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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柳人家》有关资料

教师范读的是阅读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常采用范读，让幼儿学习、模仿。

如领读，我读一句，让幼儿读一句，边读边记；第二通读，我大声读，我大声读，幼儿小声读，边学边仿；第三赏读，我借用录好配朗读磁带，一边放录音，一边幼儿反复倾听，在反复倾听中体验、品味。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刘绍棠）】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我在阔别文坛22年，重新恢复创作权利，第一次出席北京文艺界聚会的讲话中宣告：

“我要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并且仍然要保持我的“田园牧歌”风格。

1979年我创作和发表的《芳草满天涯》等八个短篇小说，便是将这个诺言化为行动的作品。

1979年底，面对当时五光十色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现象，我总结自己的得失，认识自己的短长，选择今后的道路，决定致力乡土文学的创作。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我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而不是像某位理论家责难我是从台湾趸来的。

但是，我并没有现成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可循。

我的学识和兴趣，也难以研究出一套理论来。

因此，我只是满怀感恩、孝敬，为粗手大脚的爹娘──哺育、爱护、救助我的乡亲父老画像的心情，踏上这条虽然前人早已开端，却又久已荒芜的道路的。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蒲柳人家》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教师范读的是阅读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常采用范读，让幼儿学习、模仿。

如领读，我读一句，让幼儿读一句，边读边记；第二通读，我大声读，我大声读，幼儿小声读，边学边仿；第三赏读，我借用录好配朗读磁带，一边放录音，一边幼儿反复倾听，在反复倾听中体验、品味。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近两年来，我创作和发表的十三部中篇小说中，自以为《蒲柳人家》《渔火》（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中篇小说集》）《瓜棚柳巷》（《当代》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花街》（《十月》文学丛刊1981年第4期》）《草莽》（《新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水龙吟》（《科尔沁文学》1981年连载）《荇水荷风》（《长江》文学丛刊1982年第1期）等七部，可算乡土文学之作。

而发表在《北疆》文学丛刊1981年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鱼菱风景》，则是运用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段，表现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试作。

《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写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京东北运河岸上农村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我从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乡土文学的认识，即：

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

这当然不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成龙配套”的理论，还有待于真正的理论家的科学总结与概括。

有人说，我提倡乡土文学，而对其他文学创作品种采取排他主义。

这是误解。

有关乡土文学创作问题，我曾零零碎碎发表过不少短文，述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毫无废黜百家，唯我独尊之意。

因为，我读过文学史，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能够削平群雄，一统天下。

牡丹虽然贵为花中之王，也不能扼制百花齐放;何况乡土文学不过野花而已，更不可能在文坛的百花园中取缔其他的奇花异卉。

进行乡土文学创作，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热爱和熟悉劳动人民，热爱和熟悉家乡的土地、风习和一草一木。

我在《蒲柳人家》等7部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各自都有生活的原型，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有恩于我，对我怀有深情。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先后作古，因而，我更加怀念和感激他们，也就文思潮涌，写个不止。

现在，我准备告一段落，是因为我想进行一次总结，将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部人物比较多些，生活画面比较丰富多采，篇幅比较长一点的作品。

同时，也因为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强烈地激动着我，文思的潮头向这方面奔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农村政策的左倾错误，落实两项决策，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但亲眼目睹生产在发展，产量在提高，农民的日子在一年年富起来，而且深切感受到农民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风尚和家庭生活，都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气象。

家乡大地上的新的风土人情，为我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我并不想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中图解政策或粉饰太平;而是要以饱蘸色彩的笔写人，写人情，写富起来的农村风光。

还是搞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但却是现实生活的田园牧歌和乡土风俗画。

深入到农村中去，深入到农民中去，便会发现，人情和风景，都美不胜收。

但是，如果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鼻梁上又架着左视或右视眼镜，便只能“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人家娶媳妇你吊孝。

因为是创作，所以每写一篇小说都是重新开创，没有一整套的经验可以照搬套用;否则，下一篇只不过是上一篇的复制品。

因此，我面临着许多想到和想不到的难题，有待于通过创作实践进行解决。

我仍然是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但是粗手大脚的爹娘已经眉梢生喜，面带春风，目光中充满了希望，因此，我的作画必须具有新意和亮色，否则便会失真，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鱼菱风景》是我跨出的新一步，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奋然前行。

1981年9月

【漫评《蒲柳人家》（唐挚）】

刘绍棠同志，从被放逐的精神荒原上归来，便回到了他那充满了眷恋之情的运河两岸，这魂牵梦萦的故乡的热土，这抚育过他难忘的童年的乡亲，这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的运河滩，这铺满翠藤碧叶的瓜田，这蓬蒿茂草、蒲柳小屋，无处不牵动着他的种种思绪，缕缕诗情……

于是，从《运河的桨声》开始，穿过曲折漫长的航道，现在又给我们送来了《蒲柳人家》。

童年的印象总是最新鲜的，犹如晨露新月。

童年自然也是各式各样的，但即使有辛酸、苦难和眼泪，在回忆中，童年仿佛也总是被涂抹上了某种迷人的、天真的、无邪的色彩，动人魂魄。

因此在作家的艺术世界里，童年似乎常常占有一席地位。

何其芳同志曾诉说过：

“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

”孙犁同志的《铁木前传》有一个散文诗般的开端，描摹着童年的一星欢乐，也透露着作者自己童年最深切的感受，甚至如今已七十高龄的他，不久前在和来访的记者谈话时还说：

“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

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

啊，神奇的、迷人的童年的岁月!

读《蒲柳人家》，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就是这种渗透于全部构思中的、带着童年情趣的真率之情;就是这种赤子之心，真率之情，使我们时而怦然动心，时而莞尔而笑。

我们分不出究竟是从小说中那个剃个葫芦头、光着屁股的小满子的眼睛里，还是从作者的眼睛里，在三十年代充满物质贫困、精神苦难的简陋朴质的农村生活中，竟看到了这么多给人以希望的美好心灵，这么多给人以抚慰的巨大温暖。

也许我们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冲突，作者观察得还不够深刻，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作者满怀真率之情，十分真实地描画的这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欢，是有巨大的感染力的。

雨果曾经精辟地指出：

“真实的暗疾是渺小，伟大的暗疾是虚伪。

”在作者笔下的这一角水乡，不仅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同时渗透着率真美好之情。

这些朴实的农民，生活是贫困的，精神却是富足的，物质是匮乏的，感情却是丰满的。

而这正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之所在。

清人袁枚说：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

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

”对于绍棠同志这部真率之作，似也可作如是观。

有的同志认为这部中篇是一幅风俗画，这是真确的。

在这里，作者对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边上农村的人情世态、生活风习，写得历历如绘，情致缠绵。

像望日莲在七巧之夕，拜月乞巧，穿针引线的插曲就写得异常真切动人。

按照古老的风习，七夕之夜，年已及笄的姑娘，半夜时分，要给垂挂中天的月芽儿焚香叩拜，然后引线穿针，如果一穿而中，便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儿结成良缘。

作者那支善于抒情的笔，就从这风习的描绘中透露了这个受尽苦楚的闺女内心对于幸福的强烈渴求。

而特别富于情趣的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何满子偷偷“听歌”发现的，并且因此，他真正听到了两颗年轻热情的心的互相倾诉，使这小小的插曲，喷洒上一层微妙的喜剧色彩，荡漾着诗情画意。

又如在运河边上，何满子和周檎这叔侄俩，坐在柳荫下的沙地上，追忆周檎与望日莲在儿时玩“拜花堂”的往事时，小满子充满好奇心的追问和周檎动情的回答，把农村孩子按照古老婚俗玩的游戏，在一问一答中表露得情趣盎然，别具乡土风味。

像这类人情世态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诸如何大学问请老秀才教书，柳罐斗摆渡为生，引来沦落风尘的云遮月的传奇式的热恋，都是十分精彩的篇章。

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听到了北运河淙淙的流水声，呼吸到瓜棚豆地的泥土气息，饱览着北运河两岸恬美秀丽的风光，而且也体察到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质朴农民的欢乐和忧伤。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生活风习到人物内心，都熟习得有如熟悉自己的指纹。

而这正是因为作者本来就是从农村深处走来的一员，血管里流动着农民的血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乡亲们有着刻骨铭心的热爱，所以他下笔有情，能把他们的心、他们的脉搏摸得那样准确，表达得这样贴切。

善于真切地再现人情世态、生活风习，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天地，当然会使我们觉得新鲜，饶有生趣，这不用说是一种可羡的艺术才能。

但是，仅仅忠实地描绘生活风习，却不一定能使我们引起感情的共鸣，不一定具有扣打人们心弦的强烈艺术力量。

这里还应该有更深厚的社会内容，还应该有穿透那表面的生动现象，而表达出人民灵魂中的渴望与追求的更本质的东西，才能使我们进入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

在《蒲柳小屋》的构思中，有一种使我们从感情上流连忘返的吸引力，有一种使我们为之动心的东西，那就是透过一幅幅往日的风俗画，处处洋溢着、浸润着蕴藏在朴实淳厚的劳动人民中间的纯真热忱的感情，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美好品格和高尚情操。

一丈青大娘嫉恶如仇，抢救望日莲;吉老秤莽撞戆直，痛打小管家;柳罐斗抚养亲人，终生不娶，却又传奇式地结交了风尘女子云遮月;何大学问为望日莲、周檎完婚，慷慨割舍两亩祖传土地，都闪射出一种耀眼的、足以澡雪精神的光采。

世世代代受压榨、受剥削，在惊人贫困的物质生活煎熬下的农民，积压着多么深重的苦难、哀伤、痛苦和叹息，但是深知这些质朴农民性格和内心的作者，却相信什么也扑灭不了他们精神上的火光，斩伤不了他们淳厚的美德，践踏不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作者的感受和发现下，他所刻画的老老少少的劳动者身上，都有着那么丰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你不能不为蕴藏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无与伦比的精神美而感叹!

这里面凝聚着他们朴素的爱憎感、是非观和道德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力量支持着、伸张着一切善良的、正直的、美好的事物;而在非常的生活中，这种精神美就会爆发为伟大的斗争力量，抗击一切来自旧世界，从陈腐的社会制度中滋生出来的种种不公正、残暴和邪恶。

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小说令人动心、令人神往的地方。

当然，作者提炼自己的艺术构思，表现某种艺术上的追求，决不是说，作者在创造他的作品时，就是在专注于某种观念，或是通过某些生动的生活例证去注解或图解某种“思想”。

正如黑格尔所说：

“艺术家的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

”某些按照所谓主题先行或从概念、从逻辑推理去炮制的艺术品，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地违背了艺术的基本法则，丧失了艺术的生机而陷于失败。

就艺术创作过程而言，常常是由于作者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敏感，而对于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震动，于是孕育于心头，缭绕于胸际，点燃起创造的激情，并且就在捕捉和把握，那饱含社会内容和典型意义的具体形象的同时，也捕捉到了思想──从形象中、从形象的冲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思想。

由此可见，艺术创造终究要落脚于人的把握，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反映社会。

正是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灵世界，才是艺术家活动的领域，才是艺术家活跃的故乡。

《蒲柳人家》正是以独特的角度，通过充满稚气、机灵伶巧的何满子的眼睛，为我们勾勒出了几个世代栖息于北运河边上的农民的性格和命运。

他们的义侠血性、慷慨豪宕和博大宽厚的灵魂，被写得情真意切、淋漓酣畅。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读了《蒲柳人家》，浮现于我们眼前的人物，不论是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望日莲、周檎，还是吉老秤、柳罐斗，都那么热忱，那么浑朴，那么富于乡土色彩，那么独具丰姿。

他们朴素，同时他们单纯;他们忠厚，同时他们刚强;他们爱得深沉细致，同时他们恨得果决分明。

应该说，作为一部中篇，出场的人物也许过多了，也许还有些可有可无的枝蔓，但是作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刻意追求严谨的结构，不拘泥于完整的情节，通篇作品似乎只是在激情的推动下，任凭形象仓库中蜂涌而来的印象、感受、性格，行云流水般地自然发展。

而作者勾勒性格特征，探测人物内心状态的本领，竟使他用寥寥几笔，就准确地刻绘出几个主要人物的音容笑貌，喜怒悲欢，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你看小满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个高脚大，有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提得起放得下，直肠直性，是非分明。

为了年轻纤夫不说理，她可以大打出手，赶得纤夫纷纷落水;为了花鞋杜四和那歹毒婆娘豆叶黄欺侮童养媳望日莲，她不惜跳过篱笆，抢救这可怜儿，而且干脆认了干闺女，担当起保护神的角色;她也有点迷信，为了小满子不肯穿那花花草草的花红兜肚，她气得咬牙切齿，但在她那威吓咒骂声里，却浸透着对孙子的一片爱心，因为她怕阎王爷来勾魂索命，夺走她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

”她也许不能识文断字，但她那刚直不阿、如火如荼、危急相扶、困厄相济的性格，都透出了一股庄稼人的凛然正气。

再看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有个“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的毛病，但他却是仗义轻财、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因此他不见容于地主，只得去口外赶马。

口外的风云变幻，使他没有赶成马，却差点被当成共产党赔了性命。

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正是那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反映。

而最出色的，是他为了干闺女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大事，和粗犷鲁莽的吉老秤一同去力斗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场面。

在这里，几个人物性格真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不同人物的神态，不同要求的心理，不同个性的语言，剑拔弩张的气氛，和为了夺回望日莲被控制的命运而形成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犹如紧锣密鼓，环环相扣。

作者仅仅通过这一个场面，竟把吉老秤的粗犷简单、义侠血性，何大学问的慷慨豁达、博大胸怀，杜四的贪婪狠心，奸滑无耻，全部淋漓尽至、以一当十地凸现无遗。

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

“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

”但要达到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仅要有披肝沥胆的激情，而且还要有洞察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戏剧性变化的精确把握。

在这方面，作者不仅对几个主要人物，就是对柳罐斗、云遮月的勾勒也是轮廓分明、独具特色的。

作品所选取的这段生活的时代背景是1936年。

作者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了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活动在农村中激起的反响，也生动地描写了周檎在党的领导下和几个乡亲秘密安排下计谋，依靠柳罐斗的水中绝技消灭了河防局的麻雷子，揭开了北运河农村抗日斗争的序幕，透露了人民中间正在聚集着、运行着的地火。

但人们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风云变幻，山河易色，一场为夺取民族生存权的大搏斗迫在眉睫，作品既然在一些章节里点染了当时的气氛，却为什么不作更正面的描写，更深入地揭示出时代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所激起的矛盾变化，从而力求作品对于历史面貌作出更深刻的、更有分量的概括呢?

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品的一个弱点，但同时我设想，这也有作者自己的理由。

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生活体验的局限和自己经验感受的局限，作者只能扬长避短，写自己最熟悉、最激动、感受最深切的生活，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

就目前作品所已达到的成就来看，作者从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于当时的时代气氛、特定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开掘，都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另一方面，从作者构思来看，作者不仅致力于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人情美的抒发，而且也努力于揭示出深深植根在劳动人民内心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美。

这种精神美，不仅是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坎坷险阻的历史道路上，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刻，我们党正是依靠和组织千百万劳动人民，调动和激发起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入侵的寇仇。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虽然没有能正面去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却从侧面真切地表达了这场民族斗争胜利的精神源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作品中是一部力作。

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

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

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

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

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

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