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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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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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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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济学人正在发生历史性裂变

第一章国企改制误区

国企屡改屡败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

吴敬琏加速国退民进的主张缺少理论依据

陈淮无法回答的9个改制问题

张维迎不该把工人视作累赘和包袱

张文魁不知道民营企业靠什么过日子！

国资委专家的几本糊涂帐

朗咸平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自惭形秽

主流经济学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战略盟友

为什么现阶段一定要保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传统国企不是真正的公有制

厉以宁的新公有制是假公有制

什么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公有制？

公有制企业的四大改革方向

如何善待公有制企业老总？

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公有制

案例：

诸城改制走错了一步棋

诸城国企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二章银行改制误区

张五常吴敬琏误判了银行坏帐的真实成因

银行股份制和民营化都不是灵丹妙药

建立中国独有的信用体系比银行改制更重要

第三章宏观经济误区

林毅夫不该被统计数字所迷惑

为什么吴敬琏萧灼基会发生一场庸俗争论？

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一个新式武器

第四章就业问题误区

高小勇的改制增加就业论无法成立

巴曙松无法冲破的一个就业怪圈

第五章三农问题误区

单纯粮油提价无法长久维护农民利益

小额农贷不能普惠农民

维护农民民主权力面临的难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缺少一个治本之策

第六章国际贸易和招商引资误区

主流经济学家认不清美元的真实面目

中国是帮助美国经济繁荣稳定的活雷锋！

中国有能力把汇率生成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七章基础理论误区

茅于轼先生的三大困惑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思想混乱的根源!

后记：

为什么要向经济学权威发起挑战！

前言：

中国经济学人正在发生历史性裂变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研究如何为普天下的全体老百姓最大化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学问，经济学家担负着创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责任，但是值得万分小心的是，由于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工具资源、技术资源、政治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并且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此消则彼涨，你多我则少的利益波动差。

因此，即便是面对同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若孤立地站在各自单一的阶层上看问题，就会横看成岭侧成峰地得出截然不同自相矛盾的结论。

　　由此可见，经济学这种特殊的学科特点也就对当今的经济学者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不管他是一个洋经济学家，还是一个土经济学家，在掌握了必要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后，只要他能深入到最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中去，深刻地了解不同阶层成员的所思所虑和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再抽身而出，站到一个不属于任何阶层的新高度，再系统全面审视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他就最有可能找到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有效系统全面的，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量动态最大化的和谐社会建设方案。

而高高在上闭门造车，或者被某个阶层所收买，甚至已经加入到既得利益者队伍中的所谓经济学家，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渊博，头衔多么眩目，如果他们不深入到各行各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如果他的思想不能抽身而退，独善其身；如果他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已经被金钱权势利益所吞噬；如果他认识不清在物欲价值观至上的当今世界竞争永远会重于合作这个事实而甘愿拜倒在美元霸权的石榴裙下。

那么，他的头衔和聪明才智不仅不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造福，而且还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招灾。

因为他站在自己狭隘的阶层立场上由于视角关系已经看不到岌岌可燃的经济地火，或者是因为趋炎附势心态太迫而故意对滚滚地火视而不见，因此他才会大肆发表;一枝独秀;等此间乐不思蜀的经济怪论；因为他已经充分品尝到了;效率优先;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他就大旗一挥天衣无缝地遮挡住了本阶层制造的种种的严重的非公平黑暗；因为他太害怕再回到等贵贱均贫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年代去了，因此他就借坡下驴地搬出;发展会自然稀释矛盾;的堂皇说辞来自我安慰地麻木地面对因本阶层贪得无厌造成的霓虹灯越亮灯下泪水越多的社会现实。

这样的经济学家最容易一错再错走火入魔地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到万劫不复的死地。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人正在发生着这样一种泾渭分明浊清有别的历史性裂变！

本书将列举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几种主要观点，就事不就人地加以评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个人观点，欢迎主流非主流和民间经济学人展开公开公平讨论，共同营造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第一章国企改制误区

要搞市场经济，就应该给参与竞争的公有资产找到具体负责任的人，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要实现公有资产的责权利明晰到人，完全可以继续依靠工人阶级，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平等持股的形式，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资产全部或部分买下，或把资产折算成负债长期租赁下来，把企业变成由全体职工股东共同拥有的，资产可以在市场上合法周转流通的，企业管理层由全体职工股东大会网络民主推选监督的或由董事会选聘监督的，人人基本均股的股份合作制。

这种股份合作制是标准的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的实现形式，诸城经验显示股份合作制有强大生命力。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固执的认为，要给参与竞争的公有制资产找到具体负责任的人，就只有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卖给少数人，实现管理层持大股式的MBO这一条小道可走。

这种管理层持大股式的股份制，会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是一种典型的私有制，是我们反对的对象。

国企屡改屡败标志着主流经济学的失败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了权力谁就想捞一把，致使公有制企业无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只能给国家增加包袱，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应尽早给企业找一个所有者，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也总比被捞的一点不剩后再想起来变卖强，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又称;冰棍理论;。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把公有资产的所有权，半卖半送给少数人，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国企职工变换身份成纯粹的雇佣工人，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是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等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资委和政府部门的部分官员以及许多公有制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而反对这项改革的人是非主流学者、民间学者、有责任感的政府官员和几乎全体的数以亿计的城镇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家人，甚至包括近十亿计的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村集体资产的非法流失早已深恶痛绝的广大农民。

我81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至今已经有24年了，除了84-87三年大学生活外，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企度过的，可以说，我亲身体验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

邓小平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是否经的住检验，我们这些国企老职工最有发言权。

我通过20多年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国企只所以会衰败到目前这种田地，根本的原因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被仆人篡位和主流经济学家改革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结果。

经济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科，因为任何一个经济要素基本上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各个经济要素之间还存在着或正向或反向的联动关系。

同时，经济学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彰显经济理论的价值。

因此，这就要求经济学家时时刻刻要用运动的、系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只有做到这几点，他的理论才能够自圆其说，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但是，自8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由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只所以屡改屡败，致使国企衰败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完全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用静止的、孤立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致！

例如，微观上，在国有集体企业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就怂恿国家贸然启用了物质刺激办法，致使企业迅速走上了拚设备拚能源滥发奖金的危险道路；此路不通后，仍然在未理顺好责权利关系的前提下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启用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由于这些厂长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又被极大的弱化，这些厂长经理们自然会只为官，不为民，只为己，不为国地产生短期化、内耗、贪污腐败行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迅速流失和企业全员团队精神的消耗殆尽，而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置若罔闻；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陷入进退失据，内部问题突出暴露的紧要关头，主流经济学家又怂恿国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于打破行业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经济成分参与几乎涉及一切行业的全方位的竞争，造成了国有和集体企业除了要背负责权利不明的体制包袱外，又背负着离退休人员负担、赋税不均负担、财务管理受限制等负担带病上阵，与那些轻装上阵、可制假售假、可偷税漏税、能送回扣抛红包的、优惠政策优厚的各种私有民营三资等经济成份昏天黑地展开了一场规则不一的、显失公平的激烈竞争，致使国有和集体企业元气丧尽，滑落到目前这种任人宰割的死地；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慢于企业改革，各级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又不暴露劣绩，就敦促银行用贷款给奄奄一息的企业喂奶，长期维系着企业明盈暗亏的局面，致使后来出现了银行断奶后，企业僵尸问题和金融坏帐问题的凸现。

再例如，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模棱两可，被迫在价格问题上采用了双轨制，巨大的差价诱惑,致使官倒现象高干子女经商问题蔚然成风，首开先河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自身形象，而主流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效制止的办法；在行业管理上，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一会搞横向联合、一会造航空母舰、一会又搞兼并重组，拉朗配式的包办婚姻最终抖散了企业的筋骨；在市场管理上，完全不顾市场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种经济实体在各个行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使得社会总资金的利润率迅速下降，致使技术含量低的行业的竞争迅速进入白热化，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项目却无人无力问津；让人费解的是，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又怂恿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几乎同时出台了全员合同制、职工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费等需要让城镇居民捂紧钱包、拚命储蓄才能应对的所谓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一下子把老百姓的消费热情打入到九泉冷宫，再加上银根收紧和银行的商业化，中国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终于浮出了水面；主流经济学家怂恿国家开设股票交易市场的初衷就是让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没有预料到股市操作的难控和股民过分投机的恶果，更没有提前采取预防措施，银行、企业、个人纷纷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股市，更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短缺，更加剧了需求的不足。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大多数公司都是经过乔装改扮包装上市的病态公司，责权利不明和蛀虫泛滥的病源并没有根除，而违轨资金又天量入市，中小投资者又难识庐山真面目，这种种的阴差阳错终于给中国的股市种下了骑虎难下的祸根，那些能够上市融资的企业，却是以圈钱为目的，圈得的资金，大多被任意挥霍，真正能用到生产经营上的却很少。

本来，克服这种乱象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财产登记、帐户唯一、货币电子化，利用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对每个交易帐户进行有效监管，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故意南辕北辙，净出些独立董事、二板市场、全流通、开放基金、银行民营化等弄巧成拙的损招。

甚至最近，当股市出现剧烈下探行情的时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竟公然指责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故意挑拨股民对政府的不满，以次来推卸自身责任；面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从贫富分化这个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怂恿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明白人算算帐就可以清楚，在腐败昌盛，财产往来不透明的环境下，国家每投资一个亿，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变成实际购买力的货币能有几何呢？

而其中的大获利市者是不会热心于用赚来的钞票大量购买实体商品的，他们对储蓄，对股票投机，甚至对资金出逃，或者购买能保值的房地产更感兴趣，政府千辛万苦通过向老百姓借债，向银行告贷，甚至通过超量印发钞票筹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宝贵资金，犹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变成了加剧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的炮弹；当实施多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3年-2004年引发投资过热后，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不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资过热的责任推卸到政府干预和银行的国有化身上，极力怂恿国家对国有银行也实行民营化；更为滑稽的是，面对持续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主流经济学家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占总人口90%以上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的收入水平上，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让普通民众也尽快享有助学贷款、消费信贷、创业贷款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高薪养廉上，千方百计提高公务员薪金，千方百计为国企老总们争取高额年薪，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公务员和老总加薪，工人农民伤心，有财政能力的地区部门加薪，无财政能力的地区和部门离心，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增加富人的货币量，并不象增加穷人的货币量一样能同步增加社会的实际购买力，给富人加薪，实质上就是给实体经济抽筋，给全社会压包袱，通过连动关系扩张出来的货币完全是虚假且危险的泡沫。

目前，极为危险的是，由于连续的政策失误，政府几乎耗费殆尽了计划经济重积累轻消费时代和改革初期积攒下来的国有资产和政府信用，甚至已经大量透支了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政府背负的公务员工资福利，离退休人员工资，国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三农等包袱却异常沉重，入不敷出已成定局。

也许是出于有病乱投医的慌乱，也许是出于拆东墙补西墙苦维稳定的无奈，也许是出于对短期出政绩的过度渴求，也许是出于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自私，总之，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似乎更加乱了方寸，任凭所剩无多的国有资产和城镇及农村土地当成了最后一块可供鲸吞的残羹。

试问，当这最后一块残羹被吃净分光以后，面对几亿无产无业的国民，国将何国呢？

　　懂得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也是失业率上升、工农收入下降、刑事案件上升、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可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积极促成各届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有效地利用财产登记和税收杠杆，有效防范住非法的和非合理的贫富分化加剧的趋势，却是火上浇油极力怂恿政府把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盲目招商引资，盲目追逐几乎已毫无意义的GDP，甚至把促成私产入宪，当作了工作的中心内容，岂不知，一只伸过太平洋的巨大黑手，在善良的中国人面前挂起的硕大而又美味的诱饵，正在引诱少部分中国人带领大多数中国人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一些良心还没有彻底泯灭但看不清楚真相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天真的认为，只要对弱者群体实施了社会保障，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他们却不仔细想一想，一旦全中国的生产资料基本上都被惟利是图一毛不拔的私有业主和外国资本家所牢牢控制，谁还愿意为世界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买单呢？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难道不会再一次席卷中国吗？

20多年国企改革的实践证明，鼓吹市场万能，否定政府干预，鼓吹私有化万能，不具体分析国企衰败的客观原因而一口咬定公有制都是没有效率的，鼓吹国内市场应该无原则的向国外开放，反对保护民族产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难圆其说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剧了国企的衰败。

其实，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2004年8月24日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时，已经在无意中承认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无能，例如他说;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

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

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圆其说的独立的系统理论，郎咸平先生说主流经济学家是靠;拍脑袋;做决策的结论是正确的。

案例：

80年代我在一家国有百货公司担任会计，当时火柴的需求量很大，也很紧俏。

一盒火柴的国家零售定价是5分钱，可是自由市场能卖到2毛钱。

我的一个同事利用当仓库保管员的优势，通过请客送礼贿赂经理等各种手段把有限的货源几十箱的弄到手，交给他的个体户老爹转手倒卖，每箱利润可达50元以上，这在月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的时代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时我记得，国家的零售营业税大概是按照营业额的3%计征，批发营业税按毛利率的10％计征，可是我的这位同事的父亲，当时只在集市上摆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也几乎不征税，而与他们竞争的国营门市部和供销社根本不敢卖2毛钱这个价格，必须按照规定执行国家定价的5分钱，若不执行国家定价，这个门市部经理肯定会被撤职，并且他们也很难能弄到火柴这种紧俏商品，即便是弄到了，会计也必须按照实际销售计算提取税金。

国营和集体等公有制企业的垮台，窥一斑而就可见全豹了。

吴敬琏加速国退民进的主张缺少理论依据

200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急迫的对国资委成立后加速国有经济产权改革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要坚决执行有进有退，布局调整。

现在应该退的，好多都没有退。

这里有两个障碍，一是有的部门不太愿意执行，认为国有经济削弱了，执政基础就会被削弱。

二是退的时候腐败很严重。

建议国资委赶快拿出条例，就是退的时候产权变动要有规则，否则过两天乱子又来了。

第二，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赶紧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再把法人制度建立起来。

第三，由国资委统一行使股东的权利，另外国资委不直接决定公司的重大政策，公司的重大决策是董事会定的，不是股东定的。

就是这么三件事，如果这三件事做到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就能够有条件按照现代企业运转。

】

让我们一起按照吴敬琏先生加快国退民进产权改制的思路走一走，看一看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

假如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共有200个社会成员,有100个成员有劳动能力,分布在36个行业里就业，每个行业约有3人工作，这个市场里的货币供应量是1000个金属铸币，每个铸币货币单位为1元，36个行业进行生产所需要原材料都取自自然，没有中间产品。

假如劳动生产率处在每个行业的3个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每一周工作5天就可以生产出全体社会成员对本行业所需要的全部物质产品或服务,人们普遍没有把货币当作财富而储藏起来的嗜好，产品和劳动力既没有出现剩余，也没有出现不足，物价平稳，社会稳定。

某一天，一个人突然聪明起来，他寻思到，既然货币可以换来其他行业的任何产品，我为何不储存更多的货币，而摆脱每天8小时每一周5天的辛苦劳作呢？

为了达到储存更多货币的目的，他想方设法把本行业的3个人改制成具有现在企业制度的公司，一个人拥有了公司的几乎全部产权，并成为公司的管理者，并且赶走了一个劳动力，加大了另外一个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并把其劳动时间延长为每天干12小时每一周干7天。

虽然仅剩的这1个劳动力,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真正提高，但是在劳动强度增大和劳动时间延长的情况下，仍然生产出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本行业所需要的全部物质产品或服务。

改制后的第一次销售，产品也全部卖了出去，换回了3元货币，但是这3元货币，被公司的管理者，那位聪明人拿走了2元，在岗的劳动力仍然获得1元，而已经失业的那一个劳动力却没有获得1分钱。

聪明人储存起来1元钱，用另外的1元象往常一样购置了生活用品，在岗的劳动力仍然用1元进行正常生活消费，而已经失业的那一个劳动力没有钱购置生活用品。

改制后第二次产品销售的时候，虽然本行业继续生产出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本行业所需要的全部物质产品或服务,但是因为有1元货币退出了流通导致了社会总有效需求少了1元，产品就只销售出了约（100-1）/100，出现了约1%的产品过剩。

并且这种产品销售萎缩的局面，要分摊到36个行业共同承担，每个行业每次产品的销售萎缩率都以接近（100-1）/100的速率递减。

第二次产品销售完成以后，那个聪明人又储存起来1X99%元钱，用另外的1X99%元象往常一样购置了生活用品，在岗的劳动力只能用1X99%元进行生活消费。

改制后第三次产品销售的时候，虽然本行业有继续生产出全体社会成员对本行业所需要的全部物质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但是接受第一次产品销售萎缩的教训，因此这一次的产品实际生产量只是生产能力的99%，也开始了萎缩。

但是，即便是这99%的生产量，这一次也没有完全销售出去，而是只销售出了约99%X〔（100-1）/100〕的量，呈现出继续萎缩的趋势。

因此，本行业仅剩的那个劳动力的也不需要每天干12小时每一周干7天了，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也不需要每天干8小时每一周干5天了，因为聪明人违背常规，储存起来了1＋1X99%元钱，已经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货币短缺，造成了劳动力相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来说的相对过剩。

在第一个聪明人的感召下，各行各业的都涌现出了许多聪明人，各个行业都一窝风进行了改制，每一次产品销售后，大量的货币就被各行各业的聪明人储存了起来而退出了实体经济的周转。

造成实体经济的货币短缺更加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压力继续增大，生产萎缩不断加剧，36个劳动力失业，在岗劳动力收入持续减少，聪明人积聚货币的速度也不断放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正是因为产权改制让聪明人拥有了对生产资料的绝对产权，从而在劳资分配过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造成了劳资分配的悬殊，也为聪明人把货币当作利润财富大量储存起来提供了可能，所以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货币短缺，造成了商品买不出去，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经济衰退、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

造成中下阶层民众生存更加艰难，怨声载道。

那么，接下来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生产继续萎缩，失业率继续上升，社会矛盾自然就会加剧恶化。

为了制止这种不利局面，政府只能被迫开始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不断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以此来弥补被富人当作利润大量储存起来的货币。

假如第N+1次销售，36个行业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每个行业都换回了3元货币，这3元货币，其中一个行业公司的管理者（那个最早的聪明人）拿走2元，在岗的劳动力仍然获得1元。

被解雇那一个劳动力没有获得1分钱。

聪明人储存起来1元钱，用另外的1元象往常一样购置了生活用品，在岗的劳动力仍然用1元进行正常生活消费，其余35个行业没有人储藏货币。

已经失业的那一个劳动力用政府财政资助的0>.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购买了生活资料，政府为了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开支完成了0>.5元。

这样的话，在第N+1次的产品销售中，最早的聪明人储藏起来了1元货币，虽然市场的有效需求没有萎缩，生产正常进行。

但代价是，货币总投放总量却在生产总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到1001元，政府财政赤字增加1元，1个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倒退了50%。

第N+2次销售，36个行业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每个行业都换回了3元货币，这3元货币，其中这个行业公司的管理者（那个聪明人）继续拿走2元，在岗的劳动力仍然获得1元。

被解雇那一个劳动力仍然没有获得1分钱。

聪明人继续储存起来1元钱，用另外的1元象往常一样购置了生活用品，在岗的劳动力仍然用1元进行正常生活消费，而已经失业的那一个劳动力又获得政府财政资助的0>.5元最低生活保障，为了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开支又要增加0>.5元。

这样的话，在第N+2次的产品销售中，聪明人储藏起来了1元货币，虽然市场的有效需求没有萎缩，生产正常进行。

但是代价是，货币总投放总量却在生产总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到1002元，政府财政赤子又新增加1元，成为2元，1个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继续在原来水平的50%上徘徊。

依次类推，大量的货币就被各行各业的聪明人储存了起来而退出了实体经济的周转。

政府就要不断增加货币投放量。

只有当：

政府新投放的货币量≈富人新储藏的货币量

时，经济才能基本平稳增长，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稳定。

宏观经济由此就形成对货币增发和财政开支的依赖。

表面上看，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