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洗掉日本武士战袍的血腥用文化把他们变成贵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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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洗掉日本武士战袍的血腥用文化把他们变成贵族
茶道，洗掉日本武士战袍的血腥，用文化把他们变成贵族
我今天想讲的是“从茶道看日本”，但是说老实话，茶道我也不懂，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知道一些，而且我几乎没有什么茶道的实践经验，更多的是书本知识。
我就把自己的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讲茶道呢？
用英语写过一本《茶书》，将茶道弘扬世界的冈仓天心说：
“茶道是一种崇拜日常生活的俗事中存在的美好东西的仪式。
”陶艺家、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说:
茶道是“审美的综合大学”。
而周作人说：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日本有许多“道”，如花道、剑道、武士道，最大的道似乎非茶道莫属。
古时候拿来茶，又不断把其他从大陆拿来的东西往饮茶这件事上添加，茶室建筑、庭院设计，铁器、陶器、漆器、竹器的工艺，书画的悬挂、花草的摆设以及佳果点心、菜肴的料理等，都为打造其道而日益精致。
日本文化几乎就是藉茶道发展起来的。
从艺术来说，茶道是日本生活的基础。
周作人说：
“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更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
”（见《日本管窥之四》）我不认为日本国民性是谜或者似谜。
以平常心看它，不要给它戴上光环，或者面纱，或者画上鬼脸，那么它也是可懂的。
古时候中国人制造了海上有仙山的神话，现代美国人制造了日本第一的神话，我们的抗日神剧给它画上各种各样的鬼脸，以致要看懂日本，必须先拨开云雾，扒去画皮。
从茶道就能看出一些日本的国民性，可免于清谈文化。
当然，日本人及其文化也总爱故弄玄虚。
在网上看见一篇官方文章，学习其论法，我也把茶道的内容分为三方面：
一是指导思想，茶道的指导思想是禅，禅的思想；二是基本原则，茶道的基本原则是反中国文化；三是发展目标，其发展目标是建立日本审美。
具体内容如下，但可能时间所限，只能讲个粗线条：
第一，很多人对茶道本身感兴趣，甚至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先讲下茶道是怎么回事。
①茶道就是请喝茶，以茶待客，规定一些招待的方法。
特别是为茶客服务的精神，即所谓一期一会。
②不止于吃茶，而是吃吃喝喝，按饭局酒局的中国式说法是茶局。
③茶道为脱俗而制造非日常的环境，别有洞天，小小的茶室简直像胶囊旅馆。
第二，茶道的审美怎么来的呢？
基本是反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的粗品、次品中审出了美，典型是陶器。
第三，茶道与禅的关系。
①茶和禅捆绑着拿来，所以天然就联系在一起。
②创立茶道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代人都曾在大德寺参禅，用禅来充当饮茶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内容。
③用禅僧的水墨画来指明禅意。
第四，生活中的茶道。
谈茶道，先要谈一下茶传入日本中国早就喝茶了。
日本作家吉川英治有一本小说，书名原文的汉字是《三国志》。
这是他把中国小说《三国演义》连译带编的书，甚至被日本读者当作他的创作。
开头写刘备“织席编帘卖”，在江边等商船买茶，这是他老娘的嗜好。
那时候茶是药，不是普通人喝得起的。
就是说刘备是皇族。
茶传入日本，起先也是当药喝。
荣西和尚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开头第一句是“茶乃养生之仙药”。
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日本的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喝醉了酒，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日本叫“二日醉”，也就是宿酲。
荣西就给他弄一碗茶喝，立见功效，权贵群起而效之，饮茶在寺庙之外的上层社会流行开来。
这时喝的茶当然是宋代的“抹茶”，磨成齑粉的绿茶。
茶就是这个荣西从中国带回来的。
吴自牧的《梦梁录》记录了南宋1241—1274年的世态风俗：
“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所以，荣西到了南宋，天天被喝茶，又把它带回日本。
荣西从南宋回来，在长崎县北的平户上陆，在那一带布教，也就把带回来的茶籽种在了福冈和佐贺两县交界的背振山，那里有一种茶的牌子就叫荣西茶。
茶籽又给了拇尾山高山寺的明惠和尚，这是高山寺在京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有一个国宝，叫《鸟兽人物戏画》，可说是日本漫画的滥觞，就收藏在这个庙里。
这里种的茶叫拇尾茶。
进而传播到京都府的宇治市一带，那里成为有名的茶产地，叫宇治茶。
去宇治旅游，卖茶叶的店铺很多，还有宇治茶拉面、宇治茶冰激凌什么的。
栂尾所产为“本茶”，其他都叫作“非茶”。
《鸟兽人物戏画》局部游览京都，都会去一个叫花见小路的地方，去那里看艺妓，特别是舞妓。
舞伎身穿艳丽的和服，为伎不满一年的雏儿只涂红下唇，左侧头发上插着假花和流苏，悬想那就是《长恨歌》所歌的“云鬓花颜金步摇”吧。
她们系腰带把两头长长地耷拉在身后，是江户时代的遗风，看上去要比狐狸拖尾巴沉重得多。
偶然看见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小路走到头，有座庙，叫建仁寺，它就是荣西创建的。
其实，这是二进宫，茶第二次传入日本。
日本人爱读白居易，在他们自诩为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写到日常生活中活学活用白居易的诗。
他们应该也知道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陈寅恪也论证过唐代“风俗贵茶”。
有文字记载，729年4月，“圣武天皇赐百僧茶”。
那时喝的茶大概是唐代的团茶。
陆羽（733—804）撰写《茶经》，他去世那年（804年），日本又派遣使团来唐，里面有最澄和空海，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遣唐。
特别是空海，回国之前在越州四个月，学习土木技术和药学。
他们带回这本书，以及饮茶这件事。
茶基本当药喝，被贵族和僧侣爱好。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老早就有人从大陆之南渡海而来，喝茶也随之带入日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若以史料为证，那么，和尚永忠留学我大唐三十余年，时当陆羽去世第二年（805年）归国，越明年，向嵯峨天皇献茶。
不过，从别处拿了来未必就落地生根，朝廷、寺院的饮茶之风没大刮起来。
大陆折腾到宋朝，荣西去西天取经，1191年归国。
翌年源濑朝受封征夷大将军执掌天下，史称镰仓时代，从此天皇靠边站，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基本是武士即军人掌权。
荣西不单取回了真经，开创日本临济宗，还带回来茶种，又著有《吃茶养生记》。
这回是武士全盘接过来禅与茶。
他们杀出了激情岁月，正需要用一种文化洗掉战袍的血腥，并借以抗衡京都贵族所延续的王朝文化，将自身贵族化。
茶道是什么？
千利休说过：
茶道就是煮水、点茶、喝茶而已，岂有他哉。
不过，看茶道表演，觉得本该唱主角的茶，那种绿绿的粉末状“抹茶”，倒像是不大被重视。
只是喝喝茶，难以成道。
川端康成说过：
“茶道不止于喝茶，如果不加上怀石菜就品不出茶道的意趣。
”所以，茶道不是周作人式的喝茶。
他说：
“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茶道不单单吃茶，而且吃吃喝喝，按饭局酒局的中国式说法是茶局。
恰恰不是自然主义的了。
日本在吃上的讲究大都出自茶道。
说茶道是艺术，那么它首先是饮食艺术。
既然是艺术，当然与日常的饮食有所不同，也就是脱俗，不再是日常茶饭事。
那么，如何脱俗而雅呢？
那就是想方设法不把吃喝当吃喝，从物质上升到精神。
好吃是看不见的。
糕点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本来是吃食，从好看的角度来审美，就超越了吃。
相声里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落魄的时候吃，可以填饱肚子活下去，但拿到殿堂上吃，就别有一番意义了，可惜君臣没喝出忆苦思甜似的精神来。
正规的茶道做法是先吃，吃席，吃点心，然后才喝茶。
茶道的席叫怀石。
本来是写作会席，室町时代（1392—1573）作为武家的礼法形成了这种筵席形式，叫七五三，就是三道菜，第一道七个菜，第二道五个菜，第三道三个菜，足见其豪华。
茶道兴起之初大概是筵席的附属，是吃吃喝喝的。
到了室町时代后期，诸侯争霸，所以也叫作战国时代，武士们忙于打仗，没工夫吃喝，而且这时节一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开创草庵茶，兴起了简素之风，会席也简化为三菜一汤。
日语的怀石与会席同音，茶道要跟世俗的吃喝划清界限，就改叫怀石。
况且这就有了禅意，原来怀石的出典是禅院的和尚修行事，肚子饿就抱一块烤热的石头来缓解，意思是吃一点点东西垫补一下。
茶会的吃食以少量从简为理想。
茶会有七种，中午的茶会赶上饭点，所以跟吃最相关。
平常日本人家里待客，必定上茶，并配以点心，这就是来自茶会形式之一的点心茶会。
有个叫泽庵宗彭的和尚，1573—1646，当过大德寺住持，他在所著《茶亭记》中批评：
“当今之人完全以此为招待朋友聊天之媒介，以饮食为快，成为口腹的资助，而且茶室极尽华美，备齐珍器，夸示手巧，嘲笑他人的笨拙，皆非茶道之本义。
”吃吃喝喝就要接待、招待、款待去日本旅游，对日本的接待，服务，往往有好感。
日本人善于接待，就出自茶道。
茶从禅寺传到民间。
禅寺行“茶礼”，如法炮制中国寺庙仪式化的饮茶方式，再传入民间，甚至是先于滋味，讲究的是形式。
这也是因为形式更具有文化性，能显出对文化的崇仰，借以自尊。
茶的形式不仅学禅寺的茶礼，而且学宋人的斗茶。
好多地方也跟着栽培茶，品种多起来。
室町时代——自1338年足利尊氏被封为征夷大将军，至1573年织田信长把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赶出京都，也学宋人玩起了辨别游戏，再变为赌博的斗茶。
可以说，禅寺的茶礼和民间的斗茶这两者结合形成了茶道。
茶道就是请喝茶，以茶待客，要规定一些招待的原则和方法。
泽庵禅师在《茶亭记》中写道：
“礼节以敬为本，其用即以和为贵。
此乃孔子礼用之词，亦是茶道之心法。
公子贵人来坐，则其交淡泊，不阿谀奉承；又或身份比自己低微之人来访，亦以敬相待，毫不怠慢。
”这就是接待的原则与精神。
有一句“一期一会”，我们中国人也有点耳熟了。
这就是茶道招待和服务的一个精神。
意思你来做客，可能就这么一次，我要尽心竭力地招待。
不是那种商业行为，服务好是为了回头客。
侘的美学茶道有一个用语，写作“侘”，一般解释为寂。
这个字的动词有道歉的意思，所以日本人爱道歉，也与茶道有关。
关于“侘”，铃木大拙说过，中国古诗人写了“林前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有朋友建议改“树枝”为“一枝”，这样一来，“昨夜一枝开”即所谓“侘”的观念。
日本文化就是这么从中国文化中“岔”出来的。
茶道，原先叫“茶汤”，自江户时代初期叫开了“茶道”。
《广辞苑》解释：
茶道是以茶汤修养精神、探究交际礼法之道。
把生理上的渴饮搞成一种形式，去掉其游艺成分（如今中国卖茶叶的店铺搞一两个美女表演，称之为茶艺，确然只是艺），附加精神性，变革为修行，可谓饮茶三层次，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远看像表演，近看是修行。
茶会，也就是招人喝茶的活动，主人是演员，客人也参与演出，好像能乐舞台上伴奏伴唱之众。
大概茶道这个词过于形而上，现今茶人也多是用茶汤的说法，倒是我们中国人凭自己对汉字的想象远远比日本人更中意这道字，玄之，又玄。
明治时代美术界领袖人物冈仓天心说，茶道是“乔装打扮的道教”。
当初立茶道，日本人用老庄做注脚，如今中国人说茶道只认它是日本的。
日本人说过去的事情常用些近世以及近代的用语，而我们照搬过来，往往用中国现代乃至当代的意思来理解，自不免有误。
茶室的由来日本有一种极简的旅馆叫胶囊旅馆，听说中国那里也有了，就是从日本海归的人创办的。
胶囊旅馆的天字第一号是1979年在大阪降生的。
黑川纪章设计，这位建筑家也是保守派论客，提倡“生命原理”。
或因姓中带黑，好黑色，传闻1960年代流行黑就他始作俑。
胶囊旅馆这种玩意儿恐怕也只有日本人想得出，因为他们有茶室。
日本人住兔子窝也是有茶道精神垫底的。
起初请人来家喝茶并没有特设的茶室，用屏风之类把宽阔的房间隔出一个活动空间，叫作“围”。
“茶室”是江户时代才叫起来的。
利休的时代叫茶汤座敷、数寄屋、围，是在书院式房屋里隔出一个做饮茶活动的空间，利休才建造了独立的小房子。
起先的书院茶室是六叠，例如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修建的“寒云亭”，八叠。
为把茶道仪式化、神秘化，茶人建造了四帖半大小的茶室，用狭小来拘束客人与主人的关系，使客人逼视内心。
不过，茶室坐落在“露地”，即通路和庭园，客人经过露地，净手漱口，进入茶室。
这就是所谓“市中山居”，追求脱俗，脱离日常生活的境界。
草庵，是草葺泥抹的房子，所以，茶道之美起初就是与建筑有关，也就是茶室，与大陆全然不同的建筑空间。
对于书画、陶器也有了独自的评价标准，书画推崇牧豀，陶器重视朝鲜半岛的粗糙的日常用具。
彻底确立这种审美的是千利休。
一个世纪以后，芭蕉在俳句这种文学形式上追求这种审美。
建筑也好，文学也好，本来是人工的，但面对极尽人工的中国美，他们自知学不来，干脆来一个反其道而行，极力反人工，用所谓简素来反对金阁寺那样的人工之美，无限地接近非人工，建立了另一套审美。
不过，这种非人工其实也费尽人工，正如慈禧太后吃的窝窝头已经不是穷百姓的窝窝头。
做茶道活动的茶室通常是四叠半大小。
叠这个汉字在日本训读为草垫子，音读是计数草垫子的量词。
房间面积按叠算，叠大小不统一，京都一带是4750px×2385px，而江户（今东京）是4392.5px×2197.5px，这也叫乡下尺寸。
武士有权有势了，兴建豪宅，脱胎于京都贵族的寝殿式房屋，叫作书院式。
所谓书院，本来是禅寺里称呼客厅兼书斋，由此也可见武士对禅文化的热衷。
武士也要很文化，屋里用来挂字画、摆花瓶的地方叫床之间。
17世纪初定型，现今和式住宅基本是书院式。
旅游日本，在和式旅馆的房间里用餐，背对床之间是上座。
茶室有各种叫法，例如在广阔的房间里用屏风什么的隔出一个五、六叠的地方做茶道活动，就叫作围。
千利休一派的茶室叫“小座敷”。
书院式豪宅里请人喝茶，地方起码有六叠，宽敞而豪华。
对这种做派，室町时代（1392—1573）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很反感，毅然把茶室缩小为四叠半，叫草庵茶室，这么简素就是侘。
他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参禅，茶也喝出禅味，而一休多才多艺，珠光得以在艺术上开眼。
四叠半构成一丈见方的房间，显然是效仿维摩诘居士所居的方丈之室。
维摩诘作为在家菩萨与大智的文殊菩萨论辩大乘妙理，这个佛经故事是禅寺的常识。
维摩诘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或许小小的茶室也暗含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亦即精神性。
周作人说：
“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
这是什么缘故呢？
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窃以为茶道之所以有“宗教气”，看其生成史，恐怕首先是禅茶捆绑着传入日本的缘故。
武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权，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以抗衡京都的贵族文化，并且把自己修养为贵族，恰好这时候僧侣从中国拿来了禅和茶，他们就统统接过来。
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本身就是大茶人，茶道成气候，厥功甚伟。
这当中自有对先进文化的崇媚。
其实，炮声一响，我们拿来主义和精神不也是到处附会，近乎宗教情绪么？
大可不必为那些道而友邦惊诧。
周作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而使茶成道的千利休给茶道设定了“第一在于以佛法修行而得道”，那是片刻也不得优游的。
村田珠光的弟子武野绍鸥把四叠半的茶室抹土墙，用竹椅，进一步追求侘之美。
绍鸥的弟子千利休以小出侘，把四四方方似升底的四叠半茶室改为不足二叠。
京都里千家的今日庵即这种小间的代表，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所建。
不留余白，主人与客人几近促膝，也未免无所不用其极，倒像是过于执迷了。
东京的新宿、涩谷等地小胡同里有非常小的酒馆，三五客人一个挨一个坐，里面的人要出去方便，全体起身到外边去，大概这就像茶室风情。
千宗旦再次归隐时建造的又隐是四叠半，这是茶室的普遍形式。
更绝的是千利休在大阪看见渔民钻进船里的入口，看出侘，觉得有意思，于是在茶室窗下开个口，也就二尺见方，供茶客出入。
写作躏口，也叫潜，就是钻的意思。
江户时代（1603—1867）儒者太宰春台写道：
“开有小窗，白昼也昏暗，夏天甚热，客人出入的口如狗窦，爬将进去，呼吸不畅，冬天也难以忍受。
”这样爬进爬出确像被蹂躏。
书院的茶室可以昂然而入，草庵茶室先得在躏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来，往里探头，便看见正对面的床之间，挂着有禅意的墨迹，“初发心时便成正觉”。
钻将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这就是脱离世俗与日常的美的空间。
进过和式房间就知道，不宜站立，一切东西是坐下来或跪下来看的。
茶室小，器具、颜色等与之搭配，审美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
京都妙喜庵有一个粗陋的待庵，四叠半，据说是千利休指导建造的，国宝。
千利休把茶不是当作游艺，主人和客人都要当作宗教性修行。
有权有势的人屈膝钻过去，先就得抛开一身的尊贵。
如周作人所言：
“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
”中国人看得懂茶道。
不过，抹茶虽然是我们宋代人的喝法，但茶道把它像刷锅水一般递过来，往往难入口，更何况跪坐在草垫子上也是活受罪。
有人说日本文化的特征是缩，从茶室做得那么小、俳句写得那么短来看，却像是那么回事，但看看相扑力士被喂得那么肥、大佛建得那么大，就不是缩，而是扩。
日本也是一个很爱走极端的民族。
记得几年前，对日本人朋友说起中国人买房子，动辄一百多平米，他露出怀疑的眼光。
如今日本人也追求住得宽敞，这是违反茶道精神的。
名贵的中国舶来品“唐物”请人品茶，聚众斗茶，要布置一下环境，挂上画，摆上花，拾掇庭园，洒扫路径，乃至炫富争豪。
毕竟茶的产量、品种都有限，不能像中国那样下功夫品，以助谈兴，便掉转眼光看器物。
当时的名贵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叫“唐物”。
对中国文化的敬畏之心古已有之，拥有了唐物似乎就拥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感。
最被珍重的天目茶碗是福建建窑烧制的，留学的僧人从浙江天目山的佛寺里拿回来，故名天目。
织田信长好茶，强取豪夺地收集唐物，并用来赏赐。
师事过武野绍鸥的武将松永久秀谋反，织田让交出“平蜘蛛”茶釜免罪，松永不献，砸碎了茶釜同归于尽。
泷川一益是织田信长麾下的四大天王之一，论功行赏，比起大片的封地，他更为没得到织田的“小茄子”茶罐而丧气。
饮茶渐成风，茶碗却不够用，于是把大陆日常吃饭的碗、喝水的碗乃至笔洗，杂七杂八都派上用场。
据说千利休喜爱的云鹤茶碗本来是朝鲜半岛上用来喝汤药的，德川将军本家传承的天下三茶罐之一“初花肩冲”居然是杨贵妃用来抹头发的香油壶。
民间学权贵也凑到一块儿喝茶，用不起唐物就顺手拿日常器物代替。
起初看似矫情，甚至有点变态，渐渐地见怪不怪，喝得美滋滋。
扯上二尺红头绳，穷人自有穷人的做法和美法，说不定街上流行破牛仔裤就是从破衣烂衫中发现的褴褛美。
周作人说：
“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他这里说的“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日本人恰恰从这里所说的“简陋万分”下手，打破了中国文化，形成它独特的审美——侘。
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1474年前后在大德寺跟一休参禅，悟得佛法在茶汤中。
“茶意即禅意，不知禅味则不知茶味”，“茶事，以禅道为宗之事也”，这茶喝起来就有了禅味，茶禅一味。
珠光说：
“茶汤出于禅宗，专事僧之行”，此道第一不好的是心的我慢、我执。
村田珠光以及武野绍鸥、千利休一脉三人都曾在大德寺参禅，把禅的思想附会到茶汤里自是顺理成章。
大德寺的鼻祖是跟南浦绍明参禅修行的宗峰妙超。
南浦到宋朝留学，地在产茶的杭州，归国带回来茶台子、釜、风炉等一套茶具，还有七部关于茶的书，就藏在大德寺，自然也传承中国茶礼。
最表现禅意的是茶室里悬挂的墨迹，禅者所书，据说始于珠光把一休当毕业证书赠与的宋禅僧圜悟克勤墨迹（国宝，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裱褙一番挂上墙。
与图画相比，从墨迹读懂禅意也需要一点文学修养。
到了千利休，甚至把挂轴举为茶道的第一道具，而墨迹在挂轴中第一。
“用禅者的墨迹，心底感受放下万事不执着的言辞，使自己的心大为安闲”。
侘茶，日本审美的一种村田珠光从俗从众，不再专注于唐物，偏向接待客人的精神，此即茶之道。
开始用日本人制作的“和物”，唐物也选用粗糙简陋的东西，从而混同了和汉之界。
能够从中国文化的残次品里发现日本美，也是因尊重唐物，靠唐物的古典美练就美的观照力，得以在看似粗陋的日常器物中选出富有生命力的造型，形成一种新的审美。
茶杓也不用银的、象牙或水牛角的，用竹子做。
搭个草庵请喝茶，称作草庵茶，这就是“侘茶”。
不过，“侘茶”这个词是江户时代才有的。
千利休的高徒宗启著《南方录》强调精神论，所述千利休的观点和喜好是后世茶道的基本，对“侘茶”观念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被视为茶道的圣书，其实此书是江户时代的伪作。
珠光主张不完整美,云间月胜过当空一轮月。
苏轼吟道，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说不上谁胜过谁，淡妆浓抹总相宜，自有一种豁达，我们觉得有禅意。
把圆视为正常，缺则不正常，赏缺似乎是另一种禅意。
“侘茶”最后由千利休完成，并传承后世。
利休先后侍奉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大霸主，某日，朝颜（牵牛花）盛开，邀秀吉来家开茶会。
一统天下的秀吉好大喜功，好茶也胜过戎马倥偬的信长。
兴冲冲前来，孰料利休把庭院里的朝颜统统拔掉了，只在茶室里插了一朵。
这就是“侘”之心造成的“侘”之美，或许也含有对拥有天下的嘲讽。
秀吉惊叹之余，恐怕也怒不可遏，因为他的审美标准是传统的，让利休给他打造黄金茶室，举办茶会盛大而辉煌，借机炫耀权势与富贵，与“侘茶”是鲜明的对立。
乐茶碗有黑赤两种，利休喜好黑，而丰臣喜好赤，讨厌黑黑的。
茶室与世隔绝，但利休其人不甘闲寂，热衷于政治，却又不失独立而顽固的匠人之心，作为秀吉豢养的茶头，敢于在审美上与主子对立，终于惹来杀身之祸。
说来日本人赏樱花的云蒸霞蔚，却是与“侘”正相反，所以也不要用一种审美把日本人看死。
继承村田珠光的武野绍鸥是商人，追求草棚拴名马的对立美，避免相杀，有一种相乘效果。
他创作了狭小的茶室，将草庵茶简化并深化，更注重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侘”，与豪华相反，简素。
不消说，这本来是禅的作风，而且欧阳修也曾就绘画艺术提出“萧条淡泊”之说。
绍鸥主张“侘”基于心的本性，不是装。
“侘”不是从碗上看出来，不是从汤里喝出来，而是心里有“侘”，则无处不“侘”。
千利休跟绍鸥学茶，并尊崇村田珠光，奉他为茶道鼻祖。
跟千利休学茶二十年的豪商山上宗二1588年记录：
唐碗被弃之不顾，当世用起了高丽碗、今烧碗。
脱离唐物，刻意去中国化，也不免闹出笑话。
大阪湾有一个地方叫堺，与明朝贸易而繁荣，是千利休的家乡。
那里立着纳屋助左卫门的铜像，作家城山三郎的长篇小说《黄金日日》就写他。
他是贸易商，1594年从吕宋（今菲律宾）“暴买”五十个吕宋壶，献给丰臣秀吉。
千利休帮着兜售，诸侯争购。
助左卫门出了名，被坊间冠以吕宋二字。
可是，国际倒爷不只他一人，很快就事发，所谓吕宋壶，原来是当地的夜壶。
大祸临头，助左卫门把家产都捐给大安寺，外逃柬埔寨。
传闻大安寺藏有这种吕宋壶，乃镇寺之宝。
点茶不是沏茶、泡茶，而是用茶勺把抹茶从茶罐舀进茶碗里，沃以热水（汤），再用茶筅像刷锅一样转圈搅。
满满点这么一碗，大家轮流啜，叫“吸茶”。
与近乎完美的天目碗相比，朝鲜半岛烧制的高丽碗是老百姓日常用来吃饭的，造型不均衡，釉彩浓淡不匀，但个头儿大，大概很适合“吸茶”。
宋元陶瓷器已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学我者死，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大陆的审美秩序，不跟着一条道上跑到黑，另辟蹊径。
这几乎是日本人把中国文化变成日本文化的基本路数。
使用日本造，远不如天目碗细腻光滑，可它沉甸甸，拿在手里更有感觉。
而且中国人使用桌椅，对于在榻榻米上起居的日本人来说，天目或青瓷的唐碗底足有点矮。
千利休亲自设计，指导陶工长次郎用秀吉建造聚乐第掘出来的土烧陶，这就是乐烧，也叫乐茶碗（当时叫今烧），做出了地道的日本抹茶碗。
北大路鲁山人也是像千利休这样动脑不动手的陶艺家。
乐茶碗一般用手捏坯，当然不如辘轳转出来的圆，歪歪扭扭，千利休说它美，大家也跟着说，越看越喜欢。
如今中国人被西方当代艺术启蒙，也喜欢上日本陶器，很多摆上土豪或小资客厅的器物在日本算不上一流货色，说不定哪天也从中审出什么美。
唐代诗僧皎然有一首诗，不止于“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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