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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孔子

走近孔子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自西汉之后,儒家思想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今天,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所处时代背景及生平

春秋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社会转型的时代,这一时期,西周以来的封建分封制已走向衰败,周天子已无力控制天下局面,诸候国各自为政,崇尚武力征伐,天下处于“礼崩乐坏”的无序状态。

诸候国为兼并土地和掠夺人口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一个天下缺少仁爱的无道乱世。

如何平息战乱,恢复道统秩序,维护传统理想,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试图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原始时代的道德状况以及过去不远的维系西周国家社会稳定的家天下分封诸侯的国家制度和较为规范的礼仪制度中去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办法,从而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一)家世渊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公元前479年3月4日(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裔,是商朝的宗室。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宋,即宋国。

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

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

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

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

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

孔父嘉事宋穆公。

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

去世前遗命孔父嘉辅佐与夷(宋殇公)。

孔父嘉事殇公与夷,屡次对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

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

《左传·恒公元年》曾记载: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艳。

’”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难奔鲁,卿位始失,下降为士,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孔氏后代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

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

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鲁国陬邑大夫,为一名武士,立了两次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

《左传·襄公十年》载:

公元前563年,叔梁纥随诸侯军讨伐伯阳。

伯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

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伯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

诸侯军不知其诈而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

叔梁纥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

七年后,叔梁纥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

一天夜里,叔梁纥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

将臧孙纪送出重围,然后重返防邑坚守。

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

叔梁纥先娶施氏,生女九人无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

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

叔梁纥大约六十六岁左右娶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子颜徵在,生下孔子。

(2)生平事迹

叔梁纥年近古稀,颜徵在则在妙龄,年龄相差甚大,古时认为年过六十四岁结婚,就不合礼仪。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含义模糊的“野合”二字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是寓有隐讽之意的。

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

“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故《论语》云:

‘野哉由也’,又: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野合”就是在野外交配。

如依此说,则孔子为私生子。

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大概就是因为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祷于尼丘得孔子。

”又或由于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故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徵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

孔子幼年,《史记·孔子世家》说:

“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郑环《孔子世家考》:

“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其隐合太任胎教之道者与?

”可见他不是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

而孔母在孔子幼小时就常买礼器给他作玩具。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从小就对礼乐文化感兴趣。

虽少时家境贫寒,15岁便立志于学。

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子。

适齐,习乐于齐太师。

又学鼓琴于师襄子。

孔子向师襄学琴,学了十来天,还是老学同一个曲子。

师襄对他说:

“此曲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

”孔子说:

“曲调已学过,奏曲的技巧尚未学好。

”过了一会,师襄又说:

“技巧已学好了,可以学新曲了。

”孔子说:

“我还没有能领会此曲子的志趣神韵呢。

”过了些时,师襄说:

“已领会志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

”孔子说:

“我还没有体察到此曲作者为谁并想象到其为人风貌呢。

”又等了些时,孔子抬头仰望,若有所思地说:

“我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此曲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

”师襄子站起来连连作揖说:

“对呀!

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是说此曲名叫《文王操》呀。

”传说总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从故事的基本事实可以看到,孔子学琴的态度是何等认真了。

他不仅会弹琴奏乐,而且很喜欢唱歌。

他和人同歌,如果谁唱得好,必请那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再去和他同歌。

《史记》记载: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

”子贡称道孔子说: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孔子晚年喜易,曾自言: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学习在孔子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语•八佾》中记载:

“子入太庙,每事问。

或曰:

“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太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

“是礼也。

”,《论语·公冶长》:

中孔子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未有如丘之好学者也。

”孔子的好学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在孔子27岁时(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

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名叔孙)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

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

后来,他对人说:

“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

’这话倒是真的呢。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说明孔子确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请教学习机会的好学的人,正是孔子的好学成就了他的博学。

孔子17岁丧母。

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他曾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据说在他20岁以后的一段期间里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

孔子这两个职务都做得非常好。

司马迁说孔子做委吏时‘料量平’,做乘田时‘蓄蕃息’。

料量平是指来往账目很清楚,都对得上,没有假账。

然后管牧场时,牛羊的繁殖率比别人都高。

孟子也讲过这样的话,孟子说孔子在做委吏时,“会计当”,他是用孔子自己的话说的,孔子讲做委吏会计当而已矣,什么叫会计当,就是我们讲的账做的很好。

那做乘田又怎样呢,孔子又说了什么,他说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牛羊都长的很茁壮也就行了。

实际上无论做仓库保管员还是管理牧场都不是很高级的职务,但孔子都做得很好,大事做得好小事做得也好。

30岁时,孔子已博学多才,不仅通晓了原来意义上一般贵族未必都能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进一步通晓了贵族必须掌握的全部高级的“六艺”,即汉以后尊为“六经”的“六艺”,也就是汉朝的贾谊所说的《书》、《诗》、《易》、《春秋》、《礼》、《乐》,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

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

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

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并想把尼豁地方的田封给他,使他做一个领有采邑的齐国贵族。

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

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

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

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

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

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

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

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访问列国诸侯,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以“求仕”(寻求进用做官,以便有机会治理国家)与“行道”(推行“仁政德治”主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

郑人或谓子贡曰:

‘东门有人,其颖似尧,累累若丧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日:

’形状,未也。

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

然哉!

’”“像失去主人家的狗”那样,孔子茫然无所适从地奔走了十四年之久,到处碰壁,主要目的始终没有达到,所以司马迁也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这里所说“干君”,即“求仕”,所说“莫能用”,即“碰壁”。

在访问列国期间,真正到过的有文献可查的不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大小六个国家,经过而停留过的有记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个,即匡、蒲、陬乡(卫国)和叶(楚国)等。

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

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

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

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

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

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孔子夫人亓官氏,在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孔子67岁时死去,那是孔子从卫返鲁的前一年。

孔子的独生儿子孔鲤,在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70岁时死去,时年五十岁。

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时年41岁,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

“天丧予!

天丧予!

”孔子哭得如此哀痛,以致跟随他一道的弟子对他说:

“老师哭得太哀痛了!

”孔子说:

“是哭得很哀痛吗?

除了此人而外,我还能对谁哭得这样哀痛呢!

”后来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

“有颜回这个人,他好学;他不把对此人此事的怒气迁移到别人别事上去;他一次犯了过,第二次就不再犯。

他不幸短命死了!

现在没有了,再未听到过这样好学的人了。

”季康子也以同样问题问孔子,孔子也说:

“有颜回这个人,他好学。

他不幸短命死了!

现在没有了!

”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

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

72岁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

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享年73岁。

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旁边。

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又相对哭泣尽哀,然后相别而去。

独有子贡一人留下,在墓旁筑了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离开老师坟墓。

二、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渊源

《汉书•艺文志》: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从源头上看,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

从甲骨文可知,殷商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周灭商以后,儒除继续以祭祀礼仪为职外,开始出现以“六艺”教民的“师儒”。

在商周时期,礼乐文化可说是整个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

礼乐文化的性质不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

它们不仅是一套制度和仪式,同时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构和理想,其功能涵盖了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资源的等级分配诸多层面。

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诸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仪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而儒则是这种礼乐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载和传播者。

西周时代“制礼作乐”周公,就是一个大儒,孔子一生,对周公(姬旦)有着无限的景仰与崇敬,曾给他以极高的评价。

对此,文献多有反映。

例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记孔子曰: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於礼者也。

”可见他把周公与禹、汤、文、武、成王等五位圣君等同看待,并称为“六君子”。

《韩诗外传》卷二载孔子曰:

“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下,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

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

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

”具体从事父、摄政、为臣三个方面评价了周公的为人与功绩。

《中庸》载孔子曰: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

”是对其孝行的赞美。

《论语·泰伯》记孔子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是叹美其才。

”等等。

可见他对周公有多方面的景慕。

事实上,孔子对周公的景慕,并不止于此。

《论语·述而》篇记孔子曰:

“甚矣!

吾衰也。

久矣!

吾不复梦见周公。

”是说他自己衰老得已经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

这就说明,在此之前,他时常梦见周公。

周公所确立的礼乐制度是孔子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周易》的文化精神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论语·述而》亦言:

“子曰: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

”据此,孔子生前曾经读过《周易》。

汉代《尚书纬》就曾提及孔子整理《诗》、《书》、《礼》、《易》、《春秋》,即删诗书,订礼乐,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古代文献。

正因为孔子整理和删述过《周易》,因而,《周易》如同孔子整理过的其他文献如《诗》、《书》、《礼》、《乐》、《春秋》一样,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经典,引起了儒家后学的广泛关注。

《庄子·天运》就曾说过:

“孔子谓老子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

”《论语·子路》章就曾记述孔子的言论说:

“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而孔子所言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是出自《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只是在此未言“《易》曰”罢了。

这说明孔子在其“喜《易》”、“读《易》、”并“韦编三绝”的过程中已受到《周易》的深刻影响。

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言:

“儒者以六艺为法。

”有鉴于此,班固《汉书·艺文志》更言: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述逢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志,虽有长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流裔。

”又言:

“六经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

故曰: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可见,《周易》即为六经之源。

依此见,所谓“儒者以六艺为法”,实质上也就是以《周易》为法。

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与《易》有关,《周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儒家学说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三、孔子主要著作及思想

相传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的《论语》。

孔子思想主要包括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美学思想等等方面内容,在这里,我们着重谈谈他的前三种思想。

(1)政治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

春秋时代,天下混乱无序,虽“礼乐”还有,但是性质变了,形式还在,内容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

各诸候国弑君杀父者有之,谋逆篡位者有之。

孔子适时地提出要“重塑礼乐”、“恢复礼制”,这里的“礼”实际上就是“周礼”,即西周创立时期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

“复礼”的提出实际上就在于规范长幼尊卑的顺序,使失序的社会恢复秩序。

孔子提出治国“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里仁》)反对讲形式,注重“礼”的应用。

对于个人而言,“礼”表现在“恭敬”上,在于“亲亲”、“尊尊”。

孔子把“礼”提高到立身处世的高度来认识,认为遵循“礼”是立足社会的依据,即:

“不知礼,无以立也。

”(《尧曰》),对于统治者而言,更应努力做到“礼”的要求,才能使臣不尽心尽力,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才能使人民服从听话,所谓: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

孔子告诫人们要“克己复礼”。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答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说做一个国君要像一个国君,做一个大臣要像一个大臣,做一个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做一个儿子要像一个儿子。

做什么像什么就是“正名”,是最基本的要求,孔子所在的社会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当时孔子和鲁国国君闹翻以后跑到了卫国,卫国国君想要重用孔子,子路问孔子: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卫国国君让他执政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孔子回答:

“必也正名乎。

”“正名”是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

子路不了解他的意思:

“有是哉?

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孔子大怒,教育了子路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正名”强调理念必须要和事实相吻合,但事实和理念是可以分开的,孔子认为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名”和“实”背离了。

有了名才有确定性,所以“正名”就是理念必须要和事实相吻合。

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的治国之道。

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礼”的最高规则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些都是对君的要求,孔子把道德引入了政治,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所以孔子提出政治的首要原则不是行政命令和法制,而是道德。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德治国,以刑法礼仪作为辅助,老百姓不但会守法还会有羞耻心。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叫政治伦理、国家伦理,政府也要讲道德。

“乐”也是孔子推崇仁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倡导“礼乐兴邦”,重视音乐净化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好的音乐能陶冶性情,引导人民和美向善。

他推崇舜时的《韶》乐,反对郑卫淫乱之音,他说:

“乐则舞《韶》放郑声。

”(《卫灵公》)有一次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述而》)。

音乐关乎修身进德,关乎社会风气的转变。

史学家司马迁说:

“夫上右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正心也。

”(《史记·乐书》)孔子要振兴的正是上古明王高雅之乐,通过欣赏音乐“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达到“正心”的目标。

复礼兴乐的思想是孔子针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现实提出来的,目的是以此改变世道人心,达到变乱为治的政治理想。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愿望称之为“大同”。

在大同社会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

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2)伦理思想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

在道德根源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信仰天命论,认为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规定的,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受后天条件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强调“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他强调发挥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的自觉能动作用,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

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这一论述包含了道德修养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必然到自由顺序发展过程的思想。

他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仁人”。

孔子的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仁”、“义”、“忠”、“孝”、“信”等范畴的诠释上。

1、“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如《左传》僖公23年记载,晋国大夫说:

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但这里的仁还没有作为哲学概念。

孔子则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仁”的定义难以全面界定,一部《论语》“仁”中出现109次,频率最高,而孔子每次解释“仁”都不同。

笼统来说,“仁”是发自内心的至善至美的思想,是人际间对他人的友爱情感,是一种尊重人、帮助人的意向。

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标准,一个人若无仁爱之心就不配做人。

“仁”是一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基础,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

同时“仁”也是人生努力奋斗的最高目标,每个人都实现了“仁”,天下也就归于仁,所以,“仁”也指社会发展达到的理想境界。

一方面,“仁”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最基本的感情,是容易做到的,人的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仁”精神的体现。

另一方面,“仁”又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一个人一生不违“仁”非常困难,就连孔子自己也不敢以“仁人”自诩。

“君子”要用一生来实现“仁”目标。

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阐述非常具体,也易为人遵循。

孔子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仁”的品质,从外貌言谈上都观察出来,如:

子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子曰:

“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花言巧语,相貌伪善的人很少具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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