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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作者：
王岳川
以西方马克思文论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的社会批判理论，仅仅是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源头和理论品格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它完善发展的最终模式。
在文学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霍伽特（RichardHoggart），无疑起了重要的命名和理论阐释作用。
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理论话语，作出了积极的推进。
其后，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对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得思想贡献。
尽管他七十年代才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影响力，比他的同学雅克·德里达要晚得多，但他在文化理论界一出现，就以其新颖独到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并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维论以及价值论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
一"文化研究"的命名和理论向度
1970年出版的《当代批评》中，有一篇霍伽特的文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霍伽特阐释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向度，即在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社会道德含义中解脱出来，不仅评价语言的大众文艺，如广告、电影或流行音乐，而且还会使人想到其它的一些现代传媒，反对那种在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想法。
霍伽特强调，要将文学放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加以阅读，而这种阅读作为表述其文化意义的准备。
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这种阅读文化意义的阅读称为"价值阅读"，而将仅仅从语言角度进行文学阅读的称为"品质阅读"。
在霍伽特看来，"品质阅读"主要是抑制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批评，他们砍断了文学与社会广泛而深层次的联系，因此，作为一种纠偏，文化研究要重新恢复文学的社会文化网络，强调其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三重背景。
在他看来，审美因素是指那些为审美需要以及形式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指那些显然为特定作品创作个人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部作品背景所决定的特征。
前两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最后的文化特征，而且彼此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这样，霍伽特就将文化研究的"价值阅读"上升到文学研究中的最终层面。
他认为，在任何为了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读者都必须从某种前题、选择活动、某种预先存在的判断出发，他无法避免地要作出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他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阅读表明了文学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甚至可以说，一部作品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中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状态。
作品要打破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赖以存在的艺术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
就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影响着一个社会中所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的方式。
只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才可以真切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向度。
当然，霍伽特也重视大众艺术或者是与高雅艺术相对的粗俗艺术，认为这种"中等低级"的或世俗的艺术，并未完全放弃其负载的文化意义，它们自己也同样存在某种层面的文化意义，甚至广告和电视等也同样具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化层面的意义。
也应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
总体上说，霍伽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他主持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从纯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作出了努力。
他强调了文化的表达因素和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进而关注这种表达的社会文化的意义。
因此，这样的当代"文化研究"是从严谨的文化文本阅读开始，并与其他多学科、跨学科理论携手并进，将文学美学引向更深入的社会理论与文化价值分析中，从而得出当代社会的意义解读。
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除了前面所说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解构主义理论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里亚（J.Baudrillard）。
可以说，西马的激进思潮，使文化研究者认识到了"激进话语"维护文化经典的一些盲点，同时，又使其意识到解构思潮所具有中心颠覆性和边缘洞察性。
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实现了三个"转向"：
一是从经典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或从中心转向了边缘的研究；二是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象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使广告、绘画、建筑、影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三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审理。
这种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形成了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
在这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
文化研究除了在欧美有广阔的发展以外，在苏联的美学家M·卡冈和鲍列夫也从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
如卡冈在《美学和系统方法》艺术中强调文化系统中的艺术文化结构的形态学意义，认为当代文化美学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对各种艺术作简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孤立地考察各种文化领域，而必须同时开始对文化作完整的研究，以揭示艺术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地位和功用所包含的可变性和稳定性的辩证法。
而鲍列夫在《美学》中则明确提出"艺术文化学"，将文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文化境遇中去考察，认为艺术文化能使人的精神具有创造力，使文化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艺术文化价值只能由象形符号和象征符号来传达，这些符号出现在交流场合和语言场合，在这里存在着释读符号的文化译码。
艺术价值是有意向性的、有目的的语言符号，而作品是艺术文化的元符号。
无疑，这些思考也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自我成形。
总体上看，文化研究属于一种后起学科，但却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成为当代文化一大景观。
它以一种多元杂糅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
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却又不完全限定于此文化，而是在文本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整合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从而为现代人的生存和文化的身份加以定位。
当然，在当代文化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了学术界公认的应该是一位法国社会思想家。
正是他的富有创建性的思想，使我不能不关注他的话语言述方式以及其带来的诸多新问题。
二当代文化研究的拓展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
这一文化思潮以当今社会文化理论为其基础的。
因此，在弄清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之后，还必须通过对其文化逻辑的揭示，把握其理论的根文本化意向性.这一文化思潮中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其新颖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位理论家就是法国的布迪厄。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
这一文化思潮以当今社会文化理论为其基础的。
因此，在弄清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之后，还必须通过对其文化逻辑的揭示，把握其理论的根文本化意向性。
这一文化思潮中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其新颖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位理论家就是法国的布迪厄。
作为一位横跨多重领域的学者，布迪厄可谓著作等身。
其重要著作有：
《实践理论概要》（1972）、《实践的逻辑》（1982）、《反思社会学的理论》（1992）、《自由交流》（1993）、《特性：
对审美判断的社会判断》、《语言与象征力》、《学术人》、《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力量》等。
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贝恩亚，五甏诎屠韪叩仁Ψ堆Ｑд苎В甏即邮氯死嘌а芯浚耸甏醣环ɡ嘉餮г浩肝缁嵫Ы淌凇Ｕ庵趾峥缍嘌Э频难蹙椋顾砸幌盗猩缁崂砺畚侍庾龀隽俗约憾赖降乃伎肌Ｗ芴迳纤担嫉隙虼蚱屏搜Э平缦蓿涌缪Э频慕嵌龋直鸲匀死嘌А⑸缁嵫А⒔逃А⒂镅匝А⒄苎А⒄窝А⑹费А⒚姥А⑽难У榷加醒芯浚⑻岢鲆幌盗卸赖降乃枷敕冻胗胂嗟毙掠钡难蹩蚣堋?
从"普遍的文化理论"的反思推进到了中期的"文化实践理论"，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努力克服那些"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和各种各样的"理论登场表演"。
他要超越传统对立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拒斥那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从而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文化理论的对立面得以消解。
这样，布迪厄就提出了关于知识、实践和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途径的轮廓，从而扬弃了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理论生成性使自己超越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偏窄的理论思维和基本命题，从而能够反思自身，甚至能够跳出自身而反观自己，使得自己在不断打破思想封闭中走向自我精神的敞开。
布迪厄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透视或思考一系列旧的问题和旧的框架，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形成一种思维的飞跃，在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使旧的问题得以消解，因为旧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始终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样被抛弃。
如何在理论上拒弃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上也以一种反体制、反中心话语、反理论与经验脱节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抛弃理论论坛上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即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进而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理论进行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围之中，成为布迪厄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些流动变化的问题，使得布迪厄著作内容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思维时间和空间中展开。
他在修正自己理论之时，重审那些困难的问题和对象，并深入剖析它们。
对独断论和绝对论的抛弃，使布迪厄更注重社会关系论。
就社会学而言，他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而反对那种绝对论的模式。
他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situationalism）形式所出现的对二者的虚假超越。
这构成了他的社会学立场的中心视角。
正因为这种理论的自觉和视点的超越，使得布迪厄可以抛弃个人自发性和社会约束性、自由和必然、选择和责任之类的虚假问题，进而避免了在个人与结构、微观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他倡导并实践方法论上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既不同于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达达主义的所谓"怎么都行"，而是将实践向度恢复为知识的对象，重新将理论的实践方面看作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使自己与概念的关系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即将这些概念仅仅作为一种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实用工具。
布迪厄张扬理性，把理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得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而且，知识分子必须确保这种独立自主，即要用各种制度化的有序性对话阵地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
他坚决反对知识界中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持要开辟一个自由平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既排斥那些互相吹捧的小集团，又坚决取缔那些以一些虚假问题在整个文化世界的以讹传讹。
真正的知识分子以解放思想为己任，摆脱其职业性的弊端和为自己权力本位而争斗的狭隘性，从而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对抗符号权力的力量。
也就是说，既注意自己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职责，又要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既自由解放，又具有价值关怀；既入世而关注现实，又不屈服于任何正统话语的教条。
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的生产者，在当今社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失落和艰难的价值选择，他要么作一名所谓的专家为权力话语者服务，要么固守自己旧的文化生产方式而做一个只知授课的教授。
布迪厄抛弃了这两种选择而力图寻绎一种新的参与方式，即集体性知识者或知识话语和文化符号的生产者，能够通过确立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存在，而以一种自足的主体去影响当今的政治。
这样，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学术敏感和学术眼界就变得分外重要。
因为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而他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个世界。
三场域理论与文化习性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是建立在三块基石上的，即"场域"、"习性"和"资本"。
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了其反思社会学、观照现实各个领域和人生社会的基本指南，值得深入探讨。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
因此，场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个体则是作为场域中最活跃的、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
从场域的角度思考，就是从社会总体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对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
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
这样，就可以将那种简单地把社会分成阶级的社会分析方法，更细致地变成话语空间的再划分，即微型化的分析方法，将场域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圈层的逻辑。
整个场域中又可分成艺术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法律场等。
进一步说，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同样也是一个具有不同规则的游戏圈，这种游戏圈使得艺术场和经济场以及法律场具有完全不同的游戏方式。
但是，它们又因为"资本"种类的相通而具有相对统一的联系。
场域的游戏性和游戏的规则性，使得"场域"更加准确而生动地把握了社会存在状态的千变万化和它的自身内部圈层的大小、兼并、占有和区分。
场域所具有的原动力原则存在于其结构的形式之中，尤其存在于各种势力、各种要素彼此冲突的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的不对称当中。
任何力量、任何权力，如果不在场域内，与场域的其它要素不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不能存在，也没有任何作用。
在这种活跃变化的场域空间当中，那些权力的占有者通过获取资本权力来控制场域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其中的受控者或行动者的策略也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地位。
不妨说，场域的概念既不同于机能主义和机体论，又不同于一般的制度性理论，场域是权力关系的场所，是不断变化的、具有连贯性的、在冲突和竞争中产生新的场域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场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和形态，具有自己全新的逻辑规则。
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其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和游戏者的谋划策略，随时随地地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场域都包含在权力场之内，都与权力场有着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的关系。
在与权力场相对的其它场域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艺术场往往被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场所控制，因此，艺术家或者是文学"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那部分人"。
文学知识分子在权力体制内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关系，成为了社会科学关于场域的特殊思考角度。
场域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处于一个特殊的场域的行动者，如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客等，并非直接承受外部的一些压抑，相反，所有外部权力的渗入，只有通过场域的独特形式的特殊调解之后，才会间接地影响到行为者的身上。
从这个角度看，场域具有了一种自主性，它的自我重构的特殊逻辑，使其对场域圈层具有特殊的历史积累性影响。
同时，场域是一系列关系的系统，是各种不同关系之和。
某一艺术家或哲学家之所以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以这样的行为或这样的言说方式作为其存在的表征，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场域，场域的逻辑制约了圈层内学者艺术家的思维方式。
场域"的概念的确立，其主要功绩在于创立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区分模式，并使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被考察的世界的局限性是什么?
世界是如何被连接的?
与什么连接?
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连接等。
这样，就可以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中和理论主义的话语真空中逃逸出来，而获得自身的理论的完满性。
场域是一种"资本"的垄断。
在艺术场域中，资本的垄断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中，资本的垄断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中，资本的垄断是主教。
改变了不同资本形式的分布及其相对的分量，也就改变了这一场域的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场域又像一种"角斗场"，是一种权力、地位、力量的较量。
"习性"，即人的社会生态性，这既具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的、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自布迪厄始得提出，也并非一个新问题，而是困惑人类思想家的一个本体存在问题。
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可以表述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人与社会环境"问题。
个体的遗传或者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东西，只是其生命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密码。
人适应或塑造社会环境，人也被社会环境所塑造。
人通过教育的提升，不断地改造着外部社会，同时也积淀而生成自己的新的天性。
所以，人既是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又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既是社会的客体，又是社会的主体，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
实践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集中体现。
因为实践发于主体，在创造更新客体世界的同时，又创造更新着主体自身。
人在历史中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外部社会时，人本身的天性也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社会环境决定人，人也决定环境，人的发展受到环境制约又决定环境的发展。
而这一环境或社会始终是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重关系的，直接从这多重关系去看人自身的习性，才有可能真正发现人性的奥秘。
"习性"是一种结构型塑机制（structuringmechanism），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
习性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为的全部因素，习性是生成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使习性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同时又包含着人的第一天性的内涵，那么就结构分析而言，习性即是一种小型的话语权，它不仅是个体自身存在的一种文化空间和心理积淀，同时也是一种小群体之间的话语通约。
习性在布迪厄看来，首先是一种姿态、一种特殊的逻辑。
习性的建构原则存在于社会性的构成中，或者存在于被构造了的和构造着的性情体系中。
"习性"与"习惯"不同，习惯是外部社会使主体逐渐获得的适应性，而习性却具有一种能动性，不断创造自己的新本质的特性，所以它具有生成性、建构性，甚至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能力。
这种能力尤其是在艺术当中，更是伸展了人性的新维度，更新着性情系统的新编码。
作为人类第二天性的"习性"，它表明了主体选择的目的性和自身生成形态的预设性，所以，它要求一种普遍的、预先构成中的自我幻象。
习性的逻辑展开，有效地回避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将个人和社会双向的能动性集中起来，宣称个体是不能逃离于社会、集体之外的。
习性，即一种在个体之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化了的主体性。
如果说，场域是一种大型话语权，那么，习性就是一种与个体紧密相关的小型话语权。
就此而言，习性与场的关系是双重的，从习性的角度可以看到铭刻在人的躯体上的社会制度，而从场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客观关系的体系，它们是铭刻在事物或制度上的一种铭文。
习性与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场域构造习性，习性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另一方面，二者具有一种知识关系，即认识的建构关系。
习性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和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可以进行一种文化资本的估价。
人的存在，是由社会现实赋予形体以习性，社会现实是既存在于社会中，又存在于思维中，既存在于场域之中，又存在于习性中，既外在于行动者，又存在于行动者的内心。
习性是社会世界的产物，在习性与场的关系中，历史进入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同谋"关系。
习性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是人与社会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习性不是命运，习性是历史的产物，习性向个体的性情、好恶和经验敞开，并在实践系统中不断地迭加和删除旧有的习性，添进新的习性。
因此，习性使得个人服从于某一个文化场、经济场，同时，习性又使人超越原有的场域而获得新的本质。
就此而言，习性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定义性的，而是时间中的生命反思和对时间生命的反思，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历史性延展。
历史性和相对性是其徽章。
总体上说，"习性"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系统，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自我延展性，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存在于个体身体之中。
在这种场和习性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恒定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
人的生存，或者是以社会塑型的身体的方式存在的习性，包含了生存或习性世界的一部分。
四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
受马克思的影响，布迪厄总将"实践"、"资本"等核心概念作为自己观察社会的重要角度。
他指出，"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累积起来的，这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
资本表现为几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
这里，主要讨论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
布迪厄认为，"资本"需要实践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去积累。
在积累中，在交换世界里，资本获得了当今世界换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以及坚持自身存在的鲜明意象。
资本可以大体上分为物质形式的资本和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物质资本在交换过程中可以表现出非物质形式，而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
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资本可以立即转化为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才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
人们在文化知识、教育中不断地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权力，文化资本决定了大众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新的习性可能性得到了限制。
文化资本有着具体的状态，是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
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获得呈现。
就单个人而言，他的学术能力与学术投资之间的关系表明，其能力和才能本身，就是与其实践上文化资本的投资，即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间为其代价的。
一般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种支配形式，一种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主导形式，另一种是以文化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从属形式。
就具体状态而言，文化资本其基本状态是与身体相联系，其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通常称之为教育、文化、修养的形式而使其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
它必须是受教育者经历过许多时间和亲身体验，才能够获得其知识结构的质的飞跃。
这种时间的投资、韧性的投资和意志力的投资，还包括经济资本的投资，使得文化资本的获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
如何在这种文化投资的过程当中保证其有效性和节约时间性，使得人才的合法性变得尤为重要。
将文化资本集中起来，塑造成人的一种素质、气质和其整个文化习性，成为进入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砝码。
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体及其表现能力，而只能随着个体的生物能力及生命的衰落而逐渐消亡，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可以作为遗产而流传。
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隐蔽性，文化资本越是具有稀有的符码，就越能获取更高的价值回报。
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了资本继承性传递最佳的隐蔽形式。
当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经济资本不一定能完全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
就客观化状态而言，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等）在物质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如名画的收藏可以像经济资本一样一代代传递并增值，所以文化资本既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又具有文化象征性的一面。
就体制化状态而言，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往往以学术资格这一形式出现，如此一来，就有一个文化身份"合法化"问题，即必须具有学术上可以认可的文化资本。
所以，一切自学者或中断学业者、受教育不全者的文化资本，在其一生中随时都可能遭到质疑。
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证书和学历的社会，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是个体的价值标榜的符号，是其文化资本的合法保障的价值。
体制化的、官方承认的、得到保证的文化资本与简单的文化再生产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官方认可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成为人们所力求获取的自身价值认同和保障，而简单的文化资本则要求人一生不断地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在这种文化资本的标准格式下，人们逐渐抛弃了自己个体的、独特的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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