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docx
《戴望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戴望舒.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戴望舒
戴望舒（1905.3.5-1950.2.28） 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杭州，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因《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被称为“雨巷诗人”。
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曾因宣传革命被捕。
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
1925年，转入复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
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盛赞他“替新诗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因此他被誉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刘文韬编辑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
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
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
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
《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霜花》、《秋天的梦》也广为流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
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
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
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人。
诗歌特点
戴望舒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诗。
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
他的诗歌中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气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
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风流了几十载。
诗人从汲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到采撷西方现代派手法，最终走向咏唱现实之路，几经寻觅和创新，形成了自己诗歌的特殊风格和色调。
尤以其诗境的蒙胧美、语言的音乐美和诗体的散文美为主要特色。
折叠诗境的蒙胧美
戴望舒将法国象征派作为自己偷食的禁果，以此用来丰实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
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围传达感情，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
象征派诗人追求的是把强烈的情绪寓于蒙胧的意向中，主张诗要写得像“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传达出内心的最高真实。
戴望舒创作与接受的审美标准正是使诗歌处在表现与隐藏自己之间，即诗歌的蒙胧美。
望舒诗歌的朦胧之美正是通过意象的虚实和含蓄表现出来的。
戴诗不仅在物象选择上常起用古诗中常用意象，自身充满迷蒙、渺远、空灵之气；而且以意象与象征、暗示的联系建立，创造了意蕴内涵的蒙胧美。
尤其是在意象之间的组合上讲究和谐一致，所以常给人一种张弛有致的流动美感；而流动的便是氛围，这种情调氛围的统一、整合所造成的情境合一、心物相融，获得了浓重的蒙胧美的审美特质。
语言的音乐美
戴望舒曾说：
“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
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这里所说的“巧妙的笔触”就是用艺术的语言筑造诗歌。
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音乐美。
音乐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统一，使人的阅读琅琅上口、富有乐感。
戴望舒第一辑《旧锦囊》中的十二首诗，都有明显的格律诗的特性，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影响，句式大体匀称，每节行数相等，诗形整饬，押韵而且韵位固定，有的还讲究平仄相间。
在《流浪人的夜歌》中，一共四节，每节三句，每句七字，且十分押韵。
《断章》一诗更突出了诗人追求音乐美的特点。
该诗一共八句，每句八字，分前后两节，且在诗中加入了古典诗歌所具有的韵味，极似一首婉约小令。
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
“诗人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可吟的东西。
”在第二辑《雨巷》六首中，诗形也大多整齐，十分注重音乐性。
例如《雨巷》，在梦幻与现实的不断交融中，ang韵反复出现，连绵不断地织就了一张音韵的网，把人笼罩其中，好像在倾听一首低回的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三辑《灾难的岁月》起，戴望舒受格律诗派的影响已明显减弱，而开始转到后期象征诗派的诗风上来。
在他的《诗论零札》中，诗人认为：
“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因此，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逐步从追求音律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运用多种句式、灵活的手法来表达情感。
如《旅思》一诗：
“故乡芦花开的时候/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粘住了鞋跟，粘住了心的征泥/几时经可爱的手拂试/栈石星饭的岁月/骤山骤雨的行程/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
”这首诗前后两节分别以征泥、促织声为中心意象，以二者间的重叠与转换，展现了旅人落寞疲惫的心理状态和难遣难排的浓郁的乡愁，整首诗充满着含蓄效应，使外在物象成了内心在心象的外化，成了“人化自然”。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人完全放弃了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只能说明诗人在走向成熟的创作道路上，创作手法更多、更新，勇于用多种形式来丰富诗歌作品。
从诗人后期的诗作《狱中题壁》中更能证明这一点，虽然此诗已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也极具层次性，然而其整饬的句式和押韵，都流动出诗作所具有的音乐美感。
因此说，不论诗人的创作风格如何变化，音乐美仍然是戴望舒诗歌艺术的特点之一。
诗体的散文美
戴望舒从《我底记忆》开始，逐渐摆脱格律诗的樊篱，开始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走路的鞋子”，即以自由的散文化手法传达感情。
这种现代口语形式的自由诗体，显示出了戴望舒诗歌所具有的另一种艺术美——散文美，这种创作风格也确立了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地位。
戴望舒从诗体上走向散文化，无疑对他在革新语言上产生影响，他用现代派的自由体抒情方式来表现诗歌的情绪，使诗歌显得更加朴素、自然、亲切。
例如《我的恋人》：
“她是一个娴静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人。
”诗人在平静的叙述中，使“我的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好像诗人用一支笔在轻轻地描画，让人一目了然又过目不忘。
诗人的另一首诗《村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亲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笔调舒卷自然，淳朴又富有韵味。
诗歌《小病》是一篇散文化十足的华章：
“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在浅春的风里它几乎凝住了/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小病的旅人无聊孤寂，从浅春的泥土香里仿佛闻到了可口鲜嫩的窝苣味，于是勾起了对家乡小园的神往与思念。
那么家乡的小园如何呢？
诗人驾驭想象的彩翼飞抵它的近旁进行透视，那里阳光清澈和暖，细雨微风轻拂……一切平淡而熟悉，宁静而和谐。
诗人用猜测试探的语气，营构出一个小病的人对家乡的惦念关切。
戴望舒诗体的散文化，不仅表现在描绘人物和事物上，还表现在其善于用短句来表达情韵。
例如《灯》的最后一节：
“这里/一滴一滴地/寂然坠落，坠落/坠落。
”在《秋天的梦》一诗的结尾中：
“哦，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
”诗中的这些精短简单的句子，虽然没有整齐的节奏和鲜明的韵脚，但在复沓的词语中形成一种千回百转的情愫，使读者感到诗句中内在情绪的流动，在娓娓道来的氛围中，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
“语言能够流体化或呈现流线型，抒情诗歌就可以写到美妙的地方。
”
主要作品
代表作品
代表作有《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
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
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
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
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年出版的诗集《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
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
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
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
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1938年5月赴香港。
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
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
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现收入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二课），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
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
诗集主要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折叠著作书目
《我底记忆》（诗集）1929年，水沫书店
《望舒草》（诗集）1933年，现代书店
《望舒诗稿》1937年（自费出版）
《灾难的岁月》（诗集）1948年，星群
《戴望舒诗选》1957年，人文
《小说戏曲论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诗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戴望舒诗全编》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折叠翻译书目
《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年，开明书店。
《鹅妈妈的故事》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年，开明书店。
《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l928年，亚细亚。
《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年，尚志。
《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年，水沫书店。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年，光华。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年，水沫书店。
《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年，水沫书店。
《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年，金马。
《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年，开明书店。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年，天马。
《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年，中华书局。
《意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
《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
《密友》意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年，三通。
《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年，怀正。
《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译诗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折叠编辑本段创作经历
纵观
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其早期的诗歌作品，多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流，情调比较低沉，有较多的感伤气息。
他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诗和愁诗。
尤其是“旧锦囊”辑中留存的12首诗作，大体都是抒发这种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作品。
如《寒风中闻雀声》中“枯枝在寒风里悲叹/死叶在大道上萎残”两句诗，勾勒出一幅枯枝败叶在寒风中飘舞的萧杀景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相似写照。
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到回忆都变作悲哀”，《山行》中“见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现出作者早期创作的孤独、抑郁、伤感的浓重气息。
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雨巷》，标志着诗人在新月派的影响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征式表现的一个转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
此时的诗人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闷而低沉。
但诗人不论从艺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寻梦者》中，他写道：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时候。
”这支美丽的歌虽然依然流露着诗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却告诉了人们一个人生的真谛：
任何美好理想的实现，任何事业成功的获取，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苦代价来追求。
戴望舒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郁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调明朗、情绪奔放的诗作。
如《祭日》、《游子谣》、《村姑》等。
甚至在个别诗作中，我们还能读到诗人对于普通人的关切和对光明的向往。
如《流水》中：
“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我看见一切的流水/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该诗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对无往不胜的力量作了肯定，对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热情的歌颂。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决心在敌人的阴霾气候中挣扎。
以自己微渺的光亮尽一点照明之责。
1939年的元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写出了《元日祝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
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人民斗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唱出了诗人心灵深处真切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军逮捕下狱后，他的个人命运更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其诗风有了新的变化。
《狱中题壁》抒发了诗人为民族解放慷慨赴义的勇气和胸有成竹的信心。
《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在铁牢中唱出的属于“永恒的中国”的悲壮的歌：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
”此外，《示长女》、《在天晴了的时候》表出了诗人在长年颠沛流离之后，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
其压卷之作《偶成》中“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表达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总之，戴望舒后期的诗歌作品已显示出了超越个人情感的高层次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
折叠诗歌不足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之光泽，旁采法国象征诗派之芬芳，开启了现代派的诗风，确实引人注目。
但就诗论诗，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诗歌中的一些不足。
阴柔有之，阳刚不足
也许是才高气傲之故，台岛诗人余光中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的境界“空虚而非空灵，病在蒙胧与抽象”，语言常“失却控制，不是陷于欧化，便是落入旧诗的老调”。
这种观点虽然过于偏激和苛刻，但是纵观戴望舒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虽然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然而他的诗歌作品留给我们的大多都是阴柔雅丽的。
作为一个身处于国家危难之中的诗人，面对的是人民的苦难和自我的悲哀，应该有“直面人生的勇气”，用他多情的笔书写出人生的悲苦和悲壮，给人生以自嘲，给生命以勇气。
而戴望舒的诗中“忧郁”、“抑郁”、“沉哀”、“哀怨”、“惆账”等字眼屡现于各阶段的诗句中，难免给人以浅吟低唱之感。
耽于情调，缺乏风骨
戴望舒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抒情诗人。
他主张在平淡的生活里发掘诗情，显示复杂微妙的情思颤动与飘然意绪，写出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内容，“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不是去表现一种意思或思想，而是去表现一种幽深而又细微的感觉或情绪。
受这种诗学思想烛照，他的诗也无不把感情放在首位，重视诗情的铸造。
正如在他的《诗论零乱》中，诗人认为诗的核心思想即诗情，认为“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
这种观念就使得他的作品大多意境回肠，耽于情调，但却缺乏应有的现实风骨。
尤其诗人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虽然有《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反映现实的诗作，但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诗歌的锐敏。
或许是因为诗人多年来囿于自己的感伤世界，或许因为诗人盛年早逝，还来不及抒写更多的作品。
但不论怎样，戴望舒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流淌着新鲜血液的优秀诗人。
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素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
他不倦探索的足迹，为年轻的中国新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和一笔艺术财富。
折叠诗歌理论
戴望舒是位出色的诗歌理论家，他认为诗歌有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
这一主张为新诗的发展和提升提供了理论根据。
很多诗歌论文，都是受戴望舒内外节奏说启发衍化而来的。
如吕进《立象和建构》，袁中岳《心里场·形式场·语言场》。
梁南《“诗家语”纵横谈》等均暗合戴望舒诗歌理论，其中《心里场·形式场·语言场》，更是戴望舒诗歌理论的发展。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生活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折叠初恋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
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平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年偏偏笑而不答。
戴望舒身材高大但面部黝黑，面容不雅，使施绛年不悦。
对施绛年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他最终以跳楼相挟，施绛年勉强答应。
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
施绛年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现在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
但施绛年提出了条件：
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
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
因为他太爱施绛年，面对施绛年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
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
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
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
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
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年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
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
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
直到走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千诉罗大冈。
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年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折叠共结并蒂莲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
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
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
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
"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
"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
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
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
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折叠第二次婚姻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
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
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
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
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
折叠望舒之死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
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
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
"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
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
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
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
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
"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
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
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
词条标签：
人物 文学家 翻译家 现代诗人 主编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