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目标的墨家管理思想.doc

二、重目标的墨家管理思想.doc

《二、重目标的墨家管理思想.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二、重目标的墨家管理思想.doc（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重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

（二）

    关于墨家学说，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

“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也。

”

   墨家对国事的关注，是聚焦于国家经济事业方面的，其“强本节用”的主张，就是要求加强国家经济管理，重视开源节流，以实现“人给家足”。

   故按其内容来说，墨家的管理学说是国家经济管理之学。

其特点则在于重视目标管理，即主张围绕一个明确而合理的目标来进行管理。

在此意义上，墨家的管理学说又可以说是一种目标管理理论。

   在先秦诸子中，最为自觉地研究目标问题的，是墨家。

墨子说：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虽至士之为将相，皆有法。

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墨子·法仪》。

以下凡引《墨子》，只注篇名。

）这里所谓“法仪”，乃含有标准、目标之义。

墨子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首先确立一个目标，未有不立目标而能成事者。

管理天下，管理国家，亦同此理。

  墨子首先提出以“仁”作为制定国家管理目标的根本原则。

   根据“仁”的原则，墨子强调，制定国家管理目标，既不可以顺从父母的意志，也不可以遵从学者的意志，又不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志，因为普天之下为父母的、做学问的，以及当君主的，其人数虽然众多，但其中真正为仁的却极少。

墨子根本不相信现实世界中会有什么人凭其主观意志而能制定出公正合理的国家管理目标来，因为在他看来，世俗的人都未免自私自利。

他认为，唯有“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同上），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按照“天”的意志来制定国家管理目标，“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同上）。

  注重并强调管理目标的客观公正性，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和亮点，其实质是要求管理目标能够反映和符合所管理的组织及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即所谓“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一切管理目标的实现，又都依赖于存在于所管理的组织之中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故只有使管理目标尽可能地反映和符合所管理的组织及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它才能成为该组织的整体目标而又是该组织中的成员所普遍接受或集体认可的群体目标，这样的目标才是可实现的，围绕可实现的目标来进行的管理，才能是合理的并且是有效的管理。

可见，确保管理目标的客观公正性，乃是实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的先决条件。

   但是，墨子所处在的充满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利益冲突的现实社会，决定了他在追求国家管理目标的客观公正性的时候，不得不以宗教意识的形式而将客观公正的标准诉之于“天”，根据“天之所欲”来确定国家管理目标，以保证其客观公正性。

   然而，人何以知“天”之所欲与不欲呢？

墨子曰：

   “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同上）

   墨子从全人类皆属“天”所有、“天”为所有人都提供食物，推出“天”爱所有的人、利所有的人；又从“天”爱所有的人、利所有的人，推出“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

   据此，墨子得出结论说：

“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贪；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兼爱中》）

   “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圣王之法”，就是墨子根据“天之所欲”确定的国家管理的总目标，其实质在于“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乐上》）。

    根据这个目标，墨子主张经济上“强本节用”，政治上“非攻”、“尚贤”，观念上“尊天”、“非命”，文化习俗上“非乐”、“节葬”，如此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服务于实现“兴利除害”之目标的途径、方法和措施提出来的，总起来看，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

   荀子曾对此发表评论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荀子．解蔽》）荀子的意思是说，墨子这个人太过讲究功利实用，以至于到了不讲文采、不讲文化的粗野小人的地步了。

据实说，这个评断并不为过。

例如，墨子从功利实用观念出发，不只是提倡“节用”、“节葬”，甚至还提出“非乐”的主张，谴责和反对从事音乐活动，认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故曰“为乐非也”（《非乐上》）。

这真是“不知文”到家了。

  墨子的“蔽于用”，还表现在“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的看法上。

他完全不懂得“可用”与“不可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辩证法道理，他的机械观点使其无法理解也绝不容忍“善而不可用”这种情况的存在，他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的“善而不可用”，其实也是一种“善”的形式，一种看似“无用”而实有“大用”---直接“无用”而间接“有用”或暂时“无用”而将来“有用”---的“善”。

   墨子的管理思想固有“蔽于用而不知文”之欠缺，但这还只是一个具体的缺陷。

由此缺陷作深入的思考，更可以发现其目标管理理念或目标管理模式所存在的根本缺陷，这就是：

   它过于强调了管理活动对管理目标的从属关系，以至于将管理活动高度简约化、经济化，使之变成机械的服从和服务于管理目标的简单工具了。

   这种管理模式，粗看起来似乎能使管理效率达到最大化，实际上则由于其夸大了管理目标对管理活动的指导作用，忽视乃至抹煞了管理活动本身的能动性，恰恰是极不利于管理活动充分地展现其多样性从而通过其多样的活动形式来达成其统一的管理目标的。

   从理论上说，墨子目标管理思想的根本缺失正在于其割裂了管理活动中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联系，以统一性困扼乃至扼杀了多样性。

这是一种急功近利、僵硬呆板而缺乏弹性的大一统管理理念。

这种大一统管理模式，可能正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