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漆文化历史渊源研究Word下载.docx

中国漆文化历史渊源研究Word下载.docx

《中国漆文化历史渊源研究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漆文化历史渊源研究Word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手工业及其社会意识则进一步分化；

随着时间推移，手工业开始发挥空前显著的作用，其地位仅次于农业。

专门的技术人员随之产生，他们逐渐成为专职的艺匠，不再从事农业劳动。

从远古时代遗址中获得的各类遗物，反映出当时人们所掌握着较多的生产门类。

除种植农业外，制陶业、编织业、武器制造业、工具制造业等都成为有一定地位的生产部门。

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石器制作上出现了磨制石器。

磨制石工具是当时人们谋生的最先进手段；

磨光已广泛成为制作石器和骨、角、蚌、牙制品必需的最后工艺程序；

将器物刃部磨光或将器身修治平整，不但可以减少使用时的阻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具有美感，这是工具制作中的一大进步…，体现了人类的审美追求。

从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起就已经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

在器物上髹漆最初可能是产生于人们的涂绘、标记符号以及对实用器物美感的追求，源于生产工具、木器制造业的发展。

人类最早可能曾利用未经有意加工的木棍追赶猎物，后来开始用砍砸器和刮削器把木棍的一端削尖，作为采集、挖掘植物块茎的木器工具。

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各样的器物都已经出现，特别是一些容器、彩绘木器和漆绘工艺品的出现，标志着木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木器的加工技术来看，木碟形器可代表当时木器加工的技术水平。

比如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多年前的髹漆木碗，具有非常规整的形制，木胎很可能曾用砾石、砂子等摩擦器物表面而使其光滑平整，然后在器物上施漆保护装饰，使器物更加美观，既愉悦自己，同时娱人，说明以厚木胎为胎地的漆器制作工艺至迟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就已经出现。

这个漆木碗是我国迄今所知的时代最早的漆器，它的面世，确实无疑地证明漆器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由此揭开了漆文化发展的曙光。

这个时期，漆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最高者当属浙江瑶山遗址出土的镶嵌玉朱漆觚，朱漆与白玉交相辉映，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工艺水平已相当成熟J。

从良渚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发现来看，当时漆器至少在贵族生活中应已得到了较广泛应用…。

良渚文化漆器均发现于较大的墓葬中，能辨器形的有盘、觯和杯等，有的棺木上也很像是涂漆的。

这些漆器一般为黑色，画朱红色花纹，如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漆绘彩陶罐、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木器J。

陶寺的木器多为残迹，其种类有鼓、圈足盘、长方平盘、斗、豆、案、俎、匣和谷仓模型等，其木质胎骨均已腐朽成灰，只是通过上面的彩皮，才可辨出器形，这些彩皮多呈卷状，很可能是漆皮；

它以红色为地，上面用白、黄、黑、蓝、绿等色彩画出美丽的图案。

这些发现说明原始人已经掌握了生漆的兑制和调色技术，表明他们已不满足于器物的实用功能，而更有新的创设，突破了器物表面仅施一色漆的装饰工艺，开始将纹饰技法移植到了漆器装饰上，在注重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标志着人类向着享受迈进了一步。

关于史前漆工艺的发展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

《韩非子·

十过篇》载：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

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

”这段话告诉我们：

（1）在尧舜禹时代漆器之珍贵，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贵族首领用为食器，还是太奢侈，说明漆器制作工艺尚未普及，但无疑也推进了漆器竞相比美之风的盛行，开启了崇尚漆器奢华之门，促进了漆器艺术的发展；

（2）漆器主要用作食器和祭器，表明其实用功能；

（3）漆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红色，用红色画花纹，突出器物的美感。

这几点同在中原龙山文化和良诸文化中的发现基本上相符合…。

从良渚和龙山文化时期漆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多情况来看，说明当时的漆器产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应有专业化分工，似还应有专门的设计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阶层和产业群体。

由此可见，中国漆文化的根基深植于远古时代，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迎来了漆器艺术发展的曙光，敲响了漆文化即将来临的晨钟。

2夏商周时期

夏王朝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主要表现为中国历史从此出现了科学意义上的国家，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进人了青铜时代，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这一时期气候偏暖，水源丰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客观条件；

另外，大禹治水的故事表明夏人已经能够通过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保证。

随着青铜器制作工具的发展，使手工业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继续进行愈来愈细的分工，出现了多种专门行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这种社会大分工直接导致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漆器手工业的发展。

此时漆器装饰艺术已经开始在祭器、礼乐器上使用，漆器种类渐多，地域分布亦更为广袤。

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现的一批其时代距今约3800年至4000年的彩绘木器实物，这些器物的木胎虽已腐朽成灰，从器身外壁残留的彩皮却依稀可辨出鼓、盘、豆、案、匣等器形；

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也发现有距今约3400至3600年的两件觚形薄胎朱色漆器；

十过》所记述的“舜做食器”，“禹作祭器”，“流漆墨其上”、“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有采”，“遵俎有饰”，“食器雕琢，觞酌刻镂”的记载，都可以证明漆器装饰艺术已开始向多样性发展。

这一时期，漆还被用作贡品朝贡，这在《书经·

夏书禹贡》有载：

“兖州，厥贡漆、丝。

豫州，厥贡漆、臬、烯、耋宁”。

在商代，漆器制造业初具规模，形成了特有的体系，表现为漆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色彩和图案越来越丰富。

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朱漆髹饰的棺、漆盒、漆觚、钵、鼓等；

郑州商城发现的漆木棺残片，河南安阳小屯商墓出土的彩绘木雕漆痕等。

这些朱、黑彩漆相间髹饰的具有饕餮、龙虎、云雷纹的漆器的出土，极为形象地再现出出商代漆器威严狰狞的彩饰风格，揭示出漆器与青铜器在形制和图案上的渊源关系。

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漆器、罗山仰天湖商代晚期出土的漆木秘残件等可以说是商代漆器最高成就的代表，漆器髹饰工艺彩绘、镶嵌的水平上又有新的突破。

如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的盒、盘等漆器残片，髹饰技艺复杂、制作工艺考究。

有的在木胎上雕饰饕餮纹，然后彩绘朱、黑相间的色漆，花纹有饕餮、夔、雷、圆点等多种，在饕餮的眼睛上还镶嵌有经过磨琢的方、圆、三角形的绿松石，为了显示富丽，有的器物表面还帖上了半圆形金饰薄片，首开在漆器上镶嵌金、银箔的记录。

在罗山仰天湖出土的十件漆器中，有一件用结实的边材镟制而成的黑漆木碗，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镟制木胎漆器；

另一件缠丝线黑漆秘，胎骨上髹漆后用丝线缠成方格纹，其高低不平的器表显示出后代堆漆的特殊效果。

从安阳侯家庄商墓出土的皮甲残迹上，我们也可以寻见后代十分流行的皮革漆器的早期缩影。

西周时期，在漆器上除了前代已使用的彩绘、贴金片、镶绿松石等装饰技法外，还运用了嵌蚌泡这一全新的髹漆工艺，如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一号墓中就发现过镶蚌片的残件；

河南陕县上村虢国墓也发现外壁镶嵌六个蚌泡的漆豆；

洛阳邙山庞家沟西周墓发现瓷豆，豆外套有嵌镶蚌泡的漆器托残片，河南浚县辛村的西周晚期墓内发现的“蚌组花纹”等。

可以代表西周髹漆成就的漆器是1981年到1983年在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121座墓葬中发掘出来的豆、觚、孽、簋、壶、杯、盘、俎等多种木胎漆器。

其中漆孽和漆觚都是朱漆地褐色花纹，漆豆则是褐地朱彩，豆盘上用蚌泡和蚌片镶嵌，与上下的朱色弦纹组成装饰带，豆柄则用蚌片嵌出眉、目、鼻等部位，与朱漆纹样组合成饕餮图案。

喇叭形的觚身上除了由浅雕的三条变形夔龙组成的花纹带外，上下还贴有金箔三圈，并用绿松石镶嵌。

漆孽上的装饰纹样最为繁缛，除在朱漆地上绘出褐色的云雷纹、弦纹等纹样外，器盖上还用细小的蚌片嵌出圆涡纹图案，颈、肩、腹部也用很多加工成一定形状的蚌片，嵌出凤鸟、圆涡和饕餮的多种图案。

蚌片磨制整齐光滑，加工精细。

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螺钿漆器。

这一时期漆业由官府经营，为王亲、诸侯和卿大夫所有，渐渐地扩大到中、小奴隶主经营和享用，突破了官营范围。

当时人工种植之漆林大概也比较普遍。

据文献记载，在周时政府对漆林的经营还苛以重税，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

《周礼》有：

“栽师掌任士之法，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县都皆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以时征其赋。

贾氏日，漆林之税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做作。

”

3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一个政治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大转变、大发展的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代，一方面，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

另一方面，学术空前繁荣，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

它将中原本土的华夏文化淬砺发展到一个辉煌高峰，同时又孕育着大一统文化的到来，充满了原创的生机。

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实现准备了前提。

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冶铁业的蓬勃兴起，铸铁技术的进步，铁器与牛耕的逐渐普及，水利灌溉的发展，深耕施肥和其他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许多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至-时期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

据《管子》所记，当时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

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

“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膝文公上》）。

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

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

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

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

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

铁制工具和农具的普遍使用和推广，使得当时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进步，刺激着春秋战国手工业的发展，使其分工日渐趋细，门类日渐增多，商业都城日渐兴起，交通日渐发达，城市日渐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呈现一派新兴活跃的气象。

这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在《礼记·

月令》就有记载：

“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

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铁制工具的使用和普及不但促进了民间木工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华夏漆器制造业的发展，为木工技术向细加工和精加工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各种造型优美、奇特轻巧的漆器木质胎体正是木工向精细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

在文化上，许多思想家对社会的变革发表各自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漆器手工业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一派勃勃生机。

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装饰艺术的设计思想、理念方面，另一方面反映在装饰技法上。

《I墨子·

佚文》云：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为可长。

行可久，先质而后文。

”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安居乐业民众对于器物装饰审美需要的追求。

《考工记》则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所，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工艺制作美学原则，对手工艺品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门类众多的器物向轻巧实用，美观方便型发展，漆器工艺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漆器手工业的崛起，使其成为当时丰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漆器被广泛用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土的漆器门类众多，如：

饮食用品中的杯、盘、豆、勺、俎、壶等；

日常生活用的奁、盒、几、床、衣箱；

武器类的漆弓、漆盾、甲胄及各种兵器的杆、柄、鞘等；

乐器中的琴、瑟、鼓、笙；

生产工具中常用的工具箱、工具鞘；

葬具中的棺、椁以及镇墓兽此外，还出现了纯艺术形态的漆器工艺品，如漆鹿、虎座凤鸟、礼器中的漆簋等。

王亲国卿、宫廷贵族竞相使用漆器而代替青铜器，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漆工艺史上第一次突飞猛进、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它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西汉。

这一时期，生漆和桐油的混用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一项最杰出的创举，胶漆相投使漆器装饰艺术的表现力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迎来了漆器工艺千文万华、色彩缤纷、兴盛繁荣的新时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首先是用色比过去大为丰富，彩绘漆器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小瑟，至少用了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九种颜色，花纹精美生动，尤其是金、银的熟练使用，标志着技法的发展。

除彩绘之外，还有镶嵌、针刻、金银铜扣等。

手法灵活，千姿百态。

其次是在漆器胎骨制法、造型上均有创新。

为了适应制作各种器物的需要，漆器胎骨至战国而大备，木胎之外还有夹胎、陶胎、金属胎、丝麻、皮胎和竹胎等多种，仅就木胎来说，就有斫木胎、旋木胎、卷木胎，还有通过雕刻成型的胎体，特别是丝帛上髹漆的品种，是一种新的漆制品。

这一时期，出土漆器千姿百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制作之精、分布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如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凤鸟磬架、彩绘锦瑟；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内棺神像、衣箱上的青龙白虎北斗图、彩绘鸳鸯盒；

江陵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虎座凤鸟鼓架、漆鹿、漆绘镇墓兽；

长沙出土的漆车马纹奁、狩猎纹奁等，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些实物不仅使我们看出当时的颜色种类齐全，而且从它的繁复细致的彩绘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漆工艺的重大改进和创新。

漆器手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漆树资源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漆树和桐树的栽培受到官府重视，并设有官营漆林，由专门官员管理。

这在古代典籍上都有记载，如《诗经·

国风》载：

“山有漆，隰有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史记·

老庄列传》记载庄子曾当过蒙地的漆园吏：

“庄子者。

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

吏。

4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列国纷争的局面，开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新的历史时期。

但由于统治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在工艺文化方面，承袭春秋战国风格而融合创新，总体风格呈现一种恢弘、庞大而又富于现实精神的时代特色，其发展规模持续不衰。

从陕西临潼发掘出来的秦陵生漆彩绘兵马俑等实物遗存，就可以领略其宏大伟岸的气势。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河南泌阳官庄秦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展示出惊人成就。

在秦代，漆器的制作已经有多道工序和相当的规模，官营工坊和私营作坊并存，不但有官营的漆园，还有严格的律法和管理制度。

如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载有秦代管理漆园的法令，秦简《秦律杂抄》：

“漆园殿。

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廿给。

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废），令、丞各一甲。

如果漆园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县令、丞与漆园啬夫并罚，说明秦国对生漆生产的极度重视。

秦简《效律》还有专条：

“工禀漆它县，到官试多，饮水，水减二百斗。

赀工及吏将者各二甲；

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

赀各一甲；

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

赀各一盾；

不盈十斗以下及禀漆县中而负者，负之如故。

漆器制作由工师管理生产，在漆器上还戳记产地、工匠等烙印铭文。

《礼记·

月令》云：

“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物勒工名。

以考其诚……。

”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许多秦代漆器上，就有不少针刻“咸亭”、“咸市”等铭文以标记产地和工匠姓名，极为形象地说明在秦代的官营漆器已实现适当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并有严格规范的生产管理体系。

汉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开放的时代，工艺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有着许多卓越的建树。

这个时期，铁器得到广泛应用，铜器已失去其专作礼器的地位，漆器普遍生产，是漆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

如果说在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漆器与青铜器还是一种两相对垒。

平分秋色的话，那么在汉代的物质文化舞台上，惟有漆器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这时，青铜器已经衰落，瓷器还未受到社会重视，唯有漆器以其卓然的风采倍受世人青睐，漆器开始进入地主和商人家庭，迎来了漆文化璀璨辉煌的黄金时代。

从出土的漆器遗存看，西汉时期漆器产量之多、规模之大、应用之广、传播之远已远远超过战国。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漆器316件，1号墓出土184件，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160多件，这在战国墓中是少有的。

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西汉有八个郡设工官。

其中的蜀郡、广汉郡都是以生产贵重漆器著称的地方。

不仅贵州墓中发现广汉郡工官制的漆盘，远隔几千里的朝鲜也发现蜀郡、广汉郡工官漆器多件，传播之广可以想见在汉代，髹漆工艺除传统彩绘工艺外，有许多创新，从而形成汉代漆器造型多样、纹饰神奇、才、色彩斑斓的华丽风格。

锥画工艺即为汉代初创，方寸之间，尽显漆工艺的精致入微，如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锥画漆奁，锥画图案栩栩如生，尤其是漆器上金箔贴花工艺，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人物、神怪、鸟兽等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衬托，融合数种技法，集众美于一器，显得灿烂夺目、瑰丽无比，安徽天长县汉墓出土的单层奁和双层奁、江苏连云港出土的长方和椭圆形盒，都是这类漆器的较好实例；

碓漆也是汉代始创，使堆漆器图案富有立体感，如马王堆出土的漆奁、漆棺等都采用了堆漆新工艺，画面具有明显的浅浮雕效果。

堆画在汉代初期发明后，也很快在全国盛行，大量生产，如江苏邗江姚庄西汉晚期墓出土的大量夹芝胎漆器上，全有锥画纹饰。

锥画发展到西汉中期，又有创新，或填彩、或施金。

此时，漆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当时的器具，凡是可以髹漆的，无不制成漆器¨

引，或给木器髹彩漆，赋予器物以新的美感，或给青铜器彩绘，使其光彩焕发，如山东诸城汉墓出土的彩绘铜胎漆壶，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胎漆筒和铜胎漆盘，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或给陶器施漆，使暗色的陶器变得鲜艳夺目，如山东银雀山4号西汉墓出土的21件陶胎漆器等等。

漆器装饰艺术日益朝着奢华的方向迈进，将漆器装饰得富丽堂皇、高雅华贵。

这种风气在汉代的贵族们的推崇下，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时尚。

对于漆器的造型，西汉时期漆器上承战国，又有创新，有的形制、技法则为战国所未见，具有汉代的特色¨

。

这时期的漆器大小具备，新颖精巧。

漆器制作分工亦日益细密，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官营漆器作坊承继秦制，也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督造，生产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贡禹传=》记载，仅广汉郡一地，为金银饰漆器生产就设立了三工官，每年费用五千万钱。

漆器制作督造严格，分工明确，漆器上还标明出产地名、年号及工匠名。

在许多出土的汉代漆器遗存铭文记载十分详细，如贵州清镇、平坝西汉墓出土的漆器铭文记载十分详细【】¨

，记录了汉代官营漆器工场的分工与督造情况，督造官吏大致有工长、丞长、扩工卒吏等。

一件漆器需经素工、髹工、画工、上工、工、铜知黄涂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工序。

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漆器工场生产规模之庞大，分工之细、工艺之精、管理之严。

西汉官营漆器业所设置的这种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和生产机构，保证了当时的髹饰工艺酿造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向纵深持续发展，促使西汉漆器攀登上了中国古代漆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在汉代，漆器生产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了生漆原料生产的发展。

此时官府和民问对漆林的经营都非常重视，漆树的栽培管理模式汉承秦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金石索》卷五载有“漆园司马”和“常山司马”两颗汉印，说明司马已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专门管理漆园的官职H¨

货殖列传》则载有：

“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渭川千亩竹，此其人千户侯。

”又栽“木器髹漆千枚……漆千斗……此亦比千乘之家。

”由此可见漆业经营者之富贵，真可谓不是王侯，胜似王侯。

5东汉至隋唐五代时期

在中国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西汉漆器园地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之后，东汉至隋唐五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迄今发现的漆器遗存却反而比前代少的多，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东汉以后漆文化发展嘎然而止。

事实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东汉以后，由于瓷器制造技术日趋成熟，瓷器成型技术不断提高，瓷器制造业也由此迅速兴起。

从器物制造工艺的便利性和批量生产技术的可操作性分析，瓷器明显超越漆器，低廉的生产成本，家家户户甚至连最穷人家，都装饰有各种形式的陶瓷器¨

"

较为常见的、器型简单的瓷器，如碗、盘、钵、壶、罐、盆等都容易采用拉胚成型，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显得较规整，而不常见或器型较为复杂的瓷器则可使用其他成型法，如拍片、手捏、模印、镂雕等技术，制造出变化多端的瓷器器型。

在兼具美和用两者情况下，它提供给我国最大的风俗酒、茶器皿，也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厨房，这表现在日常生活器具上，比如碗、碟、壶、酒具等用瓷器取代漆器之势锐不可挡。

人们的追新心理也促使他们去追逐新兴的瓷器，用来收藏或作陪葬品，而漆器却因为它制作工艺上的繁琐，渐渐退出日用器具制作发展的历史舞台，撼动了从战国以来经历五个世纪长达5oo年持续高涨的、深受人们恩宠的霸主地位，有如昨日黄花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剩下的只是残霞余辉映照。

然后，这一时期漆器遗存的稀少，漆器遭受的“冷遇”，还不足以说明漆器制造业的衰微，也许恰恰相反，这一时期很可能由于生漆生产的发展，髹漆工艺的普及和推广，而遍及除被瓷器取而代之以外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漆工艺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屋宇丹榻、楼台亭阁、交通工具、木器家具等等的主要装饰、保护手段，促使漆工艺走向观赏性的纯艺术装饰道路，而这些装饰工艺技法却永远也不可能被瓷器所取代!

漆髹艺术的沉寂，只是因为漆器艺术之光被处于上升时期瓷器的光辉所掩盖，瓷器那太过耀眼的光芒使漆器黯然失色。

漆器作为轻巧美观的生活用品尤其是作为精美的工艺品比如漆画、屏风等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工艺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

诚然，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我们所能见到的漆器遗存，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未能够找到足够的实物资料反映当时漆工艺发展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