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龄亲口描述我的丈夫张灵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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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龄亲口描述我的丈夫张灵甫

王玉龄亲口描述：

我的丈夫张灵甫

本文导读：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

张灵甫和王玉龄，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我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

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

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

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

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

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

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

军医检查后说：

“腿要锯掉!

”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

“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

”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

“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

”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

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

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大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了。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

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

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

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

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

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

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

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

我伯母说她32岁。

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

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

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

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

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

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

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

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

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

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

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

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

慢慢地，跟他熟了。

英俊?

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

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

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

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

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

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

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

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

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

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

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

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

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

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

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

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

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

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

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

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

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

我吓得死叫，大喊：

别跑那么快。

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

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

但是他会说：

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

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

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

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

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

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

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

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

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

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

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

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

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

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

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

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

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

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

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

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

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

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

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

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

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

听得出他很高兴。

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

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

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

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

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

并说：

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

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

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

玉龄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

5月16日，孟良崮。

”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

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

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

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

周总理说：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

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

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

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

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