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中历史第七分册电子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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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中历史第七分册电子版
第1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孔孟之道
（背景）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
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
１、孔子①礼：
他认为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地位）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才能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②仁：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
（地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含义）并解释说A“仁”就是“爱人”，尤其是爱自己的亲人。
B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首先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C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
D若能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状态，便能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③义：
（地位）孔子还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含义）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
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孟子和荀子：
２、孟子认为①人性本善，而这正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与开端。
②他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③并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
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３、荀子①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②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③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
荀子的思想在后世也有不小影响。
儒学的经学化
（背景）①汉初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渐受重视。
②汉武帝继位以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学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③汉儒大家董仲舒，他兼采阴阳五行学说，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
1、汉代儒学的改造：
①“天人感应”：
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
②“君权神授”：
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士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
③“三纲五常”：
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登记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事永恒的道德准则。
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④“独尊儒术”、“大一统”
2、汉代经学的形成：
此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意识形态。
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
①设“五经博士”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
②兴办学校：
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
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管理的后备人选。
③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入仕开辟了通途，因此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追求。
3、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第2课宋明理学
程朱理学
（背景）唐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延续近千年的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
①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②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
③有学者大声疾呼：
复兴儒学，直接继承孔孟“道统”，并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
（理学定义）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
A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B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
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代表人物）在构建立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1、“二程”：
北宋中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
①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
以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
②“二程”还将天理与礼制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称：
“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定理”。
2、集大成者：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①其中（理学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
②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天理）具体体现：
“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又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③途径：
明天理灭人欲：
他指出人性本似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实践途径）：
“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
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
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致的最高境界。
（影响）：
“二程”、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世人习称“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
与朱熹同时的南宋伦理学家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异军突起，别开一派：
1、陆九渊：
①为学宗旨：
陆九渊于其他理学家并无差别，都是通过对宇宙本原的探讨，以论证儒家伦理的永恒与至善。
②修身方法（途径）：
朱、陆的根本分歧在于修身方法，即通过何种途径去完成个人的道德修养：
陆九渊认为程、朱“格物致知”的渐进方式过于支离繁琐，既然天理存于人心，远不如直求本心更为简易便捷。
③因此，他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道德修养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即可获得天理。
2、王守仁：
明代理学家王守仁与陆九渊一脉相承，并加以发扬光大。
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心即理”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心”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实际上已被视为宇宙最高本原，所以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②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
他解释说：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由此推断，良知是人先天固有的善性，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
但良知常被私欲所侵蚀，故需去除人欲，恢复良知。
王守仁的学说在明代中后期曾十分流行。
由于陆九渊和王守仁都高度重视“心”的作用，世人习称这一学派为“陆王心学”。
第3课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
家族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同性，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君主与臣僚百姓之间，都存在森严的等级差别。
国可视为家的扩展，家就像是国的缩影。
其根源在于长期遗存的血缘纽带对人们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父系家族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这是由同一位男性祖先的若干代子孙汇集聚居，按照一定规范，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家族制度。
古代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的“五伦”，多为家族亲缘关系，其余都可由亲缘关系推出。
传统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也都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
中国的家族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曾经历多次变化，春秋以前为宗法制家族，汉魏至唐为门阀制家族，宋以来为宗族制家族。
“家国同构”的特征在西周宗法时代得到典型的体现。
洲王在政治上是“天子”，是天下共主；在家族内是最高家长，是天下“大宗”。
依次而下的诸侯、卿、大副，也都在各自的封国、封地中集政治权力和家族权力于一身。
家与国的一致性及其彼此沟通，使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可以互相转换。
周公“制礼作乐”，对社会成员的地位、权力、责任和义务做出严格规定，所维护的正式这样的社会等级秩序。
坦言“吾从周”的孔子为拯救“乱世”而提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即以“周礼”为蓝本，并且作了更为周密的学理论证。
严格的宗法制度虽在西周末年已开始瓦解，但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宗法关系和宗法原则绵延不绝。
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大庄园往往就是同祖子孙合族聚居的大家族。
世家大族维系此类门阀家族，除凭借其社会特权外，人们的血亲观念和儒家的纲常礼教也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以来，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和私有财产的增长，家族内部的矛盾逐渐计划。
儒家学者从稳定社会秩序考虑，极力宣扬传统礼教，提倡“敬宗收族”，将分裂成个体小家庭的同姓族人纳入家族，并以祠堂、家谱、族田等手段，增强家族的约束力和凝聚力。
此类总阻值家族延至近代而不衰。
君主政治
中国的君主政治始于国家政权形成之初，绵延至清朝明灭亡，故有起点早、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不过，其间也有重大变化。
西周宗法时代的君主政治建立在分封制的基础上，集君权和父权于一身的周王运用政治权力统治与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手段控制天下。
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则在郡县制基础上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尽管历代皇帝在政治思想和统治策略上多杂采众说，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对君主政治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看，儒家的伦理纲常强化了君与臣、官与民之间尊卑贵贱的登记差别，传统的社会观念始终将君尊臣卑、官大民小视为天经地义。
基于“家国同构”的精神，历代皇帝依旧保持着君与父的双重身份，包括皇帝属下的官吏，也往往被看作父权的代表。
政治与道德的合力推动君主政治不断朝专制集权的方向发展，皇帝对臣民的人身控制也呈现日益严密的趋势。
从最高权力的更替看，历代皇帝多遵循宗法原则和儒家礼教，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历代的选官制度也多以儒家学说为取舍标准。
汉魏至南北朝，建立在道德评价基础上的推举制是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儒家提倡的孝、悌、廉、贤士评价的重要准则。
科举制创立后，隋、唐、宋、元都有儒家经典的考试科目，明、清科考更是全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出题。
儒家学说及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产物，又对家族制度、君主政治的长期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4课礼制规范
礼仪制度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仪”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礼”是社会政治和行为道德的规范，“仪”是依据“礼”的精神而确立的一系列具体的礼节仪式。
一般单称“礼”，或合称“，礼仪”，皆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涵。
中国的礼仪制度至西周趋于完备，儒家学说中的“礼”即指“周礼”。
周礼的实行范围原本仅限于周王室和上层贵族，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希望回到西周等级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并主张将礼推广至平民阶层。
汉代儒家非常重视礼的作用，认为“礼”是用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于是继绝存亡，对前代的礼仪制度予以重建和完善。
他们不仅对礼的意义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将一系列礼节仪式规范化、世俗化，从治国理家、求学问道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
自此，礼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
宋代以来，皇家和高官显贵对汉代礼节中的繁文缛节虽稍有增删变通，但大体遵行不悖。
民间则因人及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动，出现简省的趋势。
宋代儒家一方面强调“礼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顺应民俗，编出一些适合平民所使用的礼书，是礼仪制度更为广泛地普及与民间生活。
（
道德教化
儒家虽重视礼仪制度的重要作用，但更强调礼应该切合人类内在的情感需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都自觉自愿接受其制约的行为规范。
因此，如何将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建立在高度道德意识基础上的自觉行为，始终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
自孔子开始，历代儒家都致力于从人的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来探讨道德的本质与起源，并据此提出一系列道德信条，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一切行为的起点。
孔子的“仁学”以孝悌、忠恕、信义等为基本的道德准则。
孟子强调“仁义”，提倡大丈夫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汉代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永恒的道德准则，并认为无论尊卑长幼，都有必须履行的伦理义务。
宋明理学家更将儒家的道德准则提升至宇宙本院的高度，要求人们自觉地“明天理，灭人欲”。
历代儒家都认为道德意识的培育关键在于道德教育，所以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
孔子教育弟子即将的行训练置于首位。
道德教化的方式应该身教重于言教，尊者、长者尤须以身作则，成为道德的表率，否则就会造成“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的后果。
宋代以来，儒家学者更加重视道德教化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相应的童蒙读本、闺范守则、治家格言等大量涌现。
所以说，“礼制”的长期施行，实以道德教化为其重要基础。
援礼入法
主要通过教育、劝勉、习惯、舆论的引导而推行的礼仪制度，原本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
但随着儒家学说在汉代被定于一尊，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先前按照法家精神制定的中国古代成文法不断渗入儒家思想，儒家所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礼制规范和伦理纲常，逐渐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准则。
至隋唐时代，以“援礼入法”为特征的法律文本大体成型。
宋元以来的法律修订，也都沿袭了“援礼入法”道德精神。
“援礼入法”的实质是将传统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的原则贯彻到国家法律之中，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
魏晋以后，统治者将危及社会等级秩序的十项行为定位“十恶”，视作不可饶恕，必须严惩的重大最恶。
“十恶”之外的罪行，如果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则可根据其身份地位以及对朝廷的功绩酌情减刑，成为“八议”。
如果是平民侵害权贵，晚辈侵害长辈，则根据尊卑上下和血缘亲疏加等严惩。
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成员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与“援礼入法”密切相关。
第5课儒家文化的传播
辐射东亚
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因儒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所以也称“儒家文化圈”。
儒家思想约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越南，约于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6世纪初，又经朝鲜传入日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儒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日益受人尊崇，嘴尖成为入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越、朝、日三国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是，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越、朝、日的历代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
三个国家都建有崇奉孔子的文庙，定期举行祭孔大典。
越南和朝鲜都仿照中国，以科举制选拔官员，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
日本学生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中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
由于长期的吸收、融合，儒家思想成为越、朝、日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渗入人们的社会观念、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之中，时至今日，上述三国仍保留不少于后总国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
远播西方
欧洲人是对中国文献的翻译、介绍约始于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后，更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得翻译与西传。
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罗明坚曾向欧洲寄回《大学》、《孟子》的部分译文。
长期居留中国的利玛窦贡献尤为卓著，他悉心钻研儒学，不仅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西方，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以很大篇幅对儒学及其社会影响做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
进入17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渐具规模，译文日益完善。
明朝天启年间，金尼阁对“五经”作了部分翻译，刊印于杭州。
清朝康熙年间，寓居中国20多年的柏应理回欧，他在法国巴黎以拉丁文编著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
内容包括作者对儒学的详细介绍、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四书”译文等，并附有中国王朝纪年表。
至18世纪中叶，已有相当数量的儒学著作译本及相关介绍经传教士之手流往西方。
第6课思想潮流的演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曾将西方的天文、算学、地理知识带到中国，形成西学东渐的高潮。
后来由于清政府推行闭关政策，阻绝中西往来，西学东渐之路不复畅通。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来华西人的逐渐增多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西学再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面对中西交汇的“千古变局”，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要求在白吃中国固有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力师西法”，采西学，制洋器，以求自强。
“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洋务派赖以“借法自强”、办洋务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开设各种洋务学堂，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不仅促进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革，也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时势的推移，“西学”的内涵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在器物层面零零星星地学习西方，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一些人明确对“中体西用”论提出批评。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中体西用”论渐趋沉寂。
进化论的输入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官绅支持和参与变法，他们四处奔走，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除了从中国儒家经籍中寻找变法依据之外，康、梁等人还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吸取和借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
其中，最重要的西学理论就是进化论。
1897年，严复在报纸上发表译著《天演论》，将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在书中，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主旨，对进化论进行诠释，并运用这一理论阐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
这给甲午战后面临管分巨祸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以严译进化论为理论依据，维新派进行了广泛的晕轮宣传，深刻阐明了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思想上、舆论上为戊戌变法的政治事件创造了条件。
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道德打压下，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进化论的输入和传播，却为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和后世的知识分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
共和革命思潮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中国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建立牧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掀起了共和革命的大潮。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随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明确将反清斗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
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密谋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
此后，他往来于日本以及美、英等国，继续宣传革命，并深入考察西方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
20世纪初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同情或支持孙中山的人越来越多，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觉醒，他们创立革命团体，发行革命书刊，公开集会演说，猛烈批判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积极传播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大造革命舆论。
尤其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品，风行一时，广为传诵，对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是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孙中山联络黄兴、宋教仁等人，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进而又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集中表达了共和革命的基本理念，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这一纲领在宣传和鼓动革命、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在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党人一面继续传播牧民主革命思想，一面派人回国，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并最终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
第7课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德先生”与“赛先生”
辛亥革命促成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一度给国人带来很大的希望。
然而，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以及随后出现的军阀统治、军阀混战和种种社会危机，又将人们的希望击得粉碎。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引进民主和科学。
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破除陈腐道德封建意识，自觉更新思想观念，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至北京。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对等人先后加入该刊编辑部或为该刊撰稿，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聚集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杰用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形象地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所谓民主，就是要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政治，用民主精神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所谓科学，不仅仅是指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在看待客观事物时要运用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提倡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
新文化运动时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猛烈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旧礼教，大力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道德，打破了传统的精神枷锁，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探求真理的热情，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西文化论战
《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知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
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拒斥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中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
中西完话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地展开。
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明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要内容。
早在19世纪末，在传教士主办的报刊中就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介绍。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与留日学生在向国内输入西方新思想、新学理的过程中，开始零星地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
马君武、朱执信等革命党人也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
这些介绍虽然是片断的、不系统的，但对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欻波。
1918年，李大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等文章，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
1919年，《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多篇介绍马克思生平传略及其学说的文章。
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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