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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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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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无线侧到有线侧联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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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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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取７４０５亿元来发展城市工业建设。

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滞留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反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差。

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差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二元社会结构既抑制生产，又刺激消费、助长浪费，加重财政负担。

国家计划的二元经济结构，保护工人，损害农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率的降低，因为它丧失应有的激励和压力机制。

城市和工业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走向低效率，农民在剥夺下走向贫困，社会发展走向缓慢。

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效率

。

１９８９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补贴达到４００亿元，全民单位职工医疗卫生支出达到１８７．３亿元。

另一方面，二元社会结构由于排斥了竞争机制，使社会趋向僵化、懒惰、保守，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社会基础，因而必然造成工业效率低效益差，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

这样就必然造成财政捉襟见肘，减少对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长期落后，农民素质普遍低下。

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也就切断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集聚渠道，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

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

这就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业生产副业化、离农人民两栖化、生态环境恶化。

4、小农生产方式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历史根源

小农经济是我国的一大历史遗产。

它之所以成为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政府采取“限田、均田、限息、永佃制”等保护措施，或农民反抗起义而造成修复小农生产方式的再生机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忍受封建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三重剥削，用苛刻自己、多种经营的方式维持自己生存，甚至用牺牲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萎缩再生产的办法来维护自己。

这样，小农经济与贫困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它对农民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小农意识，它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

5、文化根源

与小农思想相适应的是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传统政策文化向来是重农轻商。

士农工商的顺序反映了商人的地位。

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孔子及儒家传统向来也是重义轻利。

这是造成我国没有产生商业文化的文化根源。

历史上有钱人不是继续扩大生意，而是买田置地，享受生活；他们也不敢太有钱。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不具备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农村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农民的开拓性，创造性极大的受制于这种文化。

虽然我们被称为礼仪之帮，但是我国的社会诚信却为人所不齿。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社会是低效率的，也很难发展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

比如中国和韩国，两国的私营企业家族化说明两国经济发展社会化的水平，这也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6、政治根源

建国后，我国广泛的建立了农民协会，以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农业的发展。

后来农业协会被取消。

从此农民没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机构，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为其主张权利；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唯一的方式是上访。

但是这样的方式远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长期的错误政策不能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农村的巨大问题不能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农村的现实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正是缺乏为农民服务的正式机构。

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利没有与其贡献和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他们无法改变现实，也不知道怎么改变。

于是只好贫困下去，等待救世主。

现在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正是这种政治状况的注脚。

（二）、原因的具体分析

除了历史根源外，农民的贫困还有具体层面的原因。

以下所述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及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决定了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1、农民收入现状的客观原因

当前，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全国性的比较普遍地发生，中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出现到进一步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农业、财政和基层行政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结果。

（1）、现行财税体制加重了中西部农民负担，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现行行政体制不规范、农村税费改革造成同一地区以不同收入为主的农民之间负担不一致，造成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国家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影响农民收入。

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后劲。

比如农村教育的水平的严重滞后，农民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

这种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区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农民负担是农民收入不足的重要原因，它指的是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其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之外所承担的经济负担。

包括税收、村提留、乡统筹、农民义务工、和“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

而隐性负担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暗中向农民转嫁。

（3）、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型产业、现代产业比传统产业经营收入和工资相对较高，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及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渐进的，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中获得好处，因而农民收入差距可能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大。

通过分析发现，1986～1999年间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家庭在就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家庭经营的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到家庭外就业的力度越大，家庭经营中非农业特别是非种植业的投工量越少，非农产业创造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

可以推论：

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观原因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观原因包括上文所分析的关于农民小农思想和文化，由于在市场观念上的差别导致行动的差异。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明的觉悟的早的一部分人毫无疑问是先富起来的。

由于生产资料的差别，从事产业的区别，家庭劳动力的区别，家庭负担的差别，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的继续存和加剧在继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形成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

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

（三）、我国农民之间收入的区域差别的原因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我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一些具体的诸如政策和主客观的具体原因，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并扩大，且可能恶性循环，加速差距的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状况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随着这种情况继续扩大。

其中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

四

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分析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

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首要难题，其复杂性和问题解决的艰巨性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短期内虽然可以力争缓解其严重程度，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它需要政府坚定的决心、高度的智慧，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

如前所述，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

正如上文所述，原因很简单，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

因而本部分的对策就针对这三方面展开。

本文将从两方面分析解决中国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对策。

主要思路是通过促进农村的发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并进而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

虽然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解决不能等同于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但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的出路只能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基础上达到目的。

因此本文注重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以提高农民收入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并提出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指导思想，制度设计

2、关于制度方面，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制度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失误。

包括：

废除城乡分割、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缺位。

改革农村行政体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农村基层真正实行农村民主自治。

农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农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地位。

农民作为最大的一个集体，缺乏或没有发言权，形不成对话的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农民需要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和行动领袖。

农村民主自治制度的真正、彻底实行，可以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性的阻力，化解一些传统体制的弊端。

建立新的农村财政体制，加强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给农民“国民待遇”。

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体制。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以上6个方面的制度中，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性国民手段，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政治性制度保障。

（二）、政策措施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根本的途径就是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再以适度的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适当调节收入差距。

从而解决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要使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相协调，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建立城乡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拓展顺畅流通渠道。

要建立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

必须打破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以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条件的。

国家应从放开城镇户籍制度着手，消除农民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性产业，以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

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成为今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之一。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重要保障。

2、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要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

使农民从政策的优惠中增加利益。

定在当前粮食市场价格低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措施是完善粮食购销政策，最主要的是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

要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投资水平，从资金上保证农业的发展。

进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

在农村地区，教学设施简陋，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优秀教师流失，学龄儿童辍学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

按税收公平原则，农村基础教育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财政投资，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

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建立就是要求国家将农村基础教育纳入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中，统一进行规划和投资。

3、利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机会，改革县乡财政、行政体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供制度保证。

农民负担的减轻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国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与事权的相匹配问题、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

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税费和税率以及纳税方式上，而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重新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与事权，本着公平、效率的原则对农村税费和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关键的一点在于庞大的“皇粮”人员的减少。

很明显，上述政策是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的政策保障。

但农村的发展不会因以上条件的成熟变成必然，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会因此消失。

我们必须跳出农业的框框取寻找农村发展的新思路。

那就是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提高。

总之就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要从其它产业的发展找出路。

使农村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一环。

这样才会由农民收入的更大提升。

所以我们需要：

1、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

一方面，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集中，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向小城镇转移；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乡镇企业，特别是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逐步取消“二元经济”特点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致富。

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体现合作制原则的龙头企业，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

，

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的转移，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把小城镇建设与繁荣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2、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农产品需求，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发展外向型农业。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中增加农民收入。

要解决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专用化优质原料的供应问题。

要加快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档次，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加快调整农业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业布局，提升农业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调整区域布局，优化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的比重。

调整农业的功能定位，努力开发农业资源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旅游功能。

大力发展森林公园、休闲农庄、设施农业示范场、花卉博览园等观光农业、休闲体验农业，适应大都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金融机构要按照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合理调整贷款结构，适当增加贷款总量。

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率，对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

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素质和效益。

3、培植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按照“民有、民营、民享”的原则，引导种养大户组建生产者联合组织，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基层农技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联合种养户兴办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

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差距的自动缩小，因此为了防止农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调节收入差距。

适当缩小农民收入总体差距水平。

农民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素质的结果，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在教育，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建立农村长期教育机制，为农民提供培训和终生学习的环境。

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从增强致富本领中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帮助现实中确实存在困难的群众，提高其素质，帮助其通过自身的发展提高收入水平，变过去的输血扶贫为造血发展。

前文提到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的特例。

本文认为它的解决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得到解决。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五

结

语

中国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

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而农民之间收入问题也在这一基础上变的更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

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也要解决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

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历史方法，综述了农民收入的具体状况，如本文所展现的那样，当前农民收入的形势是农民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大，并因为各种原因将继续扩大；其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取走的太多，投入的太少，发展却不够；在探索原因时本文注重寻找长期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本文还探讨了形成当前农民之间收入现状的具体原因。

本文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少取，多予，求发展。

而其发展由需要跳出农村的框框，寻求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本文提出在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方面要有根本的改变，也提出了具体的促进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提出要跳出农村发展的旧框框，发展要有新思路。

农村的发展要和当前中国发展的整体形势适应，农村发展本身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相信在正确的政策指导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农

加强依法惩处是治理腐败的关键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所以必须把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分别贯彻到惩治和预防两大领域之中，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惩治这一关键环节，反腐败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效。

之所以在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今天，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却仍然猖獗无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廉政建设，功夫主要下在了“自律”上，而相对地轻视了他律。

因此，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才能做到让一些想腐败的人“不能为”、“不敢为”。

必须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

除严格遵守党纪政纪国法外，还应明确领导职责、领导原则、廉政准则等一系列规定和要求。

只有据此行使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滥用职权，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强化依法用权，把领导行为严格地规范在法定范围内，从根本上保证用权的正确性。

我们应在目前“议行合一”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党政分开等方面的探索，合理划分党委、政府、人大、司法、纪检监察等机关的职能权限，使之能相互制约，并使这种体制法律化，从而创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廉政问题。

必须依法正常治理腐败。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和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严格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各种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

因此，实行依法治腐，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来构筑和规范社会各系统的有序运行以及人们的各种行为规则，从而避免和减少各种腐败现象；另一方面，通过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可以避免反腐败斗争因领导者的更换或领导者个人意志的转移而出现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避免突击性工作和治标性工作中的临时性和表面化，避免思想教育工作中的软弱性等缺陷。

由此可见，搞“法治”比搞“人治”更靠得住，因为尽管靠领导重视可以解决某一些腐败案例，靠专项活动可以抑制某一段腐败势头，但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克服人治现象，以《公务员法》等法规的完善来有效治理腐败。

总之，反腐败必须依靠法治。

实行依法治腐，有利于克服和消除特权思想，可以避免权力因素或个人情感对反腐败斗争的干扰和影响，有利于反腐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体现出法治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必须依法从严惩处腐败。

法治和依法严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更实际的教育。

它不仅教育贪赃枉法者本人，也能威慑和教育挽救更多的干部。

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心慈手软，不能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惩处，不能把处以极刑的底线一放再放，一句话，不能使任何人有侥幸心理。

尤其是对于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钱送钱和买官卖官、参加赌博以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于一些顶风作案的腐败分子，更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对已暴露腐败分子的姑息迁就，就是对更多的潜在腐败分子的纵容，就是对广大干部的误导，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今天的严惩，正是为了以后惩处得更少。

当年我党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可以说管用了几十年，而现在腐败现象“前腐后继”，不能说与惩处不严没有关系。

我国大陆现行的反腐败体制基本上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的体制。

大致而言，对于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其数额在5000元以下，属于纪律惩戒的范畴；只有在5000元以上，才属于刑事处罚的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

而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只从性质上区分，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贪污受贿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例如香港，哪怕案值只有1元钱，只要是贪污受贿也一样查处。

对于这些惩处规定，虽说我们不能照搬，但是确有学习、借鉴之处。

总之，治国重在治吏，治吏须用重典，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依法从严惩处腐败，使反腐败立法、执法具有威慑力才能增强其打击力度，使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腐败病毒不能滋长、蔓延，才能促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作者单位：

市委党校）

查的乡镇卫生院中，有22.0%的医院没有x光机，许多医疗机构仍然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看病。

此外，农民重治不重防的观念也相当浓厚。

（二）、农村社会风气差，旧习俗有所抬头

经过几年的整治，海南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海南城区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改观。

但在农村，社会风气的转变程度还不是很大。

从前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只有14.0%人认为海南农村的社会风气很好，而认为海南农村的社会风气比较差和很差的人却多达31.7%。

综合而言，海南农村的社会风气问题主要存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2．旧习俗有所抬头，一些低俗文化在农村流行。

我们在调查中得知，目前海南农村送礼情节严重，而且是水涨船高。

有人称现在送礼是三五十元拿不出手，百元两百随大流。

以前在农村遇到谁家办喜事送个脸盆、水壶已很体面，但如今行这种礼已被视为寒酸。

对于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几百元钱的农民来说，这实在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有不少地方还在大修庙宇、筑菩萨；有不少人生了病还请巫婆神汉，为求好运还去算八字、相命等等。

从前面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多达57.0%

的人有过算命的经历。

更有甚者，有些农民整日沉迷与烧香拜佛，连种庄稼之类的事都要先请示神灵后再去做，其愚昧程度难以言喻。

我们在调查中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丑恶现象。

在热闹的农村集市上，一些江湖骗子沿街摆摊设点，算命相面，装神弄鬼，肆意吆喝，推销非法出版物。

一些人搭起草台班子，打着三下乡的招牌欺骗农民：

送文化下乡竟成了色情表演，送科技下乡竟干起了贩卖假种子的勾当。

有些村镇来的所谓现代剧团，也是先是唱了一通流行歌曲，接着是色情表演。

3．毒品、赌博问题比较严重，村民怨声载道。

近年来，吸食毒品这一现象在海南农村死灰复燃并日益增多，吸毒者中很多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

吸毒这一丑恶现象的恣意蔓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如抢劫、偷盗、**、凶杀等等。

这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还威胁着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除了吸毒问题外，海南农村赌博问题也比较严重。

据被调查者反映，现在参与赌博的人越来越多，赌博规模越来越大，赌博者中农村主要劳动力占了大多数。

我们7月20日在昌江县乌烈镇纳凤村做访谈时，就发现有10多所民房内有人在打麻将，有的一间屋子就摆了三四张麻将桌。

打牌的男人清一色光着上身，并不时地大声吆喝，行为十分不雅。

不少村民对赌博吸毒等是相当反感的，在纳凤村，一位姓符的大爷就向我们反映说：

他们赌钱时大喊大闹，有时搞得我通宵都睡不着觉，但又拿他们没办法，符大爷谈吐之间表现出了一脸的无奈。

（三）税费改革困难重重，减负增收空间狭小

农村税费改革本是一项顺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