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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相继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五、评析问题与主义的论战P15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各种外来思潮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碰撞。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以渐进的手段在中国消除封建主义的影响。
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封建的立场虽然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但在社会改造的目的与手段上，已表现出明显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问题与主义之争表明戊戌维新运动以来以反封建为旗帜的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已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一次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六、评析科学与玄学的论战P25
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问题。
应当说，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虽然为时半年之久的沸沸扬扬的大论战最后并未得出什么直接的结论，但论战本身大壮了“科学派”声威，“科学人生观”成了不言而喻地被接受的共识。
“玄学派”们（从梁启超到张君劢）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显然不是反动派，只是他们倾向于认为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然而他们借欧洲一战后的精神危机来宣告“科学破产”以论证自己的价值选择之正确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把新时代价值确立的核心寄希望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的内心修养和“精神文明”更是匪夷所思。
因为正是这一传统理路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困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和青年知识分子唾弃他们的选择。
“科学派”在辩论中的忽略至少有二：
除了现代化转型必须有不割断传统的价值观确立——之外，另一个被忽略的合理内核就是“玄学派”所坚持的人生观属性的个我和自由特征。
“玄学派”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是不失其敏锐的。
这场论战，就哲学观念来说，双方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但是论战的真正实质并不在于关于科学的评价和哲学的分析，而在于争辩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信仰。
这是一场关于人生观的争论，这种关于人生观的争论，又是以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
在科玄论战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青年》、《新青年》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在基本支持科学派的同时表明了自身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揭示了论战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错误，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
七、中共二大P45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申了中共的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规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政策、方针。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八、“二七”大罢工P48
“二七”大罢工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影响最大的罢工，起因是吴佩孚阻止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工人俱乐部代表决定于1922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成立总工会，吴佩孚表示反对。
总工会在强大的阻力下成立，但是引发了工人与军阀的激烈冲突。
为抗议吴佩孚的暴行，总工会决定举行大罢工，军阀采取了血腥镇压。
为避免更大牺牲，总工会于2月9日下令复工，大罢工失败了。
“二七”大罢工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
但罢工失败使工人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各地工人的斗争逐渐沉寂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结束。
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P47
书记：
张特立（即张国焘）干事：
李启汉、李震瀛刊物：
劳动周刊
第二讲
一、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P55、57
（一）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人，代表全国432名党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劳动运动决议案》等决议。
这次大会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忽视了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发动农民、组织军队等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次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
（二）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共有推选和指派代表197人，代表中共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20余人。
大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国民党“一大”所阐明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和维护农工利益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纲领有一致之处，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P54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会后，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
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三、五卅运动引起的外交交涉内容P89
（一）收回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成立于1869年，是清政府专为处理租界内的民刑案件而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国领事趁乱接管了会审公廨。
1926年1月，北京外交公使团同意与北京政府谈判。
1926年8月31日，双方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
1927年1月1日，会审公廨正式交还中国。
（二）工部局董事会增设华董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长期以来只有洋董，华人被排除在外。
北京外交公使团迫于压力，表示可以以上海领事团改订工部局章程的方式增加华董。
1926年4月，工部局新增3名华董，其他地区也相继增设华董。
四、省港大罢工P90
省港大罢工是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工人和广州沙面工人中发动反帝罢工斗争，以相应五卅爱国运动。
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大罢工爆发。
6月21日，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杀案罢工委员会成立。
至此，省港大罢工实现。
6月23日下午，由广州各界对外协会发起，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各界援助沪案示威运动大会。
7月3日，香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罢工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罢工的核心力量。
1935年7月9日，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下令封锁香港，禁止一切对外贸易。
由于其带来相当的负面影响，罢工委员会改变了斗争策略，提出了“单独对英”的策略。
香港继续保持了贸易的繁荣，而港英当局却遭到沉重的打击。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经过国民政府的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停止罢工。
这次罢工进行了16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罢工。
五、评析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P98、99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升级。
戴季陶从理论上系统攻击共产党，攻击国共合作方针，企图将中国共产党从国民革命中排挤出去，他的这些言论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他的观点有三：
①任意曲解孙中山的思想，竭力抬高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地位。
他认为“就本来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应该将其作为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
②主张确立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完全否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认为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③将矛头对准国共合作的方针。
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不能成立的，必须以三民主义统一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
戴季陶这套反动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把国民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垄断的反动党派，进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他这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戴季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论家。
他的起家资本,就是反动的戴季陶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戴季陶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具有反帝和反共的两面性。
“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这类人的阶级性格。
其思想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喝彩，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精神武器。
不久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动了三二O事变，对中共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袭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戴季陶主义对蒋介石影响的结果。
他们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不赞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6月，张继、谢持等就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受到孙中山的批评后有所顾忌。
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
1925年11月23日，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
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
因此，在共产党内部，西山会议派亦被称为国民党党内的右派势力。
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破坏了国共合作的既定方针，使得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
六、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P102
（一）中山舰事件
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在国民革命中作用日益增加，使得蒋介石深感不安。
国民党二大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冲突加剧，他担心汪精卫等人对他有不利行为，产生了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的意图。
1926年3月10日，蒋介石指使他的法西斯党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一个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
以此为借口，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
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
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
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
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二）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过了四个整理党务决议案和《联席会议组织大纲》，其中心内容是限制和排挤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根据会议决议，共产党人相继辞去了国民党中的职务，由国民党接任。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占据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的许多要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不利态势。
蒋介石进而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活动，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蒋介石开始掌握国民党最高军事权利。
自此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从此，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七、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P124
1927年1月，汉口发生一·
三惨案，群情激奋，武汉各农工商学团体代表要求政府同英国交涉，抗议、惩凶、赔偿、道歉、由国民政府管理英租界等，限72小时答复。
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反英大会，会后，一些群众冲进英租界，租界工部局人员逃避一空，国民政府遂成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
8日，国民政府组织了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接管了租界。
之后，英国政府软硬兼施，派代表到汉口来与国民政府谈判。
英国出兵威胁，国民政府并没有屈服。
最终，英国政府在强大的压力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表示了退让。
19日、20日，陈友仁和欧马利签订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与九江英租界的协定。
这是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要一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讲
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东北易帜P166、168
（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国民党全面放弃孙中山三大政策和重新确立蒋介石个人地位的一次会议。
会议相继通过了“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一系列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四个政治分会主席等。
经过二届四中全会，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重新集于蒋介石。
四个政治分会的设立，则是承认国民党各派军阀割据的现状。
（二）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东北军总司令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铁路交叉处被日军放置的炸弹炸死。
其子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回到沈阳，被奉天议会推举为奉天军务督办。
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各要人，表示了要与南京政府统一的意向。
东北易帜遭到日本政府的横加干涉，在日方的压力下，张学良将原定于7月24日的易帜日期一再推迟。
经过周密的准备，1928年12月29日，东北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同时更旗。
3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了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改组了东北政府。
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打击了日本分裂中国的野心。
二、国民党政府五院、四行、二局的业务
“五院”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
“四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
三、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的内容P172
取消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晚年在外交上举起的主要旗帜，也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决定采取“攻势的外交策略”，从实现关税自主入手，发起废约、改约运动。
在1927年至1928年间，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条例、章程，并就改订新约与各国展开了谈判。
相继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条约》，与德国、比利时等国签订了《关税条约》和《通商条约》，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南京政府同各国签订通商条约和关税条约后，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
1930年起，南京政府开始于美、英、法、日诸国商议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
但各国均提出一定的条件，南京政府无法接受。
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便不了了之。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奋斗的目标，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为之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一些成果，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税自主权，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临时法院以及厦门英租界、天津比租界、威海卫英租界地等。
但由于一些国家的阻挠和反对，更由于当时中国脆弱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南京政府的对外依赖性，致使这次改约远未取消列强在华特权，中国距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还相去甚远。
四、评述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P250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货币制度极为紊乱。
混乱的币制，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南京国民政府为谋求经济统一，对金融问题较为重视。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中国，使工农业生产凋敝，内地银元大量涌入上海，为废两改元提供了时机。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集中钞票发行权。
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
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
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
”三、废除银本位制。
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五、南昌起义、井冈山土地法P175、183
（一）南昌起义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
经过激战五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起义成功。
8月3日至7日，起义部队相继撤离了南昌。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二）井冈山土地法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湘赣边区苏区）进行革命斗争时，总结1927年冬到1928年冬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
对推动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该法是在革命斗争开始不久制定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
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
一切土地禁止买卖，分配后除老幼疾病及服工役者外，均需强制劳动。
这些规定不符合当时农民的思想和传统习惯，不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革命力量。
六、第三党、人权派及其主张P199、201
第三党是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第一个中间党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其创始人是邓演达。
人权派又称“新月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因创办《新月》月刊和主张“人权”而得名。
胡适、罗隆基等人熟悉并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希望中国也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他们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政治。
人权派主张“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
罗隆基认为，国共相持的结果，只能是“经济的破产”和“政治的亡国”。
“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
“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
七、评述乡村建设派的理论与实践P204
乡村建设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单位之一，是193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简称“乡建派”。
其流派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派。
“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
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
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乡村建设派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
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和斗争,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
他自1929年起在河南辉县开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溶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政、教、富、卫”合一论），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乡学、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也是乡村教育机关；
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农产物优良品种的推广。
晏阳初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他1923年在北京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
经过四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采用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大力推行上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
乡建派反对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上，依靠“乡村建设”和文化教育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在若干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
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
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乡村建设运动无形解体，大部分人参加抗日，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
1941年3月，乡村建设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八、中央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P242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其主要武装力量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1933年中央苏区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内有很多县是新设的），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
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二）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九、长征胜利的意义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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