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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悲剧》有关资料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
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
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作者介绍】
要练说，得练看。
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
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
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
出身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
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
1904年后任《新自由报》编辑。
后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
在法国结识魏尔哈伦、罗曼·罗兰、罗丹等人，受到他们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事外国文学（主要是诗歌）的翻译工作。
战争爆发后，发表了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17），在瑞士与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反战活动，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1919年后长期隐居在萨尔茨堡，埋头写作。
1928年应邀赴苏联，与高尔基结识。
1938年流亡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
1941年到达巴西。
1942年2月23日与妻子一起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佩特罗波利斯自杀。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课本、报刊杂志中的成语、名言警句等俯首皆是,但学生写作文运用到文章中的甚少,即使运用也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为什么?
还是没有彻底“记死”的缘故。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每天花3-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一条成语、一则名言警句即可。
可以写在后黑板的“积累专栏”上每日一换,可以在每天课前的3分钟让学生轮流讲解,也可让学生个人搜集,每天往笔记本上抄写,教师定期检查等等。
这样,一年就可记300多条成语、300多则名言警句,日积月累,终究会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些成语典故“贮藏”在学生脑中,自然会出口成章,写作时便会随心所欲地“提取”出来,使文章增色添辉。
茨威格的文学活动从诗歌创作开始。
早期诗集《银弦》（1901）和《往日的花环》（1906）深受法国印象主义和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等人的影响。
他的主要成就在传记文学和小说创作方面，作品有《三位大师》（1920），为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罗曼·罗兰》（1921）;《同精灵的斗争》（1925），为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和尼采作传;《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1928），为托尔斯泰、斯汤达和卡萨诺瓦作传;《约瑟夫·福煦》（1929）;《精神疗法》（1931），为催眠术发明者梅斯默尔、“基督科学”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传;《玛丽亚·斯图亚特》（1935）和《鹿特丹人埃拉斯穆斯的成败》（1935）。
他的传记不拘泥于史实，着重表现人物性格。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他的主要中短篇小说集有《最初的经历》（1911）、《马来狂人》（1922）、《恐惧》（1925）、《感觉的混乱》（1927）、《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1927）、《象棋的故事》（1941）。
惟一的长篇小说《焦躁的心》（1938），描写一个瘫痪少女的恋爱和自杀悲剧。
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孤独的人的奇特遭遇。
他笔下的人物常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不可名状的力量所捉弄，最终毁于某种热情。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一个不相识的女人的来信》，运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刻画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感情。
茨威格的戏剧作品有诗剧《耶雷米亚》（1917）、悲剧《伏勒波尼》（1927）和歌剧《沉默的女人》（1935）等。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茨威格去世后，他的遗作《昨日的世界》（1942）和《巴尔扎克》（1946）先后出版。
前者为长篇回忆录，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和欧洲的生活风貌，后者是历时十余年而未完成的传记作品。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斯科特临死前的书信】
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
死亡在即，信中却没有丝毫悲哀绝望的情意，仿佛信中也渗透着那没有生命的天空下清澈的空气。
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也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
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
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关照她最主要的是不要让儿子懒散。
他在完成世界历史上最崇高的业绩之一的最后竟作了这样的自白：
“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有所追求──因为我总是喜欢懒散。
”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他仍然为自己的这次决定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遗憾。
“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
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
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超人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这样死去是值得纪念的，这样的时刻是伟大的──去安慰那几个伙伴的遗属。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
他谈到自己时非常谦逊，但谈到整个民族时却充满无比的自豪，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称得上儿子的人而感到欢欣鼓舞。
他写道：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
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
”他在临死时还对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这是他在一生中由于男性的倔强而没有说出口的话。
他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钦佩和爱戴的人，可是我却从未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您有许多可以给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您。
”
他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祖国的。
他认为有必要说明，在这场争取英国荣誉的搏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无个人的过错。
他一一列举了使他遭到失败的种种意外事件，同时用那种死者特有的无比悲怆的声音，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遗属。
他最后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运。
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不是关于自己的死，而是关于活着的他人：
“看在上帝面上，务请照顾我们的家人!
”以下便是几页空白的信纸。
【天上有星光】
斯蒂芬·茨威格因小说而名扬四海，我却热爱他写的传记。
我们的心灵正日复一日地被沙尘包裹起来，变得坚硬结实，变得世俗功利，反省自心的空闲与心境是越来越少了。
我怀着崇敬的目光看着茨威格，看他如何把人心最本原的东西捧出来托到高处，令它璀璨放光。
原来人竟可以坚强如斯、无畏如斯、慷慨如斯、高贵如斯。
中国的南禅有“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之说，茨威格的传记也可称是直指人心了，当然，南禅是讲求不立文字的。
一向以来，我们的记忆中便只容得下成功者，有人说，历史便是为他们而写的，纵然偶尔有几个特例，如项羽、李自成，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威风八面风光无限过。
中国有句古语叫“成者为王败者寇”，说的就是我们这种劣根性。
其实在今天，莫说是失败者，就算在某方面名噪一时，百年后就湮没无闻，从人们的脑海中退缩到某类专业书籍中去了，这并非危言耸听。
其实这也怪不得大家，这个社会是现实的，我们必须直面生活，脑袋里要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能记住成功者已实属不易，哪有空暇去关心失败者?
我便是如此，虽然我也知道，那些失败者也是应该有他们的位置的，然而奈何，这世间本就是不公平的。
可毕竟，还是有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比如茨威格。
这篇传记名为《夺取南极的斗争》。
今天，设立在南极南纬90°的科学实验站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是为纪念最早到达南极的两名探险家：
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
当年他们各自率领一支探险队，为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到达南极的人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结果阿蒙森队比斯科特队早了近五个星期到达极点，并顺利班师，斯科特等五人却永眠在茫茫冰雪之中。
茨威格并未为胜利者阿蒙森作传，而把目光投向了斯科特。
这篇文章与其他11篇分别记述拿破仑、列宁、托尔斯泰、歌德、韩德尔等人的传记共同收录在一本集子里，这本集子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书页一张张翻过去，斯科特的形象渐渐在眼前丰满起来，这位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与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样，冷峻、刚毅、不苟言笑，正如茨威格所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迹象能暗示出他是一位英雄。
他没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没有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亦没有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然而和这些名垂青史的人一样的是，他有一个梦想。
人人都曾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大多数人在通晓了所谓的“世故”之后，在估算了自己的能力（而非潜力）之后，乖乖地退缩了，于是我们的一生就化作一朵浮云几缕青烟，不知散向哪儿去了，看一看天空吧，群星闪耀。
智者说，英雄与凡夫的区别，只在于“要”和“想要”之间，斯科特要、并且一定要征服南极，他要第一个站在地球最南端的脊梁上宣讲这无上的光荣，这将不仅是他自己，并且是他的祖国乃至全人类的骄傲。
他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了，他开始组织一支探险队，然而资金缺乏，但这难不倒他，他献出了自己的财产，还借了债，因为他自信有成功的把握。
他年轻的妻子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他毫不犹豫，像赫克托耳似的离开了自己的安德洛玛刻，不久朋友和伙伴们也找到了，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意志，他向着心目中的圣地进发了。
1月18日，斯科特和他的四名伙伴到达极点。
“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和前几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单调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关于极点的全部描写。
还是有不寻常的东西的，那是飘扬着挪威国旗的阿蒙森的帐篷，里面有一封信留给这个不相识的第二名的到来，他相信这第二名一定会随他之后到达这里，所以他请他把信带给挪威的哈康国王。
斯科特接受了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
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却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我们该怎样称呼这一行为呢?
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
把这轻佻地与给女士拉车门之类的行为等同起来吗?
亦或有饱经世故之士会把这称为愚蠢。
不是吗?
只要他把阿蒙森的痕迹抹去，再动些手脚，那么谁先踏足极点这个问题就将变成一宗悬疑了，为达目的需不择手段，更何况这是一生的梦想。
无论如何我们被那高尚的心灵深深感动了，这就是人性之光。
也许斯科特明白，自己所付出的艰辛代价，阿蒙森也同样付出了，那面飘扬的挪威国旗背后，也凝聚了阿蒙森和他的伙伴们数年的心血、一生的梦想，这是他们应得的荣耀，贬低他们，同样也贬低了自己。
看看斯科特在给妻子的绝笔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吧：
“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有所追求──因为我总是喜欢懒散。
”看哪，这就是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崇高业绩之一的人的最后自白，言语谦卑得如同我们平时轻易所说出的。
然后他写道：
“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
11月12日，英雄们的尸体被找到了，在英国国家主教堂里，国王跪下来悼念这几位英雄，他们的底片和电影胶卷被带了回来，事迹传遍世界，看来徒劳的事竟再次结出果实。
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美科学家为英南极探险家正名】
新华网2018年9月14日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一位科学家日前推出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提出的观点是，近9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进行的南极探险活动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并不是斯科特决策的失误，而是变幻无常的寒冷天气。
以前的评论总是说，是斯科特的决策失误导致他和他的4位队友用雪橇拉着设备，在南极探险的路上跋涉了1450公里之后，最终走上黄泉路。
但是在本月新书《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苏珊·所罗门说，1911～1912年的冬天，长达几周最低温度为-37°C的天气要比往常的天气寒冷得多，正是这严寒的天气打乱了斯科特经过周密研究的探险计划。
身为大气研究化学家的所罗门分析了寒冷天气对斯科特一行人的设备所产生的影响，并检查了她从世界各地找到的书籍和日记对当时的天气状况的记载。
所罗门本人2018年因发现南极洲上空臭氧层减少的原因而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章”。
她在首次前往南极洲进行臭氧层研究之前，就开始阅读斯科特和他的队友写下的日记。
所罗门把这些信息与南极洲自动气象站过去17年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数据收集的地点距斯科特的探险路线仅几公里。
自动气象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些年里，只有1988年的气温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极探险时一样低的温度，而且持续的时间一样长。
所罗门对斯科特一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失误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并不是在为他（斯科特）贴金”。
所罗门说，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规模较小的探险活动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估计到了南极洲的天气会十分糟糕。
他们因此计划在雪橇上使用帆来增速，以便能够“一路飞奔回家”。
所罗门称，这个计划很不错。
在斯科特南极之行的几周前，由罗阿尔·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已登上南极大陆，他们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马拉和人拉的雪橇，结果马在严寒中陷入了泥沼。
斯科特一行人在抵达南极后，才意识到他们为此行要付出的代价。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两名队友在距大本营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两名队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所罗门研究结果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来信，该报后来发表了其中几封。
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队友面临的是同样寒冷的天气，他们成功的原因只不过是准备更加充分，因而成为登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
【最后的跋涉──斯科特海军上校日记片断】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
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
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
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我们的睡袋湿了，尽管湿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确确是在越来越湿。
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
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
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
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
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艰苦跋涉。
用4小时45分走完了8英里。
晚上8点我们还在走。
我们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过一次午饭，当时离开补给站才一星期。
按一天三顿计算，我们手里还有8天的粮食，到达下一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
是冻伤……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坏。
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
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
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掉了滑雪板，不得不离开雪橇。
路面情况极为恶劣。
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
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后来又扎下帐篷吃午饭。
饭后埃文斯还是没露面，我们四处张望，看见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这下我们警觉起来，四个人一齐往回滑去。
我第一个来到这个可怜的人身边，被他的样子惊呆了。
他跪在雪地上，衣装不整，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
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
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
他完全被冻僵了。
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奥茨留在原地照顾他。
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
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
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不用说，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
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
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
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
……但这些倒霉事并没让我们心灰意懒，这的确应该记录下来。
晚上，我们喝了一顿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真叫人气力倍增、精神振奋……
2月26日星期日
现在是夜间，冷极了。
我们双脚冰凉地出发了，因为白天穿的鞋袜根本没有晾干。
我们谨慎地消耗着食粮，但我们的食物还应当再多一点才够用。
我巴望着下一个补给站，现在离我们只有50英里。
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够带足补给，继续前边的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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