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语言特点及对教学内容的建议》docx.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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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交织着两条主线:

“我”的归乡一一离乡以及祥林嫂之死。

首先,“我”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待到第三天,便决定离开。

一方面因为与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与周围一成不变的环境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拷问让“我”碎不及防,以“说不清”搪塞她之后,内心始终不安,直到闻其死讯,百感交集。

其次,是祥林嫂这条主线。

她在某一年的冬初瞒着婆家来到鲁镇,在卫老婆子的引见下,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

她做工毫不含糊,周围人都说比男人还勤快,她很满足。

新年刚过十几天后,她在淘米的时候被卫老婆子和婆家人绑回去了,为了给婆家的二儿子娶媳妇筹彩礼,祥林嫂被婆婆卖给了贺家的贺老六。

祥林嫂经过激烈抗争无果,最终嫁给了贺老六,并生了一个儿子。

有一年的秋天,祥林嫂回到了鲁四老爷家,这时的她连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丈夫感染伤寒而死,儿子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逢人就复述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丧命的故事,人们从一开始的同情渐渐变得厌恶和冷漠。

鲁四老爷家忌惮祥林嫂败坏风俗,不准她插手祭祀的事务,逐渐孤立了她。

为了死后不受苦,在柳妈的建议下,祥林嫂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但仍然受到鲁四老爷家的冷遇,最后被打发走了,在“祝福”的热烈氛围中孤独地死去。

鲁迅难以走近的原因在于大多数读者习惯跳开原著,直接阅读评论,对作品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而评论或有政治因素的深刻烙印,或可能是作者的断章取义,致使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反而因缺乏相关知识背景,而障碍重重,对解读文本没有实质帮助。

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大部分教师之中,从而导致教师无法引导学生走进真实的鲁迅,于是在语文学习中普遍存在师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没有理解鲁迅的遣词造句与人物形象和文本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

《祝福》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语言现象是语言的“唠叨”,这看似与作者始终奉行的“力避行文的唠叨”和“对语言的洁癖（周作人语”矛盾。

但从安排语言的目的来看,并非如此,周先慎曾在《简笔和繁笔》中提出:

“‘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

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

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

这可称为以繁胜简„„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

《祝福》中的相关语言现象恰恰呼应了这点,读者通过品读小说精妙的文本语言,找寻与作者的情感共鸣,产生内省和反思的意识。

除了语言的重复性,《祝

福》的语言特点还表现为用词的精准性和模糊性的有机结合。

在描写祥林嫂落魄的形象时,没有繁复的形容词,而是连续运用了七个数词“一”,使她看起来是如此萧索。

以五个时间词分隔出故事发展的层次,从中可以对鲁镇民众和“我”这一群体对祥林嫂的情感态度的轨迹窥见一二。

最后文本还体现了叙述者语言和对话语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2.1.巧用反复

2.1.1.重复出现的虚词

（1“她张着口怔怔地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

”

（2“祥林嫂似乎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

（3“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

”

祥林嫂不断重复阿毛的故事,鲁镇人逐渐开始厌烦这种重复,反复地念叨切身之痛必然是因为悲痛之情得不到排解,然而人们的那几滴眼泪如做戏般落下,鲁迅用戏谑的笔调如此讽刺道: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

对于鲁镇人而言,祥林嫂的遭遇只是谈资,她们的同情并非出于真心,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可见一斑,多么的惺惺作态。

人们的这种麻痹让祥林嫂感到恐惧和无助,她只得掩藏起情绪,让外人察觉不到她情绪的变化,因此鲁迅用了“似乎”一词,体现了祥林嫂被冷落的萧索处境。

（4"（四叔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

在祥林嫂刚刚到鲁四老爷家做工的时候,她正新寡,鲁四老爷忌讳她的身份,不愿留她做工,只是“我”的四婶“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

”

可见,鲁四老爷虽然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但仍然忌讳颇多,从始至终都对祥林嫂存有偏见和鄙夷,丝毫没有怜悯和同情,甚至以“这种人”统称之,言外之意便是祥林嫂如今的命运是她咎由自取,一点也不可怜。

（5“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

（6“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

”

这句话隐含着一组“变”和“不变”的关系:

变的是祥林嫂的人生际遇,不变是鲁镇人的冷漠和麻痹的生活状态。

祥林嫂失去至亲,却雪上加霜,受到鲁镇人的厌恶和排挤,可以从以下句子窥见一二:

“四叔„„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但音调和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

鲁四老爷从一开始只将祥林嫂看作是劳力和工具,“似乎”一词看出他丝毫不同情祥林嫂的境遇,恰恰认为败坏了风俗,可说是冷漠之极了。

鲁四老爷书房的长桌上有副对联,其中一边写道: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可是他的所书与其所行却难以对照。

（7“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

（8“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

„„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

（9"‘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

”

（10“什么时候?

一一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

一一我说不清。

”（11"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

”

上述六个“说不清”,除了第九句,其他都准确地展示了“我”从陷入自责到迅速消解自责的心理变化过程,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何尝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用干净利索的笔触刻画了丑陋的国民劣根性:

不愿正视自身的缺陷。

第9句是鲁四老爷家短工对于与自己同属一层社会地位的祥林嫂的死的完全漠然和麻木的态度,读来更令人感到寒心。

这也是鲁迅通过重复的语言刻画出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12“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

”

（13“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

第12句中,“先前的事”指祥林嫂发现婆家的人来寻她了,使鲁家怀疑她是逃出来的。

这象征着祥林嫂的过去。

对于祥林嫂来说,这是事实;而对于鲁镇众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假设。

所以当她的婆家尚未采取行动之前,众人对她的印象仍然是勤劳能干的女工,所以便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忘却了那个消极意义的假设,对她的印象是积极的。

而第13句中,虽然同是“忘却”,然而此时祥林嫂出逃的秘密己揭晓,婆家终于采取了抓捕行动,她在碎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抓回家去。

众人明白了之前的假设就是事实,对祥林嫂的观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消极的因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论鲁镇看客们对祥林嫂的印象发生如何的转变,祥林嫂这位底层人物的命运都只是众人的谈资而己,不会在内心刻下烙印。

这两处“忘却”从侧面突出了祥林嫂的低微。

2.1.2.重复出现的句子

（14“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

小说开头写道:

“虽说故乡,然而己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可见作者对鲁镇并没有归属感,对于鲁镇表面热烈的“祝福”氛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在雪天里只得百无聊赖地呆在鲁四老爷的书房里,这种无所归依的心情让“我”无法忍受,这是肉体上渴望逃离鲁镇;直到祥林嫂拷问“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却问住了“我”,于是在精神上也无所依傍,也渴望逃离鲁镇。

（15“现在是交了好运了。

”

（16“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

卫老婆子所谓的“交了好运”对于祥林嫂来说是在封建制度的逼迫下不得己而为之。

“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问题是没有她的自由意志,必须由家族决定,换句话说即是怎么出卖,卖多少钱,这样办好的再嫁是不触犯礼法的。

”

2,因此“好运”恰恰反讽了迫害祥林嫂至死的封建社会制度。

（17“‘可恶!

然而„„’四叔说。

”

（18“‘可恶!

’四叔说。

”

（19“‘然而„„’四叔说。

”

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第一印象不佳主要源于其寡妇身份,但她太太执意将祥林嫂留下后,祥林嫂的做工表现无疑是令他满意的:

不仅在试工期内,整天的做,正式定局后,做工也丝毫没有懈怠,周围人都夸赞“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并且鲁家的一切大小事务几乎都由祥林嫂一人打理,根本用不着添短工。

祥林嫂的能力让鲁家的一切井井有条,省去了主人的许多操心。

同时,人们的夸赞声令鲁四老爷也脸上有光,内心也开始重新审视祥林嫂的地位,从最初的完全否定到逐渐认可了她的能力。

而就在这个重要的转折期,婆家的抓人行动让祥林嫂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她是瞒着婆家出逃,求卫老婆子荐地方做工的。

这个秘密让鲁四老爷感到愤怒。

他愤慨于祥林嫂的隐瞒,认为其“可恶”,但他的内心又不禁产生担忧,能马上再觅得如祥林嫂一般得力的女工吗?

这恐怕便是“然而”后所隐含的内心活动。

（20“‘祥林嫂,你放着罢!

我来摆。

’四婶慌忙的说。

”

（21“‘祥林嫂,你放着罢!

我来拿。

’四婶又慌忙的说。

”

祥林嫂连续失去第二任丈夫和儿子后,整个人仿佛失了魂魄,做事也不如之前麻利,再加上她的寡妇身份,连原本信任她的四婶都对她有所忌惮,听从丈夫的告诫,禁止祥林嫂插手一切有关祭祀的事务,由自己亲自完成。

四婶此举让祥林嫂一下子无所适从,打破了祥林嫂在鲁家常规的工作程序,让祥林嫂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和绝望中,使她成为了一个鲁家花钱请来的摆设,造成了主人忙前忙后,工人无所事事的奇怪局面,这无疑是极大的反讽。

2.1.3.重复出现的段落

鲁迅受到魏晋文学的影响,在语言上推崇简洁有力,尤其在对话上很少使用大段的文字,然而在本文中却两次安排祥林嫂叙述了阿毛之死的故事,两段字数都超过了200字,并且除了个别词语,叙述逻辑和语句几乎一模一样,这一点值得细究。

虽然叙述的是阿毛的故事,但所有行动的主体都是祥林嫂。

故事主人公地位的削弱,和叙述者地位的增强,突出了叙述者情感的投入度是极高的,儿子的死对祥林嫂走向绝望是致命一击。

两段文字都以“我真傻,真的”开头,表达了祥

林嫂将悲剧归咎于自己,是致使她走向绝望的导火索,却还不足以杀死她。

真正杀死她的是人们对她两次的叙述背后的情绪的漠视,阻断了她疏解情绪的途径。

人们还将她的伤心事拿来当作谈资,嫌弃她,不让她插手祭祀之事,也毁灭了她希望通过劳动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

也就是说,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祥林嫂在周围人的冷遇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走向灭亡。

这200多字的话语对塑造人物的悲剧性是至关重要的。

2.2准确贴切的用词

（22“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拉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了裂:

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

这一段外貌描写中出现了一些数字:

一轮、一个活物、一个破碗、一支竹竿、一个乞丐。

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却让祥林嫂落魄之极的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感同身受,也不免产生惊然之感。

除了“一轮”表示一种动作状态,其他六个“一”从数量上修饰了她现在所有的都是些破败的东西,更让读者为祥林嫂的命运哀叹。

她激烈地反抗过封建的婆家、被包办的婚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物质上,她“分明”是一个乞丐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她也走向了崩溃,不再有追求了,和乞丐无异,因此作者用了“纯乎”,进一步表明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毁灭。

在这一点上,与“我”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无所依而决定逃离鲁镇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

因此,祥林嫂和“我”的两条主线殊途同归,而两个角色一死一生,“我”的生却未能换来觉醒,也蕴含着作者对“人吃人”社会对卑微生命压迫的现实充满了忧虑。

“我”这条线是不可或缺的,在后文将进行简述。

仍以这段肖像描写为例,鲁迅先生曾说:

“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她的眼睛。

”3“我”见到祥林嫂时,她“只有眼珠间或一轮”,这里的“间或”表示及其偶尔,“轮”名词借用为动词,有“转动”的意思,而仔细斟酌,前者又不如后者的动作灵活。

用前面的副词修饰,短短四字便使得祥林嫂呆滞的神情跃然纸上,用词精确而生动。

在后面一个分句中,用“活物”来描述一个人,一定是贬义色彩的,作者通过这个词意在展示人心麻木的鲁镇社会氛围活

活将祥林嫂折磨成了一个“东西”。

纵观全文,作者多次通过描写祥林嫂的眼睛刻画其精神状态。

丈夫去世后,她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顺着眼”,一个“顺”字精确地展现了她安分守己的性格和做好准备顶住各种压力讨生活的心态;在听闻死后要被两个丈夫分尸后,她第二天“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围”住她,打击她的精神的不仅仅是深重的黑眼圈,更是内心煎熬纠结的情感状态,让她找不到出口,看不到希望;在捐完槛却仍不被四婶允许接触“祝福”的事务之后,她的“眼睛窃陷下去”,相较于前一句的“围”,眼神变得空洞,忧愁和绝望更浓重。

（23“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

”（24“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

”

（25“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了先前的事。

”

（26“有一年的秋季,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

”

（27“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

”

鲁迅在使用这五个时间词时分寸把握得很精准,只有第1句中使用了“五年前”这个确数,

五年前的祥林嫂“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头发也花白起来”,笔者作了一个大致推算:

她刚来鲁四老爷家做女工的时候。

小说中对她的外貌是这样描述的: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然后经历了两个新年,她嫁给了贺老六,又经过两年,她重回鲁家,这时应当是三十一二左右。

五年后再次与“我”相遇,应当是四十上下。

鲁迅明确了“我”与祥林嫂见第一面和最后一面的时间,对中间的时间都模糊处理了,突出了祥林嫂从一开始瞒着婆家出来做工,充满干劲,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应当有的状态;到经受了多重打击:

丈夫儿子先后死去,被鲁镇人们逐渐排挤、冷落,使她逐渐走向了绝望之境,因此,即使仍处在壮年,却尽显老态。

这是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毁灭。

祥林嫂悲剧性由以下的一番心理独白可以窥见一二: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

现鲁四老爷急切离开的心情和对祥林嫂深深的厌恶。

“偏偏”指的是“事实跟所希望或期待的恰恰相反。

”（《现代汉语词典》,但是人的生死岂是由他来掌握的?

更何况,祥林嫂的死正是由包括鲁四老爷在内的鲁镇人共同造成的,他们希望天随人愿,但恰恰不随人愿,这无疑是对麻痹的鲁镇人的最深刻讽刺和批判。

而与祥林嫂属于同一阶层的短工听闻她的死讯,反应是令人烯嘘的冷谈:

“怎么死的?

一一还不是穷死的?

”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还不是”、“仍然”一方面展现了短工对“我”的提问感到不耐烦,另一方面突出了短工的麻木,祥林嫂和她同是底层人民,但他对其死亡没有任何惋惜同情之感,使人读来不禁后背发凉。

然而他们自己何尝不也是被封建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转而欺辱看似比自己弱势的祥林嫂呢?

综上,鲁迅在描写祥林嫂时的笔触是庄重的,不断加深她命运的悲剧感;而将讽刺之笔都落在其他人物的言行举止中,他深刻地抨击了国民“善于”忘却的劣根性并意图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

2.3.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互相呼应

有研究者曾进行过大胆的假设:

如果《祝福》以鲁四老爷为叙述者,从他之口讲出的祥林嫂的故事会是怎样基调?

作者的叙述语言又会是什么基调?

整篇小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而如果以祥林嫂为叙述者,这些元素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对小说创作者来说,可供他选择的叙述者是很多的,专业严谨的作者一定经过了认真的分析比较,才选出一个最理想的人选。

叙述者的语言也就是叙述语言必然要个性化,才能将自己与一般区别开来,使读者产生情感呼应。

当然无论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如何,叙述语言始终都要符合叙述者的出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符合他的性格、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

《祝福》的叙述者“我”的归乡一离乡与祥林嫂的死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两条主线,然而“我”的地位在教学内容中的缺失是不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小说的,这恐怕源于教师难以把握叙述语言和小说对话语言的关系。

《祝福》中选取了“我”作为叙述者,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叙述,但选择了一个可信的第三方叙述者,对小说情节的开展和核心价值的披露都有相较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优势。

首先,作者为什么要选择“我”?

在鲁镇,人们都是“看客”,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根本没有对象倾诉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无法站在客观的角度审视冷漠的人、冷淡的社会,他们注定担当不了叙述者的角色。

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同时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和旁观者,相较于第一人称叙事者具有更高的进出故事的自由度。

“我”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中也多次出现,是作为一个出身鲁镇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我”的远离恰恰使我得以旁观鲁镇众生相,处于更清醒的状态,我能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

不仅如此,“我”的远离,使我得以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饨,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

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实时记录者,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

而在关照鲁镇众生的同时,作者也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

“小说的叙事学一般把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分为‘能够信赖的’与‘不能够信赖的”,

4“前者体现为叙述者的理念与作者是一致的,后者则是相背离的”。

5对于“我”来说,鲁四老爷的封建思想和伪善的面目是令人反感的,“我”在鲁镇的守旧氛围中格格不入,这些因素的存在,使读者把“我”变成能够信赖的叙述者。

但在对待祥林嫂的逼问和听闻祥林嫂死讯的态度上,“我”又失去了可信赖性。

面对鲁镇冷漠、萧索的氛围,我无能为力,并且在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矛盾。

“我”陷入了深切的失望和痛苦之中,负疚感久久难以消除。

所以,“我”虽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着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但精神道德深度不够,这种不足正是由扎根于灵魂的传统思想导致的。

那么,一个有理性的、有一定知识层次的知识分子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其次,选取“我”这一叙事主体最直接地体现了作者关照国民性的强烈意识。

“我”出现在鲁迅的许多其他小说中,并且这些作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部元宝曾提出,鲁迅的唯一作品就是《鲁迅全集》,他的作品之间有逻辑联系,小说与小说、杂文都有紧密联系。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对单一作品有更准确

的把握。

“互文性”,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在结构、故事等方面相互模仿,在主题上相互关联或暗合,当然也包括直接引用另一文本。

6这种现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

由于语言表述的一维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一部作品的自始至终,或者所有作品中都能够完美地塑造他心中的艺术形象,或者一次性地表现他全部的思想观念,他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多次修正他的作品,从而导致他的作品具有“互文性”。

因而,我们在解读一个作家的艺术文本时,要放眼作者的不同文本,保持一种全局的、整体的、比较的眼光,要在互涉文本的对照中去领悟他的作品的深刻内涵,去理解其作品的整体思想。

以《祝福》中的“我”为例,把它放在整个《呐喊》、《仿徨》的一系列小说中探寻其深层内涵。

鲁迅在《呐喊》《仿徨》的创作中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小说中,叙述者是作者的发言人和思想观念的投射者,作者要借助叙述者具体展开小说的叙述,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世界以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带入到小说的叙述中去,因此小说作者与叙述者的表达必然有重合的部分,叙述者必然带有作家的主体特征。

《呐喊》中的一部分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就己经明显带有这种主体特征。

到了《仿徨》中,作者增强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主体性,除《祝福》外,《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叙述者“我”和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作者内心矛盾的两种表现状态。

而《伤逝》中的“我”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通篇都是在严厉拷问自我灵魂。

如果把这几篇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叙述者“我”是有共性的:

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保留了真诚和纯洁,不虚伪,不势利,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思想认识和知识层次明显高于普通民众,但是残酷而冷漠的现实社会正在消磨他们走向光明的勇气,他们逐渐变得和普通民众一样无力,开始逃避真相和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在《伤逝》里,“我”无法真正理解子君的苦衷,因此不敢如实地承担自己应该面对的责任,终于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中,虽然叙述者“我’同情、关怀、惋惜主人公的命运,却爱莫能助,此外,伴随着对某些行为思想的不认同和不理解,因此,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实际上是疏离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和悲凉感。

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一面讲述他人的故事,一面剖析

自己的内心,这种双线结构在鲁迅小说中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这样的叙述方式赋予鲁迅小说十分鲜明的作家主体特征。

外国学者对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尤其重视这种主体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最关注的是作家通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属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的浸润之下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心态。

对叙述者“我”有了初步的认识,便可展开对《祝福》中对话语言和叙述者语言的比较研究。

小说中出现对话语言的情节按顺序概括为:

祥林嫂逼问“我”关于魂灵和地狱的事情、“我”询问鲁四家短工祥林嫂的死讯、鲁四夫妇与卫老婆子在祥林嫂被抓回去后的三次对话、祥林嫂两次对众人讲述阿毛的故事、祥林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