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回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10个疑问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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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在生前，就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并且也已发现这些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而带来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不断地充当一心加以扼制和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
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即通过其“对立面”，通过“反面的偶然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兑现。
其次，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变化，并不属于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就是这些变化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
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增加的整个过程，马上会发现，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展现自身的革命力量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冲突的。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换一种社会制度，科技革命完全有可能产生出更大的效用。
我们没有理由把明明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功劳”全部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账上。
第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具有了说服力，更具有了客观现实性。
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些静悄悄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有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实现的客观基础在日益增加。
例如，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可能是“私有化”的，即知识不可能被一些人所垄断和据为私有，知识原则上天生姓“公”。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的客观必然性。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变化那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得出基本结论的客观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透过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资本主义的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
如果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点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么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矛盾则以更为清晰的形式展现在面前。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破产？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伟大实践。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圣保罗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理论变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问题在于，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80多年以后，在1991年轰然落地。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
与此同时，柏林墙倒塌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易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在他们看来，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人们有理由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而且也使人们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一世界上是否真正具有现实意义。
全部的关键在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
如果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确实是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付之实践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确实有理由在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失败之间直接划上等号。
但是，倘若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绑”在一起，硬要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破产呢？
造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前苏联某些领导人放弃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起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放弃甚至背叛：
其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
面临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以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时刻，面临国外一心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外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西化、分化活动的关键时刻，前苏联领导人步步退却，竟然反复强调“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
当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时候，资产阶级却正在抓紧拿起这一武器向你进攻，当无产阶级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趁机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
其二，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
苏联是先“亡党”而后“亡国”。
当前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苏联公民的全民组织”之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消亡了。
而当宣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之时，由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荡然无存，从而也不可能遭到强烈的抵制，一切是那么地“顺理成章”；
其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
前苏联领导人在“反对精神垄断”的旗号下，让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的理论阵地，实际上是让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特别是前苏联领导人重新把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种“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对抗和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
当把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让人们接受之时，也就是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亡国之时。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平静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是前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从反面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现在有许多人把苏东剧变归结为斯大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所犯下的错误，认为是斯大林所建立的那种制度为以后的苏东剧变种下了“祸根”。
这一说法有一定根据，正因为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才为当今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加以改革提供了客观必然性。
问题在于，离开了前苏联某些领导人的背叛和西方资产阶级政要的颠覆，单纯地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错误中来寻找苏东剧变的根源，肯定是片面的。
再说，就是对斯大林的错误也必须要加以具体分析，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了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遵循”而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南巡讲话中曾经针对把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偏见，说了这么一段话：
“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
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这段话气吞山河、鞭辟入里，正如他所言，把苏联解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失败了，没用了，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目光如豆，“哪有这回事”！
第三，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对自己原先的理论做出过许多修正，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已放弃了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不是宗教教义，他们也不是如宗教的开创者那样的“圣人”，他们绝不是如一些宗教所描绘的那样，在某时某刻突然“大彻大悟”，一下子推出了神圣而完善的拯救人类的教义。
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他们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这样，我们便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他们的理论观点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学说不断地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
问题在于，他们在后期对自己原先的理论观点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之时，是不是建立在全盘否定原先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有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后期也已放弃了原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抱住这一学说”不放。
国内一些学者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国内一些学者常常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所写的7篇序言为根据，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已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
我们就在这里首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所做出的修正和说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修正和说明：
其一，他们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有些观点进行了修改。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已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问题在于，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从而他们当时不可能具体说明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这一“实际经验”来修正《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已经过时”的观点；
其二，他们要求在实际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明确指出其中的个别观点已经“不适合”和“过时”。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结尾处，提出过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10条措施，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其三，他们对在《共产党宣言》中个别表述不够确切的地方加以完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一表述显然是不确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转引这句话时于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括弧，在括弧中他写道：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
其四，他们把依据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而获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补充进《共产党宣言》之中。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在阐述俄国应如何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来解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之时，提出了应当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
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做出这样的修改、说明和补充，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从根本上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
我们所看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做出这样的修改、说明和补充的同时，反复申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他们强调，不管最近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他们说当《共产党宣言》在19世纪60年代初俄文第一版问世时，西方认为这件事“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而“这种看法在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恩格斯明确地把《共产党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
认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确实看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丝毫痕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第四，我们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过时？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是当今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出自于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必须当代化，也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实践相结合，在探索和解决时代实践的新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落后于时代而保持地勃勃生机，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
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已有了一个很好的“词汇”，这就是“与时俱进”。
确实，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取得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也不可能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
那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放在创新上，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呢？
实际上，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起来了。
他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强调了发展就可以放弃坚持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又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这“两个坚信”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第一个“坚信”，第二个“坚信”就失去了根据。
我们所要“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发展”，我们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所要加以“中国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发展”、“创新”、“中国化”时实际上已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
如果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业已过时，那么你就根本用不到再在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旗帜下做些什么，你完全可以撇开马克思主义“另起炉灶”，即另外提出一种什么新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或者以其他什么“主义”作为根基进行理论创新，致力于进行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
实际上，我们进入了一个陈旧的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即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其“原道”，以及是否认可这一“原道”的正确性，说到底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系客观真理。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首先得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即认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如果认可这一点，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要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就必然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相对正确的东西，即使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是“相对真理”，也同时认为这是包含有“绝对真理”微粒的“相对真理”。
这就是说，不会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有“过时”、需要修正和发展的部分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第五，人是“经济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系属于“彼岸世界”的乌托邦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指引人们所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即使人的生命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
对这种存在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尽管不可能把个人吞没掉了，不可能把个人的利益完全排除掉了，但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显然是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
在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有中心的利益，马克思在“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两者之间，认为尽管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但前者比后者要高尚，从而前者更应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可以是大公无私的”的基础之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乌托邦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那天起其反对者用以否定它的主要理由所在。
反对者强调，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从而以此为基础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境界之中，存在于人们所幻想的“彼岸世界”之中，而不能付诸于实践。
它只能像天堂一样吸引凡人憧憬，而无法真正出现在人间。
只是随着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为传播，这种基于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基本判断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迷惑人。
把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曲解成是强调人天生完全受个人利益的支配，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新老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
确实，如果人真的就是如此，那么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取决于人究竟是不是天生自私的。
而实际上，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关于人性的一些论述上去，就不难对此做出正确的分析。
马克思反对有先天的、抽象的人性之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后天的、具体的人性之存在。
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外在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和造就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的，而且又探讨了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对改变环境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努力在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寻找支配其行为的像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一样起作用的人的主观动机和人的本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
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
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普遍人性的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又如何在维护和扩展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
马克思确实看到了人的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但马克思没有把人看作生来就是如此的，而是强调了这种人性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
当然，由于马克思是历史地看待这种追求私利的人的本性的，从而马克思深信这种人性也是要历史地消亡的。
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已经看到了另一种人性――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人性的存在，认为具有这种人性的人是已超越了个人本位而达到了类本位境界的新人，并预言这种新人总有一天在人类社会占有统治地位。
而当这种新人占统治地位之时，也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日。
由此说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臆想的大公无私的人性之上，并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第六，世界上一些人总认为目前中国实现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是靠了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的，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确实，目前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目前中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
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西方的一些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在认为中国实施是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前者因为中国“搞了资本主义”而竭力加以抨击，而后者则由于中国“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就大加赞赏，希望中国一直这样走下去。
实际上，这些人都对中国有着严重的误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自己的国情正确地把握的基础上，明确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于是就推出了一系列包括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战略与方针。
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与方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没有多少差异，但实际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在于，我们把目前所做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那些事，不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
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不能超越这一“初级阶段”，把将来要干的事放到现在来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要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为进入“高一阶级”的必要准备。
尽管共产主义离开我们当前是那么遥远，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一目标。
我们不应当因为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离当今还很遥远从而就否定这一目标的存在，更不应当把眼前所做的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目标的前提下来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事情。
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我们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
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市场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我们的市场经济有着社会主义这一明确的指向，我们是要把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之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问题在于，有些人拼命割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我们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
要明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必须深刻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
否则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
中国明明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马克思主义竟然并没有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而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张维为先生写了一部题为《中国震撼》的书，力图破解中国这30年成功之谜。
他对中国这30年之所以能够崛起，正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模式，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行事的论证确实是富有说服力的。
但与此同时他提出，在这30年时间里带领中国崛起的领导层是一个忠诚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集团”，正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才使中国在这30年时间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值得商榷的。
他所归纳的中国成功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背后的精神推动并不是他所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导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开创。
不错，一些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以及张维为先生所说的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这30年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起核心作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来揭示中国这30年的成功之道，那肯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面之词，肯定属管中窥豹，盲人摸象。
我们千万不能误读这30年。
只有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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