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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
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
作为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但却有其内在的理路和一致性。
总括起来，大致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个性，抒写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在文学的功利性问题上，从五四时期倾向于文学反映实际人生，“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41，到1920年代中后期，日趋明显地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2。
即使在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趣味论色彩，就在前引的《平民文学》中，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作了两点解释。
其一，平民文学并非通俗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42，不要求“田夫野老”可以领会。
按照这样的逻辑，平民文学的读者无须是平民，作者也必然是由一个超越于平民的阶层来承担，而其目的则是研究平民生活。
这其中每个环节都或隐或现地关联着一个超越于平民之上的阶层——贵族。
如果将其归纳为以贵族的眼光来研究平民生活、创作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精神，应该与周氏原意庶几无差。
其二，周氏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并举例说，平民文学者，见了乞丐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捉住了贼不是给他一元钞票就了事，平民文学者关心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43。
周氏在这里明确地把平民与从事平民文学者划分成了两个阶层，其实质是一种贵族趣味的“人间情怀”，也就是希望文学“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49。
周氏的这一思想两年之后，就表白得相当直接：
“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75。
可以说，周作人的审美理想始终具有贵族心态的趣味主义倾向，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
有学者指出，周氏“以贵族的心境对野蛮的、平民的东西的鉴赏与玩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古代的、底层的民众的卑俗来证得自己的文明高雅”。
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审美理想也随之带有政治化色彩，作家、批评家必然要在不同的审美理想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于从“五四”走过来的现代作家、批评家而言，是继续坚持文学与社会、人生等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还是退回到个人的心灵世界，既是一个文学观念的问题，也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
周作人虽然在五四初期有一定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但是很快转向趣味主义的文学观，而且随着工农运动的勃兴和思想斗争的日益激烈，周氏的贵族趣味和清玩心态表现得越发明显，在审美理想上，则发展为“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910。
乡土文学理论是其趣味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主义、自然美、个性、风土，则是周氏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大都是世界范围的乡土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转译，但是，其内涵又注入了周氏个人政治的与美学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绘上了周氏文学理论的趣味主义色彩。
一、“地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
“地方主义”作为周氏乡土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
自1917年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始，中国现代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
在语言形式上，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胡适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预言“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43；在文学功能上，主张文学“为人生”，反对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
现代文学的先驱们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胡适反对“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的“说谎的文学”382，提倡把“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作为“文学的材料”136；陈独秀指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
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46；李大钊则要求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164。
但是，“为人生”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现代文学初期的文学观念倾向于“为人生”只是一种暂时的含糊的片面的统一。
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即使同属于“为人生”的作品，主题和题材也发生分化。
一类作品描写普通的恋爱、婚姻等人生问题，比如胡适的《一个问题》、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
》，这类作品是站在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立场和角度思考人生意义的；另一类作品却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如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王统照《湖畔儿语》、杨振声《渔家》。
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苏俄文学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文学越来越多地在题材上选择底层工农生活，在主题上反对社会的不公平，也就是所谓“血和泪的文学”。
然而，周作人提倡的地方主义，不仅不是对底层社会的关心，而且希望以地方情趣来抵消现代文学中过于普遍的对于底层苦难的抒写。
1923年，在《地方与文艺》中，周作人对于自己提倡文学上的地方主义作了如下解释：
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
为什么呢?
这便是因为太抽象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的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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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相当含蓄，没有指明“普遍的一个要求”和“预定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但联系周作人在写作此文前后的思想状况和当时文坛风气，还是不难看出其话锋所指。
从1922年1月22日在《晨报副镌》开辟专栏“自己的园地”开始，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自己的园地》里公开提倡“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主张“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78。
这表明周作人已从五四时期“为人生”的艺术观的松散同盟中退出，开始耕耘自己自由主义的文学“园地”。
那么促使周作人从“为人生”的艺术立场中退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当时文坛风气来看，主要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当时文坛兴起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扬，以及对于“革命文艺”的提倡（注：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思想、文化、文学诸多方面对中国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最著名的事例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介绍俄国革命与文学，瞿秋白、郑振铎等也著文介绍苏俄革命与文学。
更重要的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理论倡导上显示了更大的力量，到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与周作人持守的独立、自由的文学观发生冲突。
周作人的精神世界具有贵族情结，对群众运动有本能的警惕。
钱理群指出早在1919年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诗《小河》里，就隐晦地表达了周氏对群众运动的担忧，“他已经预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导致引起社会大动乱的人民政治革命，他正是为此而忧心忡忡”181。
事实确实如此，周作人对新文学发展到对群众运动、革命斗争的宣传，是极为不满的。
虽然周作人文风较为婉转，但还是多次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
1920年在谈到自己支持新村理想的时候，周作人解释说，新村的社会革命“不赞成暴力，希望和平的造成新秩序来”，而他是“喜欢平和的，因此赞成新村的办法”*****；后来在一篇谈儿童文学的文章中，周氏又说，“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300这样看来，所谓“普遍的一个要求”大致就是指文学反映工农生活的要求，“预定的概念”应该就是指提倡革命文学，而这些当然是在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和理想下而出现的。
周氏对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宏大叙事却是颇不以为然的，但话却说得相当的有技巧：
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
……所以我们向来的诗（余按：
这里指的是白话新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
从表面上看，好像周氏以为现代作家及新文学一致反抗“国家主义”，并由此造成了新文学缺乏“乡土色彩”的遗憾。
实际上，新文学不是一律反抗“国家主义”，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
而周氏心里最担心的就是新文学走入以“国家主义”的名义取代、挤压个性主义的文学之途。
因此，反复提倡文学中的地方主义，要作家“忠于地”，成为“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
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81。
这里所说的“凌空的生活”、“美丽而空虚的理论”，是周作人特有的话语方式。
他要求作家独立、自由地写出自己的个性，以抵制新文学向脱离作家个人真情实感、宣传“美丽而空虚的理论”方向发展。
因为此前就“信教自由问题”与陈独秀等的一系列争论，至少是在理论上宣布了周作人“将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划清界限的意向”213。
虽然在地方主义中隐含了对国家主义的反抗，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都是致力描写地方的文化、习俗、景物、人物等的地方文学，周氏对地方主义的倡导也是符合文学发展的潮流的。
但是世界乡土文学的主流倾向是关心、同情农民的现实生活，周作人的贵族立场和趣味主义文学观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潮流。
二、“自然美”：
周作人文学观念背向现实的姿态
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自然美。
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存在单纯的对自然美的追求，在对自然美的态度上无不折射出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状态及思想倾向。
西方较早注意并欣赏自然美的是但丁和彼特拉克，然而，他们都有以之反抗神权和社会黑暗的意图。
“但丁和彼特拉克对自然美的发现，都意味着是对社会的丑与恶的反抗”。
后来，欧洲浪漫主义倡导“返回自然”，也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
相比之下，中国对自然美的发现与欣赏要早得多，在《庄子》甚至更早的《诗经》中就有不少对自然美的吟咏，而魏晋文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和推崇则更为自觉。
中国文学中的自然美同样不是纯粹的对自然的赞美，《诗经》、《庄子》中的自然吟咏更多的是修辞学上的意义，魏晋文人则是对“社会丑”的逃避，陶潜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是以回到自然之中来逃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命运，也就是反抗社会和官场的黑暗。
周作人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在当时所处的地位，都为他面向社会而不是退回自然，提供了机遇。
在某种程度上说，前者也是一种社会期待，但是周作人却对自然美情有独钟。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介绍乡土文学的是周作人的《黄蔷薇序》，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乡土文学”这一概念。
育珂（注：
通译：
约卡伊·莫尔，匈牙利作家。
）生传奇之世，多思乡怀古之情，故推演史事者既多，复写此以为故乡纪念，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人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
书中所言阿尔拂德，为纯粹摩陀尔（Magyar）种人所居地，平原广远，介帖萨多瑙二川之间，帖萨者即退伊思，匈加利有此，犹俄国之有伏尔伽大川，古今文人往往取材于此，诃多巴格即临其流，其地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育珂少时久居其乡，故能言之甚晰12。
在这里，周作人就把乡土文学与“描画自然”联系起来，并描绘书中的自然环境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风俗物色，皆极瑰异”，对自然美颇为醉心。
这并不是周氏一时的兴味，在写作此文两年前，即1908年，周作人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从中颇能见出周氏前期的文学思想。
周氏对自然美的兴趣即寄寓其中，“游子远适，旷览异国之风物，赏其山川之秀、花木之美者，恒不禁怀旧而思故园，此人情然也”36。
“山川之秀、花木之美”与“风俗物色，皆极瑰异”是周氏在不同场合对自然美的具体界说，周氏对自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的秀丽与瑰异，后来在《乌篷船》《故乡的野菜》《上坟船》《娱园》等怀乡之作中，都写到故乡风物的秀丽婉约之美。
在对文学上的“地方主义”及“乡土趣味”讨论较多的《<旧梦>序》里，周作人是把自然美与乡土色彩联系在一起的，并委婉地批评刘大白的诗集《旧梦》中不见“兰亭、鉴湖、射的、平水、木栅那些地方的景色”，因而减少了“乡土的气味”，并明确要求作者“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
周氏对于乡土文学中自然美的偏好，随着思想的消沉，颇有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之态。
1936年1月1日，周作人以知堂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三部乡土诗》，专谈故乡的乡土诗。
其一谈的是《娱园诗存》，因周作人少年时曾多次在这里游玩，“读集中潭水山房微云楼诸咏，每记起三十年前梦影，恍忽如在目前”；次谈《鞍村杂咏》，引其中一首评论说“写海边村景颇有风致”5253；最后谈的是《墟中十八图咏》，引戴南山序：
“余披其图，泉石之美秀，峰岭之俊拔，园林之幽胜，亭馆之参差，云树之缥缈，鱼鸟之飞跃，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鸡犬，藩篱村落，场圃帆樯，莫不历历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53。
名为“三部乡土诗”，实则把乡土诗与地方景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似乎乡土诗就是地方景物诗。
周作人特别用心发掘家乡旧体诗中自然景物之美，从中可以看出周氏既重视乡土文学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关联（这也是周氏在阐释这三部诗集时只对其中相似的景物感兴趣的原因），又特别着意提倡乡土文学表现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美。
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联系此文发表的具体时代环境，周氏对乡土诗作这样的阐释，昭示了他已从五四的激进立场退回到只顾个人的消极思想中。
中国现代史从进入1930年代以来，可谓灾难重重，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日军的烧杀抢掠和全民抗战兴起，中日矛盾步步加深，华北危机，国内因战争导致的物价飞涨，失业，逃荒，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公开化，以及国共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尖锐程度。
从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来推断其写作时间，应该是1935年下半年，而此时华北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年7月6日，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的全部主权已丧失；意在吞并华北的“五省自治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与此同时，不同政治立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风烟四起；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激起大面积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通电，关心国事。
在这样的局面下，身为新文学队伍中声誉卓著的先驱，周作人从家乡旧体诗中提析出田园情调的乡土诗，并痴迷于其中的自然美，真令人有痴人说梦之慨!
这说明周作人已经彻底放弃了五四时代的文学观念，而专注于个人的情思和趣味，追求游戏和享乐，“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253，而且点心越精练越好，喝茶越讲究越好，完全沉浸在一己的内心感受之中。
鲁迅在1926年9月跟许广平的通信中，对于自然美也有一番表白：
“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
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
”369这封信最初发表在当年12月厦门的《波艇》月刊上。
如果真以为鲁迅对自然美不敏感，那未免过于天真，鲁迅散文、小说、诗歌中的写景往往寥寥数语（或词），就能起到情景相生、物我交融的效果。
他并非对自然美不敏感，而是强烈的现实情怀使鲁迅在公开的文字上保持了对自然美的疏远，在对自然美与郑成功的遗迹两者之间抑扬选择上，不难看出鲁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家国意识。
出于同样的原因，鲁迅后来对此类论调的批评也毫不留情，当然，这种心系家国的情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的审美趣味。
总之，在对景物的取舍之间，可见出一个人的心胸与情怀，鲁迅对待自然美的态度令人想起他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周作人在如此时局之中对自然美的钟情，也有自己的诗句可表明其心迹：
“关心唯独贺家池”。
三、“个性”的双重语义
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个性”。
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是周作人文学事业中重要的一环，从介绍域外“乡土文学”，到提倡新文学作家写出更具乡土趣味的乡土文学，再到从家乡旧体诗中挖掘出“乡土诗”，再加上自己撰写的诸多怀乡小品散文，用“念兹在兹”来形容周作人对乡土文学的热情是毫不过分的，这大概就是早在1934年苏雪林就断言周作人“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1043的原因吧。
在这个倾注了周氏理论兴趣和创作热情的重要领域，周氏文艺思想的重要观念——“个性”论，无疑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周作人的“个性”论强调个人的权利、地位，重视个人的感受、选择，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现代道德观念之上的。
虽然周作人思想庞杂，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却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建立在现代道德观念之上的个人主义。
卜立德说周氏文学思想“突出的主题，是表现在《人的文学》中的生物学信念。
这种信念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不衰”148，是很有道理的。
所谓“生物学信念”就是进化论的信念，也就是现代的道德观念。
周作人从人类是“从动物进化的”理论出发，辨析了人性中的神性成分与兽性成分，指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但是“凡兽性的馀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倡导“以人的生活为是”的“人的文学”3235。
而“个性”不仅是周氏“人的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其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周氏乡土文学理论中的“个性”大致有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指作家独特的思想、情感和生命体验，要求作家摆脱现实政治的要求和理论的束缚，“真实的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这是周作人一贯的思想。
在其前期文论中，有一篇短文《个性的文学》，专论文学与“个性”的关系问题。
文章把“个性”解释成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的，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的无价值；这便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而真实表现个性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符合现代的道德观念，所含的不能是“崇拜撒提（Suttee）一类的人情以外的思想”5253。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作人前期是把“个性”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这与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文化语境是相一致的。
但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慢慢变得不是契合时代的需要，而是对时代主流话语的一种反驳与矫正，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周氏乡土文学理论中“个性”的第二重含义。
对于周氏而言，第二重含义也许更重要，指的是地方文化的特性。
周氏把乡土文学中的“个性”与地方性联系起来，用以反对“一种普遍的思想与文章”。
在周氏看来，反映普遍思想的文学，“没有艺术的价值”，这是周作人特有的话语方式。
其实，这是针对左翼文学说的，为了自己的批评不至过于含糊，周作人补充说，“无论人家的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作者只要表现了“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即地方文化精神所熏陶的真情实感，就会获得文学的“生命”81。
周作人用地方文学的“个性”反驳“国家主义”文学的共性，并以少见的“浮躁凌厉之气”直言：
“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733。
在周作人看来，要成为有“个性”的乡土文学，就不能“钻入哪一派的篱笆里去”733——直白地说，就是不能钻进左派的“篱笆”里。
综合起来看，周氏的个性与地方性一样，是用来抵制普遍性与国家性的，既是一种话语策略，又是其“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思想的体现。
四、“风土”与地方文化精神
周氏乡土文学理论的第四个核心概念是“风土”。
周作人是把风土与民俗风情联系在一起的，曾在文中引《清嘉录》卷首例言“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86，这里的“风土”大致等同于“民俗”。
周氏兄弟都对风土、民俗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始自他们青年时期。
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们对日本乡土研究的关注和兴趣。
1914年10月1日，“寄日本东京乡土研究社银三元”130，1915年1月8日，“午后至日本邮局取《乡土研究》二十册”，次日上午“寄二弟《乡土研究》一包”150。
从汇款和收到杂志的时间推测，10月1日的汇款无疑就是购买《乡土研究》的费用。
不惜从日本这么远的地方购买《乡土研究》杂志，并于次日即寄“二弟”（即周作人）一包，足见周氏兄弟对日本乡土研究是颇为重视，并且对研究对象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
鲁迅藏书虽然颇丰，但他藏书既不求全，也不嗜好善本，而是根据研究、阅读的兴趣收藏，一旦兴之所至，也不惮其烦。
比如鲁迅曾托请曹靖华、陈学昭，分别在苏联和法国购买美术类的著作。
美术是鲁迅最大的爱好，而且其美术素养决不止于业余水平，在评论、指导当时的木刻、绘画等美术事业上，鲁迅的洞见和卓识远非常人可比。
由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番汇款至日本购买《乡土研究》也是出于对乡土研究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期间，正是《乡土研究》创刊之初，周氏兄弟对以乡土、民俗为研究对象的《乡土研究》杂志一直颇感兴趣。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在《乡土研究》刊行的初期，他就非常关注日本学者有关乡土民俗的研究方法（注：
参见周作人：
《我的杂学·十四》，《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2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作人在这里没有谈及鲁迅，但是从周氏兄弟以后的文章和鲁迅日记中的记载还是不难看出，此时鲁迅和乃弟一样，对乡土、民俗兴趣颇浓。
从两人以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可见两人的兴趣都终生未减，但是随着思想上分道扬镳，周氏兄弟积累的丰富的风土民俗知识在创作与理论中显示出的倾向可谓大异其趣。
在理论上，周作人受19世纪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种族、环境、时代”学说的影响，认为风土、住民与风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79。
周作人不是机械地搬用，而是创造性地发挥了丹纳的思想。
周作人所说的“风土”大致相当于丹纳的“环境”，《现代汉语词典》对“风土”的解释是：
“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川、气候、物产等）和风俗、习惯的总称”，与丹纳所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大致相当。
周氏多次直言对“地方习俗风物”的兴趣，“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688，但周作人在“风土”中挖掘的是民俗、习惯等文化因素对作家的影响，要求作家写出“真的心搏”，摒弃“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81，并重视风俗风情的描写，“知道的因风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风土”734。
综合考察周氏对于“风土”的推重，民俗学的兴趣和地方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其主要的着眼点。
周作人把家乡浙江的文学风格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种类型，提倡作家写出或“飘逸”或“深刻”的地方文化特征，或者把“山歌童谣的精神，表现出来”736。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效果来看，周氏对“风土”的提倡与阐释，确实可以为乡土文学增添“地方色彩”，当然，这与他总的文学观念及政治倾向是相互契合的。
综上所述，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是其趣味主义文学观的组成部分，其中虽然含有周氏对乡土文学的一些美学思考，比如，乡土文学与地方、与风土民俗的关系，但是，主要的理论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左翼文学理论所强调的以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载道文学”。
换言之，周氏乡土文学理论是在对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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