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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天河红旗渠

人工天河红旗渠

它同大寨一样,只有依靠农村集体力量,才能创造这天下奇迹。

被毛泽东称“治水有一套”的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应该是第一功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赋予了什么新的内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只要引入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任何难题呢?

●每条河流都是有生命魂魄的。

峰回路转之间缠绕于太行山腰际的红旗渠,犹如飘荡在悬崖峭壁上的蓝色丝带,彰显的是不朽的红旗渠精神。

1965年国庆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观看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展览,称红旗渠是“人工天河”,是中国农民的骄傲。

之后,在一次关于外事工作的谈话中,周总理说:

“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看看红旗渠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

1974年5月,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到纽约参加第六次特别联大,他带去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和生活风貌的电影,在联合国总部放映的第一部就是《红旗渠》,反响巨大。

美联社这样评论:

“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

当年的美联社曾惊呼“它是毛泽东意志的典范”,但在今天看来,这条冠以“红旗”之名的水渠不仅是一个属于红色年代的神话,而且是一段关于民族自强的记忆、一个人类改造自然的传奇。

《八十年来家国》的作者赵浩生,在巴黎看到这部电影之后难掩激动心情,毅然踏上归乡路,在实地考察了红旗渠之后,他在美国发表演讲说:

中国有一条万里长城,红旗渠是一条水的长城。

在距安阳70公里外的林州,有一条挂在悬崖陡壁上的水渠,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它从山西太行山麓蜿蜒盘旋而来,然后如血管一般分成总长1500公里的大小支脉深入林州全境,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个县级区划噩梦般的缺水历史。

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变得家喻户晓。

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杆“红旗”,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

红旗渠的影响还远播海外,成为展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窗口,不少外国元首和海外华人慕名而来。

事易时移,现在的红旗渠还是那么风光吗?

毫不夸张地说,“红旗渠”至今仍是河南林州最大的一张名片。

几乎所有关于林州的宣传材料,都不会遗漏这座城市和红旗渠的关系。

走在林州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各种“红旗渠”字样的招牌,当地人喝的酒是“红旗渠”,抽的烟是“红旗渠”,就连手机铃声,很多人也下载的是那首老歌:

“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一座城市和一条水渠的关系,一座城市对一条水渠的感情,就是这么直接地表达出来并大书特书。

除此之外,要发现这座城市和水的特殊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和很多地区一样,水在今天林州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过是寻常之物,寻常到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直淌,在农村打一眼机井,水就奔涌而出—而在40年以前,现在的景象对当地人来说还是天方夜谭。

林州是个县级市,1994年以前称林县。

在没有红旗渠水润泽之前,非旱即涝几乎就是林县无法摆脱的宿命,尤其是干旱缺水之苦,成了林县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千年难解水命题

千百年来,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水是林县一直在求解的命题。

但直到有了红旗渠,这个命题才有了一个让人踏实的答案。

促使当地政府下决心修建红旗渠的,是1959年的一场大旱。

仿佛是老天爷开了场玩笑,林县人还沉浸在1958年的丰收喜悦里,随即就遭受了狠狠一击。

1959年一冬无雪,一春无雨,县里的几条大河全部断流,地面裂开了口子,林县人苦心修建的水库、沟渠、池塘全都干涸见底。

受灾最严重的砚水花村,从对面的河北省挑水种麦,等到麦收时节却几乎绝收,村支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

全大队平均亩产二两八钱……台下群众泣不成声。

残酷的现实使当时的县委领导认识到,只有寻找到稳定的水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的缺水问题。

林县缺水的历史由来已久,更为残酷的是,这似乎注定是林县的宿命。

林县地处河南西北部,山岭丘陵占到了全县总面积的70%,一年中主要的降水都集中在七八月份,其余十个月的降水加起来还不到全年降水量的一半,是典型的山区干旱气候。

林县境内有五条大河,其中四条都是喜怒无常的季节性河流,不是断流就是涨水;还有一条浊漳河虽然水量稳定,但进入林县境内河床海拔已经很低,只有地势低洼的几个村可以利用。

这样的地理条件,注定了林县人向天要水、靠天吃饭的命运。

记者在林州见到了当年红旗渠工地上最年轻的建设者、劳动模范张买江,现在是林州市实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还差几年就要退休。

他上渠劳动的时候,年仅13岁。

他的父亲张运任因为修渠牺牲,母亲二话没说就把张买江送了上去。

张买江说他最难忘的就是母亲那句话:

“不把渠水带回家就别回来!

”他的母亲把水看得比命还重,那种盼水的急切心情,是未成年的张买江无法理解的。

当地人年纪越大,对水的记忆越深刻、越惨痛。

林县任村镇一位刚过门的儿媳妇,大年三十那天出门迎接取水回家的公公,不小心被绊倒在地,一桶水泼洒殆尽。

儿媳妇羞愧难当,在除夕之夜悬梁自尽。

公公悲痛欲绝,埋葬儿媳后举家便迁往山西。

山西长治县南部有一个村庄,全是逃荒过去的林县人,被称为“林移村”。

据林县史志记载,从明朝正统年间到新中国建立的500年中,林县大旱100多次,绝收30次,其中最为恐怖的记述就是“人相食”居然达到5次!

即便是在“正常”年份,林县的粮食亩产也不超过50公斤,全县有五分之三的行政村饮水困难。

在河南省24个山区县中,林县是最干旱缺水的。

因为吃不饱,更谈不上营养和卫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林县还戴着一顶让人心悸的帽子:

这里是全国食管癌最高发的地区之一。

水,水,水!

千百年来,水对林县人来说一直是个急需破解的命题,修建水渠的历史也没有断过,但都规模有限。

建国后十年间,林县陆续修建了英雄渠、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石门水库等水利工程,为攻克千百年来顽固的水荒发起了冲锋,而1958年的大丰收似乎也在告诉人们:

林县人在破解水命题上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圆满答案。

谁能想到,1959年的大旱,让林县几乎所有的引蓄水工程都成了摆设。

被毛泽东称“治水有一套”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此时醒悟:

解决林县缺水的关键是找到稳定的水源。

于是,当时的县委负责人兵分三路,分赴山西平顺、陵川、壶关,为千年水困寻找治本之源。

寻找的结果,就是发现了在枯水期仍然水量稳定的浊漳河。

浊漳河本流经林县,但要让它达到一定海拔的落差,只能舍近求远修一条水渠,从太行山背后的山西把它引过来。

●触摸红旗渠

了解红旗渠的方式有很多,只有登上半山走在它的脊背上,才能真正感知并理解这项工程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的林州人谈到水,早已没有了上几辈人的沉重。

红旗渠总干渠默默地矗立在太行山的山腰之上,通过三条干渠和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大小支渠、斗渠,如血管一般在林州的肌体里延伸,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和生机。

劈山炸石的炮声早已远去,丁丁当当的打钎凿石声也已停歇,当年宏伟的“引漳入林”工程,已经化作红旗渠蜿蜒盘绕的渠墙,与大山融为一体,成为一条静静流淌的人工天河。

要领略人工天河的风采,最好的办法是从山西平顺县的红旗渠首,沿着总干渠一直走到红旗渠的枢纽——分水岭。

如果只选一个地方,当地人往往推荐青年洞。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也是总干渠上一块很硬的骨头,三百多名青年突击队员用一年多时间才啃下来,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红旗渠从山西平顺县石门镇的侯壁断下把浊漳河水引过来,在太行山之间迂回二十多公里之后,就到了青年洞的位置。

当年曾计划红旗渠从悬崖峭壁上绕过去,但难度很大,而且多迂回好几里,最终指挥部决定从山肚子里凿开一条隧洞,让渠水穿山而过。

青年洞所在的山崖是石英岩地层,一锤下去连个白点也没有,洞里的石头硬度极高,当地人称“火炼石”。

当年打这个洞的时候,风钻每掘进一米,就要磨秃一百来个钻头,最初一天的工程进度是30厘米。

这条六百多米长的隧洞,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打通。

青年洞位于半山腰上,因为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车可以直接开上去。

如果拾级而上,坡度很大,马上可以感受到山势的陡峭。

当年修渠的石材,就是从山下用肩膀扛上去的。

修建在半山上的红旗渠总干渠渠墙很厚实,全部是用方方正正的石头垒砌而成,一个人可以在上面放心行走。

红旗渠管理处的周锐常主任介绍说,建渠的石头都是就地取材,用炸药把工作面崩开之后,民工们把崩下的石头凿成型,就成了垒渠墙的材料。

当时的工程质量要求很高,而且分段负责,现在还可以看到,每段的交接处都刻有施工单位的名字,哪一段出了问题都可以找到责任人。

“所以红旗渠没有成为豆腐渣工程”,周主任自豪地说——他的父亲也参加了红旗渠建设。

在红旗渠内侧的山崖上有许多地方可以弯着腰通过,当地人称为“创业路”,这条“路”的边上,还可以看到当年留下的标语口号。

在红旗渠外侧渠墙还没有建成之前,这条路可没有听上去那么浪漫,因为外侧就是悬崖,稍有不慎就摔得粉身碎骨。

●山是一座碑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林县人依靠自己的两双手修建红旗渠,注定了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对于这么多朴实普通的建设者来说,只有红旗渠和身后的大山,才是记录他们功绩的丰碑。

当年的建设者把青年洞所处的峭壁叫“小鬼脸”,但这样的地势还不是最险的。

红石崭、鹦鹉崖……无一不是山如刀削、壁立千仞。

民工们要用拳头粗的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在悬崖上打眼放炮,炸开工作面后才能建渠。

而对特等劳模任羊成来说,他的工作就是在悬崖上“荡秋千”。

相信凡是看过电影纪录片《红旗渠》的观众,都对片中那个腰系绳索、手持长杆在悬崖上除险的排险队长任羊成印象深刻。

当记者见到任羊成的时候,真不敢相信他已是七十多岁高龄。

任羊成说话嗓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现在一顿还能吃下一大碗面条。

可以想像40年前,身高不到一米六的任羊成体内该蕴藏多大的能量?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每天悬在半空,手持长杆,把那些松动的石头钩下来以免砸伤在山崖下劳动的民工,结果自己的腰被磨出了一圈老茧。

多年以后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看到任羊成腰上的老茧,忍不住掩面而泣,连说“你受苦了”,而任羊成只说“没啥,没啥”。

任羊成之所以拼了命除险,是因为红旗渠工程开工之初,他亲眼目睹了修渠民工被山上崩塌的巨石砸得血肉横飞的惨剧。

1960年6月12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鹦鹉崖工地的民工们等山炮放过就在崖下开始工作,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块松动的巨石突然崩塌,像一个大石碾子从人堆里滚过,9条鲜活的生命顿时血肉模糊,其中有一个还是刚出嫁的新媳妇。

汲取了血的教训之后,红旗渠工地上开始有了任羊成带领的排险队员的身影,大大增强了修建红旗渠的安全系数。

尽管如此,等到工程竣工时统计,还是有81人为红旗渠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没有共寝的陵园,除了第一个牺牲的吴祖太等个别烈士在后来的历史资料中常被提到之外,大部分人都如无名英雄一般,把生命化作了红旗渠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现在林州当地的百姓,在天气不错的时候,会有不少人乘车到山西平顺县的红旗渠渠首,从渠上徒步走回来。

要感受红旗渠工程的浩大和艰辛,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在红旗渠总干渠七十多公里的渠段上,每过一处悬崖、每穿一处隧洞,都意味着巨大的付出和牺牲。

林州人用10年时间修造的红旗渠工程,共削平了1200多座山头,凿通了200多个隧洞,架设了150座渡槽。

后人对修建红旗渠的土石方做过计算,如果建成一条高2米、宽3米的石墙,其长度可以把北国的哈尔滨和南方的广州连接起来。

在青年洞的山石上镌刻着两个字——山碑,40年过去,当年的很多建设者已经作古,他们按照古老的风俗,一黄土,长眠在林州的青山之下。

没有酬金,没有额外的表彰奖励,没有单独树碑立传,只有现在人们看到的红旗渠石墙和它身后的大山,成为记录建设者功绩的无字丰碑。

●红色年代的传奇

在肚子都吃不饱、更谈不上什么酬劳的情况下,这么多人众志成城地完成这项浩大工程,这是那个红色年代才可能发生的传奇。

红旗渠建设的时候,正经历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在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大型施工机械、国家投资不到15%的情况下,林县人用10年时间,修成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水利工程,创造了人间奇迹。

记者在红旗渠山西段采访的时候,碰到马塔村一位姓张的老人。

红旗渠正好从他的土地上经过,他的地只剩下一个角,在上面还可以种点红薯。

修渠的时候,老人还是个小伙子,看到林县人在他家对面的山头上把炮放得震天响,他还和乡亲们议论:

不定修成修不成呢!

而现在,他指着边上的红旗渠对记者说:

了不起,了不起。

红旗渠在山西境内有二十多公里,给当地留了二十余处出水口,山西百姓可以无偿使用渠水,有的地方都种上了水稻。

现在看来,红旗渠工程牵涉各方,头绪繁多,但从县委书记杨贵组织人马出去找水源,到水利勘查完成、向上级请示审批、和山西协调直到开工,总共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这项工程最初的叫法是“引漳入林”。

刚经历1959年的大旱,“引漳入林”听起来像一个响亮但不现实的口号,但林县人却对工程报以相当大的热情,所有的公社大队都动了起来,踊跃报名修渠。

横水公社的劳力指标为250人,实际报名的就有600多。

1960年的正月十五,来自林县各公社3.7万人的建设大军自带镢头、铁锹、抬筐,在每人领到6个红薯玉米面窝头后,就浩浩荡荡上了太行山,开始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征途。

这项工程什么时候能完工呢?

当时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林县人民委员会和县委的负责人曾经这样计算过:

从山西引水的总干渠总长不过80公里,动员10万人,每人3天挖1方土,100天怎么也完成了……这就是“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口号的由来。

实际上,这段红旗渠建了1885天才完工。

这种“多快好省”的思维,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但可贵的是,当年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每到关键阶段,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决断,并且能吸纳民众智慧,上下一心,把工程一步步引向成功。

开工不久,问题就接踵而来:

三万多人挤在太行山峡谷中,不仅施工困难,而且缺乏统一指挥,更为严峻的是,施工事故不断,人心浮动……3月,工程总指挥部把各工段负责人召集到一起,把全线铺开的施工方式调整为“领导、民工、物质、技术”的“四集中”,并且化整为零,把总干渠分成四期进行,同时降低渠墙的高度,先把水引过来后再回头加高加固。

这次会议还决定,把“引漳入林工程”换成一个更响亮的名字——“红旗渠工程”。

经过这次会议,工程的“场面”小了很多,但工程的效率提高了不少,红旗渠开始从引水源头一点点向林县境内延伸。

“四集中”后,条件依然十分艰苦,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没法解决,民工们把工地周边的野菜和能吃的树叶都采摘光了。

像任羊成这样的壮劳力,每天一斤粗粮根本不够,但他还乐观地说自己能“开小灶”,因为他每天身子悬在半空除险,有时碰到榆树桑树,可以把叶子捋下来吃个痛快。

工程领导人、县委书记杨贵在日记中写道:

“民工自带口粮……宣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闹革命、爬雪山过草地、不怕吃苦、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

群众是圣人,只要依靠群众,很多困难都可以解决。

”现在留下的一张资料照片上,他和县长李贵走在建设队伍最前面,身先士卒、目光坚定。

红旗渠工程从提出到顺利推进,杨贵都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至今当地百姓对他还十分尊崇。

●红旗渠智慧

和古代那些伟大工程一样,只有决心和精神不能造就红旗渠,建设者的智慧,更是关系着工程的成败。

可以说,红旗渠是当年林县人完成的最大的“集体项目”——全县的资源都动员起来,为了一条水渠,克服千难万险并有条不紊地坚持十年,这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不能不令后人肃然起敬。

每个到过红旗渠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

红旗渠水并不是想像的那样,让你隔好远就听到哗哗的水声,无论是在青年洞还是别处,渠水永远阒寂无声、静静流淌。

这一点,正体现了红旗渠建设者的智慧。

由于林县的地势特点,要想把引入的渠水输送全县,必须使渠水到达分水岭后才能分别引到林县各方。

为此,红旗渠总干渠从山西的渠首开始,要保证不大于1/8000的落差,渠水在自然流淌70多公里之后,才能正好流到分水岭,否则整个工程功亏一篑。

因为每8公里落差才1米,所以在肉眼看来,红旗渠似乎是水平的,自然就听不到水声。

由于条件的限制,红旗渠施工中的很多问题大都依靠土办法和经验解决。

没有水平仪,就用脸盆取代;石灰紧缺,就采用明窑烧石灰的办法自制,一窑烧出了15万公斤;炸药紧张,炮手就根据经验采用各种爆破方法节省,最后能精确计算到每方石头需几两药……凭着乐观坚强的精神意志加上群体智慧,林县人克服了重重困难,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终于把浊漳河水引到了林县。

老天似乎要给红旗渠一个表现的机会,当年4月到10月,林县190多天无雨,四条河全部断流,但红旗渠水依旧滔滔不绝,所过之处一片绿洲。

折磨了林县人几千年的缺水噩梦,至此宣告终结。

●人工天河能流多久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保护红旗渠,林州人在几十年里没少费神,但慢慢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也许,仅仅把红旗渠看作一条水渠还很不够。

1965年,红旗渠总干渠建成通水就接受了大旱的考验,5年后所有配套工程完工,立即发挥了巨大的效益。

所有的付出和牺牲,在哗哗流淌的渠水面前,都得到了慰籍。

红旗渠利用自己的海拔,把浊漳河水送到了全县各村镇,不仅解决了67万人口和几万头家畜的饮水问题,而且灌溉了50多万亩土地。

当地的平均亩产,从50年代的100来斤,在40年里增长了8倍,猛窜到800来斤。

经过红旗渠水40年的浸润,林州的地下水位和土质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农村打一眼机井,很容易就能打到地下水,所以现在林州农民已经不再喝渠水了。

因为有了水,林州第一次有了林场、鱼塘和果园。

站在林州城外的丘陵举目四望,山岭苍翠,田地一片绿色。

一个不了解林州历史的人,常常会误以为这就是自然对林州的赏赐。

红旗渠的总干渠、干渠绝大部分处于山腰、丘陵之上,渠墙要经受风化和山洪的考验,此外,红旗渠所引的浊漳河水含沙量很大,因为水渠坡度平缓,泥沙很容易在渠道内沉积。

为了保护红旗渠,维护水渠的正常运行,林州在1966年就成立了红旗渠管理处,各公社大队按照渠水灌溉面积出人工,组织护渠人员负责红旗渠日常的养护工作。

在总干渠输水5年之后,从1970年起,红旗渠管理处又组织各公社大队,用了四年时间对总干渠进行了加固维修。

为防止水土流失,红旗渠管理处将渠旁植树定为制度,林带随渠水延伸,目前仅总干渠沿线就有林木100万棵。

在这样的“精心呵护”之下,红旗渠在整个70年代基本上都运行良好。

但进入80年代以后,一个致命的威胁向红旗渠逼近:

作为水源的浊漳河水对红旗渠越来越吝啬了。

红旗渠每年的引水量从70年代的3.7亿立方米,到了90年代已减为1.4亿立方米,大约每10年总引水量减少10亿立方。

从1997年以后,红旗渠还频频断流,2000年断流时间长达59天,林州市政府不得不出资94万元从山西买水灌溉农田。

“人工天河”也面临缺水危机,这是林州人当初没有料到的。

缺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浊漳河流域降水量减少的情况下,红旗渠的上游各县市也对浊漳河水展开了提水竞赛,红旗渠原本稳定的水源开始充满变数,逐渐演变成了火药味浓烈的争水局面。

红旗渠甚至成了泄愤对象,开始遭到人为破坏,1992年总干渠被炸开造成决口,不得不停水抢修11天,这起事件震动全国。

除了对水渠本身的养护,如何确保水渠有水,这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

可以说,没有了水,红旗渠的生命就结束了,正像劳模任羊成所说:

“红旗渠断流意味着啥?

我想,永远的断流就意味着一种精神的终结。

”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林州在1993年、1994年分两次对红旗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以提高红旗渠的节水灌溉效率。

和当年建渠时的宏大场面一样,两次工程都组织了一万多人,主要对红旗渠总干渠进行清淤、水泥铺底和渠墙喷漆防渗。

除了“节流”,林州还对红旗渠进行“开源”,2004年,红旗渠补源工程—马家岩水库正式开工建设,但它的蓄水量只有2700万立方米,林州需要的水,主要还得依靠浊漳河。

安阳市政协副主席赵河铭在2005年提交了建议红旗渠“申遗”的提案,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赵河铭认为,红旗渠命运起伏不定,很大原因是没有走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框。

只有以文化遗产的眼光,才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一水利工程的独特价值。

2006年,红旗渠和大运河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标志着红旗渠在走出政治光环之后,其精神文化价值重新得到了肯定——这也让人们看到了红旗渠更加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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