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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沿海城市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沿海城市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

而移出国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的国际性扩张需求是促使发达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内在动因,而移入国的成本优势和庞大市场则是产业转入的根本动力。

成本优势包括多方面,例如劳动力成本,土地等资源的成本,税收等综合性的商务成本,等等。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和背景

1.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趋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部分国家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一般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业竞争力下降,因此产业国际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

同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加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

国际产业转移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地说:

(1)国际产业转移一般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

(2)国际转移的内容通常是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和产品,或在转移国已经成熟的产业;(3)国际产业转移由加工装配开始,逐步向本土化生产过渡。

2.国际产业转移是企业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而跨国公司对外转移的资产并不仅仅局限于衰退产业。

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海外发展的决策更多的是基于战略层面的考虑,包括规模扩张、分散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竞争优势以及与竞争对手争夺海外市场等。

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跨国公司,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垄断优势,有必要进行水平型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将部分工序分离到国外,从而形成了纵向转移。

3.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

科技进步带动了高技术产业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发达国家主导产业的更替。

因此,发达国家产生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需求。

通过产业转移,发达国家不仅要把一些传统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还将加深发达国家之间在新兴高技术领域的分工与合作。

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大了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促使这些国家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传递成本下降,加快了信息传播和交流。

国际金融与贸易的电子化和网络化不仅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而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推广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为国际产业转移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趋势推动了国际产业转移。

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为全球商品和服务交换营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2003年,世界贸易总额达到了9.09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为7.29万亿美元,分别是1983年和1993年世界货物贸易额的3.95倍和1.98倍。

当然国际贸易的发展既是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实现。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曾经对外资实行过严格控制的国家对本国的外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外资政策调整的主基调是消除FDI进入的障碍,优化外资企业的经营环境。

1991—2003年间,世界各国做出的有关FDI的政策调整共1885项,其中,有1771项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约占全部政策变动的94%。

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国、各地区纷纷签订了促进FDI自由化的双边或地区性协议。

其中,截至2014年,中国与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缔结的投资双边协定和双重征税协议的数目分别达到了101个和99个。

这些政策协调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国外资政策的整体透明度,增强了中国FDI流入量。

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在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3790亿美元,比2005年的3143亿美元增长21%。

中国和中国香港继续处于发展中经济体前两位,其次是新加坡、土耳其、墨西哥和巴西。

非洲在2006年的FDI流入量也达到360亿美元,是2004年的两倍。

上图中,中国年收到的对面直接投资FDI承良好的上升趋势,就目前来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上图为沿海主要城市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各沿海城市FDI也承上升态势,带动整个省份GDP的增长,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下,中国沿海城市收到了良性的作用与引导。

5.跨国公司的扩张,逐步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

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目前,全球跨国公司超过了6.5万家。

1990~2001年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3倍,而同期全球GDP(现价)仅增长了1.5倍。

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50%的国际贸易、90%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80%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和专利权,有70%的国际技术转让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

这表明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已经处于支配地位。

其中500强内有85%的亚太地区中心开在了沿海城市及主要一线城市。

有超过60%的跨国企业表示未来亚太地区中心选址会在中国沿海城市。

诸多跨国公司相继将其亚太地区总部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等移往国内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其中很多为世界500强企业。

跨国公司通过在京、沪、津等城市的地区总部,向其在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各个子公司、工厂和办事处发出指令,进行资金、生产、贸易、人才、信息的集中整体运作。

截至2002年8月,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218家,注册资本总额达128.63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出资额为120.84亿美元。

据统计,截至20013年8月,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已达148家,占全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数的35.8%。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地区总部是以投资性公司的名义出现的。

目前,现有的部分投资规模较大的投资性公司正计划向地区总部过渡。

三、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

迄今为止,历史上发生了5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由此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基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准确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雁行形态发展模式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

雁行形态发展模式是后发展工业国为了弥补与工业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差距而采取的一种模式,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应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使其产业相继更替发展。

产品循环发展模式是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当后发工业国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结束后,也会进入该模式。

长期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但其内涵发生着不断变化。

从资源密集度来看,产业转移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附加值来看,由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如集成电路制造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化炼行业,再到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直到目前的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

一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接收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方式。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相对应,我国吸收国际产业转移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区,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地区只占外商直接投资的15%左右。

这一发展状况客观上形成了东西部的产业梯度差,并给我国东西部的进一步产业升级带来了可能和机会。

长江三角洲,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核心区域之一。

长三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长三角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主要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在内的占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16个城市区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

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世界中等国家的水平,属于长三角发达地区。

广义的长三角则泛指由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省市组成的行政区域,即由长三角发达地区加上江苏苏北的盐城、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五市和浙江西南的温州、金华、衢州、丽水四市构成。

目前长三角的发展出现了其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日益严峻。

一个比较现实、合理的解决方法是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向长三角欠发达地区转移。

先进的地区,力争通过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拉大与其它地区的差距;落后的地区,则希望通过制造业转移的机会,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

制造业既是一个带动力、拉动力很强的产业,同时,又是一个消耗性、占用性、破坏性很强的产业。

其消耗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其占用性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占用,其破坏性主要表现在对环境的破坏。

先进的制造业,对于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汽车、机械、电子、装备等,不仅对经济的贡献力很大,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力也很强。

这些重点产业发展一个,可以带动若干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GDP和就业的贡献,更具有其它行业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追求总量效应、政绩效应的思想下,重视制造业的引进,就成了地方政府无法拒绝的诱惑。

事实上,一些地区依靠引进制造业,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成效,并且,他们的“成也”其它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引入制造业,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发展经济的头等大事、最重要的工作。

中国幅员广阔,劳动力众多,地区差异大,这就为产业结构的内部转移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从东部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内地,将出现一个产业技术上的梯次。

这种格局将为东部沿海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提出新的要求和空间。

东部的制造业向西部转移,而东部的产业向低能耗、高回报的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转移已势不可挡。

东部产业结构不断的提升。

今后,向我国东部地区转移的制造业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三高”行业,而不再像过去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本身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因此,未来几年,我国将出现传统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有利景象。

四、国际产业转移在中国沿海城市新趋势

1、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投资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

1990—2002年间,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达到了950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FDI总流人存量的60%,而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FDI占全球FDI的比重不足50%。

从增长速度来看,服务业的外资开始超过制造业。

1999—2002年间,流入全球制造业的FDI存量增长了2.03倍,而同期世界范围内服务业FDI的增幅达到了3.6倍。

从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内部结构来看,贸易和金融行业一直是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最活跃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流入这两个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约占服务业FDI总量的25%~40%。

2002年贸易和金融业仍是吸引跨国投资最多的服务行业,分别占当年服务业FDI的29%和18%。

网络、电信、电力、自来水供应及其他公用事业的FDI也出现了高速增长。

美国是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最重要输出国,2002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9个主要服务业输出国FDI存量的2/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同样,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和发展,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物流相关的服务业的外商投资也越来越多。

以上海为例,2005年,上海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73.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2%,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2.9%。

与需要耗费大量土地、能源的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因此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定位就反映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为上海承接服务业转移做出了总体的规划。

这也同时意味着沿海城市产业升级与转变。

2.国际产业转移由不同产业的梯度转移逐步转向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新热点。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已经由衰退产业或成熟产品的生产制造能力为主向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等价值链各个增值环节迅速辐射。

在产品价值链中,价值链各环节的投入要素相差较大,即使在高技术行业这种差距也明显存在。

在各国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既体现在不同产业上,又反映在同一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上。

跨国公司正是利用各国在价值链各环节上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价值链拆分,把各个环节配置到能够满足其全球战略需要的最佳区位,不仅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了产业整合,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产业的空间分割,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和广度。

目前,基于价值链拆分的产业空间分割已经成为汽车、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等行业国际分工及跨国公司生产组织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价值链各环节的全球布点突破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梯度限制。

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向中国大量转移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环节的基础上,开始向制造业的上游和下游辐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售后服务、管理投入呈上升趋势。

3.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其作为产业输出国的地位逐步提高。

2000~2003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596亿美元,占同期全球FDI流出总量的7.65%,2001~2003年间,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占其国内资本形成的比重高达36.3%,中国香港为28.2%,印度和中国的这一比重也分别为1.0%和0.8%。

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产业集聚效应日益突出。

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中,跨国公司及其战略伙伴之间形成了密切的技术关联、生产关联和市场关联。

一旦跨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必然带动与其相关联的上游和下游产业的企业相继进行跟进投资,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并通过集群内部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使集群中各企业共享产业关联效应。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集聚效应也已初步显现。

如韩国的现代公司在山东威海设立投资项目后,已有300多家韩国的汽车零配件及相关企业进入威海投资。

再如,2000年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在大陆IC业的投资迅速扩展到上游的设计、中游的制造以及下游的封装,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并且逐步向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和珠江三角洲的东莞等地区集聚。

过去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只是发生在处于产业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以汽车行业为例,上海大众初创时,其零部件大量依靠进口,然后再逐步实现国产化。

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则有所不同,组团式或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趋向很明显。

如以上海—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台湾信息产业的投资集聚区,其中苏州已经形成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产业群,建立起鼠标、彩显、液晶显示器、超微半导体等多个大规模生产基地。

研发、制造、服务的一体化联动将是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基于降低成本、贴近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将其研发、物流等非制造环节也转移到中国来。

这一趋势对于我国各类开发区做好区域产业规划和招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国际产业转移热点—外包

外包逐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

外包是指跨国公司把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设计活动,分别转包给成本低的中国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去完成。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核心业务的发展,而将非核心业务以“外包”的方式,交由其他专业公司处理,其实质在于截取价值链中的高利润环节,缩小经营范围,将有限的资源集中配置到企业的强势领域,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突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德勤公司对全球42家电信运营商的调查显示,53%的企业采用外包最主要的动力是削减成本。

同时,通过外包,企业能以更低廉的薪金雇用更高素质的人才,以支持更高层次的技术需求或更大的制造规模。

此外,离岸外包还能充分利用世界不同时区的差异,24小时不问断地开展业务,从而大大缩短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

2003年,全球外包市场达到了5.1万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商务活动总额的14.8%,其中,离岸外包项目占外包总项目的比例超过了50%。

预计全球外包市场将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2010年将形成20万亿美元的市场。

目前,外包已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

2003年,在美国的2600多万家企业中,采用项目外包方式的企业占到了2/3。

目前,欧美公司将离岸外包项目的大部分都放到了亚洲市场。

其中,先期进入这一市场的印度在软件外包市场中占有80%的份额。

菲律宾、中国的离岸外包也呈加速发展之势。

五、国际产业转移带给沿海城市新变革

2005年,跨国公司占据了全世界40%的生产和90%的国际投资,国际技术贸易的60%、国际技术转让的80%、科研开发的90%也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

毋庸讳言,这一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跨国公司往往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而且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投资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直接投资已不再是唯一的投资方式,跨国并购等方式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根据这一特点,上海近年来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并取得成效,至2005年底,上海集聚了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133家、投资性公司136家和研发中心177家。

上海的总部经济不仅促进了上海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其他地方吸收外商投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产生了辐射作用,同时也带来的技术研发的变革。

为节约研发经费,利用中国人才资源,跨国公司将原创技术基地转向中国已显端倪,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设立技术导向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

技术研发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技术研发,另一类是产品技术研发。

在华落户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围绕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研发,为生产机构服务是其主要目的,如摩托罗拉、飞利浦、明基等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研发机构多建立在生产基地周边,在投资东莞的124家跨国公司,已相继建立了106家研发机构。

而更多的跨国企业单独建立了研发中心。

如下图。

中国企业亦可以借此与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间创建技术共享机制,共同拥有知识产权,分享技术成果研发机构与制造业基地间存在互促关系,吸引外国研发机构会对制造业基地的自身发展有积极作用。

六、面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下的政策

截至2004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5621亿美元,已连续11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已成为亚太地区FDI存量规模最大的国家。

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以及结构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并由此促进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升级优化。

另外,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产业进入,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企业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一些国内企业从跨国公司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获得了学习机会,增强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虽然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

(2)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水平偏低,而且以生产设备等硬件技术为主。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范围有限;(3)由于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4)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竞争优势,在我国部分行业中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行业垄断,抑制了国内产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提高。

国际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使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产生冲突。

针对国际产业转移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和弊,中国采取措施也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挑战和完善。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一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主要作为承接国是普遍规律。

因此,拒绝或收缩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是不可取的,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应当继续坚持。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很多特殊性,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强的基础。

我们必须避免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在承接国际转移中的教训,即跨国公司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产业,与此同时GDP增长快但GNP并没有获得相应增长,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应以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利用外资为辅。

第三,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在全球布点的情况下,工业已经没有国界,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民族工业。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从产业的生产过程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确实已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但是利益仍然有国界,其中的关键是对于资本和核心技术的控制权。

所以对不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进行分类指导,对基础产业的国际合作我国应坚持绝对控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提升和争夺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

第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目的主要是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缺口,即资本缺口和技术缺口。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资本缺口已不是突出矛盾。

国内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外汇储备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

所以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转向提高质量和水平,外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来者不拒。

如何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最突出的任务。

因此,对外资进入的项目应进行筛选,要求新的投资必须是技术先进的项目。

第五,对于关系到我国产业升级且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重大技术装备,应坚持中方控股、合作生产、转让技术为主,例如高速铁路、干线大飞机等,暂时国内企业不能制造的部件可以外购,但要加强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而不应长期依赖从国外购买。

第六,实施政府采购,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市场实现。

政府的最大支持不仅在于提供多大的投入,而且在于提供多大的市场。

20世纪中叶以来,政府采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扶持本国重大技术发展的政策工具。

目前,各国政府采购占GDP的比重已达10%的平均水平。

政府采购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国际标准是30%。

近几年来,中国开始运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重大技术发展。

但是,问题在于:

一是规模较小,中国政府采购占GDP的比重不到1%;二是规则不全,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通过政府采购扶持本国重大技术的行动方案。

为此,应尽快将政府采购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在重大技术市场实现中的作用。

WTO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购有一定的选用本国技术以及产品的优惠空间,大力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政府采购可向这一方向倾斜,以充分利用国际规则。

建议国家在京沪高速铁路、核电站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或明确要求相关工程使用国产装备。

当然,在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时,应注意避免保护本国落后企业的问题。

第七,尽快推进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轨,使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以增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七、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沿海城市地区的启示

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反映了各国和各地区对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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