给了最大至真的尊重。
可以断定，“夷门侯生”的故事就是本传中所载侯生的故事。
东方朔《与公孙弘书》云：
“盖闻爵禄不相责以礼，同类之游，不以远近为是。
故东门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骑日造之……”[2]王叔岷认为这里的“东门先生”就是夷门侯生[3]。
东方朔、公孙弘和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从这段材料可见有关信陵君厚待侯生事迹的流传之盛、普及之广，也为本传有关记载提供了一个旁证。
有一个问题：
司马迁对于“夷门”的疑惑怎么来的，是得自社会上的传说呢？
还是得自典籍记载？
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
在人们潜意识中，文字的记录是可信的；而社会上的传说往往在可信不可信之间徘徊。
同样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出自文字记录，人们趋向于信；出自社会流传，则易以为诞。
一般来说，由文字记录激起的好奇相对社会上的传说而言，往往更大。
调查研究中不懂之处可以直接向被调查者请教；传世文献中不懂的材料可以请教有关专家学者，还可以查阅有关材料，如还不懂，往往就成为疑问；这疑问的解决途径往往就只能去实地考察。
《史记》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典型的如黄帝地位的确定等。
王国维以为，去大梁实地考察，是司马迁二十岁时的事[4]，则知“夷门侯生”事当在二十以前，正是司马迁读万卷书的时候。
从司马迁对“夷门”的疑惑不解，可以推断，这材料当来源于传世的文献。
是什么传世文献呢？
从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战国末年）看，或许如同《史记》四公子有些材料来源于“战国之权变”一样，本传有关侯生的材料也应当来源于“战国之权变”，《战国策·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云：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作为说辞的背景材料，突出的是说辞，不必明言侯生、朱亥，但与侯生、朱亥事迹密切相关，可作为本论点的有力旁证。
或许以后还可见更加直接的证据。
从《史记》战国文字材料来源主要来自“战国之权变”看，我总觉得战国四公子的材料来源于“战国之权变”，只是有的后来散佚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于“战国之权变”的另外的著作。
战国是一个著述的时代，四公子的门客又多，其中当不乏有文采、善著书者。
把四公子的言论、事迹记录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事实上，魏公子有兵书传世，吕不韦也学战国四公子，《吕氏春秋》即其门客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今本《战国策》的成书、版本流传情况看，完全拿今本《战国策》比勘以定《史记》材料之有无，说服力并不是很强。
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夷门”有关的一系列诸如厚待侯生、窃符救赵、椎杀晋鄙等震撼千古的材料当出自传世文献，属于文字材料。
这样才可以和“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
名冠诸侯，不虚耳”一气贯通。
不仅如此。
从“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
名冠诸侯，不虚耳”还可推而广之，所有的信陵君待客的有关记录，从这次对大梁的实地调查都得到了印证，而本传所载仅仅其中两例而已[5]。
“有以也”“不虚耳”，属上句，还是属下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上引为通行本标点法；刘盼遂标点为：
“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
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韩兆琦持此说[6]；张文虎以为“疑为衍‘也’字‘有以’二字错简，当在末‘奉祠不绝’下。
”[7]中井积德说同张文虎[8]。
此皆以“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文意不完而发。
沈家本认为“‘有以’者，言公子之不耻下交，非若诸公子之徒为豪举，欲得岩穴之士为魏用也。
三字之内含蓄不尽。
如《札记》说（即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于文则明白，然恐非史公之意也，此以后人之文法绳古人而转失其旨者也。
”[9]窃以沈家本所言为是。
从上下文意看，“有以也”三字确实“含蓄不尽”，可意译为“的确是这样啊！
”意即有关典籍上的记载是准确的。
魏公子死后十五年，即前225年，大梁破，魏国灭。
可以推想魏公子为了魏国想尽了办法，认为只有大量的人才才可以解救或缓解魏国面临的绝境（我以为魏公子之所以在救不救魏其事上犹豫，和魏其侮辱范睢有直接关系），也可看出他“窃符救赵”的原因是以六国为一体，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但只有魏公子是鞠躬尽瘁，知其不可而为之，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同时，大梁之行也印证了信陵君“名冠诸侯”的观点。
“名冠诸侯”意思是信陵君的名声超过了当时的国君，是当时六国的精神领袖，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评价确实的印证是司马迁到了大梁以后，并进一步深化，故曰“不虚耳！
”意即有关典籍上的记载是有根据的，不是虚构，与《五帝本纪·赞》：
“其所表见皆不虚”之“虚”同。
信陵君“窃符救赵”在当时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非常剧烈，可谓惊天动地！
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件事情的主谋是夷门抱关者侯赢，完成人是市井鼓刀屠者朱亥。
因此，从文意上看，“有以也！
”“不虚耳！
”属上句似乎更契司马迁原意，我们也因此从这两句感叹的话，推断出调查研究对于文字材料的印证和深化。
从《史记》中有关取材的论述看，司马迁凡有“有以也！
”“不虚耳！
”之类的感慨处，大多因文字材料而发。
如《五帝本纪·赞》：
“其所表见皆不虚。
”《三代世表·赞》：
“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惠景间侯者年表·赞》：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
有以也夫！
”《商君列传·赞》：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以上的推断是有道理的。
如果把《信陵君列传·赞》与《五帝本纪·赞》等对取材的叙述进行比较，就会觉得司马迁在这些传记中对取材叙述的思路如出一辙，司马迁总是在文字材料之间和实地调查之间进行对接、印证。
从今本《战国策》有关记载看，“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这句话是有文字依据的。
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未说明出处，有的说明了出处。
从以上简单分析可知，有关“夷门侯生”故事出自文字材料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求问其所谓夷门”之“其”，这与《魏世家·赞》中的“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之“说者”同，应当译为学者，或者研究者，显然，“其”所代表的内容应当为相关的文章或著作。
各种注本、今译本对“其”字不解释、不翻译，应当说是一个小小的纰漏。
《魏公子列传》可见的文字材料，今本《战国策》最主要的有五则：
《赵策三·秦攻赵平原君使人请救于魏》：
秦攻赵，平原君使人请救于魏。
信陵君发兵至邯郸城下，秦兵罢。
关于解邯郸之围，非常简略。
《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唐且谓信陵君曰：
“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
“何谓也？
”对曰：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
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
“无忌谨受教。
”
“唐且之说”及其背景。
“唐且之说”，《魏公子列传》为“客有说公子”，二者説词内容大致一样、情节大致一样。
“《策》词详于事，《史》事、词并详，此其异也。
”《策》可以看作史公所本。
这是《魏公子列传》中现在可以确定的唯一有情节的材料。
《魏四·魏攻管而不下》，信陵君想通过安陵君、缩高得到管地，遭到拒绝。
与好客关系不十分密切，故本传不载。
关于《魏公子列传》的材料来源，我们还可以从《荀子·臣道》中作大致的推断。
《荀子·臣道》：
“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
”“信陵君之於魏，可谓拂矣。
”[10]从荀卿对“拂”的定义看，仿佛专指信陵君在大是大非面前不顾国君而“窃符救赵”的事迹：
“抗君之命”谓杀晋鄙而带八万精兵赴秦，“窃君之重”谓窃符救赵，“反君之事”谓信陵君替国君做了应做的事。
这三者正和“窃符救赵”前后故事相同，只不过是概括，而无具体史实。
《臣道》中还分别论述了孟尝君、平原君，也基本上是专指。
荀卿所指“拂”，只有信陵君一人，可谓专指信陵君而言。
《荀子·臣道》还说：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
争然后善，戾然后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
”[11]从荀子的论述和史实可知“通忠之顺”者极少，而荀卿许信陵君。
王先谦认为荀子这个结论从“窃符救赵”得出，从概括和史实的符合程度看，其说为是。
荀子对“窃符救赵”的关注程度以及对信陵君的高度评价，既从一个侧面说明本赞“名冠诸侯”的含义，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的文字依据。
荀子生卒之年不可考，大约活动于公元前298——238年之间，是经历过长平之战、邯郸之围的，而且是在人生精力最充沛时经历的。
虽不知他在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但是荀子是一个非常关心现实的学者，对于这个战国时期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一定是非常关注，从这个角度说，他也可以是“窃符救赵”的见证人。
假定公元前238年是荀卿的卒年的话，“窃符救赵”在公元前257年，距荀卿卒年19年，一般认为，前238是最后的荀卿活动的时间，或许还可能在此之前，也就是说，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荀卿在楚国的可能性是有的。
他是春申君的座上客，春申君是赴赵救邯郸之围的楚军的主将，说不定当是荀卿就已经定居于楚国，所以，荀卿这里专指的有关信陵君的“窃符救赵”之举，一定是可靠的史实。
退一步说，即是荀卿当是不在楚国，他也会非常的关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后来到楚国后，对此事也一定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由此，《魏公子列传》的相关故事，也一定是可靠的史实。
作为一个试图解决现实问题又面向未来的严谨的大学者，荀卿不可能根据道听途说立论。
从《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荀子·臣道》中有关信陵君事迹可以断定：
“窃符救赵”是有事实和文字依据的，与此相关的“夷门侯生”故事也当有事实和文字依据。
信陵君在赵好客的故事出处待考。
二、非文字材料对本传取材的影响
关于魏公子的非文字材料大致有两个来源：
一是社会上的广为流传，一是司马迁的实地考察。
社会上流传的信息源，大致有两个：
一是历史人物的后代，一是有关知情人。
关于信陵君的后代《史记》中没有记载。
后世史书中有一些蛛丝马迹，不知确否，列出如下：
《唐书·京兆王氏世系表》：
“信陵君无忌生閒忧，袭信陵君。
閒忧子卑子，逃难泰山，汉高祖招为中涓，封兰陵侯。
”[12]《孔丛子·执节篇》：
“魏公子无忌死，韩君将亲吊焉，其子荣之以告子顺。
子顺曰：
‘必辞之。
’礼，邻国君吊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其君也。
其子辞韩，韩君乃止。
”[13]《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因魏无知见高祖，《索隐》：
“《汉书<张敞与朱邑书>》云‘陈平须魏倩而后进’孟康云即无知也。
”[14]陈平魏人，高祖敬魏公子，魏无知从高祖，其宠信程度可知。
陈平求魏无忌向高祖举荐自己，在情理之中；而魏无忌无疑也是举荐陈平的最佳人选。
陈直说：
“《北魏书·魏收自序》，称魏公子无忌孙无知，封高粱侯。
《元和姓纂》《新唐书·丞相世系表》并同。
虽出家谍，比较可信。
”[15]按《北魏书·魏收自序》虽非原魏收之《自序》[16]，又《史记·高祖功臣后者年表》载高粱侯为郦疥，载之凿凿，魏无知是否为高粱侯也成问题。
但基本事实，即魏无知为魏公子孙，在汉代受尊宠（陈平深得汉高、吕后信任，文帝时任右丞相，以荣名终，称贤相，不忘无忌举荐之德）当没有问题。
信陵君的后代对自己家族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
知情人。
张耳曾为魏公子门客，后张耳学魏公子广招门客，高祖年轻时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高祖后来厚待张耳，也一直尊崇魏公子，这就为魏公子的事迹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后，就开始传播。
就《史记》的实际情况看，由家族和知情人输出的信息，成为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信息。
这些信息有的被整理成书，变成文字材料。
有的则仍然在社会上流传，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版本。
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是普遍的。
就本传而言，如上而言，“夷门侯生”、“窃符救赵”是有文字依据的，个别细微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夸大和修饰，这些夸大和修饰具体是什么，现在不好考知了。
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从司马迁从小受的教育和二十的漫游可以看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典型范例。
就本传而言，从有关材料看，司马迁在去大梁调查之前就对魏公子的事迹相当熟悉，司马迁是带着极高的崇敬和极大的好奇到大梁的，目的十分明确。
司马迁两次提到他到大梁的考察，一在《魏世家·赞》，一在《魏公子列传·赞》，二“赞”都以魏公子为中心，可推断他到大梁有重大收获，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魏的最后岁月，一是有关魏公子的。
这种收获我以为主要表现为大梁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对于本传取材而言，主要表现为：
第一印证了有关文字材料，第二，进一步激活了文字材料。
就印证文字材料而言，如前所述司马迁之感叹“有以也！
”“不虚耳！
”大大加深了对有关文字材料的理解。
这里主要谈第二点。
就激活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首先，加深了对魏亡的认识。
《魏世家·赞》：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
‘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主要有二点：
一是魏的最后岁月是在水灌大梁三月度过的，最后城坏投降而亡的。
魏是坚持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投降的，可谓悲壮。
这个关于魏亡的说法在司马迁之前未见记载，《史记》首先记载了这一史实。
第二，纠正了一些流行的说法。
有的学者认为魏以不用魏公子而亡，司马迁通过这次大梁之行否定了这种说法。
认为魏公子及魏国最高统治集团为挽救魏国的命运想尽了办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无济于事。
这说明秦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枉然的，最理想的结果无非就是苟延残喘而已。
魏公子礼贤下士达到了卓绝古今的地步，最后只能做一些同归于尽的努力，大大强化了魏公子面对颓势无奈而又誓死捍卫祖国的可歌可泣的心性。
论者多以为魏公子最后岁月的饮醇酒、近妇人是魏王疑心所致，岂止如此啊！
实际上在他心底有更加深广巨大的黑暗与恐惧，这就是急速的祖宗江山的江河日下、无可挽回败亡趋势。
魏公子病于酒，大梁城毁于水，真是落木萧萧无边，凄风苦雨正浓啊！
《信陵君列传》写的极生动极感人的心理机制就在此处。
其次，刺激了司马迁的创作灵感
在一定程度上说，《史记》不同于其他史书的内在之处就在于《史记》是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有机组合。
《史记》中写得生动如在目前的篇章尤其如此。
二者的结合使得司马迁进入了一种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文字材料为其基础，访古问故的目前场景使得文字材料变得活动起来，使司马迁进入自在的、挥洒的状态。
这种状态激发出一种司马迁叫做“想见”的本领，这种“想见”常常出现，如“想见”孔子，“想见”屈原等，这种冲动太强了，以至于能想象出在几百年以前的一幕一幕的情景。
就本传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司马迁站在大梁城的废墟上，脑海里闪现的一幕一幕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来到“夷门”旧址，看到了他在本传为我们展现的信陵君厚待侯生等一系列震撼千古的情景。
也使我们看到了信陵君那尊敬、真诚、执著、无畏，那平静而又彻底的保卫祖国的类似宗教情感的心性。
再次，影响了本传的立意和构思。
立意和构思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每一个作家和史家都会遇到这类问题。
写什么、怎么写是衡量一个史家和作家及其作品水平、质量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尺。
传记的写作被认为是各文体中写作难度最大的一种，难就难在作者必须对传主有透彻的了解，这是传记的核心；而人是最难了解的，历史长河中的人更难了解，特别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就很复杂，随着历史的流逝，这些历史人物的许多事迹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而司马迁偏偏选择了这些人物，其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史记》是一部期望很高、主旨甚明的纪传体著作，这对司马迁的挑战也是可想而知。
因为写什么、怎么写，不仅仅事关某一历史人物本身的事业功名，还要顾及整部著作的主旨、还要尽量的还原历史本真。
为此，司马迁大量研究某某历史人物的“为人”（某个历史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了悟能力古今罕有其比。
这既是历史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使得后世看清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也看清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忠奸优劣，昭然若揭。
有一句话说：
传记作家找到了适合他的传主，是传记家的幸运，也是传主的幸运。
就司马迁而言，这似乎有些片面。
司马迁似乎适合所有的传主，而有的传主是幸运的，有的则是不幸运的。
比如李斯，汉人认为他“极忠而死”，司马迁充分证明他是为维护一己富贵而死，从而为李斯在历史上定了性，这真是令乱臣贼子惧。
而对于历史上与司马迁神契的传主，这真是一种幸运，比如项羽，比如魏公子等。
对于“名冠诸候”的信陵君该写什么、怎么写，是一件颇费踌躇和挑战的事情。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结得非常精彩：
“信陵君就是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
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结得很费力而且不易出色。
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
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
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
”[17][201]
梁先生总结得固然精彩，但本传写小人物仅仅是衬托信陵君为人的伟大吗？
如从《史记》全书着眼分析的话，就会觉得不仅仅如此，梁先生还有未及之处。
这未及之处，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道出：
“迁书记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见于《战国策》，而如孟尝君门下之冯谖，平原君门下之毛遂，信陵君门下之侯赢，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稀遘难得之杰出人才。
然世人亦仅知孟尝、平原、信陵而已，自经迁书之详载乃知孟尝、平原、信陵之得为孟尝、平原、信陵，其背后皆大有人在。
此乃一番决大提示，决大指点。
”[18]
梁先生、钱先生可谓知司马迁者。
他们看出了司马迁眼光之深邃、笔力之雄浑。
司马迁有将魏国以及其他五国的安危系于魏公子的意思。
魏公子与安釐王死于同一年。
魏公子一死，秦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置东郡。
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魏灭后，二年楚灭，三年赵、燕灭，四年齐灭，而秦始皇统一天下。
本传首先展示的是乱世中的一盘棋，战国末年六国与秦国的纷争，何尝不是一盘棋？
就魏公子而言，他是在竭忠尽智地维持着六国与秦国的这场博弈不至于很快输掉，以求万一之变。
而这种苦撑，又是在安釐王的怀疑猜忌中进行的。
这就是本传的立意和构思。
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人情世态，皆汇于此传，可谓力透纸背。
末世总会有一点黑色幽默。
注：
[1]《史记·信陵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版，第2385页。
[2]徐坚等《初学记》，第436页，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二版。
《太平御览》卷406、410亦载。
[3]王叔岷《史记斠证》，第2379页，中华书局版。
[4]《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4页。
[5]《列士传》曰：
魏公子无忌方食，有鸠飞入案下，公子使人顾望，见一鹞在屋上飞去，公子乃纵鸠，鹞逐而杀之，公子暮为不食，曰：
鸠避患归无忌，竞［《太平御览》九百二十六作竟。
］为鹞所得，吾负之，为吾捕得此鹞者，无忌无所爱，於是左右宣公子慈声旁国，左右捕得鹞二百馀头，以奉公子，公子欲尽杀之，恐有辜，乃自按剑至其笼上曰：
谁获罪无忌者耶，一鹞独低头，不敢仰视，乃取杀之，尽放其馀，名声流布，天下归焉。
《艺文类聚》，卷91，第15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由此可见信陵君待客之心。
[6]见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第4292页。
[7]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第164页。
[8]见《史记会注考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影印，第3678页。
[9]《史记琐言》，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第375页。
[1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6页。
[11]《诸子集成·荀子集解》，1996年版，上海书店版。
第170页。
[12]《新唐书·丞相世系二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51页。
[13]见《太平御览》卷92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116页。
[14]《史记》，第2054页，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15]《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汉书新证》所载同。
[16]魏收《魏书·自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27页。
[17]《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2001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页。
[18]《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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