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危害及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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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危害及对策

中国宏观经济——当前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危害及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分配不公较突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拉开收入差距对提高效率是必要、合理的，亦是不可避免的，但差距过大不仅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更与“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相悖，会导致弱势群体增大、市场需求不足，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极大威胁。

因此，客观而深入地探究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两极分化现象的危害及治理对策，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无法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特点、根源作一些的分析，提出解决两极分化的对策。

一、两极分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转变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收入差距扩大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学意义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激励，提高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收入差距扩大虽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收入增加的手段要正当，要通过诚实的劳动和经营致富。

如果是凭借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和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获取不合理的收入，甚至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则会危及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次，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引致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这种收入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由行业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更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速扩大。

十多年前，当时粗略估计是，10%的人拥有40%的银行存款。

到90年代中期，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

而近1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呈现拉大的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

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

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

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

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

有资料表明，国内1％的最富有者和1％的最贫困人口收入状况，其悬殊已是天文数字。

以上数据说明，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量的财富，而多数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当中。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收入存在着两极分化。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极是所谓“新富阶层”——私营企业家，文艺界明星，在位的以权谋私的官员等等；另一级是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的社会成员，主要是不得温饱的农民，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其他弱势群体，等等。

二、两极分化的危害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且改变起来难度很大。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

因此，关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贫富差距决定着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

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

其中，“橄榄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

目前我国属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即便以北京为例，目前也没有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因为，目前北京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仍然较多。

全市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比重仍较大，均达到60%左右。

因此，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属于非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这种类似“金字塔型”的高低明显、底层较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而且，由于社会底层人数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势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2、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使少数先富者对自己拥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从而抱着不良动机参与政治生活，而获得了政治资本的先富者，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能够运用自己的巨大能量为极少数富人谋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第三，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将导致思想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日益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

随着阶层分化的加剧，贫富阶层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生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也势必越来越严重，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必定会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形成挑战，进而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动摇社会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贫富差距拉大还导致先富者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先富者相关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企业家遭遇人身威胁或伤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表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上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先富者往往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焦点。

而为了人身安全，一些先富者雇佣保镖，甚至暗地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在一起，为黑恶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黑恶势力的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

3、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

社会稳定与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不满是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源泉之一，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温床，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满会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刺激而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之中。

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极易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承受能力也较弱。

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大众往往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问题，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我国的文化传统却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机会的平等，同时，对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也不够，而是强调对政府的依附和顺从。

正因为如此，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人们的承受力差，而且容易将扩大原因归咎于政府，贫困者也习惯性地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于政府的扶植和救济。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社会不满的产生。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的大量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

权钱交易、体制性垄断等非公平因素的存在，使贫富差距不合理扩大，也使很多社会群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的甚至现实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内心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衡。

据2005北京市社情民意课题组调查，有54.7%的被访农民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心中的怨气，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第三，我国贫富差距产生和扩大的时间过程较短，也是易引起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贫富差距由来已久，有的甚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

而我国在改革初期，社会成员相互间在资产占有上几乎是无差异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差异是改革开放27年来才形成的。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人们相互间的资产占有从基本无差异迅速扩大到目前的状况，处于较差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程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而那些处于较好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也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社会矛盾和摩擦必然加剧。

三、两极分化的根源

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是：

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地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竞争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的迅速扩大等。

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收入市场化的表现，比如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出现差别，高端人才收入增长较快；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明显挣得多等，这些现象体现出社会给予个人应有的回报。

这一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方面，高收入的快速增长还体现在一些隐性经济领域和垄断行业，大量的“灰色收入”也在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外，城市化过程也影响着农民的平均收入。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

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它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从一些资料显示，近年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其次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打工机会的普及化意味着农民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非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最近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还是弊大于利。

有利的方面是：

如果是新富阶层的合法收入，他们一般都会把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弱势阶层有机会缩小同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这个做法也符合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

简单地说，就是将社会财富先聚集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再由这些人利用手中的资本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此带动另一些人制富。

但是，如果放任收入差距扩大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出现很大一部分穷人。

穷人不得不把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上，就没有钱来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

一大部分人得不到基础的教育，得不到基本的卫生保障，从而他们的体力、智力等都会比较差，这样一来更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要解决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靠“劫富济贫”似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行也是不可能的。

可中国人至今仍有强烈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意识，低收入阶层不满于现实状况，容易产生“仇富”心理，进而是强烈的不满情绪。

不同的社会集团收入很不一样，有些社会集团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或用自己的方式将国民收入“再分配”--极端的方式就是盗窃欺诈抢劫等违法行为。

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倘若有不满情绪集团的势力过大，就可能造成暴动乃至于更激烈的反政府行为。

政府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平息和镇压。

这样，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掉。

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就更大了，就抑制了社会的发展。

四、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对策

1、扩大中等收入阶级比重

十六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从近期来看，它有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

全面理解其中的含义，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穷人、权贵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有秩序之基础的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在当代中国从政治上看，中等收入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拥护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从文化上看，中等收入社会群体，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他们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是先进文化的消费者和创造者。

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文化就越繁荣。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是以社会可分配的总收入作为形成的现实基础的。

在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并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由从事各种行业和职业、收入上处于中等及其相近水平的人们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党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这是共同富裕的初始阶段；在部分人富裕起来以后，就到了让更多人富裕起来的时候了，这是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阶段。

现在，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财产在15万至30万之间，如果考虑到我国农村除极少数农民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收入偏低的现实，可以推测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大约为2亿，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

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使中等收入者逐步占全体人口中的多数，就意味着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就越来越近了。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对策。

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在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

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一度经济增长很快，但社会结构不合理，收入上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上难有新的发展，教训极为深刻。

总之，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决策是重要的、及时的。

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健康力量，经济上的消费主体和建设主力，社会的稳定器和推动力，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和促进力量。

2、官方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法规法律，以遏制富裕阶层的那些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广大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下降的消费行为。

比如，对私家车、高档住宅等高消费活动征收高额税。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对失业、下岗的职工，应提供再就业服务，进行再就业培训，鼓励他们自谋职业，使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为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或过分扩大而引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合理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尤其要依靠法制来治理以非法手段（包括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不正当经营等）攫取财富的行为。

然而，除去一些政策性、体制性因素及非法手段因素，我国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根本上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

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而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过程。

所以，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要靠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4、彻底改革初次分配机制。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大幅度增加劳动报酬的比重，相应地削减资本报酬的比重。

要对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率的私营企业课以重税。

国企高管的薪酬，一要取消年薪制，改为月工资制，不得超过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10倍。

超过部分由审计部门收缴国库。

二要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高管的薪酬水平。

其次推行企业净收入分成制，切好国家、企业、个人三部分“蛋糕”。

国民收入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