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音乐运动时期聂耳女性声乐作品艺术特征浅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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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音乐运动时期聂耳女性声乐作品艺术特征浅析
左翼音乐运动时期聂耳女性声乐作品艺术特征浅析
编号：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
（中文）左翼音乐运动时期聂耳女性声乐作品艺术特征浅析
（英文）Left-wingmusicmovementperiodfemalevocalmusicartfeaturesnieer
学院艺术学院
专业音乐学
班级071音本
学号074070604
姓 名胡黛璇
指导教师丁超 职称 讲师
完成日期
摘 要
【摘要】聂耳在左翼电影音乐中创作的《铁蹄下的歌女》、《新女性》、《飞花歌》、《梅娘曲》等描写旧社会女性的声乐作品，是基于他所处的年代，着重反映了当时受压迫的妇女的生活现实，体现了人民要求进步的产物。
论文对聂耳描写旧社会女性的声乐作品进行分析，对聂耳运用的写作手法、所体现的阶级性质、以及其对民间音乐进行吸收后再进行新的创造的研究，总结出聂耳在左翼时期描写女性的声乐作品的音乐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聂耳;左翼电影运动;女性声乐作品;艺术特征
Left-wingmusicmovementperiodfemalevocalmusicartfeaturesnieer
Abstract
【ABSTRACT】Nieerinthemusictocreateleft-wingmovieof"thenewfemale","flysong,""meiniangmusic"oldfemalevocalworksdescribed,isbasedonwhatheisintime,Mainlyreflectswasoppressedwomenrealityoflife,Reflectpeople'sdemandimprovementofproduct.ThepaperdescribestheoldsocietyfemininevocalmusicworktoNieErtocarryontheanalysis,ToNieErutilizationwritingtechnique、manifestssocialclassnature、aswellasitcarriesontheabsorptionafterthefolkmusictocarryonthenewcreationagaintheresearch,summarizesNieErtodescribethefemininevocalmusicworkintheleftwingtimethemusicartisticcharacteristic.
【KEYWORDS】Nieer；Leftwingmoviemovement；Femininevocalmusicwork；Artisticcharacteristic
。
目 录
1左翼音乐运动背景
1.1左翼音乐运动背景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不可磨灭的印记。
“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①。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事变，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期，音乐家们勇于投身到救国救民的战斗之中。
这一时期，音乐界的“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国防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等，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1.1左翼音乐的题材
左翼音乐是以左翼电影为载体的，音乐的题材与电影一致。
我们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城市与农村，二是不同阶层的群体，可以发现左翼电影歌曲的创作题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反映农村生活为题材，揭示农民命运为题材，富有阶级分析意识、充满社会批判精神。
与比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牧羊女》（影片《飞花村》的插曲）,就是刻画了一个艰难劳动和生活的农村孤儿形象。
（二）以都市现实生活为题材，反映现代都市日渐突出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人性、人情、人伦关系的扭曲，揭露金钱社会中人的阴暗面，从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都市社会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
聂耳作曲、孙师毅作词的《飞花歌》，虽然说女人主人是从乡下到城里来卖花的姑娘，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城市，所以可以说是表现了城市生活的一个方面。
在这首歌曲中，作者通过描写赏花人和种花人在不同季节对花卉的不同态度，揭露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
（三）.以中国妇女的生活命运为题材。
因为中国妇女与中国社会特殊的联系，使她们成为近代中国各类文艺所格外偏爱的对象。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妾》就直指婚姻问题，以此为始，到二十年代的电影作品，妇女始终是银幕创作中的重要形象群，三十年代妇女题材的影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深刻的思考。
电影《新女性》讲述了女大学生韦明的悲惨遭遇:
被人遗弃后受到校长董的欺凌、女儿病危、被夫人和阔少污辱、最终在抑郁中
1曹晖《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创作》【J】（艺术百家-2009年6期）
自杀。
聂耳为这部电影写了《新女性》组歌，由六首歌曲组成，其中《回声歌》、《天天歌》、《一天十二点钟》三首歌表现了女工们的艰难生活。
（四）.以知识分子的抉择和思想转变为题材，突出了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毕业歌》开篇便喊出“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充满战斗激情，“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所以“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
2聂耳女性题材声乐作品特征与创作手法
2.1聂耳女性声乐作品的特征
在中外文艺作品中，塑造妇女形象和反应妇女生活的作品，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诗歌和歌曲。
反应妇女生活的作品又往往和爱情的描写密不可分。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这类题材的作品占有不小的比重，按照先后顺序排序，共有《饥寒交迫之歌》《走出摄影场》《飞花歌》《牧羊女》《新女性》《梅娘曲》《塞外村女》《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采茶歌》《一个女明星》等十一首。
几乎占了聂耳全部歌曲的三分之一，对各个阶层的受压迫的妇女的生活进行描写。
对于其特征，要从思想上、内容上、形式上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1.1思想层次的分析
据江毓和的《聂耳评传》介绍，聂耳1932年与“明月歌舞剧社”决裂，之后赴北平参加北京“音联”的组建和北平“剧联”所组织的活动。
1933年，他到上海参加了“左翼”电影小组的活动，特别是参与了与田汉、任光、安娥、张曙等人发起的左翼音乐运动。
1933年底国民党对革命力量进行围剿和对“文化”的围剿，党的教育和左翼文化斗争都使聂耳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渐成熟。
（一）聂耳女性作品中的阶级性
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与党组织的培养，聂耳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不断提高。
一九三三年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月二日读《马克思传》，“趣味很浓，显然和以前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不同，有着异样的感觉。
”（当天日记）②
聂耳加入代表国民利益的共产党，决定了聂耳的抗争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代表工农阶级的心声的。
在聂耳短短两年的创作中，所写的女性歌曲都是反映当时最迫切的反帝爱国的斗争的主题。
1935年初，聂耳为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由阳翰竹编剧，岳峰导演，袁美云、王引才等主
②参见《聂耳全集》下卷491页《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1985年10月第1版
演的影片《逃亡》写的一首插曲《塞外村女》。
影片描述青年黄少英、他妹妹小云、他邻居的女儿三妹，与富商的儿子恶少董斌之间的斗争，以少英等最后共同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神圣斗争结束。
《塞外村女》是聂耳妇女题材作品中农村气息最浓厚、抒情气氛最突出的代表作。
歌曲描述的是一个被迫在地主家做工的农村姑娘，在冰天雪地里为东家国内而推磨是所表现的内心痛苦，从中也解释了旧社会农村普遍存在的由于阶级压迫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现实。
歌曲第一段唱着：
“采了蘑菇把磨推，头昏眼花身又累，有钱人家里团团坐。
羊羔美酒笑颜开。
”而这位少女唯一的希望是“指望着今年收获好，够缴还租米免祸殃”。
这种中国善良农民的最可怜的要求，同时也是这个对社会认识不深的农村少女的典型思想。
歌曲平稳、抒情，结构整齐，三段歌词的曲调基本相同，聂耳用比较典型的民间小调分节歌的形式，来传达出鲜明的农村气息，具有优美抒情的特色。
附《塞外村女》简谱：
与《塞外村女》类似的还有1935年所写的《采菱歌》、《采茶歌》、《春日谣》等。
这些歌曲都反映旧社会农村贫苦妇女的辛勤劳动和悲苦生活．歌曲音乐的性格都带有旋律朴实、优美、清秀的民间小调风．歌曲的形式都采用方整性的分节歌。
（二）聂耳女性作品的时代性
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广大人民对反动当局所采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强烈不满，人们自发的组织进行抗日救亡的斗争。
聂耳在九·一八爆发后重新燃起了爱国的热情，表达出内心强烈的情感，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歌曲为《毕业歌》，女性作品为《梅娘曲》。
原本不是受压迫阶层的梅娘，男友参加一二·八事变在前线作战，负伤失去知觉长达三年，《梅娘曲》是梅娘为了唤醒男友的记忆和知觉，为他唱的一首他们都熟悉的歌曲，通过这首歌叙述梅娘对男友的深厚感情，同时也表现了梅娘细腻的感情变化。
聂耳的歌曲通过刻画梅娘一次次抱着希望又一次次失望的前后变化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梅娘由于封建家庭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承受着不幸的命运。
（三）聂耳女性作品的现实性
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左翼文艺工作者希望通过电影和音乐的媒介，让更多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所以电影往往以反映当时劳动人民受到欺凌的现状为题材。
妇女同胞是在旧社会中是受压迫最严重的群体，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妇女解放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女性》这部电影是围绕着女音乐老师、作家韦明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以该校校董王博士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对受压迫女性的恶毒欺凌，指出只有一切受压迫女性勇敢的站起来，投入到夺取新社会的斗争中，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正确途径。
《新女性》是由六个前后相连、长度不等的歌曲组成的，其中《奴隶站起来》、《新的女性》集中反映了歌曲的核心，鼓舞人心。
2.1.2从内容上分析
聂耳对于女性的了解还是深入的，他1931年曾先后在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联华歌舞学校、联华影业公司等单位工作过，他对当时这些从事歌舞表演及电影表演的女性生活比较了解，对当时这一特殊的受压迫阶层的认识要比其他一般的作曲家更深。
（一）聂耳女性作品的多角度
聂耳的十一首女性作品的写作对象并不是单一的，一概而论的。
他所描写的女性的对象都是有其代表阶级的，《饥寒交迫之歌》是一位贫穷的妇女为婴儿所唱的摇篮曲；《一个女明星》和《走出摄影场》是描写当时女明星的生活的歌曲；组歌《新女性》是描写纱厂女工紧张的生活以及反压迫要求新生的愿望；《梅娘曲》是描写南洋富商之女梅娘受到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塞外村女》是反映旧社会农村妇女受到封建压迫的痛苦生活；《采茶歌》和《春日谣》是反映旧社会贫苦妇女辛勤劳动和悲苦生活的；《铁蹄下的歌女》是描写歌女卖唱的悲苦命运。
作品取材广泛，写作对象从善良的中国妇女、普通农村少女，到劳动人民和富有爱国热情的进步女青年等，从各个方面来体现出旧社会女性受到的压迫，达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
（二）聂耳女性作品的传唱性高
聂耳的歌曲富有时代特色，而且具有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点。
他在音乐创作中善于概括当时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富于典型意义的愤怒、呻吟、呐喊等语调特点,给予艺术的处理,而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有力、坚强、短促的旋律和节奏。
此外,为了适应当时充满革命激情和战斗号召的革命诗歌的需要,聂耳大胆地突破了一般方整性的传统歌曲结构原则,创造地探索了以短小动机或乐句基础加以发展的原则。
因此,他的声乐作品形式丰富,并且特别富于动力、节奏感、紧张性和统一性。
《新女性》的组歌是分为六首，③聂耳曾于1935年5月21日（注：
当时他已经到了日本东京）给吕骥的一封信中专门讨论了有关这首歌的创作。
他说：
当师毅（即词作者施毅）将《新女性》歌词拿
给我的时候，我马上便觉到这个歌的作曲是非常艰
难的工作：
第一，歌词太长；第二，情绪的表现相
当复杂且深沉。
因为对象是女工，当然要极力求其
大众化，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歌词弄短，
我们商量的结果只有把它分成六个小歌，分开唱时
各歌有它的独立性；同时，连起来唱也能成为一个整
个的东西，于是才产生了六个标题。
③原载《聂耳全集》下卷第157页
其中《新的女性》更是用了4个肯定句的形式来表现出女性心中的抗争，动机短小，在歌曲中用了4个4分休止符来强调抗争的强烈愿望；结尾处2次强调女性向前冲，口号性很强。
2.1.3从形式上分析
前面有提到，左翼音乐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压迫下而兴起的，公然的体现在文艺作品中肯定会受到反动当局的无理压制和严禁。
所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便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一些无关政治内容题材，通过一些较为隐晦的词句，旁敲侧击地来表达。
这些歌曲基本都是以电影或者话剧为载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
其中涉及到的影片有上海艺华影业公司的《飞花村》《逃亡》、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一个女明星》、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新女性》《凯歌》《风云儿女》等；涉及到的话剧有独幕话剧《饥饿线》、三幕话剧《回春之曲》。
而且歌曲的演唱形式也有独唱和齐唱两种。
《新女性》组曲中就有纱厂女工的齐唱曲。
2.2聂耳女性声乐作品的创作手段
聂耳是出生于云南昆明，从小就对音乐十分喜爱，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间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开始接触。
小学毕业就开始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弹奏，高中开始不断学习小提琴。
他在幼时打好了良好的民族音乐的基础，后学习西洋乐器，所以聂耳的音乐作品中会出现很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也会出现中西结合的音乐形式。
2.2.1调式调性的分析
纵览聂耳的全部歌曲作品,其调式构成有大小调、五声性调式以及二者的结合三种类型。
（一）大、小调式
在聂耳的音乐作品中,采用大调式或小调式写成的歌曲为数甚少,计有5首。
其中大调3首,即《牧羊女》（F大调）、《开矿歌》（E大调）和《春日谣》（E大调）;小调1首,即《饥寒交迫之歌》（c小调,以自然小调为主,偶用和声小调）;大、小调相交替的1首,即《梅娘曲》（G大调,第一段终止于e小调）。
在这5首歌曲中,以《梅娘曲》的流传最广,其他4首,尤其是《牧羊女》、《春日谣》和《饥寒交迫之歌》则很少传唱。
（二）五声调式
中国的五声性调式,包括了无半音的五声调式与以五声为骨干音的七声调式两种基本的调式类型。
在聂耳的歌曲中,采用五声性调式写成的作品数量最多,共有24首,几乎占他全部歌曲的三分之二左右。
其中,有15首为五声调式,9首为五声性的六声、七声调式以及特性调式。
在五声调式的作品中,以宫调式居多,有11首,代表性作品有《新的女性》（D宫）、《铁蹄下的歌女》（F宫）其他的调式4首,《茶山情歌》（e羽）、《一个女明星》（A徵）、《打长江》（D宫与A徵交替）与《打桩歌》（e羽与a商交替）各一首。
上述歌曲的调式调性,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以级进为主,旋律大多保持“三音组”音调特点即五声调式中以大二度和小三度相连接,如“doremi”、“remisol”、“misolla”、“sollado”、“ladore”及其变体进行,与民间音乐的传统音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第二类,在“三音组”音调的基础上,运用了某些大调式的特点,创造了新颖、明快的五声音调。
如下例:
例1：
例1的音调,虽然都建立在“三音组”的基础之上,但其间也呈现出三和弦的分解进行,并且突出了上四度的有力进行,以与歌词的内容相吻合。
《塞外村女》则是运用变音来装饰五音主干音，这些“变音”是处于经过性、辅助性或导向主音等的装饰性地位。
如下例：
例2
《塞外村女》是一首刻画北方妇女凄惨处境和悲怨心情的独唱歌曲,旋律中吸收了西北地区民间音乐的音调。
其调式,按音阶各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来看,应为运用了“变徵”音（D音）的E徵调式,属A宫调系统。
作者对于调式的基本音阶是按“dorefasolla”而不是“solladoremi”。
这样,这个D音也就成为“变宫”（si）而不是“变徵”（fa）。
这可能与“欢音”与“苦音”的互变规律④有关，这个记成本位的D音在音高上具有中立音的倾向，也具有导向调式主音的装饰意义。
在《新女性》中的《回声歌》、《奴隶的起来》等歌曲中“二变”之音也得到了运用。
除了装饰性的变音手法，还有综合性的。
它由不同宫调系统的构成音进行短暂的交替融合而成。
某些在本位宫调系统中的音表面看来似为“二变”之音,实际上却同时具有另一宫调系统的五声骨干音的意义。
这种七声音阶大多由两个相距五度关系的宫调系统综合而成。
聂耳在《飞花歌》中则先后综合了上、下五度关系的宫调系统。
如下例：
例3
④“欢音”与“苦音”是西北民间音乐的调式名称,其互变的基本规律是:
“欢音”由doremisolla构成;“苦音”由dorefasolsi构成,其中的fa和si在音高上存在着游移性。
《飞花歌》的旋律由七声音阶构成,但其内部结构与一般大调的七声音阶不同:
不仅每个乐节表现为各种结构的“三音组”,而且其中“fa”、“si”两音的运用方式也颇为独特:
“红遍人间”处的“fa”（G音）,在本位D宫调系统中为“清角”音,同时它也有下五度G宫音系统中“宫”音的意义;“争先”处的“si”（C音）,在本位D宫调系统中为“变宫”音,同时它也有上五度A宫调系统中“角”音的意义。
这种综合调性的运用,既保持了五声调式的音调特点,又突破了单一的五声音阶,并具有一定的调发展意义,使旋律音调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聂耳在《走出摄影场》等歌曲中也有此种方法的运用。
（三）宫调式与大调式的结合
在宫调式的基础之上融进大调式音调的做法,贯穿于聂耳的歌曲创作之中。
前面在“五声性调式”中已分析过的两首作品,主要说明在纯五声的宫调式中也融入了一些大调式的因素,但就其总体来看,无论是调式构成还是旋律进行,都仍保持着五声调式的鲜明特征。
聂耳采用“宫大调”写成女性声乐作品有《春回来了》。
2.2.2旋律的处理和民间小调的加工
旋律的处理上聂耳也把握的很精准，如《梅娘曲》中，聂耳为了把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用音乐勾画出来，便以南洋民歌的、典型的自然大调作为调式基础，整个歌曲的音乐性格是温暖、平和、优美和充满深情的。
既符合梅娘的身份和性格，也符合梅娘当时的心境和影片特定的情景。
考虑到要把梅娘心底的痛苦适度的表现，但又不能夸张地把整个歌曲写成一首戏剧性的悲歌，所以一方面保留了南国情歌的基本风格和基本形式（分节歌的形式），另一方面巧妙的运用三个不同的结束句，把梅娘开始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进而面对痛苦的现状而又抱着期待所交织成的内心惆怅，直到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而痛苦地抽泣起来，一步步地作细致的刻画，抒情性和朗诵性相结合。
例4
《梅娘曲》第一、二段的结束句：
《梅娘曲》第三段的结束句：
《塞外村女》则是具有民间小调的特征，风格清新，曲调婉转优美，但又透出隐隐的伤痛。
在结构上作者采取单乐段的分节歌形式，但前两句歌唱不分后都插进一句风格相仿、乐节相等的乐器过门，形成对答呼应，更增添了一种朴实、宁静、深情的美。
虽然聂耳很熟悉、很喜爱各种民间音乐，也很重视汲取传统的、民间的音调，但在他的歌曲创作中很少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搬用民歌、民间小调或民族器乐的曲牌。
《飞花歌》和《采菱歌》便是采用了山歌和民间小调作为创作的主要语言素材。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完全取自民间曲调的只有一首，就是他的《一个女明星》，是他选用民间戏曲《玉娥郎》的曲调，采用安娥写的歌词填配而成的。
但就是这首歌，聂耳仍做了符合歌唱的加工改变。
例5《一个女明星》与《玉娥郎》的比较
在聂耳的作品中民族音调的运用相当贴切、自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
3聂耳作品的创新之处
20世纪30年代，音乐艺术中正面的、巨大的工人阶级形象开始在音乐艺术中出现，开始了中国工人阶级音乐艺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程。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3.1.1世界观与其创作
聂耳的作品概括了一个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音乐艺术的成长，标志着党的文艺思想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音乐艺术的产生和成长的过程中，在艺术方向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聂耳在歌曲创作上最突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我国广大被压迫群众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我国工人阶级形象的塑造上。
聂耳的歌曲中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生动的特点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因此，也可说聂耳是一位歌曲方面的、出色的“形象的创造者”。
人们称聂耳是我国三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时代歌手”，我想其含义主要是指聂耳的歌曲中其实而深刻地塑造了处在社会最底层、战斗在时代最前列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人民的艺术形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出了时代的面貌。
3.2形式上的创造
音乐创作的反映生活、表现理想，是通过创造艺术形式来完成的。
所以，音乐形式（适合于具体内容完满表现的具体形式）的创造，在音乐表现上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形式，既指体裁、曲体等形式，也指乐句、乐汇、音调以及某些处理方法等等，属于形式范畴的因素。
聂耳是我国写群众歌曲的第一位。
对于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来说，群众歌曲是一种新的体裁。
群众歌曲是近代人民群众的革命歌曲，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人民的革命斗争在音乐艺术中的反映。
斗争着的人民要互相号召、互相激励、要团结起来向反动统治者示威，这种生活基础和这种需要就产生了群众歌曲，也形成了群众歌曲形式上的一些基本特点，如进行曲风、节奏明快、语言简短、情绪高昂等。
群众歌曲的产生也影响到音乐的其他表现形式，影响到一些器乐曲、歌剧等的主题、音调、表现方法等等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的美学趣味。
聂耳创作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斗争，而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是人民的呼声，这对他创作群众歌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群众歌曲既是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为人民自己歌唱而写的，在创造形式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体现着两个根本原则：
第一，如何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新的思想情感；第二，如何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熟悉、所接受。
而聂耳却善于运用工农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和体裁、形式来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
对于大众化，聂耳不仅仅是把他单纯的当成民族风格去对待，而是把他同深刻地、准确地反映生活现实和促进音乐与广大群众的结合去对待。
如他在写作反映劳动生活的歌曲（如《打长江》、《大路歌》等）中，吸收了号子的音调作为塑造这些音乐形象的主要语言素材；但当感到歌曲内容不要求具体去再现某种劳动生活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放弃号子式音调来作为塑造劳动人民形象的主要语言素材（如《新女性》等）。
又如他在写作反映与农村生活有联系的作品时采用了民间小调、山歌的音调作为创作的主要语言素材（如《塞外村女》、《飞花歌》、《采菱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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