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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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二
计划生育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二）
计划生育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一般认为中国的实际和革命前的俄国是相同或者近似的。
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是相同的。
经济和文化落后则是近似的，中国更加落后。
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独立和复兴，多方寻找革命真理，这也是相同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解放后，在"一边倒"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理论界探索人口发展规律，当然要按照苏联的理论。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
工业革命的机器一声轰鸣，给我们送来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文化与科学。
求进步的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西方的社会学说是包括人口学说的，尤其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毛泽东还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多，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于是才得出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
进而在解放初期才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现在看来，西方的科学、文化及管理经验，还是应当学习的。
问题是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西方科学的人口理论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性。
问题关键在于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50年代初，学习苏联，从而引起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认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
1949年8月和9月，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四篇文章，评论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的信。
其中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针对美国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论述了人口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针对艾奇逊说：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
毛泽东认为他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
毛泽东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革命都不是因人口过剩引起的，而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
中国人口虽然有了4．75亿，但不会永远是天下大乱。
毛泽东预言，新中国"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毛泽东还作了重要论断：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者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毛泽东强调"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等都要给以生活出路。
毛泽东提出：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客观地讲，毛泽东的针对性是明确的，理论上基本上是对的。
但有些话抽出来加以发挥，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列宁早就说过，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会成为谬误。
上述毛泽东的话再向前发挥，就可能走向对中国人口及其问题的盲目乐观。
可是，在解放初期，许多人包括理论界就有这种倾向。
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的观点。
对此，一般都是难说个"不"字。
学习理论，学习苏联，掌握了思想武器，在批判的年代，必然会波及到人口学领域。
由对电影《武训传》，对著作《红楼梦研究》等的批判开始，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和肃清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经济学界中批判凯恩斯主义，当然就要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包括现代马尔萨斯主义。
有的文章认为，对现代马尔萨斯学派的反动人口理论进行彻底的清算，揭露其阶级本质和恶毒企图，特别是它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国内反动势力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样将不仅可以彻底肃清反动人口理论在长期传播中对中国所散布的毒害，而且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更能信心百倍地克服过渡时期的一切暂时困难，为创造本身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该文作者还指出，由于马尔萨斯主义是目前帝国主义分子鼓吹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批判它，对世界和平与民主有重大意义。
有的文章还列了外国许多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名字和著作，并指名批判解放前中国许多学者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观点。
如1957年《新建设》刊登的另一篇论文说：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以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面目出现的陈达、刘王立明等，邀请了美国山额夫人来华宣传节育。
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人口绝对过剩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最大敌人'，以此为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开脱罪责。
"在这样批判下，节制生育的工作就难以开展了。
批判"人口多寡引起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的。
人口过度增长，成为某一次社会动荡的原因是可能的，但不能说是普遍的根本的原因。
批判"适中人口"即现在所说的适度人口论，则很难说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有人证明中国人口最多不应超过2亿乃至1．5亿，那也不过是一种学术观点，不能据此就说是"仇视人类的表现"。
学习是从掌握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上进行探索。
而批判就要谈到对新中国人口的看法。
一般是在引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之后，再照苏联的观点来分析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和人口。
"在我国过渡时期中，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己在全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这一规律有着愈来愈广阔的作用范围。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己占据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主导作用，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失去效力，而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则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作用。
"然后，再列举建国初期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的失业问题，农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死亡率的下降，然后说明我们不但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且认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
不过，许多批判性文章，也开始承认避孕和节育的必要。
由普查引起的探索。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
同年6月30日24时，为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人口普查。
195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
公布的同时，还发表了白建华的专题文章《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除了回顾历史、强调意义和必要分析，文章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但指出，"我们承认在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的。
"虽然也强调了可以克服因难，消灭失业和改善生活，可是对人口迅速增长是有保留的。
在1953年4月政务院发布普查指示、调查登记办法和《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后不久，同年5月，就有学者从人口理论、人口法则及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等问题说起，来论述人口普查的意义。
在涉及人口法则即人口规律时，主要是引用马克思的话，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批判的言论。
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则引用斯大林1935年对苏联人口增长快"这当然好，我们是喜欢这点的"。
当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有翻译过来。
对于中国，"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我国人口将得到大的增加。
而我国的巨大人口资源，也正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之一。
"这次人口普查更加促使一些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对人口问题深入关注。
他们仔细地分析了人口普查的方法，对普查进行了评价，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这种分析尤以陈达的论文最具代表性。
他提出，一是人口普查与选举、人民民主制度的关系，"人口代表的选举是以人口为基础的。
"二是普查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论及人口与就业、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人口与当时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粮食生产的关系，人口与教育、卫生事业的关系等。
分析都是有理有据的。
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一度开创了文学艺术、科学、文化和学术领域的生动活泼局面。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及有关的学术创造，正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大事。
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统观点在解放初几年里占了统治地位，但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尤其是1953年普查数字的公布，人口问题不能不引起许多领导人和热心人的关注，对控制人口方针的酝酿和避孕节育措施的推行断断续续仍在进行。
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
有的同志来信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问题，有关方面不及时采取主动措施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医药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后果，将影响干部身体健康，也影响家庭幸福以及女同志的工作和学习。
首先要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自愿节制生育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须的，不致有任何不良影响。
5月28日邓小平及时在邓颖超的信上批示：
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当时的提法是很有限度的，但这是最高领导层关注人口问题的开始。
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邵力子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呼吁控制人口，提倡避孕节育。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无疑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
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多少年以来，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读邵力子的讲话，其实说得很少也很简单。
他说，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
他认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是国人感到无上光荣的，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其中规定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如果做母亲的总是每年生孩子，身体弱了，负担很重了，国家就很不容易保护了。
所以他提出：
"在我国，堕胎问题可以撇开不谈，至于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等措施，确是应当传播的，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应有关避孕的方法和物品。
"他还引用列宁的话，说明这与新马尔萨斯主义是不同的。
1955年7月，邵力子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避孕宣传和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并对"蝌蚪避孕"方法加以说明。
1956年10月邵力子发表了自己编印的《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小册子，并向各界人士散发。
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避孕和流产是市民的权利。
历史表明，邵力子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公开呼吁实行计划生育的学者。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会议主要内容。
刘少奇说，"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
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
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这次会议十分重要。
90年代以来，中央每年初都召开入口计划生育座谈会，后来又和环境保护问题一起召开。
实际上，1954年12月的节育座谈会是中央第一次召开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
如果从那时起，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就好了。
从1954年开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马寅初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专门调查浙江等地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收集了大量调查资料，为他日后的人口政策建议和提出新的人口理论，作了实际的准备。
马寅初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从30年代末就开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是久经考验的民主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正如他自己所说，30年代前他是反对或不信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他经过解放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顾七八十岁高龄，身体力行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同当时其他学者相比，还要高出一筹之处。
这使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从实际调查出发的著名人口学者。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并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
中央节制生育座谈会后，卫生部党组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向中央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
中央的指示文件指出：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
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关于控制人口的政策指示。
指示精神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距11年之后，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大会议。
9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报告中首次提出节制生育的方针。
必须指出，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在此报告前后，结合领导工作，发表了许多关于节制生育、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方面的讲话，许多内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但是周恩来很谦逊，他把节制生育的提出归功于邓小平发明和邵力子。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谈到几个方针性团题时指出：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
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求的量就大。
衣食住行首先是食。
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
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
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
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
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
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
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
现在露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
我觉得甚至提倡晚结婚也是有好处的。
"这个论述至今仍有意义。
人口增长与衣食住行，尤其是与粮食的关系，必须十分重视。
就业问题很是困难，工资收入的增长还不可能太快，家庭人口或社会人口的生活问题都需要费很大力气来解决。
晚婚少生始终不能放松。
1957年是中国极不平常的一年。
在人口问题方面，从2月份开始毛泽东就在许多不同场合反复讲到人口控制问题。
2月21日，社会学家吴景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文。
文章不长，主要从人口资源与人口需要的不平衡，表现为资源大于需要方面论述的。
但文章提的方向和目标很好，是要开展人口问题的研究，而且要有各方面学者参加才好。
1957年2月15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人口问题研讨会，有40多位学者参加，地点在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陈达住所，由该校校长罗青主持，讨论陈达所著《一九五三年新中国人口普查：
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基础》的论文。
会上发言踊跃，情绪热烈。
先后发言的有：
吴景超、戴世光、费孝通、何启拔、张之毅、赵承信、吴文藻、李景汉、潘光旦、白建华、雷洁琼、严景耀、游补钩、陈庆芳等14人。
会前还收到陶孟和、朱祖晦、毕士林、苏汝江的书面意见。
会后《人民日报》发了新闻报导。
讨论会认为当时人口研究有三个重点：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快；结婚年龄应当适当推迟；人口增长与就业的矛盾问题。
3月2日，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他说，两年前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浙江小组会上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
当时赞成的人少，仅邵力子和赵忠尧等。
不赞成的人很多，认为人口问题不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说是苏联没有讨论，所以中国也就不讨论，彻底的教条主义，十二万分的教条主义。
…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马寅初还谈了人口增长的未来可能的情况，同意"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的意见，同意邵力子的避孕节育建议；同时强调要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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