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粹战争的特殊毁灭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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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纳粹战争的特殊毁灭性
试论纳粹战争的特殊毁灭性
【正文】
二次大战性质已成定论。
但这绝不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样，是以胜败论功过、定是非。
轴心国家从事的战争，受到历史和人民的谴责，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反动性。
除我们业已行文批判的政治奴役、经济掠夺①外，拟加探讨的，也还有这一战争特有的野蛮性与掠夺性。
这是为轴心国家蓄意通过战争推行反动政治决定了的；但反过来，又进一步证实这一战争反人类、反进步的罪恶属性。
一
轴心国家发动的第二次大战，是人类史上最为惨痛的灾难。
战争双方参战人数多达1.1亿人，沦为战区的多达40个国家，殃及2,200平方公里土地。
包括战费开支11.170万美元在内，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②。
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据东、西方渐趋一致的估算，当在5,500万人上下：
军人死亡数2,700万，平民死亡数2,500万，另有300万人失踪。
这些统计，一般都以“提不出伤亡数”故将朝鲜及东南亚各国撇除在外，另又错估了我国军民死亡数或更低估为500万人③。
因此，有理由认定这一估算数仍失之偏低。
受伤人数不详，但据战争惯例，一般认定多于死亡数一至二倍。
仅就欧洲言，据战后初期统计，对德、意作战各国共牺牲3,113,8万人。
牺牲人数最多的是苏联，其数超过2,000万人，约占人口数10％；牺牲比重最大的是波兰，其数多达600万，占总人口数22％。
德、意死亡数，当时估算为830万人，但据核实应为773万人。
即使不考虑美、英同时在亚洲、澳洲及北非作战，其人员死亡（共67万人）不限于欧战的事实，也必将得出这一结论，即被侵略国家纵然赢得了战争，其牺牲人数却大大超过侵略国家，比例数超过四比一。
除这一重大特点外，另一特点是被侵略国家的平民死亡数，竞远远超过军人死亡数。
例如，就波兰死亡数言，军人数仅为64.4万人，而平民数竟多达538.4万人；南斯拉夫死亡数为169万人，除41万军人外，多达128万人是平民；希腊死亡数为16万人，其中，平民数却超过14万人；法国共有60万人死亡，内计40万人是平民。
苏联死亡数中“至少一半是和平居民”，如进而考虑到军人死亡数中近40％是作为战俘虐待致死的，则应该说非战场死亡数约相当于战场死亡数的两倍。
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在德国数达720万人的死亡人数中，军人数多达442.2万人，平民数共计277.7万人。
意大利死亡数约50万人，平民数在一半以上，另也和德国一样，大多死于空袭与战火④。
欧洲被侵略国家的物质损失亦至为惊人。
除庞大军费开支及间接损失（因战争导致的生产中断、破坏而造成的损失）外，即使按战前价格计算，毁于战争和掠夺的物质财富也多达2,600亿美元，约占包括德、意在内的参战国物质财富直接损失额（计3,160亿美元）的82％。
苏联损失高达1,280亿美元，法国为215亿美元，波兰为200亿美元，换言之，仅此三国便占被侵略各国损失额的2／3。
据统计，法国损失了铁路设备的75％，机床的60％，汽车的32％，房屋136万幢，小麦年产量减少了近33％，工业年产量更减少了近50％。
波兰的农业器械与建筑物损失了50％，运输及工业设备损失了80％，国民财富则损失多达40％，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39％，国民收入下降到战前的33％。
苏联损失了国民财富的30％，这意味着全部或部份破坏了1,710座城镇，70,000多个村庄，600万幢建筑物，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农机站，31,850个工厂，40,000个医疗单位，84,000所学校，43,000个图书机构，65,000公里铁路，14,000座交通设施与桥梁。
除此，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而形成的间接损失，其数更多达13,076亿卢布，超过军费开支与直接损失额的总和12,610亿卢布⑤。
战争结束时，欧洲经济已濒临崩溃状态。
谷物产量减少近一半，猪的存栏数减少一半多，油脂等副食品减少40％左右，以致有1.4亿人口生活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
仅据19国的统计数，全部或部份被毁的房屋就有1,158万幢，以致无数居民丧失栖身之所，加上近3,000万人的人口大迁徙，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欧洲的运输网络几陷于全面瘫痪，反过来又影响了生产的恢复，以致法、比、荷、波、南、希等国的工业生产尚不及战前的1／5⑥。
第二次大战具有特别巨大的破坏性与灾难性，严重地阻碍了欧洲与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战争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及现代化武器系统的完善化，应该看到又必须承认的是，战争的毁灭性与轴心国家的战争指导思想有着不容分割的必然联系。
唯其如此，在欧洲，伤亡和损失才主要是集中于被侵略与占领、但又赢得了胜利的反法西斯国家的一方；其原因又绝不限于战争行动，正如平民与军人死亡率形成反差所表明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出于轴心国家畜意推行的战争政策。
二
纳粹战争特有的毁灭性，首先，是取决于“总体战”的战争观。
就纳粹言，总体战不仅意味着和平或战争时期，都必须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与财力以促进战争机器的顺利运转，使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都从属于准备和赢得战争这一宗旨；而且，还意味着在准备和从事战争时，始终拒绝承认任何国际法或道义观的约束与限制，放手采取一切有利于己的斗争形式、手段与方法，以彻底摧毁敌方从事抵抗的战斗力量、物质基础和精神意愿。
作为这一战略构思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公开号召采取最野蛮、最凶残的方式去赢得战争。
《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便已表明他以毛奇的言论为座右铭：
“战争，最要紧的便是使战争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这种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他看来，任何国际法、战争法都是人为的产物，它所体现的必然是胜者或强者的意愿；就德国说来，正因为它要成为强者，它要攫取霸权，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遵循国际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双方作战的行为，那么，撇弃这些准则就出敌不意，为德国赢得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能以“最残酷”因而也是最有利的方式去夺取胜利。
他多次声称：
“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旦战争开始，有意义的不是法而是胜利。
……法总是站在强者一边的”；“任何所谓的国际法都不能阻挡我去利用提供给我的优越条件。
下一次战争将是一场空前残酷和充满血腥味的战争”⑦。
除蔑视和践踏国际法外，希特勒更肆意嘲弄传统的是非观和道义观，狂妄地宣称：
“我要把人类……从卑污有害的妄想——被称为良心和道德——中解放出来”。
尽管声称良心和道德都是有害的妄想，但为了驱使官兵去从事灭绝人性的战争，他又不得不从道义上“论证”战争的合理性：
“战争是为保卫民族和国家，即保障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未来的事业服务的。
这一崇高道德目的使战争具有总体战性质，并证明战争在道德方面是正确的”。
从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这一反动的民族观出发，他时而断然抹煞战争有所谓是与非的问题，时而又宣称放肆杀人倒更符合道德规范：
“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有意义的不是是非而是胜利。
丢掉你们的同情心吧，残酷无情地行动起来”；“（上帝）赋于我们日耳曼民族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的任务。
……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最大的苛酷，就意味着最大的仁慈”⑧等等。
其次，总体战还意味着不承认前线与后方、军人与平民的重大差别。
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便宣称：
“由于前线和后方的界线已在消失，大量屠杀人民和前线消灭军队同样是合法的”；“应对居民采取残酷无情的镇压和恐怖手段，……迫使敌人投降”。
这一提法，和希特勒言论同出一辙：
“斗争的武器、形式、手段和策略都可以改变，但是运用人的生命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是不变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消灭他们。
……不是签署和约，而是宣布死刑——这就是伟大战争的目的”。
战争不限于粉碎敌方军队有组织的抵抗，而是像《国防军手册》所要求的那样，“把一切拦住你去路的生物都消灭掉”⑨，这必然赋予战争以特殊残酷性。
苏德战争便是一典型。
1941年3月制订作战计划时，希特勒就强调说：
“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要结束战争，只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是不够的”。
战斗刚打响，凯特尔便奉命下达指令；军队“在这一斗争中有权并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而不受限制，即使是对待妇女和儿童也是如此，只要这样做能取得成功”。
其后希特勒多次下令：
“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在这样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连一部分也不想保留”。
为此，他一再强调要用空军和大炮把它们“炸成碎片”，“夷为平地”。
其他城市亦不例外，如攻占基辅后，希姆莱就指示说要“把那里的居民减少百分之八、九十”。
屠刀架在城市居民脖子上，也是悬在农村居民头顶上，希特勒手令便是铁的罪证：
“占领苏联领土之后，德军都必须在苏联的居民点之外，另行建筑冬季营房驻扎，以便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对这些居民点实施毁灭性的空中轰炸”⑩。
最后，总体战更寓有放肆毁坏敌方人民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含义。
战前颁发的《战争领导的组织问题》这一纲领性文件就写道：
“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战争：
不仅应用武器，而且借助于宣传和经济。
战争针对敌人的武装力量，也针对敌人实力的物质来源。
……必要时一切手段都是好的，这就是战争的指导原则”。
史实表明，这一提法意味着对占领区实行毁灭性的掠夺，拆卸和搬运一切可以拿走的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生活资料，而在德军被迫转移和撤退时，则对一切无法搬运的物质财富从事毁灭性质的破坏。
其目的不仅在于从事竭泽而渔的掠夺或粉碎敌方反抗的物质条件，而且，又还着眼于扩大德国与被征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迫使这些地区“退回到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去”，以致必须接受德国的奴役与剥削、又永远不会构成对“千秋帝国”的威胁（11）。
希特勒说过：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从事毁灭。
等在我们前面的，不是别人的毁灭，就是我们的毁灭”。
如果说，在德军胜利推进时，出于供养军队、支援战争、稳定后方等考虑，毁灭也仍然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话，那么在败退之际，这一毁灭性破坏便具有绝对的意义。
1943年9月希姆莱下达的命令是：
“必须做到：
从乌克兰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塌的房屋，没有一个几年就能恢复的矿井，没有一口无毒的井。
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诺曼底战役失败后，希特勒更多次下令说，必须“荡平法国的工业”，“毁掉法国的一切”，“大规模水淹”荷兰等（12）。
三
战争的毁灭性，又还为“新秩序”的政治观决定的。
纳粹妄图建立的新秩序，是要彻底地压制任何反抗行动和敌对情绪以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
在这一方面，为新秩序的内容所决定，他所能指望和依靠的，只能是以讨伐队、人质制、集中营等为象征的血腥统治。
执政前希特勒就已强调统治的诀窍，在于广泛利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以推行强权政治。
“造成恶劣的精神恐怖，……直到被击败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将能导致必然的胜利”——肉体恐怖又是制造精神恐怖的支柱：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于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抵抗不存在任何胜利的希望”。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他确实地利用了“恐怖战”这一绝招重画欧洲大陆的政治地图，肢解和兼并其他国家领土，剥夺占领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践踏被征服人民基本权利，推行逆工业化的经济方针，实施超经济强制与剥削，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等等为特征的。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反人民意愿而行的政策，势必决定着镇压——反抗——再镇压这一恶性循环的历史进程。
希特勒发动战争，既是要征服和统治欧洲大陆以建立千秋帝国，又是要聚敛欧洲的人力、物力以攫取世界霸权：
“我的目的是要征服所有的种族和人民，从而，使我们作为主宰的民族君临全世界。
……我们将凭着铁一般的意志步步前进，直到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13）。
基于这一考虑，他不仅渴望尽快赢得欧陆战争，建立他所需要的新秩序，而且，更渴望迅速，反过来，这又鼓励他在战争中更肆无忌惮地推行这一策略，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来强调其重要性：
“由于东方占领区幅员广阔，只有靠占领军广泛进行这种恐怖活动，……现有的部队才足以确保安全”，也“才可能消除居民中想要抵抗的一切倾向”（14）。
贯彻实施与人民为敌的政策，只能借助与人民为敌的手段。
因是故，恐怖战，不仅成了建立新秩序的主要手段，另也成了新秩序实施的重要内容。
这在东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矛头所向，既针对放下武器的战俘，又指向手无寸铁的平民。
据最高统帅部命令，苏联战俘不享有日内瓦条约规定的权利：
“对苏联战俘使用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绝对不许采用鸣枪警告的方式”；“无论谁在执行下达的命令时，不使用或不够有力地使用武器时，谁就要受到惩罚”。
事实上，只是出于对战俘劳力的迫切需要，才迫使任意屠杀战俘的行为有所收敛，或者，如施佩尔所说的，更迫使希特勒收回业已发布的“不抓战俘”的命令（15）。
至于平民，则早在1941年7月16日密会上，希特勒便定下了基调：
“谁瞪你一眼，就把他枪毙掉”。
善于学舌的戈林又作了补充：
“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统统枪毙”。
据此，凯特尔下令说：
“为了彻底消灭和铲除不满情绪，首先，必须立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便树立起占领当局的权威。
……必须指出那些国家的人命，是绝对不值钱的。
只有通过异常残酷的措施，才能获得恫吓的好效果”。
而为了得到“好效果”，不仅授权营级军官可以自行决定“对城镇和村庄进行集体处罚”，另又要求处罚时，“其处死办法，应该变本加厉地扩大恐怖作用的程度”（16）。
恐怖政策的实施，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难怪像齐亚诺这样的战犯也深为厌恶地写道：
“德国人的残暴行为已发展到罪行累累的地步。
……屠杀全体居民，奸淫妇女，残杀儿童——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屠杀无辜，甚至遭到德国官兵的抵制与反对，以致希特勒不得不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嗜血成性的党卫队。
死于党卫队屠刀下的平民有多少人呢？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捷克有36万人，在波兰有250万人，在波罗的海三国有110余万人，在白俄罗斯有220万人，在乌克兰，仅据基辅等三地统计就有104万人。
滥施淫威，如希姆莱要求的，是“要教导人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从德国人，做到诚实、勤勉和驯顺”（17）。
在西欧，由于战争状态名义上已告结束，被占领国家形式上仍保持独立，另又为了集中力量从事对苏作战，迫切需要稳定后方和恢复生产，占领当局感到不必要也不可能照搬东欧那套作法，而宁愿将其高压政策限制在取缔和镇压抵抗运动的范围内。
虽如此，即使在北欧人种所属各国，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充满了血腥味与恐怖感。
自1941年夏秋起，占领当局便在西欧普遍推行“人质制”，规定凡是一个德国人遭到暗害，就枪毙50或100名人质以示报复。
最初，人质还只限于在押的战俘与囚徒，其后，为激起更大的恐怖感而扩大了范围。
9月发布的通令就蛮横地宣称：
“人质就是该国的居民，他们的性命就是该国人民安份守己的保证，……因而，必须毫不含糊地使该国人民受到威胁，即人质应对任何人做出的敌对行为负担全部责任”。
据此，法国的“所有男人”都被划在“第一类人质范围内”，以便在发生任何抵抗行为时，“按罪行轻重”决定逮捕和枪决的人数。
1942年7月后鉴于抵抗运动的扩大，当局更下令实施封建制下才有的株连制度：
“年龄超过十八岁的扰乱治安者，他们的男性亲属以及叔伯、表亲一概枪毙。
有这种亲族关系的所有妇女被判处劳役。
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上述所有人员的孩子应该送进教养所”。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下令采取“夜雾行动”，在夜间随意逮捕一切被视作为“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然后使他们“消失”在茫茫“夜雾”中，藉以“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18）。
集中营，成了恐怖与灭绝政策集中的象征。
包括战俘营在内，德国在东、西欧共设置三十余所集中营，而这些集中营又附设了160多座劳动营。
集中营是名符其实的灭绝营，“从大门进去，从烟囱出来”，这一告示牌便道破其中奥秘。
处决前还须集中，唯一原因，是要榨尽囚徒最后一滴血汗。
据统计，先后被送进集中营的多达1,800余万人，而死于苦役、酷刑、毒气室与焚尸炉的便有1,260万人，较第一次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多200余万人（19）。
四
战争的毁灭性，又和弱肉强食的种族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希特勒的种族观，是大日耳曼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马尔萨斯主义的拙劣拼凑物。
《我的奋斗》中，他就狂妄地宣称：
“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那么，唯有亚利安人种，方够资格做第一种人的代表”。
但同时，他又借用H·S·张伯伦的论点，硬说“只有日耳曼人最有天赋，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亚利安人最优秀品质，因此，他们有权作为世界的主人”。
由此出发，他多次荒谬地断言作为“优者和强者”的日耳曼人，征服和奴役作为“弱者和劣者”的其他民族，包括同属于亚利安人种的拉丁人、斯拉夫人等，不仅体现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铁的法则”，而且更将成为推动文明和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
因为，如他所说，“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最高级的种族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
“低劣民族”“存在的必要”，只限于“遵从它的意志和目的，受它的支配而工作”，以促使日耳曼人创造“高超的文化”。
但就其意义与作用言，则正像“人类文化发展初期，有赖于驯良的兽类（牛、马等）”一样，只能充当日耳曼人“技术工具的代替物”。
舍此而外，这些民族便成了有待“自然淘汰”的历史“糟粕”。
而通过战争与征服淘汰“劣等民族”，不仅有助于日耳曼人扩大“生存空间”，增强创造历史的活力，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体现“物种选择”的进化规律（19）。
反犹主义，从来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份；唯其如此，灭绝犹太人便也成为战争中严重罪行之一。
欧战爆发时，希特勒就不祥地警告说：
大战的后果“将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绝”。
如果说苏德战前，他曾有过将劫后余生的犹太人尽行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设想，那么在这以后他显然改变了主意。
1941年7月，在希特勒宣称“犹太人是造成社会一切衰败的杆菌”之后，戈林授权海德里希就“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拟订具体行动计划。
次年1月召集的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对计划实施进行了布署：
“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犹太人应先以适当方式在东方从事义务劳动，……这当中无疑会有一大部份人由于自然减员而淘汰”；“最后剩下的人（这些人无疑是抵抗力量强的），也必须给予相应的处置”，因为他们将“会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1943年6月及10月的密会上，希姆莱宣称至迟到年底“必须灭绝犹太人，……让这个种族从地球上消失”；儿童亦不例外，因为“让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报复，这是不合理的”。
由于遭到各国人民，包括盟国政府的抵制，这一计划未能彻底执行。
尽管这样，死于纳粹屠刀下的仍多达5,721,800人，约占战前欧洲犹太人总数的62％以上。
此外，还有52万吉卜赛人也作为贱民而被处决（21）。
至于斯拉夫各族人民，则也被视作为应予淘汰的。
侵波战争刚打响，哈尔德便传达了如下指示：
“灭绝波兰民族是元首和戈林的旨意”。
以后，希特勒更完整地阐明了他的计划：
“如果我们要想建立我们的大日耳曼帝国，我们就应当首先排挤和灭绝一切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何故呢？
他提出的首要原因，是德国为要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人，就必须占领乌拉尔山以东的辽阔而富饶的土地，变这些地区为日耳曼人的移民殖民地：
“这些领土应当住满德国农民，斯拉夫人，应当部份消灭，部份迁移到亚洲，其余的，则应当剥夺土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种族的奴隶”。
其次，他还强调人数大大超过日耳曼人的斯拉夫人所构成的威胁，例如，他在制订巴巴罗萨计划时便说道：
“即将开始的战斗，是一场斩草除根的战争，如果德国不是用这种精神行事，它固然可以把敌人打败，但是今后三十年内，他们还会东山再起，与德国为敌”。
根据这些指示，曾几易其稿的《东方总计划》，最后确定只留下1,400万斯拉夫人作为“种田奴隶”，迫使4,600万至5,100万斯拉夫人移居西伯利亚，另外，除死亡于战争的人数外再行消灭3,000万斯拉夫人（22）。
这些计划，不过是《我的奋斗》及《第二本书》中业已表述过的思想的翻版，即德国应该以美国人为榜样，通过消灭印第安人的方式来扩张疆域领土又维护种族“纯洁”（23）。
杀人，不仅仅是赢得战争的手段，也不仅是威慑群众的措施，而且成了从事战争的目的，这既是纳粹战争指导思想一重大特点，也是战争具有特殊毁灭性一根本原因。
关于这一点，早在执政初期他宣称必须“夺取东方的生存空间”并使之“无情地日耳曼化”时，就已作过这样的说明：
“我们应当发展消灭人的技术。
如果您要问我，消灭人是什么意思，我将告诉您：
我指的是要把一些民族整个消灭掉。
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然淘汰是无情的，……我当然有权消灭像蛆一样繁殖的最低劣民族中的千百万人”。
德波、苏波战争中，他就一再强调战争的目的不只是政治性的，而且是人种学的：
“人种学的斗争在我们的东部国境上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
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战争，需要在短时期内采取激烈的解决方法”（24）。
战争被赋予种族灭绝的性质，这也决定了纳粹作战的特殊反动性与毁灭性。
除战场内、外大肆杀戮外，“制造人为的饥荒”成了总体战的特殊组成部份。
攻占波兰后，根据希特勒指示，罗森堡曾发布过一项命令：
“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
所谓绝对必要的数量，则一减再减，最后减到人均日消费量只有600卡的水平，仅相当于最低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德苏战争前不久，作为作战计划的一部份，希特勒又下达过这样的指示：
“这个地区的城市及其管辖的村镇居民，应该准备应付名符其实的饥荒”，因为“只有大规模的饥荒，才能更有效地消灭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强迫其他的人迁移到西伯利亚”，“为德国殖民主义者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战争初期，东方经济工作部便颁布了一项名为《立即和彻底停止对包括工业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整个北部地区供应》的命令，严禁“任何人企图从黑土地带运入余粮以把…居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另又强调除北部地区外，“任何工业区或工矿区都必须照此办理”。
禁令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施了，以致11月与齐亚诺会晤时，戈林已能吹嘘说：
“在这一年内，俄国将有2,000万至3,000万人饿死。
……这倒是件好事，因为这些民族必须大量淘汰”（25）。
除此，纳粹还力图通过疾病传染、人工流产和强制避孕等方式以减少占领区人口。
《东方总计划》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的健康状况只应维持在最低水平上，以便不时地通过流行病来控制人口的增长”。
其后，鲍曼又传达了希特勒的命令：
“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都是多余的。
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必要的。
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
为此，一批医生奉命研制“一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人感觉不到的绝育药”，以便作为第一步措施，使当时数达300余万的苏联战俘变成“听人使唤，而且不再生儿育女”的劳工。
因上述措施并不尽如人意，1942年秋希特勒曾一度考虑将苏联城市中“携带病毒的男性居民”统统“处理”掉（26）。
富有强烈讽刺意义的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种族理论，到头来，却成了希特勒强迫德国人民咽下的一剂毒药。
当灭顶之灾已不可避免时，希特勒竟荒谬地声称：
“如果战争打不赢，那就说明德国经不起力量的考验，德国就应该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而未来唯一地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
尽管他硬要拖着整个民族为自己殉葬的企图未能得逞，但他下达的“在德国境内无情地执行焦土政策”的命令，却仍然扩大了战争的破坏性又加深了德国人民的厄运（27）。
希特勒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得胜，那么就在我们将要灭亡的时候，也要把半个地球跟我们一起拖向灭亡”（28）。
这段话，充分暴露了纳粹领导集团蓄意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反动思想，另也揭示了纳粹战争具有特殊毁灭性的重要原因。
纳粹作战的特殊反动性，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但也因此决定了纳粹集团自取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反对社会进步、违反人民利益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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