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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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对中国现代历史意义的解释价值：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缘于救亡图强且向西方学习的需要。
向西方学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性深刻的反思。
向西方学习是向欧洲学习：
一个是英美道路模式和文化模式学习（经验实用主义）；一个是向德俄法即大陆道路和文化模式学习（浪漫理想主义）。
前者是国民党人试图走的路向，后者是共产党人坚持走的路向。
历史最后证明，英美模式在中国很难走得通，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人的革命所推翻和取代。
但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当时寻求救亡图强的理论或道路都必须打着向西方学习的旗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现代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根本的指导性思想理论，且获得了彻底的决定性胜利。
2．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以及革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不同时期凝结成的不同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就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并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但总的来说，它们之间具有发展的逻辑联系。
因此，都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所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中国现代历史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话语基础。
二．对当代大学人生健康成长发展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思想理论，是当代中国人生活、工作、学习和成长的既有的政治环境，每个人的生活成长都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只有顺应环境，适应环境，人生成长和发展才能相对顺利。
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代，凡是背离给定的政治环境的人，无论其是多么地聪明睿智，最终都将被埋没，除非离开这个环境，但又必须适应新的环境。
三．对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即既用唯物的视角又用辩证的视角来分析看待各种事物和各种问题。
“物”不仅是指看得见具体的东西，它更广泛的意义是指事物产生的各种制约因素，如环境、情势、知识背景、生理状况、阅历、家庭背景、身份地位等，人作为主体的思想意识是由这些因素综合决定的。
孟子讲：
有恒产者有恒心；管子讲：
仓禀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誉。
俗语云：
饱汉不知饥汉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面包师动力来源也说明了这个思想观点。
马克思讲：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选》V1P73）。
辩证法就是要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去研究事物分析问题也是非常有效的。
四．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批判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建构价值：
1．批判价值：
政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指向最根本的是社会公平。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过度强盛，在史无前例地推动了效率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衍生了社会的极度贫富不均而引发的不公平。
从而为马克思这些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思想家的无情批判。
这些批判当中最有深度的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一切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现象进行批判的学说，所以，它同样可以用来批判中国当今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只是这种批判是一种肯定性批判，即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直接对象是资本及其维护资本权益的资本主义制度。
当然，由于站在批判的视角（马克思说：
我绝不用玫瑰来审视资本主义，我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全》V1P416），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向人们展示的资本主义，更多的是负面形象。
因此，如果要全面地了解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进步作用的资本主义，还必须参看其他的西方学者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
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精神三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几点忠告》、熊彼特《资本主义史》等。
这些著作有助于人们从正反两个层面去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最直接、最明显的历史作用是极大的提高劳动效率，改变了资本主义以前历史时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将问题的焦点定位于社会公平的化解方式，而用极大地提高效率（即做大蛋糕）来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市场激励机制、个人谋利的伦理正当性动因等手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摆脱了物质匮乏或短缺而进入剩余时代。
（这也是通常讲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现象的话语视域，其实，短缺尤其是匮乏也是一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解决物质匮乏问题，而使人类进入剩余时代，是有深刻的发展动力基础的：
（1）物质动力因：
劳动工具的技术化和资本的合理化。
（2）精神动力因：
工具理性精神与世俗生活的形成。
（3）制度动力因：
经济制度市场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法制化，所有的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制约所有的权力、人、组织和行为。
（1）物质动力因：
劳动工具的技术化和资本的道德化。
①只有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工具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含量。
过去时代人们对生产劳动工具的改进改良基本上都是经验的提升或总结。
18世纪60年代后，蒸汽机发明和在生产中广泛应用，半个世纪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机器大工业占优势的国家。
随后电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到后来的各项物理、化学发明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等，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资本的道德化。
什么是资本：
资本就是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的货币。
资本在传统意义上有两种形式：
生息资本（息量比例小，与生产相脱离，剥削隐性，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马克思批判的非直接对象）和实业资本（息量大，与生产直接联成一体，显性剥削，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批判的直接对象）
资本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化过程的简单回顾：
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对货币成为谋利手段的非正义性定格到基督教教义《新约全书》、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承传。
（谈谈《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即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一些与本问题相关的区别，以及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
犹太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象是做生意；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金钱。
所以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归根到底，就是从犹太中获得解放，即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
（参见《马全》第1卷第451页。
）
③资本产生效率的机制：
A．资本是生产的重要因素：
资本是近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的中介要素。
要大规模地提高生产效率，必须从个体小生产劳动方式发展到集约化生产方式。
集约化生产，不可能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直接结合，必须通过资本的中介环节。
同时，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广泛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流动过程中的时间损耗和信息浪费，节约成本，达致生产过程中的优化组合（社会经济运作机制动力）。
B．资本的道德化将人性中“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极大彰显且合法化、合理化，人们追求货币钱财获得了伦理道德上的支撑，从而成为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行动的无穷动力源泉（外在评价动力）。
C．资本的道德化使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动力极大化（内在诱惑动力）甚至无限化，克服过去时代人们追求实物容易引发的“小富即安”的劳动惰性。
（南宋时期中国同时代有两个著名的思想家，即朱熹和陈亮，朱是浙江人，陈是江西人。
所以，浙江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
理在事中，道在物中，实事实功，经世实学，存天理，得其正；所以浙江人做生意是很有名的；而江西受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心性学派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江西的农耕历史悠久。
）
（2）精神动力因：
理性工具化与生活世俗化。
①什么是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主要来源：
古希腊哲学中的两个著名概念：
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逻各斯”与“万物遵循的道”（客体性原则，世界背后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自足性，是宇宙所从之且必向之归的终极存在），柏拉图解读理性不仅是指世界背后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指认识这种本体性存在的理性认识能力和控制人的感性欲望的能力，即人理性具有认识、理解外部世界并控制自己的情欲使自己适应外部世界的秩序和内在必然性。
阿那克萨戈拉（主体性原则，为苏格拉底所继承的发挥，苏格拉底强调人应该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自己的关注，即“人啊，认识你自己”，他认为，善不仅是宇宙自然的知识，而且更是伦理的人的目的）“努斯（心灵：
目的性、能动性、创造性、自由性，但是根据客观实际的主体自身的需要通过理智进行创造构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或社会，因而不是盲从，是理性的，它是主体把自我看成独立自存，以自我为规范对象，使对象符合自我的“目的”）”的理性主义两种路向。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柏拉图的形式化理性（原则）和苏格拉底的目的性理性（原则）结合起来，克服“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分裂。
他提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四因”说，质料因体现客体性原则，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一般认为合三为一）体现主体性原则。
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自身以内在的目的性，事物变化体现了事物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超越、完善的自在自为原则。
逻各斯的客体性原则和努斯的主体性原则在“实体”自身的运动变化中实现了融合。
希伯来精神是理性主义的重要来源：
希伯来精神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中。
《圣经》具有的基本教义：
上帝创世说、原罪说、灵魂不朽说等。
首先，在上帝创世说中，基督教把蕴含在古希腊理性中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统一在一起，并将其人格化为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
一方面，上帝是“逻各斯”精神的人格化，这不仅体现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体现在上帝创世的过程中，因为上帝是用语言“（逻各斯）”创造世界，上帝就是命运和必然性，为世界提供真、善、美的终极尺度；另一方面，上帝又是“努斯”精神的人格化，它是绝对的创造者，是绝对意志的代表，是自由的化身。
上帝不仅给世界提供了必然性，而且为人的世界提供了目的性（回归上帝），它是世界（包括人类）的起点和归宿。
因此，上帝体现了客体性原则的理性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即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次，原罪说说明人与神是有距离的。
人虽然具有主体性，人具有世间其他一切物体所不具有的力量和智慧，但人的主体性以对上帝必然性的绝对服从为前提。
一旦人的主体性超越了上帝的规定界限，人就会犯下渎神之罪，即“原罪”。
人由于对必然性的亵渎而背上沉重的罪孽，然而，这并不是人的最终命运。
一方面，人本无罪，人有救赎的可能性：
救赎不是带给人新的东西，而是把曾经有过但已失去的东西还给人；另一方面，救赎又必须以人听从必然性为前提，且来自上帝的恩典，人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对自身限度的意识，怀着虔敬的心情期待神恩的降临。
这就客体性原则的理性永远高于主体性原则的理性。
最后，基督教对于灵魂不朽的信仰体现了希伯来精神中人的自然性与精神性的矛盾冲突。
灵魂不朽的观念以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对立为前提。
基督教首先把灵魂看做是不同于肉体的自由存在，把人的肉身看成是灵魂的束缚，把超越沉重的肉身，达到精神的圆满作为真正人性（神性）的完成，而沉溺于肉体则是沉沦和堕落于兽性的象征。
人的肉体是有朽的，但人的灵魂是不朽的。
灵魂不朽具有无限的超越性，能够超越死亡给人带来的限度，架起沟通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桥梁，并且，只有绝对精神的属于神的彼岸世界才是人类灵魂的故乡。
肉体的死亡和灵魂不朽使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达到了统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区分了两种理性：
工具理性指主体所具有的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理性指主体具有的在主观上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而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其中，工具理性行为要求选择最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目的，它以手段的最优化作为理性的最高要求，先进工艺的运用、可计算手段的改进、科学方案的严格选择都是工具理性行为的内在必然要求。
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萌生的条件在于西方文化的合理化进程，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历史性结合。
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蒙恩”、“理性禁欲”；“信用”、“勤劳”、“节俭”、“时间”、“效率”、“实用”等精神价值的形成。
③生活世俗化：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社会都生活在神话时代或神学时代，宗教与信仰的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几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
因此，过去世代都是神圣的、浪漫的，崇高的、理想甚至幻想、空想的。
人们是宗教人、道德人、政治人，而不是经济人、世俗人。
韦伯说，资本主义化或现代化是一个对神圣、神话、宗教等等神秘主义的“去魅”的过程。
精神的崇高如果长期不能转化为生产劳动的动力，那么精神崇高既不能长久维持，也不能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
马克思说：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见《马选》V1P86）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面包师的生活价值理念；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国富论》第四篇第一章。
（3）制度动力因：
经济制度市场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法制化，所有的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制约所有的权力、人、组织和行为。
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指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新制度经济学家舒尔茨、道格拉斯·诺斯、科斯等人认为制度就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它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具体可分为正式约束（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契约）、非正式约束（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和实施机制（制度实行的程序、制约因素、压力手段等）三个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具有如下的功能：
降低交易费用、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护个人自主领域、防止和化解冲突、使外部性内部化（通过制度安排经济主体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是技术上的外部性转为金钱上的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实现原来并不存在的货币转让。
）
（生产中的负外部性：
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政府治理污染的花费，自然资源的减少，以及污染物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
生产中的正外部性：
教育是一种正外部性。
完善的教育系统培育出的人才，会对社会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
建设一栋造型美观的建筑，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到这一道风景线，也是一种正外部性。
消费中的负外部性：
某人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喜欢每天夜里不停地叫。
这个人由于习惯于夜生活，所以并不会对此感到困扰。
可是他的邻居习惯于早睡，每天就会被狗的叫声弄得失眠，于是不得不花钱买安眠药。
在这里养狗对于这个邻居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能够促进生产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且能够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公平。
“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第四篇第一章。
斯密认为在社会广泛分工、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的文明时代，实现人们相互帮助的方式不能完全通过直接的计划式的利他的道德方式来进行，而只能通过间接的各自利己的方式来实现。
斯密认为，道德行为本身存在空间的有限性，它不能满足人们经济活动领域交往需要。
斯密在《国富论》中试图证明，在广泛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社会里，商品交换为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和道德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商品经济条件下出于利己动机的分工与交换，虽然采取了被传统道德视为恶的自私形态，但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却比过去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地扩大和满足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即曼德维尔所在《蜜蜂的寓言》中所说的“私恶即公利”效应），增进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
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虽然直接利用和激励了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表面上似乎不利于个人与社会的道德生活的进步，但它给每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身体与精神以自由、平等地创造发挥和运用的现实可能，为人们的交往范围的扩大、生活内容的丰富扩展提供了机会和前提，使之达致客观上的普遍利他的道德格局和社会公平，它内似于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效应。
但是，后来的发展说明，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不可能达致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设的既有效率又社会公平的“得德相通”的社会理想状态。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效应必须以市场的彻底出清的理想模型为前提，即所有的人都是自觉遵守市场规则秩序的自利者，每个人的天赋大致相同，每个人竞争起点的自然资源大致相同，每个人的整个竞争过程的机会大致均等（则不仅仅是起点公平）。
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因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促进商品竞争者的效率是绝对有效的，却不会自然而然地达致社会的公平，相反，只能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并反过来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拓展，还由此带来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对此，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所有社会学理论中最深刻最全面的，并彰显着历史与人文的双重价值。
马克思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贫富悬殊、利己主义泛滥、人被物化。
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它只是实现了形式公平或形式正义，远没有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或实质正义。
它以一种文明的自愿的剥削形式代替了过去野蛮的强迫性的剥削形式，用基于经济竞争的结果不平等取代了过去基于政治地位、血缘出身的不平等，用基于经济的不平等而取得的社会不平等取代了过去基于特权、地位的不平等而取得的社会不平等。
尽显了费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所描述的游戏效应。
2、建构价值：
马克思没有对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具体制度规范进行过详细的说明，对此，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742-743页。
”
马克思说: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43页。
恩格斯还说: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
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42页。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对未来社会的建构价值主要是一种理念，而不具体的制度规范。
这种理念主表现在：
一是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方面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
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必须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正义，有促于贫富差距的消除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的保障，不仅有促于消除人的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有促于消除人的精神生活的匮乏，提升人的道德自律品质；
三是社会的进步最终要通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表现出来，要通过每个人能够将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得到尽可能大的发挥并在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及其时空界域。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对社会进步一个很有启发的阐释；
四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自由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它是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反映，而绝不是通过暴力将强权人物的个人意志虚像成所有人的意志的社会。
因此，真正完善的民主体制的不断发展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来审视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
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有些地方，以行政权力管制正当的舆论监督。
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
社会和公民的自由空间被严重挤压。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
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腐败严重，环境生态平衡保护面临严重问题。
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不同阶层的上下流动愈来愈困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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