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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变更内容教程
审计师变更
南京审计学院 郑石桥
本章对审计师变更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概述，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审计师变更的原因，二是审计师变更的效果，三是审计师变更的披露，四是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可以区分为客户原因、审计师原因和共同原因，我们将共同原因归入客户原因或审计师原因中介绍，所以，具体来说，本章分为以下四节：
★审计师变更的客户原因；
★审计师变更的审计师原因；
★审计师变更的效果和披露；
★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第一节 审计师变更的客户原因
石油勘探成本（exploratorydrillingcosts）有完全成本法（fullcostaccounting）和成功法（successfuleffortsaccounting）两种方法。
StatementofAccountingStandardsNo.19（SFAS-19）颁布之前，企业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中选择，大多数企业选择完全成本法。
SFAS-19限制了企业的选择，偏好成功法。
对于SFAS-19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由于这种方法的改变并不能企业的现金流量，所以，没有经济后果，有的则认为会带来石油行业竞争力的下降。
DeAngelo（1982）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SFAS-19是否有经济后果，具体来说，是研究SFAS-19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DeAngelo的预期是，由于SFAS-19对于石油行业有负面影响，从而可能会导致客户与审计师的矛盾程度增加，从而出现SFAS-19前后不同的审计师变更情况。
同时，SFAS-19对石油行业不同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可能会导致客户与审计师的矛盾程度不同，不同企业的审计师变更也会不同。
为此，DeAngelo设计了两种检验，一是时间序列检验，即受SFAS-19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在SFAS-19之前的一个时期和SFAS-19之后的一个时期的审计师变更进行比较；二是行业内部横截面检验，将石油行业企业分为受SFAS-19影响严重的企业和影响不严重的企业，比较在SFAS-19之后这两类企业的审计师变更。
根据246个石油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DeAngelo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受到SFAS-19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在SFAS-19争议期间，审计师变更显著增加，而受到SFAS-19影响不严重的企业则没有发生这种增加。
研究审计师变更原因的文献提到的原因主要包括公司管理者变更、对额外审计服务的需求（例如从私营变为公众公司）、对于报告事项的争执和审计费用的矛盾，但是，关于这些原因的实证检验结果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DeAngelo,1982）。
Schwartz&Menon（1985）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企业的正常情况下的审计师变更，他研究失败企业的审计师变更原因。
Schwartz&Menon对失败企业审计师变更原因的分析如下：
（1）报告争议和非标准审计意见（reportingdisputesandqualifiedopinions）：
在破产之前，企业的财务状况很差，在这种背景下，管理者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甚至弄虚作假，所以，审计师与管理者在会计政策方面的可能争议更大。
另外，当企业财务状况很差时，审计师更可能签发非标准审计意见（持续经营问题），从而也与管理者的偏好现出矛盾。
（2）管理者变更（managementchange）：
失败企业更可能更换现在的管理者，而新的管理者到任后，对现任审计师可能不满意或者是由于对其他的审计师更了解，从而会更换审计师。
（3）保险需求（insurancedemand）：
处于困境中的企业更需求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有信心，从而可能会选择具有品牌效应的会计公司来提供审计服务，并且，从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选择大型会计公司还可能有“深口袋”效应。
（4）审计费用：
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可能会要求降低审计费用，而审计师会认为自己的风险增加而要求增加审计费用，从而二者之间出现矛盾。
Schwartz&Menon指出，上述这些因素在企业财务健康时也可能存在，从而形成审计师变更，但是，在企业财务处于困境时，这些因素更突出。
Schwartz&Menon的样本是NASE和AMSY（AmericanStockExchange）上市公司1974至1982期间的132家破产企业，这些行业涉及70个行业，同时，Schwartz&Menon还按行业、规模和年度为标准，在NASE和AMSY上市企业中为每个破产企业配对一个控制企业，所以，全部样本由264家NASE和AMSY上市企业组成。
根据这个样本，Schwartz&Menon进行了以下检验：
（1）破产企业与配对控制审计师更换的差别：
Schwartz&Menon检验了破产企业和配对企业审计师更换比率的差异显著性，结果如表1所示，破产企业显著高于配对企业。
（2）破产企业更换审计师与审计意见：
Schwartz&Menon检验破产企业的审计师变更是否是由于审计师签发了非标准审计意见之后才发生的，132家破产企业中，4家企业的审计师变更发生的破产之前的4年，所以，Schwartz&Menon认为这种审计师变更与研究的主题无关，所以，剔除这4家企业，剩下的128家企业破产前三年不同审计意见下的审计师变更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下，审计师变更的比率还少于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比率。
所以，Schwartz&Menon的结论是，破产企业的审计师变更不是由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所致。
（3）管理者变更与审计师变更：
128家破产企业破产前管理者变更与审计师变更的组合情况如表3所示，Schwartz&Menon检验组合A和组合B的差异显著性，结果是没有显著性。
所以，Schwartz&Menon的结论是，管理者变更与审计师变更无系统关系。
（4）审计师变更方向：
132家破产企业中，35家企业有审计师变更，变更方向如表4所示，Schwartz&Menon检验组合C和组合B的差异显著性，二者并无显著差异。
但是，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等级之间的审计师之间的变更较为显著。
根据上述结果，Schwartz&Menon的结论是，破产企业审计师变更较为显著，并且倾向于不同等级之间的审计师之间的变更。
表1 破产企业与配对企业的审计师变更情况
是否变更
破产企业
配对企业
合计
变更审计师
35（组合A）
13（组合B）
48
不变更审计师
97（组合C）
119（组合D）
216
合计
132
132
264
表2 破产企业不同审计意见下的审计师变更
是否变更
非标准意见
标准意见
合计
变更审计师
14（组合A）
17（组合B）
31
不变更审计师
63（组合C）
34（组合D）
97
合计
77
51
128
表3 破产企业管理者变更与审计师变更
是否变更
管理者变更
没有管理者变更
合计
变更审计师
13（组合A）
18（组合B）
31
不变更审计师
34（组合C）
63（组合D）
97
合计
47
81
128
表4 破产审计师变更方向
项目
新审计师
BigEight
非BigEight
合计
原审
计师
BigEight
11（组合A）
10（组合B）
21
非BigEight
12（组合C）
2（组合D）
14
合计
23
12
35
在会计公司并购过程中，一些Non-BigEight被BigEight并购，从而成为BigEight的组成部分。
Healy&Lys（1986）研究这些Non-BigEight的客户会在什么样的反应，是继续作为BigEight的客户，还是选择其他Non-BigEight。
Healy&Lys预期是，如果客户能从BigEight的专业化服务或品牌中获益，则可能继续作为BigEight的客户，否则，将发生审计师变更，选择其他Non-BigEight。
关于BigEight的专业化服务，Healy&Lys指出，BigEight具有广泛的分支机构，如果客户的经营机构也是分布于各地，则可能从BigEight中获益，所以，Healy&Lys预期，具有较多异地经营机构的原来的Non-BigEight客户，在这个会计公司并入BigEight之后，可以也伴随该会计公司成为BigEight的客户，即继续作为原来会计公司的客户，从而也就成为BigEight的客户，而没有分支机构分布于异地的客户则可能选择其他的Non-BigEight。
关于BigEight的品牌，Healy&Lys指出，BigEight相对于Non-BigEight具有品牌优势，如果客户需要从资本市场筹资，则能从这种品牌中获得，从而可能成为BigEight的客户，如果客户不需要从资本市场筹资或没有客打算，则可能选择其他的Non-BigEight。
总之，Healy&Lys认为，客户是否选择作为BigEight的客户是客户筹资计划、规模和成长性的函数。
Healy&Lys的样本是两例BigEight并购Non-BigEight的案例，一是ToucheRoss&Co.并购J.K.Lasser&Co.，另一例是Ernst&Whinney并购Leidesdorf&Co. 上述并购中，ToucheRoss&Co.和Ernst&Whinney是BigEight，并购会计公司，J.K.Lasser&Co.和Leidesdorf&Co.是Non-BigEight，目标会计公司。
在合并之前，两个Non-BigEight会计公司的客户中，上市公司共为249家，剔除数据不全和破产及并购企业，最后样本是110家企业，这110企业中，选择作为并购BigEight客户的89家，选择作为其他BigEight客户的5家，选择作为Non-BigEight客户的16家。
根据这个样本，Healy&Lys要检验这110家客户的规模、成长性及筹资计划与其选择的会计公司类型之间的关系。
Healy&Lys的变量设计如下：
（1）依存变量：
客户选择的审计师类型，如果选择BigEight则取值为1，其他为0。
（2）解释变量：
客户规模，用会计公司合并前一年客户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客户成长性，会计公司合并前三年，用客户总资产平均增长速度表示；债券筹资计划，用会计公司合并之后三年间，客户长期负债的增加比例表示；资本筹资计划，用会计公司合并之后三年间，客户股东投入资本的增加比例表示。
根据上述设计和样本，Healy&Lys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客户规模和客户成长性与客户选择BigEight显著相关，债券筹资计划和资本筹资计划与客户选择BigEight没有系统关系。
一般认为，独立审计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个外部机制。
所以，不同的代理成本及其变化状况可能影响审计质量选择，代理成本越高，对审计质量的需求越高。
而审计质量又是与审计师不可分离的，所以，代理成本及其变化会影响审计师选择及审计师变更。
Frencis&Wilson（1988）研究客户代理成本及其变化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Frencis&Wilson的预期是，代理成本越高或代理成本升高的客户，可能发生的审计师变更是从非BigEight变为BigEight，而代理成本较低或降低的客户，可能发生的审计师变更是从BigEight变为非BigEight。
Frencis&Wilson界定的代理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二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
对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Frencis&Wilson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内部人士持股比例，持股比例越低，矛盾越是严重，但是，当内部人士持股比例过高时，其他控制机制会失效，从而也会增加代理成本，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6）的研究表明，当内部人士持股比例低于5%或高于20%时，对企业业绩都不利，所以，有利于降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的内部人士持股比例应该在5-20%之间；二是股权分散状况，股权越是分散，代理成本越高；三是管理者激励方案，越是采用会计基础奖励方案，代理成本越高。
对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Frencis&Wilson认为，管理者倾向于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股东，所以，企业负债比例越高，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程度越低。
此外，企业规模和成本性还影响代理成本，规模越大，增长越快，代理成本越高。
根据以上分析，Frencis&Wilson的变量设计如表5所示。
Frencis&Wilson的样本是1979-1985期间的196例审计师变更，其中由非BigEight变为BigEight的57例，相反变化又21例，BigEight内部和非BigEight内部变换的118例。
Frencis&Wilson用部BigEight和非BigEight之间的变化（共78例）检验代理成本与审计师品牌之间的关系，即代理成本是否会影响对审计师品牌的选择，由于变化的数值性质，Frencis&Wilson采用的方法是概率单位（probit）回归。
Frencis&Wilson用全部样本（196例）检验审计师规模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即代理成本是否会影响对审计师规模的选择。
检验的结果是，代理成本与审计师品牌之间的关系与Frencis&Wilson的预期相一致，审计师规模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现系统关系。
根据这个结果，Frencis&Wilson的结论是，代理成本对审计师变更具有解释力。
表5 变量设计
类型
变量名称
预期方向
定义及计量方法
依存变量（两个变量分别检验）
审计师品牌
是表示审计质量的二个指标之一，从Big非Eight变为BigEight取值为1，相反情况为0。
审计师规模
是表示审计质量的二个指标之一，将新任审计师全部客户的营业收入与前任审计师全部客户的营业收入相除，然后将这个比率取自然对数。
解释
变量
MGRSK
＋
审计师变更前一年度内部人士持股比例，5-20%之间取值为1，小于5%或大于20%都取值为0。
MGRSKHG
＋
表示内部人士持股变化情况，如果审计师变更前一年持股比例在5-20%之间，但是，前三年不在这个范围，则取值为1，如果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则取值为-1，如果没有变化则取值为0。
BONUS
＋
表示审计师变更前一年对CEO是否有会计基础的奖励方案，如果有则取值为1，其他为0。
BONUSCHG
＋
表示BONUS的变化情况，审计师变更前三年中引入的取值为1，前三年中一直实行的取值为0，前三年取消这个方案的取值为-1。
LGOWN
-
表示股权分散状况，审计师变更前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10%的取值为1，其他为0。
LGOWNCHG
-
表示股权分散变化情况，如果审计师变更前四年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10%，但是变量前一年大于10%，则取值为1，相反情况取值为-1，没有变化取值为0。
LTDBT
-
审计师变更前一年长期负债与全部资产之比。
LTDBT
-
审计师变更前一年长期负债与全部资产之比减去前三年的同一指标。
NEWISSUE
＋
审计师变更后两年内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与审计师变更前一年的总资产之比。
控制
变量
SIZE
＋
审计师变更前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GROWTH
＋
表示客户增长情况，用审计师变更当年与前在年相比的客户总资产变化率表示。
Johnson&Lys（1990）研究客户经营及财务特点的变化是否会带来审计师变更。
Johnson&Lys认为，一方面，审计师具有不同的行业专长，另一方面，客户会购买审计成本最低的审计服务，而不同审计师由于其行业专长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的客户可能会有不同的审计成本，当客户的经营及财务特点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使得原来具有成本优势的审计师不再具有这种优势，所以，审计师变更可能会因此而发生。
所以，Johnson&Lys的具体预期是，影响审计成本的客户因素的变化对审计师变更有显著影响。
很显然，依存变量是审计师是否变更。
解释变量是影响审计成本的因素，由于审计成本受到审计师和客户特点的同时影响，所以，需要分别设计这两方面的解释变量。
由于审计师成本无法观察到，Johnson&Lys用审计师规模代表审计师成本结构（事实上，由于Johnson&Lys研究的客户特点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所以，审计师成本结构也可以看作控制变量）。
对于影响审计成本的客户经营及财务特点，Johnson&Lys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为扩张、筹资、盈利性及审计风险四个方面，分别为这四个方面设计解释变量。
（1）客户扩张。
有两个变量，一是资产平均增长率，二是并购支出与总资产之比，分别按审计师变更前和变更后计算，以二两个时期的指标值之差作为解释变量。
（2）客户筹资。
有两个指标，一是发行的债券与总资产账面价值之比，二是发行的权益证券与总与总资产账面价值之比，分别按审计师变更前和变更后计算，以二两个时期的指标值之差作为解释变量。
（3）客户盈利性。
有两个指标，一是资产报酬率，二是经营净现金流量与总资产之比，分别按审计师变更前和变更后计算，以二两个时期的指标值之差作为解释变量。
（4）审计风险。
一是客户规模，用审计师变更前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二是财务杠杆和已获利息倍数，分别按审计师变更前和变更后计算，以二两个时期的指标值之差作为解释变量；变更前审计意见类型，按哑变量处理；审计师变更前，客户与审计师是否有会计政策的不同意见，按哑变量处理。
Johnson&Lys的样本数据来自于DisclosureJournal（January1973throughApril1975）和whoAuditsAmerica（January1976throughDecember1982）的Form8-K资料，1973至1982期间共有3,751审计师变更，剔除金融企业、被并购的企业及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样本是603家企业。
根据上述样本和变量设计，Johnson&Lys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支持Johnson&Lys的预期。
Roberts,Glezen＆Jones（1990）研究学区（schooldistrict）审计师变更问题。
学区是公立中小学管理机构，也是公共部门，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他们在将影响学区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分为三类，一是客户和审计师关系（MODOPIN,IAC,BRDCOMP,ADMCOMP），二是经济原因（FEECHAN,BOND,SIZE），二是政治原因（BRDCHAN,SUPTCH）。
Roberts,Glezen＆Jones提出的检验模型如公式
（1）所示。
公式
（1）中，AUDCHAN是依存变量，表示学区是否发生审计师变更，变更的取值为1，其他为0；MODOPIN表示前一的年的审计意见类型，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1，其他为0；IAC表示审计报告中对内部控制的意见，如果报告中认为内部控制不符合要求，则取值为1，其他为0；BRDCOMP表示审计报告对学区董事会的意见，如果认为董事会不符合要求，则取值为1，其他为0；ADMCOMP表示审计报告对学区管理的意见，如果认为管理不符合要求，则取值为1，其他为0；FEECHAN表示审计费用相对水平，用原来审计师最后一年的审计费用与新任审计师第一年的审计费用之比表示；BOND表示变更之后一年学区是否改造债券，发行的取值为1，其他为0；SIZE表示学区规模，人口大于10,000的学区取值为1，其他为0；BRDCHAN变更前两年学区董事会人员变动比例；SUPTCH表示变更前一年，学区最高长官是否变动，变动的取值为1，其他为0。
Roberts,Glezen＆Jones的样本是Texas地区1980至1985年期间发生审计师变更的87个学区和没有发生审计师变更的271个学区。
根据这个样本和上述模型，Roberts,Glezen＆Jones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FEECHAN、IAC、BRDCOMP和ADMCOMP与审计师变更显著正相关。
根据这个结果，Roberts,Glezen＆Jones的结论是，审计费用和审计师意见类型是影响学区审计师变更的主要原因。
Anderson,Stokes＆Zimmer（1993）认为企业并购发生时，如果并购企业和目标之间的经营相似性（businesssimilarity）越强，则并购后目标企业审计师留任的可能性越少。
他们用并购类型（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多元并购）和财务杠杆差异表示经营相似性。
根据60个并购案例，他们的检验结果是与预期相反。
Firth（1996）认为，Anderson,Stokes＆Zimmer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设置控制变量，因为并购之后原目标企业的审计师是否留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Anderson,Stokes＆Zimmer的研究并没有设置控制变量。
所以，Firth引入一些并购类型之外的变量来研究企业并购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具体来说，Firth研究企业并购后，目标企业（被并购的企业）原来的审计师是否会被其他审计师取代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Firth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越是横向并购，并购企业越是较少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即目标企业）的审计师。
越是多元并购，越是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2：
如果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在同一行业，则较少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3：
目标企业盈利性越好，则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4：
并购前目标企业得到非标准审计的，则较少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5：
如果目标企业的审计师是BigEight，则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6：
如果企业并购不是用竞争方式确定的（在竞争方式下，目标企业不合作），则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7：
目标企业高管层的留任情况与目标企业原来审计师的留任正相关。
假设8：
如果目标企业没有重大的组织重组，则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9：
目标企业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越高，则越是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假设10：
目标企业原来审计师的收费越低，越是较大可能保持目标企业原来的审计师作为新子公司的审计师。
Firth提出的检验模型如公式
（1）所示和公式
（2）所示，这两个公式的区别是TYPE和INDUSTRY，公式
（1）中使用TYPE是为了与Anderson,Stokes＆Zimmer的研究结果相比，因为他们的研究用TYPE作为解释变量。
两个公式中变量的含义如下：
RETAIN是依存变量，如果目标企业原审计师留任，则取值为1，其他为0；每个假设都有相应的解释变量，TYPE表示并购类型，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多元并购，采用Anderson,Stokes＆Zimmer物方法，由投资分析师按分级量度方法对每个并购进行赋值，横向并购为1，纵向并购为4，多元并购为7，不同分析师对每个项目的评分的平均数就是该并购项目的类型得分；INDUSTRY表示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是否在同一行业，根据FinancialTimesActuaries（FTA）industryclassifications体系，如果不在同一行业，则取值为1，其他为0；PROFIT表示并购前目标企业盈利性，用权益盈利率表示；OPIN表示并购前目标企业审计意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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