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范仲淹的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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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范仲淹的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

略论范仲淹的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

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忠”是儒家提倡的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儒家学说的伦理范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集忠道思想之大成的儒家经典《忠经》的开篇便将忠道视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中最大的道。

这种道，既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又能“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实乃宇宙、社会中的第一要道，以至于《忠经·证应章》中有所谓“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之说。

由于儒学的宣扬，忠道同孝道样，成了对古代中国民众尤其是对广大知识分子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伦理道德规范。

范仲淹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极具懦者风范的典型代表，他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一生“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

仅从支配其行动的观念上看，范仲淹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就鲜明现出中围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论证。

一、“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谏和忠是紧密联系在起的。

儒家经典《忠经》就明确指出：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

“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并指明了谏诤的最好方式是“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书”。

认为只要能够最终使君主改正缺点，任何谏诤的方式都是好的，因为它“能使君改过为美，社稷之安固也”。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苟子则把这种思想具体化、系统化，他指出：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

”认为真正的忠臣，应当是在违背君王命令的情况下做有利于君主的事情，即所谓“逆命而利君”。

一般而言，“匡主之过”和“逆命”之行为，往往会触怒君主而丢官罢职，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儒家又要求为臣者不仅要敢于直谏以益于君，而且要在劝谏君主之过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乃至于“临难死节”也就是将自已的个人得失、身心性命和家庭亲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用《礼记》中的话说：

“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总之，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杀其身也在所不惜。

范仲淹是个谏臣，他的“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的精神，与儒家忠道思想有着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他指出：

“懦者报国，以言为先”，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认为“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要做一个忠君之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因为“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

所以，作为人臣．不应以一己之私去“逊言逊行”，远害全身，而必须“事君无隐”，“罄狂夫之言”。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出发，范仲淹从人仕的那天起，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

虽然他明知“巧言者，无犯而易进；自言者，有犯而难立”，但在仕途生涯中，他却始终“不择利害为趋舍”，“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

”以下不妨略举几例，藉以管中窥豹。

宋仁宗年幼登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

仁宗成年．刘太后仍贪恋权位，不肯还政于仁宗。

天圣七年（1029），仁宗准备率百官向刘太后拜寿。

对于这种“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的做法，一股臣僚慑于太后权威不敢反对，范仲淹却毫不畏惧地站出来坚决反对，并进而奏请皇太后还政。

事后不久，范仲淹即被贬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被召同京城，任右司谏。

可是不到一年，又因上疏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出京师，出守睦州。

范仲淹再次因言获罪，但他到任后，在呈给皇帝的《谢上表》中却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的决心。

他说：

“有犯无隐，人臣之常：

面折廷争，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

”

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再一次被召回京城，进除史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素怀‘雷霆日自犯，始可报君亲”信念的范仲淹自还朝后．不但没有接受他多次因言被贬的教训，反而“论事益激”。

”时宰相吕夷简执政，他利用大权，任亲嫉贤，培植私党，致使官吏升迁无望，庸碌之辈窃据高位。

范仲淹对此极为不满．他将吕夷简进退官员的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呈献给仁宗皇帝，揭露其培植私党。

不久，又进四篇政论文章：

《帝王好尚论》、《选贤仟能论》、《近名沦》、《推委臣下论》，人都是‘讥指时政”，对人才得失在历代兴衰中的作用，君主和众大臣的职责范围作了论述。

他还以历代宰相擅权专政而导致社稷易姓的教训，告诫仁宗说，对吕夷简这样的人如果过于信任，将有昔日的王莽篡汉之祸。

最后吕夷简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控告于仁宗，将范仲淹贬官知饶州。

范仲淹几次入朝为官，又几度因言被贬出京．可谓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没有因言被贬而有所悔恨。

范仲淹知饶州后，循例呈上《谢上表》，再一次坦陈襟怀：

“有犯无隐，唯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

此时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射之节。

”。

当时诗人梅尧臣寄《灵鸟赋》，希望他拴住嘴唇，但范仲淹在回赠的同名《灵乌赋》中，表示“宁呜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这种“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人格风范，打破了当时“以宽厚沉默为德”、“以避睹为智”的官僚积习．开启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

韩琦因此论范仲淹“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

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

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有人称范仲淹：

“登朝与国沧，每顾是与非，不顾自身安危。

”或云范仲淹：

“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办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

或唁之，公曰：

‘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范仲淹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的谏诤精神，可以说是儒家忠道思想的集中折射。

二、替君解忧，匡正国家失误

如上所述，“忠”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其内涵之一就是臣对君在诤谏中的直言敢谏，乃至“奉君忘身，循国忘家，正色直辞，临难死节”，但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指出：

臣子对君主的忠道并不是简单地为国损家纾难，正言直谏，乃至临难死节；这些虽“皆忠之常道，因所当行”，然“未尽冢宰之事”，所以不能把它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忠道，而只能视为表面上的忠。

那么，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忠道呢?

《忠经·冢臣章》对此答曰：

“在乎沉谋潜运，正国安人：

”即去深刻地思谋、筹划，默默地实施安排，替君解忧．匡正国家的失误，安抚人民的小满。

《忠经·报国章》也指出，忠道的最好表现即是“报国”，“不思报国，岂忠也哉？

”而报国之道有四：

”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

”这种着眼于国家、人民利益上的忠道，才是真正的忠道。

荀子也认为，在忠臣的道德规范中，谏诤也不是真正的忠道。

他把臣子对君主的“忠”分为大忠、次忠和下忠三种，他说：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

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在他看来，忠臣进言及进言中的“犯君”、“怒君”属于‘下忠”之列，是低层次的忠。

在荀子的理想中，臣对君最大的忠是用道德覆育君主而使他感化，使君主成为道德境界之“圣”，从而达到“安人”的目的，也就是使天下太平．百姓幸福。

这与《忠经》上讲的“沉谋潜运，正国安人”含义是相通的，都是着眼于国家、人民利益来淡忠君之道。

范仲淹是个忠臣，他的忠不仅表现在事君过程中的“有犯无隐”、“有谏无讪”，以及“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的文化品格方面，而且更突出地体现在奉君过程中的替君解忧、诚厚为国、无欺天下的文化品格方面。

这是范仲淹忠道思想的根基和主流。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宋代国势日渐衰微时期。

一向被史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太平庸世，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已是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积重难返。

此时。

宋仁宗万分忧惧，意欲更除天下弊政，以挽救大宋王朝的危机，维持家天下的一统局面。

作为一个大忠之臣，面对北宋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范仲淹深谙君主维护社稷和家天下的心理意愿。

正是从替君解优、匡正国家失误和巩固社稷的良好愿望出发．范仲淹屡屡上书，“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其目的在于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从而“以保天下”。

譬如，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中，从“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的大忠之道出发，毫不隐讳地针砭时政：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他尖锐地指出：

“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力倡变革之道。

从范仲淹一生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每遇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总能挺身而出，站在斗争最前列。

在地处宋朝西北的西夏反叛后，连续一次被贬的范仲淹被派往边地，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重镇延州的知州。

在边地，他一面操练兵将，一面大兴营田，与广大将士艰苦奋战三年多，终于使宋朝西北边陲转危为安。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中央政府。

执政后的范仲淹鉴于天下弊事极多的社会危机，“志欲铲旧谋新，振兴时治”。

他手当年九月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上疏中这样指出：

“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又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

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因而“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他引《易经》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教导，强调指出，要使国家“成长久之业”，必须效法尧舜，“思变通之道”，进行改革。

为此，他以更大的勇气，“不可折”的锐气．发动领导了以澄清和改善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一切欲整齐法度，以立天下之本”。

《宋史》本传有云：

“倚以为治，中外想往其功业。

而仲淹“天下为已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必致太平：

”这是对范仲淹一生诚厚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也正是因为范仲淹有了选样一种诚厚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所以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不思远害全身之谋，不顾个人安危得失。

诚如他自己所诠释的那样：

“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谋，此未思之甚矣。

使缙绅之人皆危言危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

使缙绅之人皆逊言逊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悃然何逃?

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可得乎？

”可以说，范仲淹的直言极谏、危言危行，是与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抱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忠经·扬圣章》在论述臣子的大忠之道时有云：

“君德圣明，忠臣以荣；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则补之，圣明则扬之，古之道也。

”认为君主德行的高低关系到忠臣的荣辱，因此忠臣在行忠道时，既要肆力弘扬君主的美德盛名，又要设法补救君主德行的不足。

如上所述，范仲淹之所以能称得上一位大忠之臣，也正在于他在行忠道时，能从封建国家的安危出发，为帝王抬遗补阙，匡正国家的失误。

虽然当时的政治风尚是“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但范仲淹并没有因此“惜身而少避”，而是一如既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上书皇帝，日益谋虑兴致太平。

就是在他病危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祈望君主“上承天心，下循人欲。

明慎刑赏，纳民于大忠”。

这种从忠君出发派生出来的诚厚为国、无欺天下的优国忧民精神，乃是范仲淹忠道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三、“视君之人，如观乎子”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为臣为官者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君主治理庶民百姓。

因此，为人臣者除了要与君主发生联系外，日常生活中交往更多的则是庶民百姓，为了使庶民百姓沐浴君王的圣明之德而使君道有所弘扬，儒家学派还给为臣者特别是那些直接统治民众的地方官制定了忠道原则，即所谓“视君之人，如观乎子；则人爱之，如爱其亲，盖守宰之忠也”，要求为官者把君王的臣民，视作自己的儿女般对待。

它包括的具体内涵和道德要求是：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睢清”。

概而言之，就是要爱民，养民，惠民，忧民，恤民；要明晰世情，办事公正，不徇私情；要洁身自爱，清正廉明。

一句话，就是要求为官者在为政实践中对民施行“仁政”。

作为一个仁人志士，范仲淹的忠道并未停留在止于忠君的狭小圈子里，相反．终其一生，他总是把“修已以安百姓”放在首位，将仁政视为从政实践的奋斗目标。

他曾这样表白：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

”又说：

“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

”正是基于这种“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和“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的认识，范仲淹在为政实践中，既能以“有犯无隐”、“死无所避”地忠心效忠于皇帝，也能以“先忧后乐”的诚心和仁心时刻关注着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忧民、爱民的责任意识。

为此，他多次上书提出了一系列“固邦本”、“厚民力”、“以救民之弊’’的改革主张．特别对于政府“侈土木，破民产”等扰民作法他多次上疏谏止，以改变“堪役之家，无所休息”的局面。

他大声疾呼：

“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困!

”。

更可贵的是，范仲淹以积极投人的姿态身体力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做一济世安民的好事。

他为官所至，无不采取惠民之政，力争造福于民。

或为民请命。

减轻百姓负担；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譬如明道二年（1033），汀淮发生灾害，范仲淹请求朝廷遣使巡行，赈济灾民。

可朝廷很长时间没有采取行动，范仲淹于是尖锐指出：

“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

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

”他在奉命安抚江淮之后，每到一处，便开仓赈济灾民，严禁淫祀，并奏免庐州、舒州的折役茶，以及江东丁口盐钱。

他还把灾民用以充饥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宣示六宫贵戚，以戒奢侈之心。

正是从忧民、爱民的仁政思想出发，范忡淹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为政清廉的风格。

他认为：

“为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他指出统治民众的官吏只有廉洁奉公，才不至于冒法受赃，侵暴百姓；不至于与民争利，不守名节；也不至于赋役不均，刑罚不正，把官吏的廉洁同仁政的推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范仲淹极力提倡为政者的俭约清廉之节，主张“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洁白而有德义，官师之规也”，要“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他一生言而有行，自奉俭约清廉，”其于高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

即使显贵之后，“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范仲淹正因为有“以天下为心”之心，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能从德行修养开始。

“视君之人，如观乎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忠道，直接承继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其人格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诤谏精神，从忠君出发派生出来的诚厚为国、无欺天下、关心国家兴亡的精神境界，以及忧民、爱民、为政清廉的思想，无不鲜明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

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志士仁人。

（作者：

郭学信，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