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创造转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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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创造转化
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创造转化
选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283-294页。
问：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形成的特色及影响。
答：
当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引进自由主义，是因为中国受了帝国主义侵略，有了挫折感，把它拿来当成富国强兵的工具。
结果发现自由主义并非最好的工具，更不幸的是，某些野心家表面上拿自由当口号，实际上把别人当做火牛驱使。
这在近代痛苦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
中国第一代讲自由主义的，应该说是从康梁时代开始。
在制度上，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由国会取代君权；在思想上，则有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
过去帝王时代，儒家虽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理想，但这是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
第二代就是五四那一辈人。
对于老一辈的蔡元培先生，我们要给他一个特别的位置，虽然蔡先生并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他对自由主义有重要的实质贡献，这个贡献，至今仍无人能超越他。
蔡先生主张学术自由，并非仅是喊口号，而的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了结果。
他担任北大校长时，北大有了相当高的学术自由，而结果证明非但没有天下大乱，反而大放异彩。
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不管受到多少干扰，知识分子坚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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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仍未死灭。
凡是对学术有相当尊敬的人，咸认为「真理的追求是不应受政治干扰的」。
这个观念与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汇合，产生了重大意义。
另外像胡适之先生，他的思想基本上有许多错误，但他的《人权论集》，却须给予正面评价。
在《人权论集》里，他主张人民应有基本人权，而人权应受宪法保障，应高于政治运作。
（许多人以为我们的宪法是从「五五宪草」而来，事实上，宪法很多重要条文是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先生拟的草稿，基本上是相当好的宪法，对人权如何保障，政府的权力如何制衡，有明文规定。
）
至于胡适说幼稚的民族也可实行民主，这是很不正确的。
事实上，实行真正的民主很困难，要站定脚跟一步一步才能达到，需要各种努力与各种条件的配合。
后来，先师殷海光先生的最大贡献，是他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
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
所以，他的成就是他人格上的成就。
在基本理论上，他并无原创的贡献，只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要义，用中文介绍出来（但因受罗素与逻辑经验论的影响，也有观念混淆的现象）。
他用激烈的反传统观念来提倡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不通的。
（如果人生中的道德成就、思想成就与事功成就均能达于至善之境，这当然是最完美的。
但如果三者不可兼得，我认为道德成就比其他两项更为重要。
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观点来看，人生最大的责任是在生命中以仁爱与勇毅获致道德的尊严，所以在道德上达到很高成就的人，特别令人钦敬。
然而，我们却不可因为一个人已经获得了道德的成就，便以为他也获得了思想的成就；这项混淆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可能产生阻止思想与文化进展的副作用。
）晚年殷先生虽然有了转变，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较成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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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中国传统里有没有自由的观念？
答：
这是一个很繁复、很艰深的问题；但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个简略的答复。
如果问我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的观念，我可以很直截了当地说：
民主的观念最根本的意义是「主权在民」（popularsovereignty）——国家为人民所有，应由人民自治，中国传统中并没有这个观念。
（民选的官员与这些官员指派的部属以及民意代表，在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中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政治行为要向人民负责，而民主的制度必须制定法律使他们不能不负责。
民主的运作必须依据法律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的一切行为都应服从多数，但同时也要尊重少数。
无可讳言地，无论从思想层次而言或从运作层次而言，民主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在「普遍王权」（universalkingship）未被怀疑之前，无法产生民主的观念；而十九世纪末叶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想是导使「普遍王权」崩溃的主因之一。
「普遍王权」的观念是指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王才能获致，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之下，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未曾想到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
（道家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从社会，国家与文明的缠系中解脱出来，以自己内在的资源获得个人的自得与自适。
所以终极地说，「普遍王权」是与道家的人生不相干的，因为道家基本上是反政治、反社会，甚至可说，反文明的。
这当然不是说道家思想后来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没有正面的影响。
西方的自由主义则是要在政治、社会与文明的秩序中获致个人的自由。
但是，在个人尚未离开政治、社会与文明的秩序之前，道家仍然假定社会、政治与文明的秩序还是由君主统治的。
）左派王学与黄宗羲的思想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了帝王专制的痛苦，黄宗羲并曾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但在实质层面他们并未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的架构。
虽然儒家有「从道不从君」的观念（这是儒者站在「道」的立场对无道之君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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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悲剧精神；朱熹释「忠」为「尽己」，其言甚善，儒家所谓的「忠」并不是无条件地要人做君王的奴隶〕，但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归根究抵仍是一元论的、政教合一的「圣王」观念。
有道之君要为人民谋福扯，故孟子有「民为贵」的话，然而，这是来自政治道德化的思维，即使表面上与民主观念中所包含的「民享」观念相通，但因来源不同，不可与民主观念相棍淆。
民主观念所包含的「民享」，在理论上是政治运作的自然结果（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
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亦即民有；人民有权利，也被假定有能力自治，亦即民治；自治的措施一切为人民，亦即「民享」，所以「民享」是民主的自然结果。
简明地说，「民享」就是人民自己为自己。
儒家中「民为贵」的思想来源与这个「民享」观念的来源完全不同，是从上而下的关心。
孟子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指谓「天命」是由民意所显示，同时衍生出来人民有权对无道之君的苛政加以反叛（「替天行道」）的观念。
但这并不表示就是民主，因为「天命」虽由民意所显示，但并不传入人民手中：
如果反叛失败了，天命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君王手中，如果反叛成功了，天命便传给下面一位「真命天予」的手中，人民的地位并无改变，仍然是需要君王统治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
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
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而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也产生了可以实行民主的变化。
正因为我们传统中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所以我们在努力实行民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特别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被野心家和头脑不清的文人的说辞与障眼法所迷惑或玩弄。
自康梁以后，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都有人主张中国传统中原有民主的论调。
那种说法，即使不是由于自卑心理在作祟——看见西洋的好东西，就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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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也有，——也多半是牵强附会的结果，或是为了政治利益所做的宣传工作。
我们必须认清一点：
因为我们传统中并无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所以在中国实行民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有了实行民主的要求而客观上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可以配合。
有了这种思想上的了解与警惕，我们就不会以为继续保持或发扬原有的「民主」就是实行民主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
（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可做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
）
至于中国传统中是否有自由的观念？
这个问题就更繁复了；因此，我在这里反而无法详论。
首先，「自由」这个语汇在中国传统中并不是役有，在杜甫的诗中，「自由」一词曾出现过四次（我想在别的地方也可能出现过；但在《庄子》中却无此词，只有「自得」、「自适」、「自善」等语汇，《孟子》有「自得」，却也无「自由」一词），如「朝光入瓮墉，尸（一作方）寝惊弊裘，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
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
」又「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杜甫在这里所谓的「自由」，是一种自由自在、心中觉得舒服畅快的感受，这种感受当然是自由主义所赞许的；但这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讲的那种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说，传统语汇中的「自由」一词，并不能代表自由主义所说的观念。
但如果说自由主义中一个主要的观念是「人的道德自主性」（themoralautonomyofman），那么儒家的「仁的哲学」的确蕴涵了这个观念。
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也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是儒家哲学传统中最有生机〖287〗
的一部分，历代都有或多或少的阐发与肯定。
不过，儒家思想中虽有这个观念，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因受了许多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经常与违反自由主义的观念与行为缠绕在一起，以致在传统的中国，它的实质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一些学派中甚至有倾向或变成形式主义的现象。
所以我们只能说儒家的「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藉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完美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康德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是一个目的，而非别人的手段；我们在社会中可以有很多关系，但在性质上，不能变成我是某人的工具，某人是我主人的关系，意即每个人在自由中才能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与尊严。
不过，我们不能说我们传统中确有自由主义的发展（此处「基础」与「发展」应做一区分）。
另外，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哲学特别强调的自由制度（包括法治与自由经济制度），是源自洛克、亚当斯密、休谟对于社会秩序的了解，换句话说，是一种建基于社会理论（socialtheory）的政治哲学。
这个思想传统，在廿世纪，因博兰霓与海耶克两位先生的贡献而得到更精深的发展。
（周德伟先生译有《自由的宪章》，夏道平先生译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殷海光先生译有《到奴役之路》，均可参阅，以上都是海耶克先生的著作；博兰霓先生的著作还没有中译本，而且极难迻译，译不好反而产生误解，最好能看原著。
）这个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观念，我们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
概括言之，自由——从外在的观点来界定——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所能遭遇到的外在的强制的压力（coercion），已经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的境况。
英国式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
只有在法治、民主与自由的经济制度中，个人所遭遇到的别人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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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的强制的压力可获减少至最低程度。
易言之，自由是指每个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已经可以尽量免于外界的强制的干扰与阻碍。
中国过去可以说并没有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与秩序。
然而，在获得了外在的自由制度与秩序的保障以后，如果一个人内在的意识被怨恨、恐惧与无知所占据，他仍然是没有自由的。
一个人只有在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享有自由。
根据这些资源，在人生中才能以自由意志获致道德的尊严——这是从内在的观点来界定自由。
在这方面，儒家仁的哲学所建立的成人之教是可与康德底道德哲学汇合而产生正面贡献的。
在结束我的答复之前，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虽然外在的自由与内在的自由，在理论上，都同样重要；但，从实际的观点而言，建立自由的制度是首要之务。
如果次序颠倒：
我们内在的自由资源很充沛，而外在的自由制度却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以致个人并不能免于别人所能施予的强制压力到最低程度；那么，「自由」仍然只是口号而已。
问：
请您谈谈自由与权威的关系。
答：
自由与权威是相辅相成的，有着很微妙的关系。
所谓权威，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真正的权威（让人心悦诚服的服从），一是强制式的权威。
现在一些民主已高度发展的国家，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家都要求自由，并要求自已做决定时，一切的权威都不再被信服，包括教会、学校、父母、经典等。
人的创造力很有限，而真正的创造又需要靠传统的架构才能进行，于是，当各种权威发生危机而解体时，个人所依据做决定与创造的资源就少了，因此，独立判断力便逐渐萎缩。
在这种不需要权威，不需要传统的意识中，个人的心灵遂成为真空，只有盲目的跟着流行的时尚走。
这也就是说「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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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做决定」与「我是否有能力做决定」混淆了，甚至以为只要有权利，就假定自己也有能力。
（当然，盲目的、非思想性的信服权威也是创造的障碍。
）尤其在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广告充斥，不只社会商业化、文化商业化，连政治竞选也依赖广告术。
台湾现在是富裕了，大家有钱花，但怎么花，很多不是自主的，而是受了广告术的影响。
当然富裕是好的，要实行自由民主，富裕是一个经济基础，但实行自由与民主所需要的基础或条件很多，只靠富裕并不够。
真正的自由能使人过更合理更富创造性的生活，如果我们都成了广告奴隶，那与失去自由并无两样。
现在很多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们这方面的反省还不够。
自由主义的发展不能完全靠政治力量，也要靠社会力量带动，如今台湾已有相当的社会资源，问题只在怎么突破，只要企业家观念一变，或多或少的投资一部分力量在社会事业、文化事业上，不久就会有实质的成效。
譬如最实际的，我们应该有个基金会，好好翻译基本的现代经典，这样一来，台湾的理论层次就可能提高。
问：
您认为应如何脱离广告的控制？
答：
从理论上讲当然很容易，实际要做却很困难。
最重要的，不能只喊口号，要培养一些具体的兴趣。
譬如，知识界应在学识的边疆开拓自己，不能只炒冷饭，非但要「有中生有」，还要「无中生有」，另外可以多读第一流的文学著作（二、三流的东西并没有用），多参加讨论等。
对于一般大众，应该提倡精致文化。
有了高水平的东西，谁还看粗俗的呢？
这就是自由竞争。
另外我们还应建立影评与剧评权威，这么一来，粗制滥造的当然会遭到淘汰。
问：
您认为自由主义中最了不起的智慧是什么？
答：
艾克顿公爵（LordActon）说过一句名言：
「权力趋向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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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
」
我个人认为艾克顿的话，是人文世界中一个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这是非常深刻而有智慧的认识，与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整个相反。
中国人的理想是用一个道德圣人做政治领袖，所以，注意的是人格修养的问题，而非如何用制度防范权力腐化的问题。
因此，政治领袖在中国常常利用了圣人的形象，而从事政治活动。
西方认为即使是「圣人」，也有腐化的可能，所以，我们要用制度来制衡他腐化的可能。
儒家思想虽然经过「创造的转化」，可以成为发展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但就运用制度防止腐化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确比我们高明。
问：
您曾多次提到我们必须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否可再做一点说明？
答：
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
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
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做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
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
历史是继续不断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
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问：
依您看，台湾这三十年来，在自由主义上有什么具体发展？
答：
我觉得很高兴的一点，就是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还没有很高深的成就，但在实际运作上，也就是对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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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
譬如大家都知道人应该有人权，司法应该独立，选举必须公正公平公开，反对意见并非意味动摇国本，法治是「法律主治」（ruleoflaw），并不是古代中国法家思想所谓的「依法而治」（ruleby1aw），政治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腐化等。
像这些基本观念大家都已经搞清楚了（从过去的辩论走到结论），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自由与民主的理论，倒可不必太担心，因为当我们一步步在实践中走向自由民主时。
我们自然会发现一些我们所特有的问题，这些特有的问题会刺激我们产生更好的看法和理论。
另一个我觉得高兴的是，台湾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如钟理和、黄春明、陈映真（并非指全部作品）。
问：
您认为台湾在发展自由、民主上，会遭遇到哪些特有的问题？
答：
我离开国内已很久，偶尔回来也不能长时间停留，对国内情况谈不上深刻了解，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希望当政的人不要把自由主义看成是那么可怕的东西，以为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自由与民主，而自由民主的运作，应真正扩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即使执政党的自新也要靠这种运作）。
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与民主是指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而言，不是政客们在搞宣传时所说的那一套。
只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我们这个社会才能真正的坚强与团结。
（这里所说的团结不是指「你放弃你的『偏见』，拥护我的『真知』，这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团结起来」。
这种强制式权威所造成的「团结」，并不坚固。
而在自由的价值结构中，经由开放的民主程序所得以巩固的「共识」与休戚相关的团结却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坚强。
）
现在很多人要求开放党禁，如果从其他国家发展自由、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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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来看，政党政治的确是一个常轨。
所以，原则上我们应该实行政党政治，实行以后，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那些问题，不可因噎废食与基本原则混淆一起。
我只能说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实行政党政治，但这中间有什么技术问题，我并不了解，党内党外有多少人真正献身自由民主，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不能不负责任地说现在适不适合开放党禁。
不过，我认为政府应该切实拟定开放党禁的时间表，使中国政治逐步走入民主政治的常轨。
问：
台湾未来的文化思想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答：
在传统文化崩溃时，我们介绍西洋文化，往往因着一个特别需要，或者一个浅薄口号，而非系统性或通盘性的，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西洋文化表面上是了解了，而对西方历史发展却无整体的认识，于是对西洋文化的看法便不够精微与灵活。
怎么样才能不失去自己，而又能以开放的心灵具体而系统的了解西方呢？
第一、我们必须从阅读教科书的心理解放出来，以为读一本西洋哲学教科书就能了解西洋哲学，这种想法不能再有。
应该研究中西经典著作，中西古典的经典与现代的经典均需同样的重视。
（这个意见我说过已经不止一次了。
如果能够真正有效地实行起来，我觉得的确是突破我们思想界困境的一项重要途径。
但，经典著作——正因为它们是经典著作——是很艰深的，而且每部经典都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导，努力硬读是不易了解的。
但青年们在这方面是否能够获得适当的指导呢？
如何使青年们获得适当的指导？
这是应该重视的一些问题。
）
这样做，我们是否容易被经典镇慑住呢？
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很危险，但我们却有办法不被经典罩住，就是必须对自己特有问题加以关注与了解，我们研究西方，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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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解决我们特有的问题，所以只可把西方的东西当参考，而不必成为他们的信徒。
也就是突破讲口号与形式推演的层面，完全站在解决自已问题的立场。
第二，要建立批评制度。
现在大报副刊已从茶余饭后的小品欣赏，提升到思想论述的层次上，这方面，《中国时报》高信疆先生与《联合报》痖弦先生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但这也带来了某些危机，因为大众传播的力量太大了，万一用不好，反而带来不良影响。
好文章不易产生，能写好文章的人又有限，于是发生一种现象，那些老是出现的中级文章，变成最具影响力的了。
你说他没有程度，他又有；你说他有，又好像没有。
这个问题不易解决，但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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