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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影响中学基础英语教学

质量的多因素系统研究”（07AYY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一

外语教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

提要：

本文简要讨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中几个基本概念，然后结合我国外语研究中的不同声音或研究取向，阐述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社会学视角对我国外语教育问题和研究的启示。

与精英学者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目前外语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应是只强调我国外语教学与西方教学环境的差异、文化差异、教学方法差异等，而应是加强对我国本土社会文化差异、教师和学生社会文化资本差异问题的研究。

本文希望该讨论能够引起社会和学者们对布迪厄社会学视角的关注，重新审视外语教育中的问题，切实加强本土社会文化差异以及教师和学生社会文化资本差异对外语教育影响的研究，为真正提高我国外语教育的总体水平作出贡献。

Bourdieu'sCulturalCapitalTheory

―TheSociologicalPerspectiveof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andTheoryConstruction

LiuYongbingZhaoJie

（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ThispaperdiscussessomeofBourdieu'score

theoreticalconcepts,suchas‘habitus',‘field'and

‘culturalcapitals'andthenprovidessomeimplicationsforlocalresearchinChinainrelationwiththecurrentresearchorientationsinChinaforeignlanguage（FL）education.Differingfromthedominanteliteposition,thispaperarguesthatthemainissueofforeignlanguageeducationdebateandstudiesisnotwhether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orlearningenvironmentsorteachingprinciples,buthowdifferentsocialandculturaldifferenceswithinChinaanddifferentculturalcapitalspossessedbyteachersandstudentsaffectFLeducationorlearninginChina.ThispaperhopesthatthesociologicalperspectiveofBourdieu'sculturalcapitaltheorycanarousethe

researcher'sinterestandprovideanewmodelforunderstandingthefunctionsandconsequencesofFLeducationinChinainordertoupgradeoveralllevelofFLeducation.

1导言

近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研究鼓励多视角、多维度探讨和研究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在外语教育研究学刊中出现兼容并蓄、多话语声音。

我们认为如下几种话语声音值得关注。

第一，近几年来我国外语研究学者开始引介西方二语研究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取向（文秋芳2008，邹为诚赵飞2008），并根据这种社会文化理论取向对我国外语教师因素、学生因素等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高一虹等2002,2003a,2003b,2003c；文秋芳2001;于元芳刘永兵2009），有人在我国外语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认同、投资以及1+1大于2的理论概念（高一虹等2002,2003a,2003b,2003c;芮晓松高一虹2008）。

第二，由于我国外语课程与教学新一轮的改革总体方向遵循“社会文化”理论原则,强调在教学中通过互动进行学习,同时注重语言在互动学习中的“中介”（mediational）作用,并提出加强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王守仁2008,程晓堂2007）,外语教育界出现了有关交际能力、综合素质与基本知识、中外教学环境差异等的论争（任国斌徐玲刘琦2007）。

第三,社会和有些学者对外语教学水平和外语教育方式提出了激烈批评（胡文仲2001,鲁子问2005,谢克昌2005）。

这种多视角多声音的研究局面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理解,也为建构本土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学术话语空间。

然而,我们发现学界在对上述本土外语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均采取“精英”主义立场,缺乏社会学视角,忽视本土社会文化内部差异,其论证或所提出的理据对我国外语教育中的问题,如教学质量、学习效果差异以及学习动机、策略、认同的变异等缺乏解释力。

我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我国外语教育中的问题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为行文方便，本文首先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展开讨论，然后结合我国外语研究中的不同声音或研究取向说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社会学视角对我国外语教育问题和研究的一些启示。

2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

布迪厄（1986）认为，所有人类活动或社会实践都涉及到个体和群体在他称之为“实践经济体系”中的彼此间的“交换”。

在这种“实践经济体系”中，布迪厄界定和讨论了某些交换的“非物质”形式。

除了直接货币流动外，这些交换的非物质形式即是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的来源。

因此所有这些活动或实践，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旨在实现社会优势的最大化。

这一实践的理论说明了一个个体对目标的现实追求活动与社会的客观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这个理论模式中，口语和书面文本实践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介性话语空间。

正是在这个话语空间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结构、动机和行为规范得以实现。

通过资本、场域、惯习等概念的定义和讨论，布迪厄（1991）描述了一个彼此强化又彼此制约的社会关系网络。

借助对这一复杂关系网络的讨论，布迪厄试图概括和描述高度复杂的但又现实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特点。

2.1场域

布迪厄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一个多维空间之中，

而这个多维空间是以话语和社会活动为特点的半自主和结构化了的社会空间（Bourdieu1991）。

学校只不过是作为人的个体可能遇到的许多相互交织的和相互竞争的社会空间中的一个。

家庭和社区、公司和企业、政府部门和机构、社会团体和学科领域一一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都构成了人作为一个个体在一生中须要选择、经历和体验的各种场域。

由于各个场域特殊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些场域中所施加的主体影响，每个场域又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然而又持续重构的半自主的社会空间。

作为个体的人和机构根据相对资本的积累在这些场域中分布和流动，而每个主体和机构都预设去追求他们在这些场域内和场域之间流动和资本交换中的社会权力和控制程度（Carrington&Luke1997）。

2.2惯习正是受这些场域中的客观社会条件限制和受自身早期社会化过程的影响，人作为个体养成了某种“惯习”（habitus）（Bourdieu1991）。

换言之，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指的是人作为行为主体养成的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情趣（disposition）系统（Carrington&Luke1997）。

该情趣系统是人

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

人的惯习养成于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或者调节、改变。

布迪厄用这一概念主要描述、刻画行为主体人的心理和身体特征。

布迪厄认为每个行为主体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他/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惯习。

惯习与行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互动关系：

惯习决定了行为主体的社会位置感，行为主体的位置又不断塑造着惯习。

行为主体习性上的差异表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不平等。

例如，出身不同家庭、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会养成不同阶级、文化和性别的“观察世界”、“生存”、“空间占有”和“参与历史”的不同方式（Carrington&Luke1997）。

所以，惯习的概念是通过身体的和心灵的、成型的和正在形成的、持久的但又灵活的情趣得以体现。

从语言的使用来看，各种不同的语言实践，包括个体和群体各种不同的语言能力，都是某种语言惯习的表达。

换言之，语言惯习是以特定的物理的和社会的语言特征为标志的情趣的总和，而情趣又是通过语音、语调、词汇、句法、语义等选择加以体现。

2.3资本应该注意的是文化资本这一隐喻概念是布迪厄作为相对社会权力的指数提出的（Bourdieu1986）。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试图解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学校教育成绩的差异。

他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差异不是一些社会、教育机构、认知研究学者或家长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学生先天智力或资质决定的，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校内外文化资本分布的差异造成的（Bourdieu1986）。

布迪厄区分出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Carrington&Luke1997）：

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并把三者的合法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symboliccapital）（见表1）。

符号资本（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交换和转换条件的条件，机构认可和合法化的权威和身份符号）经济资本货币和可直接兑换和转换成现金的物质产品和资源。

文化资本体化资本（embodied）:

一套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通过生物体本身表现出来，如知识、技能、语言、情趣等惯习。

物化资本（objectified）：

可传递的、以实物形式体现的文化资本，如图书、各类媒介。

机构资本（institutional）：

学术资格、奖励等各类机构认定的资格证书。

社会资本因人际关系网络成员资格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

表1资本类型

（1）经济资本和传统经济理论所承认的经济资本一样，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源（Bourdieu1986:

243）。

因此，经济资本包含诸如现金和财产这样的可以量化的具有金融价值的物质财富。

然而，布迪厄理解的社会世界不仅与经济资本有着联系，同时也与“非经济资本”有着本质的联系。

他认为，经济资本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行为主体的阶级或社会地位，而拥有经济和非经济资本的总量才能决定他/她的阶级或社会地位。

他强调在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时，应考虑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经济理论所承认的经济资本的一种形式。

布迪厄把文化资本分为“体化资本”（embodiedcapital）、“物化资本”（objectifiedcapital）和“机构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2）体化资本直接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物体本身有关，指的是一套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该系统通过生物体本身表现出来。

换言之，该“体化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是“那些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

以语言为例，个体和群体不同的语言行为构成了语言习惯――诸如语言运用中的不同发音、口音、特

定的词法和句法选择及其发展和策略运用。

这些依据各个场域受重视程度不同的语言行为习惯构成了社会场域内的语言资本。

与以物质形式体现并能直接传递的经济资本不同，体化资本要求个体为达到输入、同化和顺应的目的而投入时间。

这种资本通过输入、同化和顺应而渗入个人生活惯习，并通过父母和社区社会化行为得以养成。

这种“养成的”文化资本可以被看成在几代人之间传递（Schieffelin&Ochs1986）。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外语语言学习的差异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3）物化资本指的是以可传递的、以实物形式体现的文化资本，比如书画、书籍、课本等。

在物质的可传递性方面，物化资本很近似经济资本，可以经过投资获得利益。

然而，对物化资本的理解或消费能力仍然是内化的，即需要生物体本身的参与。

换言之，对物化资本的理解或消费能力取决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养成的惯习。

例如一个经济爆发户可以买卖收藏名人字画，可以购入各类图书装饰房间，但是其自幼在社会化过程中养成的个体

惯习无助于理解该物化资本的文化价值，也无法以此而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认同。

（4）机构资本用于指由诸如学校、政府机关等权威社会机构授予和认可的学术资历、专业或奖励证书。

这些证书是由国家机构、专业组织或公司企业分别生成颁发，但是共同承认其相对交换价值，从而形成某种“可量化”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可量化”指在对其相对价值共同理解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按不同兑换率进行兑换（Bourdieu1986）。

因此，各类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奖励证书等就具有了市场价值。

该市场价值是动态的，且在特定场域价值不同。

（5）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凭借占有持久的相互认可的或多或少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Bourdieu&Wacquant1992:

119）。

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因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资格而可以获得机构和社会资源。

成员资格是指个体可以获得全体成员共有的集体资本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带来的社会优势。

（6）符号资本指因其他形式的资本积累而产生的声望、地位和名誉等社会符号意义。

换句话说，所有以上的资本形式无论是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均须被授权或被合法化（authorizedorlegalized），即任何资本形式必须以某种方式

被官方和社会认定具有价值（value）。

在特定场域里，资本如果未得到这样的权威认定就不是资本。

例如，英语目前被官方和社会认定具有价值，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并不具备价值。

当各种资本被官方和社会关注，并被认定为合法有效时，那么个体和群体对这些资本的取得不仅会带来资本本身的积累，还意味着社会名誉和地位（Bourdieu&Passeron1990）。

比如有些名人通过购买投资艺术品和奢侈品以积累物化资本――某阶层的“特殊身份”标志，但是这种做法不一定能保证产生预期回报，因为投资收益还常常取决于所投资领域的特性和投资个体的其他资本储备。

一个人可以拥有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资本，进入一个这些资本拥有转化价值的领域，但除非那个社会领域认可这些价值，否则这些价值不可转化。

可见，符号资本在具体社会领域里各种资本形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符号资本帮助其他形式资本的使用和价值实现，它的实现成为对其他形式资本利用和交换的必要条件。

3启示与结论

综上所述，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来看，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发生在社会建构的不同场域中。

在每个场域中，人们都会追求该场域所认同的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即实现社会优势的最大化。

同时，他们特定的惯习、情趣系统和文化资本资源大小决定着他们在每个场域内的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

换言之，具有相同形式和数量的文化资本的个体在不同场域中会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语言资本在不同场域，结合其他文化资本资源，才会为其争取相对价值（Bourdieu1977）。

因此，在一个社会场域受到重视的语言资本在其他场域所受重视程度会有所不同（Corson1993），或要依据与不同形式的资本特定场域结合而定。

我们认为文化资本理论对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具有如下启示意义。

3.1应该关注本土社会文化差异研究有些学者开始把外语教学和学习看做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纯粹的知识传输或认知活动（高一虹周燕2009；文秋芳2008;文秋芳王立非2004a,2004b;于元芳刘永兵2009）。

虽然他们各自研究的问题、内容和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明确指出外语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速度、学习成绩等受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和干预;而且都提

出或隐喻建构我国本土外语教学或学习理论的必要性。

然而，这

种研究取向只是把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与外语/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加以区分，强调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影响。

而这里强调的环境要么是国际化的城市大学的学习环境，要么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或考试文化（任国斌徐玲刘琦

2007），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本土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在差异。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重点大学/中学与普通大学/中学、城市中学与乡镇或农村中学外语教学与学习的社会文化差异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影响更加直接和现实。

更重要的是，有研究发现农村中学的辍学率依然很高，有的地方高达50%，究其原因，“学生的流失主因不是贫困，而是学而无用”（史宁中柳海民2005：

32）。

那么我们的外语教育在各类学校采用统一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内容、教学方式等是否符合基本的因地制宜、学而致用的原则？

外语教育对“学而无用”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城乡外语教学环境差异、地域环境差异进行研究；对这些差异与教学方式、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学习动机、风格等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所以对外语教育本土内部社会文化差异及其对外语教育影响的研究已迫在眉睫。

3.2应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生外语学习过程及其差异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精英”主张，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语，学习英语会使所有在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得到同样的收益。

因此假定，学好英语就可能成为高收入社会阶层的一员，学生会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并愿意为此“投资”，而投资的大小会决定外语的学习成绩。

但是，国外研究提供了大量跨文化证据对“国际通用语”或统一普遍的英语语言技能或交际能力的存在提出了质疑（Norton2000，Pennycook2007）。

相反，有研究（Pennycook2007，Lin1999）指出，任何外语教育或外语交际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受到参与者社会文化资本的影响和干预。

抛开跨文化交际不说，仅以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为例，我国近两亿中小学生中有78%的学生生活在农村（史宁中柳海民2005）。

与城市同学不同，他们从小没有国际化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汉外语夹杂的广告牌/指示语、外语新闻播报、与外国人攀谈、吃肯德基、麦当劳等的生活体验。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他们养成了不同的“观察世界”、“生存”、“空间占有”和“参与历史”的惯习或情趣系统。

虽然惯习或情趣系统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过程与他们的外语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课堂行为、学习成绩等存在哪些关系？

关于这些外语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外语研究者的关注，并应对此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期能够真正提高我国外语的整体水平。

3.3应该关注和研究外语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的社会文化资本差异和社会公正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受到社会和有些学者的激烈批评，如

（1）我国外语教育效率太低，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几年外语，还是不能进行日常交际；

（2）外语教师素质、专业水平不高，教学思想方法陈旧；（3）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鲁子问2005，谢克昌2005）。

这些批评直指我国外语课程设计、教师教学水平和外语教育方式的问题。

但是外国人或有过国外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承认我国的外语教学水平很高，因为我国学者或学生在国外表现出的外语能力要比日本、韩国等同行高很多。

所以我们认为我国外语“精英”教育水平很高，而外语“普及教育”水平不高。

外语“普及教育”水平不高不仅是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方式的问题，也与学生“文化资本”差异和“教育公正”问题直接相关。

所以外语研究也应该关注和研究本土外语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的文化资本差异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

政府、社会和学者们须要重新审视外语教育中的问题，

切实改善社会文化资本流通渠道，缩小社会文化资本差异

4结束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布迪厄“社会文化资本”理论中几个基本概念。

对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场域”、“文化资本”等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了讨论。

然后结合我国外语研究的取向或话语声音的概述，说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外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一言以蔽之，布迪厄“社会文化资本”理论不仅可以为分析和描述学生的外语语言能力差异和学习动机差异等提供一个社会学理论视角，而且对外语教师教育、外语课程、外语教育或学习结果等具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